兰秀娟

引 言

叙事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oetics)。经历了从经典到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叙事学依然在当今文学研究领域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不断地为文学研究提供新方法、新视角。根据戴维·赫尔曼编写的权威叙事理论词典，“叙事学”(narratology)一词是由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在1969年的《〈十日谈〉语法》(Grammairedu’Decameron)一书中提出的，指的是叙事科学(Herman，2005：692)。在新批评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以专门分析文学文本内部结构与规律的结构主义叙事学逐渐形成，后被称作经典叙事学。在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里蒙-凯南(Shlomith Rimon-Kenan)、杰拉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等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的影响下，经典叙事学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一套有完整体系与概念指导的学科。叙事学中的大多数术语与范式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这为叙事学的后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希利斯·米勒(2019：132)认为，“叙事学可以被视为结构主义的分支”，它是一种“‘二战’后兴起的解释模式”，而且它“和结构主义策略甚至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对抗非理性进逼的形式”。米勒在这里所指的是结构主义叙事学，而他作为解构主义批评学派代表人物必然是与之针锋相对的。米勒在其1998年的著作《解读叙事》(ReadingNarrative)中公开表达了自己对叙事学所建构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反对态度，并将该书称为“反叙事学”著作，表明了自己与叙事学家截然相反的解构主义叙事立场。在该书中，米勒不仅指出了叙事学源头《诗学》中的自我解构内容，还批判了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创建的叙事学理论。随后，米勒又与里蒙-凯南就叙事学中的问题展开对话，重申其解构主义叙事学的立场，中国叙事学家申丹(2005：326)将米勒称为唯一一位“直接与叙事学家展开系统深入的对话”的有影响的解构主义学者。

解构主义对后现代叙事理论发展的启示

在米勒《解读叙事》出版的同一年，马克·柯里出版了《后现代叙事理论》(PostmodernNarrativeTheories)一书。在该书中，柯里(2003：3)总结了后现代叙事理论的三大突出特征——“多样化”“解构主义”和“政治化”，且柯里在该书中重点探讨了叙事学在后结构主义批评冲击下的运行方式。柯里(2003：4)认为，“解构主义这个术语可以当作一把伞，在它的庇佑下，叙事学中很多最重要的变化都可以描述，尤其是便于描述那些脱离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科学化轨迹的新变化”。可见，尽管米勒在其解构主义叙事研究代表著作中申明了自己“反叙事学”的立场，柯里依然肯定了解构主义批评对叙事学的贡献，尤其是在超越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局限性上的积极作用。

“解构”这一概念十分容易令人产生误解，它暗示着“把某种统一完整的东西还原成支离破碎的片段或部件”(米勒，2000：150)，而“反叙事学”也是如此。它似乎暗示着米勒站在叙事学的对立面，这是导致人们未能像柯里一样客观地看待解构主义批评对叙事学的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解构主义批评“非但不把文本再还原为支离破碎的片段，反而不可避免地将以另一种方式建构它所解构的东西。它在破坏的同时又在建造”(米勒，2000：150)。“deconstruction”一词并置了具有拆解意义的“de”和具有建构意义的“con”，这也就说明了解构主义批评破中有立的特点。因此，米勒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批判并不是为了完全摧毁或拆解结构主义叙事学中的一切，而是揭示其研究方法中存在着的关键问题。正如申丹对米勒“反叙事学”的评价：

解构主义批评和叙事学批判之间的敌对倾向依然较为强烈。两者在哲学立场上确实难以调和，但在批评实践中，两种批评方法的有机结合有利于避免走极端，有利于全面揭示文本的内涵。米勒的“反叙事学”有意吸取了叙事学的一些批评术语和概念，这给他的解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技术分析工具；与此同时，米勒的“反叙事学”也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在宏观层次，为叙事学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照和借鉴。(申丹，2005：359)

申丹进一步肯定了米勒的解构主义批评与叙事学不可分割的关系。从解构主义视角看，结构主义叙事学以封闭、静态的文学文本为研究对象是其批评方法中的一大弊端。因此，米勒采用解构主义批评方法能够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建构叙事研究方法，从而突破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局限。尽管米勒的研究并不像其他叙事学家那样提出系统的概念和范式，但他的“反叙事学”思想是启发结构主义叙事学走向后经典叙事学的关键。

