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大龙

绪言

今人考《明史·乐志》纂修过程，往往推断其肇始自顺治间傅维鳞《明书·乐志》，经万斯同《明史·乐志》、①今国家图书馆藏416 卷本《明史》，据学人考证或为万斯同卒后熊赐履进呈本的再钞本，故以下不称万本而称416 卷本，详见秦丽：《国家图书馆藏416 卷本〈明史〉新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 年第1 期，第62—69 页。王鸿绪《明史稿·乐志》递修，终成张廷玉《明史·乐志》文本面目。②叶天山：《〈明史·乐志〉纂修考》，《黄钟》2015 年第1 期，第55 页。实际上这一链条并非始自傅维鳞《明书》，而是起于明代万历间黄汝良参与官修昭代史所成《乐律志》，后出《明史·乐志》原非绍继《明书》，而是在黄本《乐律志》基础上删修所成。此书国内久佚，仅存孤本于日本公文书馆内阁文库。笔者试考之，以飨来者。

一、《乐律志》版本信息与纂修始末

黄汝良《乐律志》四卷，曾见著于《千顷堂书目》卷二《礼乐书》，③[清]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第56 页。后416 卷本《明史·艺文志》载为《皇明乐律志》，④[清]万斯同撰：《明史》卷一三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第279 页。张廷玉《明史·艺文志》复为《乐律志》。⑤[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九十六《艺文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2362 页。今《中国古代音乐书目（初稿）》仍作《皇明乐律志》。⑥王世襄：《中国古代音乐书目（初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61 年版，第68 页。黄氏《恭进乐律志疏》云：“臣黄汝良谨奏《昭代乐律志》，以备制作，以资纂修事……”⑦[明]黄汝良：《恭进乐律志疏》，《乐律志》，内阁文库藏崇祯六年刻本。《国榷》载：“礼部尚书黄汝良上《昭代乐律志考》，命付史馆。”⑧[清]谈迁：《国榷》卷九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版，第5608 页。后王鸿绪《明史稿》与张廷玉《明史》述此事亦称《昭代乐律志》。观其刊本题签及版心皆作《乐律志》，本文暂用此名。

《乐律志》崇祯刊本现藏于日本公文书馆，馆藏著录为：“ 【请求番号】经015－0006；【保存场所】本馆；【人名】著者黄汝良（明）；【数量】3 册；【书志事项】刊本（序刊），明崇祯06年；【旧藏者】红叶山文库。”是本四卷，共三册，封面题《乐律志》，书首有黄汝良崇祯六年《恭进乐律志疏》。版框尺寸218×140mm，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四周双栏，上下白口，白单鱼尾。版心有页码及刻工姓名，卷一、二为“陈弘”⑨明万历间刊工，曾参与刊刻一百五十四卷本《闽志》，见李国庆编：《明代刊工姓名全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第34 页。、卷三、四为“吴元”⑩明万历间浙江刻工，曾参与刊刻《绍兴府志》、林应训本《皇明奏疏类抄》《大明一统名胜志》，见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词典》，济南：齐鲁书社1999 年版，第644 页。。封面有内阁文库旧藏书号“经十五-13245”，每册书首钤“秘阁图书之章”与“日本政厅图书”阳文方印。原幕府时代红叶山文库自明治十七年（1884）归入太政官文库，又于明治十八年（1885）改称内阁文库，明治十九年（1886）废止“秘阁图书之章”，改用内阁文库“日本政厅图书”印，故知此书入藏于1886 年之前，保存至今（见图1）。

图1 日本公文书馆藏《乐律志》崇祯刊本（左）

除刊本外，公文书馆又藏有抄本《乐律志》，馆藏著录为：“ 【请求番号】278－0023；【保存场所】本馆；【人名】著者黄汝良（明）；【数量】2 册；【书志事项】写本，江户；【旧蔵者】丰后佐伯藩主毛利高标献上。”是本四卷，共二册，封面题名《乐律志》。书册尺寸270×185mm，半叶九行，行二十字，所据底本与刊本同版，一应字式行款俱同，最大程度保留了原本面貌。封面有“昌平坂学问所”印，首卷钤“书籍馆印”“日本政厅图书”“浅草文库”印、“佐伯侯毛利高标字培松藏书画之印”。不同于刊本，此抄本为佐伯藩第八代藩主毛利高标（1755—1801）旧藏，又经昌平坂学问所、书籍馆、浅草文库，移入内阁文库，由公文书馆保存至今（见图2）。⑪昌平坂学问所的大部分藏书，于明治五年（1872）入书籍馆，明治八年（1875）归入国立浅草文库，明治十七年（1884）与太政官文库合并为内阁文库。本文所论以刊本为主，以抄本参校。

图2 日本公文书馆藏《乐律志》抄本（右）

黄汝良，字名起，晋江人，廉州司马黄宪清之子。生平仕途四起四归：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后进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万历二十七年（1599）升左谕德、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詹事府少詹事、礼部右侍郎，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时李廷机、杨道宾与汝良同官又同邑，并负时望，值廷推阁臣，言路有谤汝良者，遂不获与。及推吏部侍郎，言路复肆诋毁，汝良乃屡疏乞养，归”⑫[清]万斯同撰：《明史》卷三五八《黄汝良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第341 页。。于是以内艰守制杜门十余年；至天启元年（1621）起为南京右侍郎，寻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充《实录》副总裁。时阉党为祸日炽，黄汝良与之久蓄睚眦，故于天启四年（1624）五月以南京礼部尚书致仕，进太子少保；天启五年（1625），复起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然见《实录》书“梃击”事舛谬而辨之，忤时贵，⑬[清]万斯同撰：《明史》卷三五八《黄汝良传》，第342 页。于次年引疾归；崇祯四年（1631），黄汝良代李腾芳为礼部尚书，后云南道御史张任学以黄汝良衰朽，不胜礼部尚书任，特疏请听其去。“帝谓典礼文献正借老成，任学不得苛求”⑭[清]汪楫：《明实录·崇祯长编》卷六十一，中国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 年版，第3475 页。。崇祯八年衰病辞归，致仕后终日课子侄读书，卒于清顺治四年（1647），年九十三。黄汝良与何乔远同为晋江庄履丰万历丙戌会试所取门生，一生雅好诗文，勤勉问学，著有《河干集》十卷、《乐律志》四卷、《山居联句》、《野纪矇捜》、《历朝奏疏》、《东宫大学讲章》。《闵中理学渊源考》、416 卷本《明史》等有传。

