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与漠视_参考网

误读与漠视

2018-07-04翟勇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2期

翟勇

摘要：《延平二王遗集》自发现以来即受到士林的珍视，关于作者之一的郑经从未被怀疑过。直到1994年朱鸿林在证明《东壁楼集》为郑经所作时，才认为“元之”名下十二首诗非郑经所作。自此之后，二十余年来除了黄腾德简单论述了一下该问题，学界对此多持漠视态度，“元之”究竟为谁至今没有定论。实际上，郑经字或号“元之”的说法经不起严谨的考证，“贤之”才是其真实字号。结合《延平二王遗集》诗中提供的历史信息考察，可知诗中所云“寡人”应该是明郑政权的精神象征宁靖王朱术桂。并且宁靖王朱术桂的生平经历与《延平二王遗集》诗中叙述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也正相吻合。

中图分类号： I222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9-4474（2018）02-0029-07

关键词：明史；郑经；明郑政权；宁靖王朱术桂；《延平二王遗集》；元之；寡人

Key words： Ming Dynasty ；ZHENG Jing； Ming Zheng regime ； Ning Jing prince ZHU Shu-gui ；Two Yan Ping Princes Legacy of Poetry； Yuan Zhi； Gua ren

Abstract： Two Yan Ping Princes Legacy of Poetry has been treasured by scholastics ever since its discovery.ZHENG Jing， one of the authors， has never been doubted. ZHU Hong-lin believed that the twelve poems in the name of “Yuan Zhi” were not made by ZHENG Jing until he proved that Dongbi Floor Set was the work of ZHENG Jing in 1994. Since then，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been indifferent to this issue except HUANG Teng-des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problem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identity of Yuan Zhi has not been determined so far. In fact， ZHENG Jings word or number saying “Yuan Zhi” can not withstand rigorous research. The number of “Xian Zhi” was its real size. Combined with historical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poem， the “Gua Ren”in the poem should be the spiritual symbol of the Ming regime Ning Jing prince ZHU Shu-gui.Besides， the life experience of Ning Jing prince ZHU Shu-gui is consistent with the historical events described in the poem of Two Yan Ping Princes Legacy of Poetry.

一、問题的提出

朱鸿林《郑经的诗集和诗歌》一文的重大创见是证明了深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东壁楼集》作者非永历帝朱由榔，而是明郑政权第二代延平王郑经所作。然而与此同时，朱鸿林也提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延平二王遗集》中题名“元之”的十二首诗是否为郑经所作？怀疑根据主要有以下三点：（1）《东壁楼集》既然为郑经所作，为什么“这些‘元之名下的诗什，都不见于《东壁楼集》之内”〔1〕；（2）《与群公分地赋诗得京口》《痛孝陵沦陷》《满酋使来，有不登岸、不易服之说，愤而赋之》《三月八日宴群公于东阁，道及崇弘两朝事，不胜痛恨温、周、马、阮败坏天下，以致今日胡祸滔天，而莫能遏也。爰制数章，志乱离之由云尔》《读张公煌言满洲宫词足征其杂揉之实，李御史来东都又道数事，乃续之》等诗与郑经个人生平履历相矛盾；（3）《延平二王遗集》所载诗歌艺术水平高于《东壁楼集》中诗歌。因此朱鸿林质疑杨家骆《〈延平二王遗集〉系年考》的结论，并且认为“‘元之名下的诗，至少十二首中的前九首，都不大可能是郑经所作的”〔1〕。并在批评杨家骆系年的基础上对这九首诗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认为：“其他上面以论的九首，如果真的或有郑经所作，那么他们至少也不能是他前期居台十年间之作。”〔1〕总之，朱鸿林虽然怀疑《延平二王遗集》中署名“元之”的诗为郑经所作，但是最后的结论又留有余地。