人们一般会认为解构主义批评对叙事学的影响相对较弱，因为“解构主义聚焦于文字层次，关注语言修辞的复杂性或文字符号意义的不确定性，较少涉足叙事结构和技巧这一范畴”(申丹，2005：326)。在几十年的文学研究生涯中,米勒(1997：318)的确是更多地采用了诸如“句法骤变、偏斜修辞、既显又隐、异貌同质、僵局、挪移对比、旁述、拟人”等修辞性阅读策略，但他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却不可避免地涉及叙事学内容。在《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一书中，米勒(2019：228)表明，他自己坚持的修辞性阅读更为关注修辞方法、复现词以及反讽之类的文体特征，而叙事学关注叙述者、视角等叙事形式的内容，他自己的阅读方式是二者的结合，“这两种阅读方式无论如何都不能截然分开，也不能无缝写作”。米勒将修辞性阅读方法和叙事学方法结合起来的实践打破了二者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从而形成“一种互补关系”(申丹，2005：326)。当然，这两种方法并不能完美结合，也无法截然分开，且在结合中总会遭遇困境，这从根本上说是由两种研究方法的侧重点不同造成的。

结构主义叙事学所假设的前提是，规律和真理存在于文本之中，人们能够像对待其他科学一样找到文本结构的规律，并一以贯之，这与结构主义学派追求稳定的中心、一致、连贯的方法一脉相承。结构主义囊括了“所有理论化倾向的批评”，且它似乎是“借用了其他学科的概念来统治文学，如语言学、哲学”，因而它放弃了“发掘作品的真正含义，主张一切阐释均等有效，从而威胁到文学研究生死攸关的存在理由”(卡勒，2018b：iii)。米勒的修辞性阅读方法便是在细读中发掘文本中互相矛盾以及呈现出复杂性的地方，从而抵制了叙事学理论强加于文本的稳定意义和连贯性。

在解读华莱士·史蒂文斯的“岩石”(TheRock)这首诗时，米勒指出了像叙事学这样的“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弊端。这些文学理论或阅读方法的错误在于将作家的作品看作基于一种恒久基础的东西，且将西方语言看作是由固定的有多重意义的词语组成的，因而简单地认为掌握了这些就可以掌握西方的思想与文学。在米勒看来，这些词语的组成部分是无穷的，且诗人的词汇“不是一个聚合体或封闭的系统，而是疏离的(dispersal)、分散的(scattering)”(Miller, 1976: 7)。通过对该诗中“治疗”(cure)一词的分析，米勒为读者呈现出文学语言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从“治疗”一词开始，“阐释者被越引越远，进入交错纵横的迷宫，从惠特曼、艾默生追溯到弥尔顿、《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然后又进入我们印欧语族的交叉路口”(Miller, 1976: 31)。米勒(1976: 7)也因此说明了这首诗的复杂程度和丰富性使其“无法被包容进一个单一的逻辑体系”。可以说，米勒的解构主义批评是对所谓的“叙事科学”的抵制，它指向的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开放的解读方法，这与文学文本自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一致的。米勒将修辞性阅读与叙事学方法二者结合的时候并未对叙事学全盘接受，而是在对特定文本阐释时，不断地指出叙事学概念和范式在具体文本中呈现出的自相矛盾和不确定的地方，从而引发叙事学家们对这些概念与范式的重新思考和完善，甚至引发人们对文学批评中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理论的重新思考，这也是米勒“反叙事学”的重要意义所在。此外，对米勒来说，阅读是一种言语行为，它能够建构虚拟世界，并能够对现实世界造成影响，因此，他的阅读观强调读者阐释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读者只有在细读中才能找到文本的内在特征，这也就突破了结构主义叙事学仅仅关注文本结构与规律的局限性。

另一方面，叙事学的解构“与叙事学的多样化特点紧密相关”，因为它“不会尊重文学与真实世界间的界限”(柯里，2003：5)，这为解构主义批评对语境叙事学的影响奠定了基础。德里达认为，“解构要做的最重要的事，便是在一特定时机，把等级秩序颠倒过来”(卡勒，2018：47)，那么从意识形态上说，解构主义对中心和“二元对立”结构的拆解为女权运动、黑人解放运动等平权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柯里认为，“解构主义允许将历史再次引入叙事学，此举为叙事学走向更为政治化的批评起到了桥梁作用”，这得益于解构主义“引进了揭示意识形态的新方法”。如柯里(2003：6)所说，“从诗学到政治学的过渡亦可看成是解构主义的一大遗产”。在解构主义的解读方法中，故事的核心思想与内容的二元对立形式遭到拆解，原有的秩序和等级被打破，这为其他有政治倾向的批评提供了参照借鉴的方法。弗卢徳尼克(2007：39)在研究叙事史时指出，“以意识形态为终极指向”的叙事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发展，并形成诸如“后殖民批评、新历史主义或文化研究”的新理论派别。这些新发展推动着叙事学逐渐从结构主义叙事学走向语境叙事学，而这些新发展不无解构主义批评的影响。