黄汝良著《乐律志》缘起于万历间明廷编修本朝正史一事。万历二十一年（1593），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陈于陛上疏云：

我朝兴造功业，建立法制，事事超越，而史书独有列圣《实录》，藏之金匮石室，似只仿宋世编年《日历》之体，但可谓之备史，未可谓之正史。……臣惟国之《正史》必以列圣《实录》为主，修《正史》之序当以国家诸大志为先，诣将郊庙、礼乐、律历、天文、灾祥、五行、藩封、郡国、舆服、学较、选举、职官、经籍、艺文、赋役、食货、漕运、盐法、屯田、兵制、马政、刑法、河渠、四夷之类，量分为二十余目，修辑成书，使朝廷之上经制典法炳然可考，实为要务。志成之日，即宜恭纂列圣大纪，次之则后妃及诸王公侯之表，传又次之，则名臣、良将、循吏、儒林、文林、高行、烈女之传随修完者，即以进呈。⑮[明]张惟贤等：《明神宗实录》卷二六四，中国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 年版，第4898—4900 页。

陈于陛请修《正史》事得准，次年萃集英贤，⑯“礼部尚书陈于陛，南京礼部尚书沈一贯，詹事刘虞䕫，少詹事冯琦充副总裁官；礼部尚书罗万化，吏部右侍郎盛讷，礼部左侍郎范谦、刘元震，右侍郎孙继皋、少詹事曾朝节，祭酒陆可教兼充副总裁官；左庶子余继登，右谕德萧良有，洗马李廷机，右中允刘应秋，修撰唐文献、焦竑，编修邹德溥、郭正域、黄汝良、全天叙、吴道南、黄辉、庄天合、董其昌、简讨王图、萧云举、区大相、周如砥、林尧俞充纂修官。”[明]张惟贤等：《明神宗实录》卷二七一，第5040 页。万历二十二年（1594）八月丁未，史馆开馆，黄汝良名列编修。诸臣依陈于陛议，以撰志为先，黄汝良分纂《乐律志》。然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皇宫失火，史馆遭回禄之灾，昭代正史编修一事中废，黄汝良所纂《乐律志》始终未能随全史一并面世，至崇祯有意重整礼乐，此书始得刊行。崇祯六年（1633），黄汝良时任礼部尚书，复将所纂《乐律志》进呈朝廷，是本《恭进乐律志疏》云：

臣汝良当万历乙未间备员史局，是时诏修昭代正史，当事者派臣分纂乐律志，远搜近述，颇费苦心，编纂既完，藏在史馆，无何回禄为灾，史事中废，未知所撰今尚存与否。兹伏遇我皇上留心正乐，数发清问，御极初年即有诏博征知乐之士，竟未有应明诏者。臣非敢言知乐，不过诠次旧闻，备掌故而已。今衰病乞身，即日去国，瘝旷无补，思效涓埃。谨将所纂《乐律志》缮写进呈，其间音容之节奏，律吕之调谐，沿革之异同，器数之繁缛，无不毕载。倘后来遇制作之期，或可备伶人之考据；当纂修之会，或可资彤史之编摩。由来圣世罔弃刍荛，亦表臣去国区区之一念也。伏望皇上少垂睿览，仍敕宣付史馆以彰往示来。臣无任瞻仰屏营之至，伏候敕旨。⑰[明]黄汝良：《恭进乐律志疏》，《乐律志》。

黄汝良重进《乐律志》在是年四月十五日，距开史馆时已逾三朝计四十年。四月十七日旨曰：“卿所进乐书稽考精详，留览完着，宣付史馆该部知道。”⑱[明]黄汝良：《恭进乐律志疏》，《乐律志》。然最终只是“宣付史馆，以备稽考，未及施行”⑲[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十一《乐志》，第1516 页。。至崇祯十五年（1642）朝中重议礼乐，礼部议覆太常寺乐疏云：“今郊庙祭乐，亦多疏涩，如琴瑟并无指法，舞容尤乖古制，宜访求知乐之人，细加参究。”⑳[清]孙承泽著、王剑英点校：《春明梦余录》下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 年版，第708 页。然礼乐自古治而后定，此时明廷内忧外患，回天无术，《乐律志》议论煌煌，终亦不免束之高阁。《乐律志》虽国内久佚，但其内容却存见于他作：晚明《皇明乐律书》卷三《国朝乐制》全取《乐律志》卷一、二合并而成；㉑《皇明乐律书》，晚明乐书，不题撰人。今有钞本藏于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见著于《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古代音乐书目（初稿）》。其书拼接王邦直《律吕正声》与黄汝良《乐律志》。现收入《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第三辑第38 册。清修416 卷本《明史》则将《乐律志》全文取入，充作《乐志》。

二、《乐律志》与《明史·乐志》的文本关系

关于《明史》纂修过程，学界考证已详，然今见黄氏《乐律志》，可知《明史·乐志》纂修有异于诸志：现存416 卷本《乐志》全袭黄氏原书而成，王鸿绪、张廷玉乃在此本基础上修成《乐志》，傅氏《明书·乐律志》原非鼻祖。今试由体例并文本两方面说明黄《志》与诸本关系。