黄腾德在认真辨析杨、朱二人论据的基础上，指出：“《效行行重行行》、《效迢迢牵牛星》、《效涉江采芙蓉》、《与群公分地赋诗得京口》、《痛孝陵沦陷》、《满酋使来，有不登岸、不易服之说，愤而赋之》等六首，朱鸿林的辩证并无足以推翻郑经为作者的必要条件，站在‘晋乘楚杌，语多可採的立场，讨论郑经诗作时仍不宜摒弃不谈。至于《读张公煌言满洲宫词足征其杂揉之实，李御史来东都又道数事，乃续之》四首，及《三月八日，宴群公于东阁，道及崇、弘两朝事，不胜痛恨温、周、马、阮败坏天下，以致今日胡祸滔天而莫能遏也。爰制数章，志乱离之由云尔》二首，因诗文中所提供的线索无法在史载中找到相符应之证据，故归为郑经所作恐或勉强。”〔2〕除二位先贤之外，针对该问题学界鲜有讨论。笔者不揣浅陋，试考证之。不确之处，还望方家斧正。

二、“元之”考

无论古人亦或今人，包括上述怀疑者朱鸿林、黄腾德，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元之”就一定是郑经吗？郑克塽《郑氏附葬祖父墓志》雖然主要记载郑成功生平事迹，但是关于其父郑经的字、号亦有明确记载：“父讳经，字式天，号贤之，嗣封延平王。”〔3〕“元之”作为郑经字或号并未出现在该墓志中。郑克塽为郑经次子，郑经去世时，郑克塽已经十二岁，而此文作于“康熙三十八年五月”（1699年），距离郑经去世刚刚十八年，因此所载郑经号“贤之”当无误。清初南安人夏琳《海纪辑要》卷三云：“世子讳经，字贤之。”〔4〕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建国纪·延平郡王世系表》云：“经，字式夫，号贤之，袭封延平郡王。”〔5〕上述两种资料亦云郑经字或号为“贤之”，而非“元之”。

学术界公认记载郑氏父子事迹可信的著作杨英《从征实录》、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对郑经或称“世子”、或称“世藩”，亦无关于其字“元之”的记载。康熙年间其他著作，如黄宗羲《赐姓始末》、施琅《靖海纪事》、无名氏《闽海纪略》、郁永河《裨海记游》等，亦无郑经字或号“元之”的记录。2001年发现的郑芝龙崇祯庚辰（1640）年修《郑氏族谱》，因修谱时郑经尚未出生，故无郑经信息。

那么郑经为何会有字或号“元之”的说法呢？据笔者考证，有关“元之”信息的最早记录当出自江日升《台湾外记·郑氏应谶五代记》，书云：“郑经，成功长子，字元之。”〔6〕《台湾外记》完成于“康熙四十三年岁次甲申冬至后三日”，即公元1704年，距离郑经去世二十三年，从时间上来说有一定的可信度。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台湾外记》虽然是研究明郑政权的重要史料，但是该书介于史书与小说之间，并且所载内容多由江日升之父江美鳌口传。而江日升之父江美鳌原属郑彩麾下，后归郑成功，但在郑经西征后不久投降清朝，因此该书记载的可靠性明显要低于同时期其他亲历者的记载。

另外记载郑经字“元之”的是嘉庆年间郑名山所修郑氏《石井本宗族谱》：“（经）乳名锦，字元之，号式天。”〔3〕但是清末民初无名氏所修《郑氏家谱》与民国九年（1920）郑玉海所修《郑氏宗谱》并未采用此说，《郑氏家谱》云：“乳名锦，字式天，号贤之。”〔3〕《郑氏宗谱》云：“第十三世式天公（大木公长子），讳经，又名锦，字哲□，号式天。”〔3〕学界对《石井本宗族谱》亦多微词，认为：“该谱多有残缺，世系间断。”〔7〕台湾学者郑喜夫亦认为此本：“以目今流传之本谱抄本而言，实难谓为纂修完成之谱乘，而属杂抄之谱料集也。”〔8〕尤其令人费解的是，《石井本宗族谱》有不合常理之处。假如“元之”为郑经号的话②，与谱中所载第十二世郑贞的号有矛盾：“西亭郑贞：英伟父。讳光晋，字明升，号元初；芝龙公侄。”〔3〕郑芝龙为郑经祖父，郑贞为郑芝龙侄子，也就是郑经的叔父或伯父。郑贞号“元初”，郑经号“元之”，皆有一“元”字。虽说号不像名、字要求那么严格，但与直系父辈相似，终属大忌。因此，郑经号“元之”不太可能。