叙事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研究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此时也正是解构主义这一重要思潮蓬勃发展的时刻，两者的碰撞在米勒身上显得格外突出。这一时期出现的批评方法“不是一种线性后者取代前者的模式，它们是以叙事学为先声、由叙事学提供资源的方法，是叙事学的产物，而非取代者”(柯里，2003：13)。这也说明了解构主义批评与叙事学并存的可能性，如柯里(2003：6)所言，“解构主义阅读发现了隐藏在叙事中的价值——这些价值常常颠覆所谓‘叙事的自觉意图’的东西”，可见解构主义叙事理论在后现代叙事理论中的重要作用，而米勒是唯一一位将解构主义批评实践于叙事学研究之中的学者，更值得深入探究。米勒对读者阐释和政治历史语境的重要性的强调都是结构主义叙事学打破理论预设，走向更为开放、多元的后经典叙事学的关键。同时，米勒的研究也展示了叙事学从专注于文本结构的经典叙事学走向关注读者、历史语境的后经典叙事学的内在原因和必要性。

阅读的“悖论”：米勒对叙事学范式的抵制

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到当今各种文学理论著作，文学批评家们一直致力于创造一套完整、科学的理论范式来解读文学文本，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揭示文学这一艺术形式的奥秘。但对米勒来说，这些看似致力于教人阅读的范式是不必要的，因为读者只需将自己的身心、情感和想象交给文本，便能在一种康德(2007b：5)所谓的“癫狂”(Schwarmeri)状态中真正感悟文学的魅力。米勒(2007b：5)将理论的繁荣视为文学死亡的标志，在他看来，每一部作品都有其自身震撼读者心灵的魅力，“这些都意味着文学能连续不断地打破批评家预备套在它头上的种种程式和理论”。在《文学死了吗？》(OnLitterature)一书中，米勒(2007a：180)提出了阅读的“悖论”(the “aporia” of reading)一说，其中包含了彼此相悖的“天真式”(innocent way)与“祛魅式”(demystified way)两种方法，而这两种共存又矛盾的阅读方法也是不同学派的文学批评家们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该书中，甚至是在60多年的文学研究生涯中，米勒的立场都是鲜明的——他更为推崇“天真式”阅读方法，而这也构成了他“反叙事学”的基础。

崇尚理性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便有的一种传统，而且这种传统在以“科学”与“理性”为纲领的启蒙运动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文学有其自身审美与感性的部分，但对理性的崇拜迫使文学批评家们开始努力为文学创建一种理性的解读与批评方法，于是文学批评领域便出现了各种不同学派的理论方法，关于文学理论的著作也开始源源不断地出现。文学是一种涉及语言、审美、虚构等多种复杂问题的艺术形式，而文学理论则是对文学这一现象中的创作、阅读、文学语言等各类问题的系统认识，即康德(2017a：103)所说的，“能够指导判断力把含有先天规则之条件的那些知性概念运用于现象之上”。人们试图赋予一切难以理解的东西以理性、科学的思考，因此诗、悲剧等充满奥秘的艺术形式变成了人们要努力用理性来拆解的对象。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用26章全面分析了构成一部好悲剧的要素，并重点分析了情节、人物、摹仿等重要的文学问题，为以后文学批评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标志着人们在解读文学作品时开始从依赖感觉经验转向了科学分析。