早在万历间史馆初开时，黄汝良曾进稿与陈于陛，书云：

谨启者，国家诸制度较前代无不精密远过之，惟乐律一事颇称疏略。今日正史所志，乃后来权舆。鄙见宁受冗长之议，勿贻挂漏之悔，谨纂为四卷：其一概叙我朝作乐之事，凡有关涉者悉书；其二、三详叙郊庙朝燕乐章及乐舞器服，凡先后异同悉书；其四专叙律吕度数，除前史所屡载者不书，惟我朝诸公议论可以补前人之缺，而为后代制律之助者则书。以至李、王二家黄钟三寸九分之说虽若弗经，然出近时创见，亦略约书之，盖传疑之意耳。南中书籍殊少，闻见尤狭，兼以贱躯多病，本监吏事颇多，恐迁延日久，有稽严命。兹草创上呈，其疏漏舛谬必多，伏祈大笔郢正赐教，不胜幸甚。㉒[明]黄汝良：《上陈玉垒相公》，《河干集》卷六，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天启四年刊本。

以是言之，《乐律志》原作四卷，以乐事制作为首卷，乐舞服器为二、三卷，本朝乐论为末卷，但这一体例在崇祯复进本中已有变动：今本乐论改置为卷二，乐舞服器顺延为三、四卷。从内容上看，今本首卷以《乐律志总序》开篇，纵论历代雅乐兴废，以启明代礼乐。正文所录迄自洪武克金陵立典乐官，终于隆庆三年革协律郎以下二十九员事，其间史料系以时序而非事体本末。每录一事，则君臣对谈、章表奏启，无不俱书，是黄氏所谓“宁受冗长之议，勿贻挂漏之悔”。卷二首以《乐律志小序》，述略《吕览》至朱熹、蔡元定律学得失，正文所载律数以《史记》《汉书》为法，于明代则只录李文利、王邦直两家乐论，结以“史臣”《乐律志赞》。卷三为祀典雅乐、卷四为朝贺宴享，诸乐章序以祭祀名目。考全书史料，多辑自《明实录》《大明会典》《礼部志稿》。黄《志》于形式上确立了分卷体例，于内容上划定了书写范围，实为《明史·乐志》之发端。

416 卷本《明史·乐志》无论体例、内容皆袭用黄《志》，章节改动较大者只在两处：缩减卷一《总序》；将卷二末《赞》删减后附于原卷二首《小序》之后。在文字上，416 卷本异文三类：一者避讳，416 卷本《乐志》所改避讳字为：玄—元，夷、胡—彝，狄—敌，胤—衍，虏—卤，呈现出雍正初钞本的特征。㉓416 卷本避讳字与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旧钞残本《明史艺文志稿》中的避讳特征一致，该残本钞定于雍正初年，故知416 卷本与其钞于同一时期。详参秦丽：《国家图书馆藏416 卷本〈明史〉新考》，第65 页。二者订误，416 卷本修正了黄《志》中部分文字错误，如将乐章中《奏天命有德舞曲·万岁乐》“履初重阳回元吉”订为“长阳”，《嘉靖间仁寿宫落成宴享乐章·二奏仰大明之曲》“如出阜”改作“如山阜”等。三者讹字，416卷本钞录质量不佳，讹字满纸，今以卷二为例，校勘其误，因律数不容毫厘之差，故特正之。

表1 黄汝良《乐律志》与《明史·乐志》（416 卷本）文字校勘一览表

416 卷本《乐志》与黄本明显为同一文本系统，而王鸿绪与张廷玉《乐志》则呈现另一种面貌。王本《乐志》承绪二者，然修订规模较大：王本直接去掉了前作中卷二乐律部分，仅保留其余三卷。原《序》被大幅削减，论历代乐制只一笔带过，而《小序》与《赞》则仅留片语，余者随卷二被删。在内容上，王本改变了前作书写方式，卷一录乐事以事体本末为线索，其纪同样迄自洪武克金陵，终于嘉靖间张鹗制乐，嗣后李文察等制作仅书寥寥数笔而已，万历至明末乐事亦未详补。其间种种君臣议论大多被省略，所存不足十一。㉔叶天山：《〈明史·乐志〉纂修考》，第57 页。王本所作变更为张廷玉本《明史·乐志》所保留，张本继承了其体例卷目、史料书写及取舍范式，又修改部分文字，终成清修《明史·乐志》定稿。于是可见，黄汝良《乐律志》及416 卷本《乐志》可视作《明史·乐志》书写的第一阶段，而王鸿绪《乐志》与张廷玉《乐志》则为纂《志》第二阶段。

黄《志》与416 卷本对王、张本文字影响体现在两方面：首先，王、张本接受了416 卷本对黄《志》的订误，另一方面，王、张本中某些讹误始出黄氏《乐律志》，如孝宗庙《迎神太和之曲》“用光于大烈，化被烝黎”㉕[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十二《乐志》，第1546 页。，黄本误作“化彼”，416 卷本与王本皆已正之，然张本仍作“化彼”，可知张本《明史》修订参考了黄《志》或是与其采用了相同文献来源。此外，今人校勘张本《明史》已备，然参以黄《志》，便可校出张本中因416 卷本钞录不精所遗讹误，如张鹗上书云“去再生黄钟之六，改用应钟之凡”，黄《志》“凡”字为“凢”，416卷本误写作“九”，㉖[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十一《乐志》，第1515 页这一讹误经数本传袭，直存至张本中；再若黄《志》卷一云：“自四郊九庙暨太岁神祇诸坛，乐舞人数至二千二百名，后乃稍革焉。”416 卷本改作“二千一百名”，㉗[清]万斯同撰：《明史》卷六十五《乐一》，第171 页。王、张本皆从之。考《明会典》作“二千二百名”，㉘[明]申时行等修：《明会典》卷二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1110 页。佐以严嵩《请定雩祀乐舞》云：“查得四郊九庙朝夕日月及历代帝王等坛见在乐舞生通计二千二百名。”㉙[明]严嵩：《请定雩祀乐舞》，《南宫奏议》卷十二，日本内阁文库公文书馆藏嘉靖二十六年刊本。知今本《明史》误。

三、《乐律志》的史述立场及学史反思

黄汝良《乐律志》卷一开篇以大段文字历数古今乐制兴废，以启明代制作。卷二以小序述略汉、宋以来律数，又置“史臣赞曰”于卷末，评定明代乐律得失。三者俱收入黄汝良《河干集》，立名曰《乐律志总序》《乐律志小序》《乐律志赞》。其中观点经删修润饰，至今遗存于张廷玉本《明史》中，并被误读为清人对明代乐史的评判，今试将其还原于晚明昭代史语境下，呈现其原初立场及学史反思。