此外，台湾学者张菼解释郑经在《石井本宗族谱》与《台湾外记》中皆作“元之”的原因是因为避康熙玄烨之讳，故将“玄”字改为“元”字，则“元之”似应为“玄之”③。黄腾德认为：“不论‘贤或‘元均为避清圣祖讳而改，本当为‘玄；但郑经应同其诸弟，有一个字号为‘哲□，以配合其名‘经与号‘式天，又据《易经·坤卦》：‘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当为‘哲玄，为避讳而不传‘玄字，故宗谱作‘哲□。”〔2〕上述两位台湾学者从避讳角度解释了郑经为什么有“元之”字号的记载，有一定道理，但立足点是建立在郑经曾经号“玄之”的前提下。但我们从已知文献中找不到郑经号“玄之”的任何记载，因此不能武断地说“元之”就一定是避讳的结果，笔者更愿意相信是江日升把“贤之”讹听为“元之”的结果，更何况“贤之”出现时间早于“元之”五年。退一步讲，即使郑经本来号“玄之”，为避康熙皇帝讳，就一定改“玄”为“元”吗？康熙朝之后，改“玄”为“元”只是其中一种，亦有改书他字的情况，如故宫玄武门改称神武门，因此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玄之”避讳的结果一定是“元之”。因此笔者认为即使避讳，“贤之”已经是避讳后的结果，因为闽南话中“玄”“贤”发音相同④。因此从更接近事实的角度来看，“元之”为郑经号的可能性不大。

综合上述考论，基本可以断定“元之”不是郑经，那么《延平二王遗集》抄录者为什么认为“元之”就是郑经呢？笔者认为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延平二王遗集》的抄录时间。杨家骆《〈延平二王遗集〉系年考》认为跋者所称的“东海夫子”或即吕留良之弟（按：应为其子）、因吕案而被清廷斩杀的吕毅中，据此推断“是集钞于雍正七年或稍前，跋作于雍正七年或稍后”〔9〕。笔者同意杨先生考证的时间。江日升《台湾外记》作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此时其他书写明郑事迹的著作基本被禁毁，《台湾外记》因站在清朝立场书写，成为时人了解明郑事迹的最重要史料。抄录者与清初大学者吕留良家族交谊甚深，想必亦非普通乡村野夫，亦必读过《台湾外记》，郑经字“元之”的误载亦深藏内心。加之抄录者所见一卷“旧册中”，前为“大木”诗，后为“元之”诗。因郑成功号“大木”，于是可能就想当然的认为“元之”是郑经了。

三、“寡人”考

《延平二王遗集》“元之”名下十二首诗中第三首、第四首为《三月八日，宴群公于东阁，道及崇、弘两朝事，不胜痛恨温、周、马、阮败坏天下，以致今日胡祸滔天而莫能遏也。爰制数章，志乱离之由云尔》。其一末云：“寡人嗣位兮贡志未酬，每与群公道及兮伤悲而涕泪难收。”〔10〕“寡人嗣位”的陈述为我们寻找诗作者提供了一把钥匙。

“寡人”，王侯的谦称；“嗣位”，继承王位。东南沿海南明政权中，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有隆武帝朱聿键、绍武帝朱聿鐭、延平王郑经、鲁王朱以海、宁靖王朱术桂。而诗题目云：“今日胡祸滔天而莫能遏也”，隆武帝朱聿键时期，抗清形势尚风起云涌，因此首先排除。绍武帝朱聿鐭一方面不符合诗题所云，另外他于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初五继位，同年腊月十五即亡，根本不可能有三月八日，因此也被排除。