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格雷马斯将语言学概念引入文学研究，并创建了一套细致的叙事语法；在结构主义理论家的叙事语法与诺姆·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影响下，杰拉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运用了转化生成语法来分析故事的语法。在《故事的语法》(AGrammarofStories)与《叙事学：形式和功能》(Narratology:TheFormandFunction)中，普林斯试图发明各种公式来描述故事中的规则，他声称，“语法描述了允许人们将特定的表征作为叙事来处理的规则和操作”(Prince,1982：80)。在上述这些文学理论家看来，通过运用叙事语法规则，读者和批评家可以采取更加科学、规范的策略来剖析特定的文学文本。普洛普、格雷马斯和托多洛夫建立了研究故事深层结构和语法的模型，促进了文学研究的科学化和程式化发展。在《叙事话语：方法篇》(NarrativeDiscourse:AnEssayinMethod)中，热奈特创建了同故事叙述者与异故事叙述者、故事内叙述者与故事外叙述者、内聚焦与外聚焦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概念，成为经典叙事学阶段举足轻重的一部著作，而这些工整的研究范式的确立使文学作品仿佛成了可用科学方法拆解的对象。通过运用这些概念和策略，读者能够拆解文本的结构，并获取丰富的文本意义以及文学创作的奥秘。但在米勒看来，这种“祛魅”方法的陷阱在于将文学文本简化为一种封闭、僵化的艺术形式，且文学理论的出现指示着这样一个事实——文学文本是可读的，读者能够从看似单一、统一、完整的文本中获得终极真理，这显然是违背米勒对文本独特性、多义性、开放性的认知的。

米勒的立场是鲜明的：任何理性的、系统的文学解读范式都是对文学的审美和神秘特性的削弱，而且他曾严厉地指控文学理论的繁荣促成了文学的死亡。事物自身变化多端，很难受制于统一的艺术法则。当我们将一些范式、经验当作解读文学的金科玉律，那么它就反而成了束缚艺术创作的枷锁，导致文学创作、解读、批评都只能在一个僵化的系统中徘徊，止步不前。因此，米勒对祛魅式阅读方法是持反对态度的，他的这一根本看法不仅奠定了他反对叙事学范式的基础，也促成了读者重新审视文学特性及文学批评方法的契机。

米勒所崇尚的阅读方法是一种天真式的阅读方法，即不受任何理论预设的干涉，跟随文字，任由自己的想象驰骋，沉浸在文学的“魔法”中，进入“癫狂”状态。在《文学死了吗？》中，米勒讲述了自己在幼儿时期阅读《瑞士人罗宾逊一家》(TheSwissFamilyRobinson)的经历，他描述了自己初读这本小说时的沉醉和激动。那时的米勒并未经受过任何文学理论的熏陶，因而他得以完全陶醉在故事和文字的美妙中，这便是文学的审美、“净化”力量的再现。经受过文学理论影响之后，米勒无法再用童真的眼光去看待这本小说，而是自然而然地会用修辞阅读的方法甚至是文化研究的方法来重新审视文本。米勒认为这些教条是一种干扰，破坏了文学的魔法，使读者无法再全身心投入到文字的奇妙世界中，也无法再获得那种震撼的感觉。显然，当列维·施特劳斯将神话抽象成符号并赋予其理性的结构分析时，神话的魅力和活力便荡然无存了，而只是成了纸上一个个冰冷的符号。当文学的这种魔力和活力被理性的白昼驱散之后，文学便濒临死亡了。

但对于部分哲学家来说，理论的形成反而是人类智慧的体现。亚里士多德(1995：4)在《形而上学》中指出，“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而“有经验的人较之只有些官感的人为富于智慧，技术家又较之经验家，大匠师又较之工匠为富于智慧，而理论部门的知识比之生产部门更应是较高的智慧”。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认为感觉、直觉、经验这些东西仍然是初级阶段的认识，而“智慧”才是使人类高于动物的感觉本性的东西。在这种语境下，尽管米勒所提出的天真式阅读方法考虑了文学审美所需的感性认识，但对理论全盘否定便会走向另一个极端。科学与理性的研究方法固然对艺术的审美有所削弱，但从宏观层面来看，系统科学的文学研究方法显然体现了人们在认识论方面的增长与进步，而一味地排斥这种方法也必有其弊端。面对祛魅式与天真式两种阅读方法之间的矛盾，米勒(2007b：180)提出了阅读的“悖论”一说，他认为这两种方法是“彼此限制、禁止”的，无法调和，并倾向于批判祛魅式阅读而推崇天真式阅读方法。实际上，二者各有其优势与不足，能否将二者结合以及如何结合也是很多文学批评家关注的问题。