（一）《乐律志总序》中的史述立场

自弘治以降，君臣以贤明自许，期冀重振礼乐，故《乐律志总序》云：

世降道失，乐经沦亡，陈功见能取办一切。视乐为骈枝疣赘之具，取其足以娱心志悦耳目而已。世主具臣承陋袭舛，驾言殊时不沿乐，随世而施化，“何必华山之騄耳然后行远乎”……正乐兴者治之隆，正乐废者治之污。百王未有以易也。㉚[明]黄汝良：《乐律志总序》，《乐律志》卷一。

所谓“正乐兴者治之隆，正乐废者治之污”，可知《乐律志》意在以乐致治。黄汝良曾有甲午江西录《礼乐策》一道，问曰：“《记》言：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乃宋儒又谓不复古礼、不变今乐，不足致治，岂有说欤？”对曰：

葛天氏之乐以三人掺牛尾投足而歌之，所谓乐者如此而已。……周敦颐谓“不复古礼、不变今乐，不足致治”，诚欲挽淫忒为和序，岂谓度数声容一一而仿之古，乃可言治哉？㉛[明]黄汝良：《策一道·礼乐》，《河干集》卷三。

是论驳度时化乐，与《总序》一致，两者对读，可知黄氏乐教观自来一以贯之。《总序》列举历代制作，言世之治乱起于乐之兴废，㉜“周室不纲，王化陵夷。时训之典不行，风雅之音无献。东迁以后，时君列辟益，用淫姿歌钟镈磬女乐之奉邻封举以相遗，臣子恬而受赏。徹雍诗，舞八佾，逾越沉湎，往而不归。战国之时荒淫日盛，听古乐而恐卧，乐新声而忘食者，不独魏晋二君而已。秦氏吞灭乐籍，煨烬五行……”[明]黄汝良：《乐律志总序》，《乐律志》卷一。《宋史》《元史》志乐皆未有如此篇幅纵论列朝得失，《乐律志》既为昭代史所著，《总序》有意以三代乐统启本朝制作，故不得不承绪前史。缘其立意如此，所论便又特重华夷雅郑之辨，以明正朔：

盖自南北分统，克合于隋，梁陈多吴楚之声，周齐杂胡虏之韵。新声日竞，雅乐渐沦。……爰及再世浸肆荒乐，景云河清之歌，霓裳羽衣之曲，上清道调，争夸仙圣之符，边地入胡，已识凉伊之应。……元氏兴自朔漠，入主中华，太祖征用西夏旧器，太宗复收亡金遗乐，后乃稍习登歌，渐肄佾舞，虽有大成之号，故多变夏之音，紫色哇声僭干闰历，胡笳塞拍充仞神州。天厌夷德，祚我皇明。高皇帝辟乾坤再造，揭日月重光。开国之初即定雅乐以供郊庙之祀，至于朝会宴享大乐韶乐施焉。彝章雅什屡厪圣裁，因之革之损之益之，然后淫僻之俗易，喽啰之声放，殷殷秩秩，真大圣人之作为矣。㉝[明]黄汝良：《乐律志总序》，《乐律志》卷一。

黄氏以南北夷狄乐为“变夏之音”，寓意明朝复主中原为重继圣教，理当功成作乐，这一立场与后来诸本《乐志》全然不同，故清人视其文字多有违碍，不得不大量删修。416 卷本《乐志》绪言改作：“爰及后裔景云河清之歌，霓裳羽衣之曲，则纤靡已甚。……□元征旧器于西夏，收遗乐于故金，遂戛戛乎难言之。”㉞[清]万斯同撰：《明史》卷六十五《乐一》，第157 页。黄《序》种种夷夏之辨在此淡化为“难言之”，讳莫如深。同样的处理在评价明季制乐上体现得更为明显，集中见于《乐律志赞》。黄氏既云初稿以卷二律数为末卷，则《乐律志赞》原在书末，是对全书内容的综评，论及乐、律两方面得失，其论乐制曰：

高皇帝悯胡元之淫慝，慨然以正乐为先务，时则冷谦协其音，陶凯、詹同稽其制，宋濂、乐韶凤辈文其词。其超轶前代者有四焉：平澹古雅作止各归其分，无狄成涤滥之音，一也；歌功发德，雅颂各得其所，无天马赤雁之奏，二也；放黜女乐而翠翘珠袖之淫辍，三也；削去胡部而天筑龟兹之伎歇，四也。㉟[明]黄汝良：《乐律志赞》，《乐律志》卷二。

鼎革之后，胜朝无需颂扬，故416 卷本评明初制作曰：“明代继起，肇制雅乐，如冷谦、陶凯、詹同、宋濂、乐韶凤诸人相与切究元音，冀还正始，而掌故阔略，亦多所未遑。”㊱此节为416 卷本续于《总序》历代乐制之后，以为明代乐史。[清]万斯同：《明史》卷六十五《乐一》，第157 页。所论礼乐四成亦被删为：“明祖甫定寰宇，慨然以正乐为务，命儒臣协音稽制文词，一归古雅，放狄成涤滥之音，黜女工淫靡之奏，可谓超轶往代矣。”㊲[清]万斯同撰：《明史》卷六十六《乐二》，第172 页。仍旧避谈胡乐，以免碍讳。至此，黄氏复礼乐的立场早已无存，嗣后诸本《乐志》皆由批判视角回溯明代乐制，全不复黄《志》初衷。

（二）《乐律志赞》中的学史反思

《乐律志》虽为昭代史所作，但不同于赞乐功的颂圣口吻，在论断本朝律学时，黄汝良欲以学史反思纠正时弊，而这种反思最终却成全了清人批评。其《乐律志赞》曰：

肃皇帝当百年之会，操三重之权，殷鉴秋节焕然一新。是时张鹗李文察皆以知乐秩在太常，自诡制律候气之任，然绩用弗成，事无可纪。而吕怀、刘濂、韩邦奇、黄佐、李文利、王邦直之徒各著书言钟律甚备……抑钟律者自然之妙理，天授之独契，论议辩说非所几也。古人言师旷之聪，阮咸之神解，夫聪与神解云者，岂辩博之谓哉？昔之言钟律者莫详于宋，而识者谓其制作之无成，亦由于辩说之太盛。如李照、杨杰、魏汉津辈各逞其私说，施之制造，或为歌工所更易，恬不知问，使人谓学士大夫之心思反不如贱工伶人之手巧，由此言之，非知之难，亦为之难。即使吕刘韩黄尽得施用，犹未必敢其功效之远过于张鹗辈也。况以李文利、王邦直之孤学曲说哉，而何取于辩博之纷纷乎？虽然，恃辩博者非也，废辩博亦非也。夫心之精微，口不能授，性之解悟，笔不能书，而非口授书传则精微解悟亦何所寓之矣。㊳[明]黄汝良：《乐律志赞》，《乐律志》卷二。

黄氏对吕刘韩黄诸家总体持贬抑态度，以其空言无用。学人与乐工各擅所长，自汉以来皆然，黄氏重音乐实践而非纸上谈兵，这一倾向也被保留在后续《明史》中。416 卷本云：“世宗初政详明，灿然俱举，张鹗、李文察颇以知乐见重，顾绩用弗成，事无可纪，抑又何也。”㊴[明]黄汝良：《乐律志赞》，《乐律志》卷二。又云：“然钟律乃制作之要，终明之世不过厘定歌章而已，其于律吕制度无可纪者。虽吕怀、刘濂、韩邦奇、黄佐、李文利、王邦直之徒著书言钟律甚备，以职非典乐，徒托之空言，而郑世子载堉者进献乐书亦未之施用。……（后文同原《赞》）。”㊵[清]万斯同撰：《明史》卷六十六《乐二》，第172 页。是本只补充了朱载堉相关内容，其余评价全用前作。后王鸿绪本与张廷玉本删去了整个律学章节，但仍存此说于前言，因袭关系一望可知。张本如下（括号内为王本异文）：

世宗制作自任，张鹗、李文察以审音受知，终以无成（绩用鲜成）。（神宗以后益寥寂矣）盖（无“盖”字）学士大夫之著述止能论其理，而施诸五音六律辄多未协（叶），乐官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晓其义，是以卒世莫能明也。㊶[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十一《乐志》，第1499—1500 页。

明自太祖、世宗，乐章屡易，然钟律为制作之要，未能有所讲明。吕怀、刘濂、韩邦奇、黄佐、王邦直之徒著书甚备，职不与典乐，托之空言而已。张鹗虽因知乐得官，候气终属渺茫，不能准以定律。㊷[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十一《乐志》，第1516 页。

于是可见，王、张本《乐志》述评自416卷本一脉而下，理路清晰。无论张鹗“绩用鲜成”或“终以无成”，抑或吕刘韩黄诸子 “职不与典乐，托之空言”，自始至终存见于诸本，俱是黄《志》原文，后来者仅将晚近事迹不断增入而已。今人观《明史·乐志》对明代律学的贬抑态度，实际上并非原始于清初学术变折，而是根植于晚明乐学的自我反思，这些断语乃黄汝良批于明末乐学大变的时代背景下，故今人考张本《明史·乐志》，当先明是论渊薮。

四、《乐律志》的律学观念

《乐律志》对明代律学多有批评，但卷二乐律章仍需建立在明代律学成就基础上，其内容今虽存见于416 卷本，却失去了与原始语境的关联，今试析其律学观念，解释《乐律志》律学取向及时代内蕴。

《乐律志小序》开篇云，律学始自《吕氏春秋》，经司马迁、班固、刘昭后制度始备：

自时厥后代有制造，纷纷异同，不过尺度之短长，黍粒之多寡，而相生之大较咸祖迁书，受黍候气不离班刘，循声依响，愈衍愈棼，未有臻妙解者也。夫律吕者，天地自然之数也，黄钟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数，具在迁《史》，以朱熹之穷经，莫识其用，蔡元定之宿学，竟谬其说，岂非知乐实难，而冥契尤寡耶？㊸[明]黄汝良：《乐律志》卷二《乐律志小序》。

这段论述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黄氏对朱熹、蔡元定的评价，黄氏律学主班、马而抑朱、蔡，如此态度实则是明中后期儒林律学转向的一种呈示。明初学术以朱子为宗，自弘治始，心学大盛，关学中兴，诸家并起，朱子学一统的局面由此改变。㊹[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七〇《儒林一》，第7222 页。南宋时蔡元定著《律吕新书》㊺蔡元定（1135—1198），字季通，学者称西山先生，建宁府建阳县人，朱熹弟子。自乾道二年（1166）朱、蔡二人相识后，相与论乐三十余载。蔡元定著《律吕新书》期间尝就律尺计量、黄钟律管、倍平正变之法等问题求教于朱熹。详参郑俊晖：《朱熹音乐年谱考异》，郑俊晖：《朱熹音乐著述及思想研究》，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 年版，第112—115 页。，为朱熹、蔡元定乐学之精华，明初《律吕新书》被收入官方教典刊布天下，而后出现的众多“异说”则是诸家在乐学领域寻求突破朱子学至高地位的一种尝试。以吕怀、刘濂、韩邦奇、黄佐、李文利、王邦直等为代表，明代律学阐释进入多元化格局，黄汝良《乐律志》正是杂糅了诸家律说的产物。