在探讨艺术与哲学问题时，克罗齐(2018：25)在《美学原理》中指出，审美的与理性的(或概念的)知识形式有不同，但不能完全分离脱节：“艺术家们一方面有最高度的敏感或热情，一方面又有最高度的冷静，或奥林比亚神的静穆。这两种性格本可并行不悖”。当读者在面对结合了审美与理性特征的文学作品时，也可以像文学家们一样“热情”地对待文本的“素材”，“冷静”地审视文本的“形式”，从而能够更全面地感受文学的美妙之处。这也与康德(2017b：114)在探讨“美的艺术”时的看法如出一辙，即我们在感悟美的时候需要关于许多科学的知识，比如“古代语言知识”“历史学”“古典知识”等等，因为“这些历史性的科学由于它们为美的艺术构成了必要的准备和基础”，康德所说的“知识”自然也包括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与叙事学所建立的范式，它们被康德视为必要的准备和基础。

米勒在其30多部著作中都专注于对狄更斯、哈代、特罗洛普、伍尔夫、亨利·詹姆斯、乔治·艾略特等作家的经典作品进行解读。即便是使用天真式阅读的方式，他的解读过程显然也是遵循了某些方法的。比如在《小说与重复》中，米勒探讨了康拉德的《吉姆老爷》中的叙事结构与重复的意象以及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中的重复叙事等等，他不仅在此书中以“尼采式重复”为基础，还运用了叙述者、叙述时间等多种叙事学概念来完成自己的解读。这符合他在文本细读上的追求——“作品的每一节都需要阐释者殚精竭虑、全神贯注地予以解读，好像它是桌子上仅有的一盆菜，每个细节都可被用来指代整体，作为通向整体的线索”(米勒，2007b：61)。这巧妙地将天真式阅读与祛魅式阅读方法结合了起来，打破了叙事学家为文本预设某种规律的做法，赋予了文本鲜活的生命力。米勒对阅读“悖论”的探讨进一步强化了他对经典叙事学建立的范式的反对立场，且他的解读方法也说明，在文本细读的具体方法的指引下，读者同样可以全身心投入文本中，既“热情”又“冷静”地看待文本，并能够通过语言学、词源学、修辞等方法为文本的各处细节提供更深入的阐释。

米勒与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的交锋

M·H·艾布拉姆斯(2020：227)在《解构的天使》(“The Deconstructive Angel”)一文中曾指控米勒将结构主义批评家定义为“谨小慎微”(canny)的批评家，而将解构主义批评家定义为“天马行空”(uncanny)的批评家。对米勒来说，以热奈特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家便是典型的“谨小慎微”的批评家，因而他在《解读叙事》一书中对热奈特的《叙事话语》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但也招致了其他捍卫叙事学传统的批评家的不满，从而引发了关于解构主义与结构主义对立立场的争论。

热奈特的《修辞格三：叙事话语》是经典叙事学中影响深远的理论著作，该书以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为研究对象，对小说中的叙述机制进行了细致精微地分析。在该书中，热奈特探讨了《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叙事时间(包括顺序、时距、频率三个方面)、语式和语态的问题，且试图以该小说中的叙事为范本，建立一套从特殊到一般的适用于其他文学作品的叙事学方法论。热奈特建立的这一套科学的叙事学范式显然是深受结构主义哲学思想影响的。乔纳森·卡勒(2018a：5)在《结构主义诗学》中指出，结构主义是建立在一种认识基础上的——“如果人的行为或产物具有某种意义，那么其中必有一套使这一意义成为可能的区别特征和程式的系统”。结构主义哲学思想对热奈特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列维·施特劳斯的神话模式研究与普洛普的民间故事模式研究。神话模式与民间故事的模式的研究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对文本材料的抽象、简化和归纳，从而找寻到文本中普遍的深层结构模式。热奈特在分析《追忆似水年华》时使用了图表、图形等科学的分析方法，对他来说，将事件抽象为符号或标记为编码无疑是十分客观的，这样更有利于他理清楚小说中时间的逻辑，从而发现深层结构的规律。

米勒所推崇的是一种解构的阅读方式，关注语言的修辞性特征，特别是语义扩散所导致的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因而与以热奈特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方法在本质上是相对立的。米勒(2002：44)首先肯定了热奈特在叙事时间、时态、语态等方面的卓越贡献，同时也认为他是“‘精明而谨慎’的批评家中最杰出的一位”，因为他发明了一套术语来“理清叙事中的复杂问题”。但他也指出，这些术语既不规范也缺乏灵活性，因而对文本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是一种破坏。如米勒所言：