《乐律志》律学主要由以下部分组成：十二律实数与寸法、黍尺候气定律法、五声二变、今世乐论。其《总序》云“诠次旧闻，备掌故而已”，虽是自谦，但《乐律志》所载律论确系拼合众家所成：首先从十二律内容来看，虽然《乐律志》引《汉书》“子一”至“亥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为十二律律数，但校其注文可知所据非蔡元定分寸法，而是吕怀《律吕古义》，㊻“子一，一为寸，黄钟长一，乘空围一得之，太极元气涵三为一，阴阳五行之本，五声六律十二管之宗，潜孚上下默运损益，太和元气之所钟也。一函三、三函九，凡为一寸之分者九，命曰黄钟之律，寸分厘毫丝忽之统也。丑三，置黄钟之一而三之，长乘空围凡得三寸之分者三而黄钟损益寸法具矣。三其法生分。寅九，九为分者，寸之分也，置黄钟之一而九之，围方九分长九寸，寸十分，分乘围方九分为分九寸，得黄钟之分通积八百一十，凡为九分之分者九十，合黄钟积分之实。”[明]吕怀：《律吕古义》，《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第三辑第7 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年版，第35—36 页。《乐律志》：“子一，一为寸，黄钟长九分之一，乘空围九方之一为长一寸，命黄钟寸法。丑三，置黄钟空围一而三因之，为寸者三，积长三寸为分。黄钟通长九寸，凡为三寸之分者三，是为黄钟积长九寸之实。寅九，九为分，以黄钟空围一而九因之为方分者九，凡空围九方分为长一分，命黄钟分法。”[明]黄汝良：《乐律志》卷二。蔡元定将律数与律长算法融为一体，以三为基础开至十一次方，乃所谓“历十二辰”，《乐律志》则承吕怀说：“蔡元定《新书》知历十二辰以生黄钟，而不知其法实之用，乃以子一为黄钟之律，亥十七万一百四十七为黄钟之实，寅辰午申戌顺而左旋，为寸分厘毫丝之数；酉未巳卯丑逆而右转，为寸分厘毫丝之法，似未有真见而徒为牵合耳。”㊼[明]黄汝良：《乐律志》卷二。又取《律吕古义》“律变第二”，以黄钟通积之实为“五百三十一万万四千四百一十万”（吕怀于黄钟律数上又乘三十万得通积之实）。㊽“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为三忽，凡为三忽之分者三十万。”[明]吕怀：《律吕古义》，第45 页。之后论十二律阴阳纳音之说亦全用吕氏原文，是其律数与蔡学相抵牾处。

《乐律志》辨五、七音亦异于蔡元定：“五声之发，本乎五行……汉唐以来乃于五声之外复加变宫、变徵以为七声，其说起于《书大传》之七始、左氏之七音，淮南、杜佑、蔡元定诸儒复从而附衍之，不知律以和声，声以依咏，人歌有五声，旋宫有五律，以五律依五音，自然之妙也。人无二变音，而乐加二变律，可乎？”㊾[明]黄汝良：《乐律志》卷二。其论五行五声，全引陈旸《乐书》，以二变为郑卫之音：“陈旸《乐书》以为五声之在乐，犹五星之在天，五行之在地，损之则亏，益之则赘，不可得而加损也。”㊿[明]黄汝良：《乐律志》卷二。自宋以降，二变已长久存在于音乐实践中，七声音阶亦是明代乐论主流，而《乐律志》复归陈旸，大异时趣。这一变化似又与时局更变相关，因五、七音辨与南北问题挂钩：“儒者不辨南北曲，但审奏曲有变声者即北音，无变声即南音耳，变声之辨只在几微疑似之间。”51[清]范尔梅：《读书小记》卷二十五《乐律考》，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藏雍正七年本。当其形势，黄氏所论是否有尊南音意味值得进一步考察。

在定律环节，《乐律志》专书累黍与候气二法。朱、蔡主以律生尺，而非以尺生律，故以候气为参验，不取累黍法。《乐律志》则先摘录历代黍尺记录，又引唐顺之《稗编》，认为累黍可行：“我朝钦天监表尺乃元太史郭守敬旧器，守敬历法最精，其法必有可据，若用以参较累黍，以定黄钟之宫，则中声宜可得也。”52[明]黄汝良：《乐律志》卷二。与此对应，候气法被《乐律志》全盘否定，53吕怀《律吕古义》坚持候气说，《乐律志》取其律数而不从其定律法，是又可见黄氏杂取众家之说。候气说始自《后汉书》，至蔡元定为大成，54“今欲求声气之中，而莫适为准，则莫若且多截竹，以拟黄钟之管。或极其短，或极其长，长短之内每差一分，而为一管。皆即以其长，权为九寸，而度其围径，如黄钟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则中声可得。浅深以列，则中气可验。”[宋]蔡元定：《律吕新书》，《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第二辑第11 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 年版，第324 页。然自嘉靖后，随着各学派群起挑战朱子学，对候气法的质疑渐渐无法平抑，至万历时，候气不验已近成诸家共识。《乐律志》对候气的批驳引自刘濂《乐经元义》：“气无微而不入者也，十二管飞则皆飞，不飞则皆不飞。若曰冬至动黄钟，夏至动蕤宾，其馀皆以辰位应用不爽。是气为有知，择管而入，管为有知，择气而受。天下古今有是理乎？”55“应候不爽”原作“应用不爽”，“择气而受”原作“择气而施”。原文见[明]刘濂：《乐经元义》，《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第三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年版，第391 页。从嘉靖朝张鹗候气定律，到晚明昭代史《乐律志》公开批驳候气，标志着明代官方律学暗中越过了蔡氏《新书》藩篱，渐渐摆脱了朱子学的限制。56潘大龙：《明中后期候气之争本末考》，《自然科学史研究》2020 年第1 期，第59 页。

《乐律志》述略律学基础后，继之以本朝乐论，但异于常理的是，黄汝良并不取最负声望者若韩邦奇、朱载堉等人，乃选李文利、王邦直入志，自谓“盖传疑之意耳”57[明]黄汝良：《上陈玉垒相公》，《河干集》卷六。。黄汝良虽以二者为“孤学曲说”，但这一选择实际上敏锐地揭示了明中后期律学变局的关键——黄钟管长辩，李文利正是此次论辩的始作俑者。《乐律志》云：“自《吕氏春秋》有黄钟三寸九分号曰含少之说，《晋书》《隋志》及《通鉴外纪》并载其文，然未有发明之者。弘治中莆人李教授文利独宗其旨，详加考订，著为《律吕元声》六卷，凡三十篇。”58[明]黄汝良：《乐律志》卷二。李文利以《吕览》为本，以三寸九分为黄钟管长，以九寸管为蕤宾，又弃三分损益法而改以六、九分增减生十二律。李文利以强烈的疑古精神反思了汉宋以来乐律正统，率先提出对《新书》的否定。于是明代黄钟管长说自此辨然为二：

自汉司马迁以来，皆谓黄钟九寸，而明李文利始以《呂氏春秋》为据，而云三寸九分，且云刘恕《外纪》、长孙无忌《隋书》，其说皆同，因著《律呂元声》一书，附会佐证，似乎确不可易。范辂、杨廉、范廷銮、王乔桂神信之，而黄积庆著《律吕管见》一书，与李氏同，而王邦直又著《律吕正声》一书，与李氏大同小异。而辟之者则有王廷相、韩邦奇诸人，辨驳有辞，多谓《吕氏春秋》不足信。59[清]董以宁：《黄钟三寸九分辨》，《正谊堂诗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11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版，第376 页。

以黄钟管长辩为表征，明代律学由朱蔡一统逐渐分化为诸子并峙的局面，至万历十四年王邦直著《律吕正声》发扬其说，“以卦气定律吕，推步准之《太玄经》，分寸准之《吕览》，故大旨主李文利黄钟三寸九分之说，而独斜其律，以左律为右律，又以三分损一、隔八相生截然两法，而力辨古来牵合为一之非”60[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版，第334 页。。乃将黄钟管辩推至新的高度，对明代乐律格局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故《乐律志》特书李、王二家，实已发明明季律学之关捩。

五、《明史乐志》纂修考补遗

在明晰黄汝良《乐律志》与416 卷本《明史·乐志》的传袭关系后，则可试析黄氏《乐律志》何时被取入《明史》，由何人负责删修。康熙四十一年（1702）二月，熊赐履进416 卷本，其《进呈明史札》云：“计本纪十七，志十四，表五，传二百四十一。总共四百十六卷，凡三十四函。”61[清]熊赐履：《藻修堂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30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年版，第502—503 页。故黄《志》被收入的下限不晚于此时。叶天山《〈明史·乐志〉纂修考》一文认为黄与坚主修《乐志》可能性最高，62叶天山：《〈明史·乐志〉纂修考》，第55 页。在此可将黄与坚律论与《乐律志》相参验：前文已述，《乐律志》并不从蔡元定说，主以黍生律而非以律生尺，取五声说而非七声，黄与坚论律却迥异于是，黄与坚《愿学斋文集》卷七载《古乐律考》与《五音七音考》二篇，其《古乐律考》云：“以声求数，而律之长短分别可得而知；以数求声，而凡律之大小、疾徐、高下不可得而定也。使必略于声，徒算数以准律，而谓乐之数必如研计者，乃足以尽神，则岂夔、旷所能校量哉？”63[清]黄与坚：《愿学斋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74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版，第81—82 页。《五音七音考》则云：“五音自周以后以二变加为七，而后五可以为声，亦惟七为声，乃可以为乐也。……五音以变声而始，尽若后苏夔、陈旸之属不察其本而徒诋二变为郑声，又岂格论哉？”64[清]黄与坚：《愿学斋文集》，第83—84 页。可见黄与坚持七音说且不主黍尺定律，若假定黄与坚将《乐律志》取入史稿而不做修订，其乐论相左实不可思议。今试重述《明史》编撰轨迹，补考《乐志》纂修问题。

康熙十八年（1679）众学人抵京修史，次年汤斌订《本纪条例》云：“太祖承元之后，修复典礼功最大，且多出独断，非由臣下奏请。以有《礼》《乐》等志，《本纪》不能尽载，止书一二大者。”65[清]汤斌：《〈明史〉凡例议》，[清]汤斌著、范志亭等辑校：《汤斌集》（下），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版，第 831 页。然而这一条例只说明纂修计划以《礼》《乐》分担《本纪》不及之事，并不意味着此时《乐志》已经分修。康熙二十年（1681）史馆广征海内遗书，66“ 上谕征集海内遗书，凡盐铁、兵农、礼乐、河渠、沟洫以及邑志、家乘、稗官、野记有关史事者，敕令所司广搜博采，会萃上诸史馆。”[清]徐釚：《吴江县志序》，《南洲草堂集》卷十九，国家图书馆藏康熙刊本。二十二年（1683），傅维鳞《明书》被收入史馆。《明书·乐律志》结构文字不似黄本，虽录史料趋近，但乐志纂修所参不出《明实录》《明会典》《明集礼》诸书，故难作源流凭证。然傅本体例相对简拙：“虽然编者已将祭祀类与朝贺宴飨类大致分开，但是全部乐章散见于三志之中，未能集中合并为单元。”67叶天山：《〈明史·乐志〉纂修考》，第55 页。且乐章先宴享而后祀典，轻重失序。故笔者推测，顺治间傅维鳞即馆纂史时未参考黄《志》。

《明书》入馆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万斯同助二徐定《修史条议》云：“明人论乐者，如冷谦、韩邦奇、李文利、李文察、张鹗、王廷相、郑世子载堉等，其议论不一，皆有裨于一代之制作。《乐志》中虽以声容歌奏为重，而诸公之众说亦宜斟酌采入。”68[清]徐乾学：《憺园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1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492 页。《条议》所云明显是针对一种有乐制、乐舞而无“诸公之说”的文本（恰如《明书》），黄本《乐律志》已有卷二专载明季乐论，多涉张鹗、李文利诸家，并非仅“以声容歌奏为重”。故以《条议》来看，《乐律志》此时尚未入史稿。

在这一阶段中，尤须注意黄虞稷。黄虞稷以千顷堂藏书闻名，又为黄汝良同族从侄，《乐律志》最初由黄虞稷输入史馆可能性极高，然梳检史料，未见黄虞稷修《乐志》事。黄虞稷于康熙二十年（1681）入馆分修列传，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后接替尤侗修《艺文志》，由徐乾学主审。康熙二十五年（1686）后，黄虞稷更随徐乾学兼修《一统志》，至康熙二十八年（1689）与徐乾学离馆。徐氏乞休时交代所审史稿，有《艺文志》而无《乐志》。若在《修史条议》时《乐律志》尚未入稿，则黄虞稷亲修《乐志》只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后，其时黄虞稷数任在身，再兼《乐志》并非易事，故难以断定黄虞稷果曾分撰《乐志》或是仅将黄《志》备于史馆而未亲修。今存说于此，以俟补考。