这些术语的不规范使它们难以得到普及推广，因此变成了一个僵化的系统。热奈特苦心创造了它们，而它们累赘的复杂性对此也许是隐含的反讽……热奈特的研究带有叙事学的一个通病，即它暗示对于叙事特征的详尽描述可以解开叙事线条的复杂症结，并可以在灿烂的逻辑阳光之下，将组成该线条的所有线股都条理分明地展示出来。“叙事学”一词意为有关叙事的学问或科学。本书旨在表明这种科学是不可能的。(米勒，2002：45-46)

米勒认为热奈特的范式注定是要失败的，而从他对热奈特的批评看，《叙事话语》主要存在着两大弊端：1)将文本看作意义明确的对象，用一种静态、僵化的理论工具来探讨意义不确定的文本；2)忽略了文本的独特性，认为这种看似普遍的、规律性的东西可以机械化地套用于其他文本中。这不仅是热奈特理论方法的缺陷，也是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批评方法中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关于意义的不确定性，米勒曾以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为例表明文本意义不可寻这一事实。从故事与意义的关系上看，在《黑暗之心》的开头，马洛即将开始讲述他的故事时，叙述者便点明了故事与意义的关系：“事情的要旨并不是像一颗核桃仁那样藏于内部，而是包裹在一段故事的外部，就像是一团光亮周遭散发的雾气，也像有时候在朦胧的月亮周围出现的那些迷雾般的晕轮”(康拉德，2001：6)。对于马洛所讲的故事来说，它的意义不是被包含在故事里面，而是在故事外面，包围着故事，这使得故事与意义的传统二元对立关系遭到了颠覆与解构，因此也暗示了《黑暗之心》这一故事的意义终将是无法确定的。面对意义无法确定的文本，任何理论方法都无法施展其祛魅的能力，因此“叙事的科学”也必将失败。

其次，米勒一直强调文学的独特性，他将每一部作品都视为“他者”，即“作品都是作者内心情感的表现，承载了特定的思想和文化渊源，指涉了特定的时空背景”(冯涛、顾明栋, 2022:27)，因此拒绝接受关于文学的普遍原则与规范。神话模式、民间故事模式等抽象、归纳的方法显然忽略了文学作品的独特性，而仅仅将每一个故事都肤浅地抽象为符号。叙事学家的努力也是一样的，他们从不同的文本间抽象出共性，从而找出文学的规律，却破坏了文学自身的独特性，因而为后人诟病。除了针对热奈特的《叙事话语》，米勒(2019：132-133)在2014年新作《共同体的焚毁》中对整体的叙事学学科也做出了评价，他认为，叙事学家们的“大致目标都是要建立一套术语及区分，客观而确定地分析某个作品的叙事手法。他们有一个推论是正确的，即叙事手法参与意义生成”。尽管米勒肯定了叙事学家们的贡献和部分的正确性，但仍然对他们所倡导的“客观”与“确定”的理念颇有微词，且可以看出他仍然抗拒叙事学所构建的系统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20世纪80年代，除了热奈特，米勒还曾与叙事学家里蒙-凯南展开过激烈的论战，再现了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之间的交锋。1980年，米勒在《今日诗学》上发表了《地毯中的图案》一文，他认为，尽管凯南指出了詹姆斯的《地毯中的图案》中意义的不确定性，但凯南对于“歧义”(ambiguity)的定义过于理性和“谨小慎微”(canny)(Miller, 1980:112)。米勒指出，詹姆斯的小说并不仅仅是几种共存的可能性，而是在“晦涩难解”(unreadability)的系统中相互缠绕，且每一种可能性都在一种不会停止的震荡中再引发其他的可能性，因此，米勒认为，尽管凯南所定义的“歧义”具有其语言学上的复杂巧妙性，但实际上它将文学的非逻辑因素逻辑系统化了，因而具有误导性。随后，凯南发表了《对解构主义的解构主义式反思》一文回应了米勒的评论，在该文中，凯南表明她与米勒的交锋显示的正是结构主义批评与解构主义批评的分歧。凯南认为，“歧义”指的是仅在部分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共存的互相排斥的阐释”(Kenan,1980：185)，但米勒认为“歧义”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文本中的“晦涩难解”。此外，凯南还用解构主义批评的方法指出米勒在《作为寄主的批评家》中所呈现出的二元对立思想，并认为解构主义批评的方法不需要替代结构主义的方法，二者只是看似在跷跷板的两头交替、反复。由于凯南在该文的最后引用尼采和米勒的话，将以她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家比作“客人里最天马行空的(the uncanniest)”(Kenan,1980：188)，因而米勒随后发表了《房子里的客人》一文来回应凯南。在这次的回应中，米勒主要总结了他与以凯南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的不同，他指出，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在“语气”(tone)和“风格”(style)(Kenan,1980：189)上充满理性，比较抽象，且惯于采用图表或表格这类科学的、技术性的方法来阐明问题，而解构主义批评恰好是要证明这种分析方法的无效性。可以说，米勒的解读更为关注文本中互为矛盾、不确定的和“晦涩难解”的细节。申丹(2005：355)认为，米勒想要揭示文本复杂性的努力恰好与凯南对“歧义”的定义是一致的，且将米勒宏观的视角和凯南微观的视角相结合并不难使二人达成一致。申丹的这一结论是十分合理的，因为文本如米勒所说有其复杂性，但文本中同样有相对稳定和可理解的成分，否则读者将迷失在作者的文字游戏中，这也是艾布拉姆斯(2020：229)在《解构的天使》一文中所提出的问题：如果语言无确定的成分，那么交流还将如何进行？以及“如果所有对文本的批评(如同所有历史)能做到的只是批评家本人的错误建构，那又何必费神进行阐释和批评呢？”米勒与凯南的争论并没有最终的胜负之说，但这场对话将结构主义叙事学家与解构主义学派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呈现出来。在这场争论中，米勒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反对态势依然较为坚定，这都取决于他对文学语言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认识。