二徐退出后，馆臣渐散，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伊桑阿、张玉书、李天馥、熊赐履为《明史》监修，公议以张玉书任《明史》之《志》；陈廷敬任《本纪》；王鸿绪任《列传》，《明史》修撰自是进入新一阶段。康熙四十年（1701），“时季野修《明史》，纪、传成，表、志未竣”69[清]冯辰：《李恕谷先生年谱》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版，第73 页。。次年四月万斯同卒于王鸿绪馆，《万季野墓表》称：“季野所撰（《明史》）本纪、列传凡四百六十卷，惟诸志未就。其书具存华亭王氏。淮阴刘永祯录之过半而未全，后有作者可取证焉。”70[清]方苞：《万季野墓表》，刘季高注：《方苞文选》，合肥：黄山书社1987 年版，第142 页。可知至万斯同卒时，诸志汇审工作仍未完成，然是年二月，熊赐履即已进呈416 卷本，“此本未经时分任总裁王鸿绪、张玉书、陈廷敬等参阅，‘赐履独进史本，于明事缺而不全’”71朱端强：《万斯同与明史纂修纪年》，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版，第281 页。。这一进本与徐、万关系密切，学界曾认为康熙三十年（1691）前后，史馆应已有稿本416 卷，72“徐元文卒时，核定史稿已达四百十六卷（表志不在内），惟全书尚未成。”李晋华：《明史纂修考》，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33 年版，第30 页。因杨椿《再上明鉴纲目总裁书》言：“徐公发凡起例，历十二年史稿初就，凡四百一十六卷……四十一年冬，熊公来商于诸公，犹以徐稿进呈。”73[清]杨椿：《孟邻堂文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38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版，第25 页。似乎熊稿大体是徐、万所定，但此说仍存疑点，秦丽认为：“杨椿所言，实际也是熊氏进呈之稿，因他只能看到该稿。这是就熊氏进呈《明史》之后而言，然而，在此之前存在一个被熊赐履当作依据的徐稿当为无误，杨椿所言其卷数也为416 卷，也许是一厢情愿的说法，甚至任何人关于熊本之前任何一种‘明史稿’的说法都是不可信的，因其尚处于初修阶段，篇目卷次分合并不稳定。”74秦丽：《国家图书馆藏416 卷本〈明史〉新考》，第69 页。笔者赞同是论，黄《志》被纳入史稿不仅可能发生在徐氏离馆前，亦可发生于熊赐履继任后。自万氏入馆，“每一《志》、《传》成，总裁必命注某事出某朝《实录》第几年，某事见某人传记第几卷。虽繁，不以为嫌”75[清]刘承干：《杨农先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明史例案》卷七，徐蜀编：《明史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年版，第80 页。。至客居王馆仍如是。《艺文志》《历志》等虽亦各有所本，然无不由馆臣亲力重撰，徐、万稿《乐志》若真如416 卷本所示，则着实难言“纂修”二字。徐、万稿内如有《乐志》存在，其面目是否应类似王本，而非粗糙楔入黄《志》？有此种种疑惑，不得不考虑熊赐履采入黄《志》的可能性。

康熙委任熊赐履诏书云：“熊赐履读书多而学问好，且在馆诸臣半系门生，不难改削，事可速成……着熊赐履为监修官，令其速为纂成。”7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9 册，第4923—4924 页。转引自王宣标：《熊赐履与〈明史〉纂修》，《史学史研究》2014 年第1 期，第35 页。经熊氏加工，416 卷本中各《志》《表》卷首有叙，《本纪》《列传》卷末有论（后熊赐履将诸叙收入《兰台节录》）。其进呈史稿自述：“五载之间，殚心搜讨，日事编摹，乃僭为裁定，凡四百有余卷。其叙、论如干首，则余所特为加意珥笔构成。虽或稍取陈义一二，删润兼施，要之皆鄙人深思而独运者也。”77[清]熊赐履：《藻修堂集》，第534 页。反观《乐律志》篇首原有黄汝良《乐律志序》，恰可与诸叙匹配，前文已叙，416 卷本删修《乐律志序》，又将卷二末《乐律志赞》合并入卷二篇首《小序》，令其有叙无赞，如此便与熊本他志体例相同，可知黄《志》即便非熊氏采入，亦应经其删修。熊稿进呈后为诸家批判，以其质量低劣，论断粗糙，“然告竣甚速，料文端阁务殷繁，止能斧藻其文，未暇考核其事也”78[清]刘承干：《王横云史例议上》，《明史例案》卷二，徐蜀编：《明史订补文献汇编》，第28 页。。故笔者认为，在缺乏足够证据的条件下，《乐志》编纂应存两种可能，若非黄虞稷兼修，便应由熊赐履完成，后者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至康熙四十一（1702）年间，望求教于方家。

结语

416 卷本《明史》收入《乐律志》后，为其增补著录朱载堉乐书，而后至王鸿绪本，黄汝良献《志》事也已被写入史志，递修迭代，终作烟云。“崇祯六年，礼部尚书黄汝良进《昭代乐律志》。宣付史馆，以备稽考，未及施行”79刘勇曾探讨《明史·乐志》“宣付史馆，以备稽考，未及施行。”所指即黄氏《乐律志》而非朱载堉著作，今可证无误。“未及施行”四字化自416 卷本“未之施用”。参见刘勇：《朱载堉著作的命运新探》，《黄钟》2011 年第1 期，第102 页。。其所寄兴乐之志未能成明廷制作，却经夺胎换骨，衍为清修《明史·乐志》，垂鉴后世，令人唏嘘。故今人考《明史·乐志》，必当返溯黄汝良《乐律志》，始得辨章其学理，考明其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