从发展史看，施特劳斯的神话模式研究与普洛普的民间故事模式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有其进步性，特别是它促进了人们对文本形式和深层结构的关注，从而响应了新批评对回到文本本身的呼吁。此外，热奈特的《叙事话语》在原有的对文本的形式主义的分析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不仅使叙事学研究更为系统化，且补充和修正了诸多概念，为后来的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以《叙事话语》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其突出的科学主义与程式化倾向，将机械化的范式强加于文本的差异之上，使丰富多样的文本成了千篇一律的东西。它完全忽略作者、社会语境，特别是读者对文本作品的体验与感受，这导致文学的艺术价值与审美特性遭到了严重损害。米勒所指出的《叙事话语》中的突出问题凸显的也是结构主义批评难以逾越的局限性。理论并没有绝对的对错，对任何理论的考察都应结合当时和当下的语境，关注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修正与创新，以及对这一领域的后来研究的影响。

结 语

“反叙事学”是米勒将解构主义批评实践于叙事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他最早关注叙事学的切入点。尽管米勒在早期表明了自己“反叙事学”的立场，但他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站在叙事学的对立面甚至彻底瓦解叙事学这一学科。正如解构主义一词代表着破中有立、从解构中建构一样，米勒的“反叙事学”的意义也同样是颠覆人们对传统叙事学的固有认知，从而启发人们从更为批判和开放的视角去看待叙事学的理论范畴和概念，以及文本自身的复杂性。米勒的“反叙事学”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突破自身的局限性并走向语境叙事学带来了启示，也进一步强调了文本的独特性和文本细读的重要性，成为后现代叙事理论中一股强劲的力量。在叙事学家戴卫·赫尔曼的《新叙事学》一书中，他再次指出“叙事理论借鉴了”解构主义的“方法论和视角”。在赫尔曼(2002：1)看来，叙事理论不仅没有消亡，反而从诸多学科中汲取营养，从一门“叙事学”(narratology)裂变为多家“叙事学”(narratologies)。此外，有学者在探讨德里达的解构思想时指出，“不在场”(absence)是定义“在场”(presence)的关键因素，反之亦然(Ning, 2020: 466)。也就是说，作为二元对立关系两极的“不在场”与“在场”同时既存在于彼此的内部又存在于彼此的外部。据此，“反叙事学”与“叙事学”的关系也是如此，这也说明了“反叙事学”存在的合理性，它既处于“叙事学”的对立面，又是构成“叙事学”的一部分内容，因而值得更为深入地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