朱鸿林认为郑成功自称“本藩”，被称“藩主”“赐姓”等，郑经嗣位后称“嗣世子”“世子”，《东壁楼集·自序》自称“余”，因此郑经自称“寡人”的可能性不大。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郑经复书明珠招降书信曰：“不谷恭承先训，恪守丕基，必不弃先人之业，以图一时之利。”〔11〕即使是隆武帝所册封的宁靖王朱术桂亦云：“孤不天，穷窜海隅，偶延性命。国家之事，是在将军。事济则卿之惠也，不济则卿之命也。”〔12〕“不谷”、“孤”与“寡人”是并列的，都是王侯的谦称，既然前两者在文献中都有记载，“寡人”当然也就可以了。况且《延平二王遗集》中郑经名下墨谕亦有“寡人”称呼作为佐证。

虽然从“寡人”的称呼上不能否定郑经作为二诗作者的可能，但是从时间上来看，朱鸿林已经在《郑经的诗集和诗歌》中以详实的史料证明这两首诗不大可能是郑经《东壁楼集》创作之前（康熙三年，即1664年）的作品。《东壁楼集》收录的是郑经康熙三年（1664）三月到台湾至康熙十三年（1674）五月西征之间的作品，该集未收，因此也不太可能是康熙三年（1664）至康熙十三年（1674）五月这十年间的作品。

那么《三月八日，宴群公于东阁，道及崇、弘两朝事，不胜痛恨温、周、马、阮败坏天下，以致今日胡祸滔天而莫能遏也。爰制数章，志乱离之由云尔》同题两首诗有没有可能是郑经在康熙十四年（1675）至康熙十九年（1680）某個三月八日所作呢？⑤自康熙十四年（1675）到康熙十九年（1680），“（经）遁回东宁（时为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次于澎湖，诸文武士民俱接踵而至；总制陈永华启请归国，许之。……世子于（三月）十二日至东宁”〔4〕。这一时期，郑经在泉州、漳州等地战事正酣，应无暇宴饮群公。康熙二十年（1681）正月郑经去世，亦无作诗可能。另外，该诗其一有“思宗御极兮大势横流”之句。崇祯皇帝自吊煤山后，弘光政权为他定庙号为“思宗”，谥“烈皇帝”。后以“思”非美谥，改庙号为“毅宗”，隆武时又定庙号为“威宗”。郑氏父子尊隆武政权，如二诗为郑经所写，亦应称“威宗”。因此结合前论，证明二诗当非郑经之作，“寡人”非郑经。

除郑经之外，当时东南沿海抗清政权中可称寡人者，还有鲁王监国朱以海与宁靖王朱术桂。朱鸿林认为，“照此二诗词气和结尾部分看，原都绍兴的监国鲁王朱以海（1618—1662）倒颇似它们的作者。……我猜测二诗可能是鲁王顺治四年春天移驻长垣时候的作品”〔1〕。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朱鸿林所云诗结尾部分为“贤人之不甘污辱兮蹈东海而远扬”。“贤人”“蹈东海而远扬”，此处的“贤人”不应该是鲁王朱以海本人，指所宴之群公更为妥当；“蹈东海而远扬”之地为台湾较为合适。据《皇明监国鲁王圹志》“壬寅十一月十三日中疾而薨。……卜地于金城东门外之青山”〔13〕之叙述可知，鲁王朱以海于康熙壬寅（1662）年病逝于金门，根本未到台湾。另外，如果二诗是顺治四年（1647）三月八日鲁王所作，当时抗清形势还大有希望，也与诗题所述“以致今日胡祸滔天而莫能遏也”的现实状况不相符。因此综合考虑，上述二诗不可能是鲁王朱以海所作，“寡人”也就不可能是鲁王朱以海了。

至此，“寡人”候选者就只剩宁靖王朱术桂了。《重修台湾省通志》云：“既而唐王继位闽中，改元隆武，术桂奉表贺……改封宁靖王。”〔14〕结合前述宁靖王自称“孤”，因此“寡人”之称亦合适。那么宁靖王朱术桂是否有三月八日在台湾宴饮群公的可能？据《重修台湾省通志》所载：“十七年（清康熙二年、西元一六六三年）十月，两岛俱破，郑成功薨于台湾，乃从嗣王经之铜山。翌年二月，东渡，经为筑宫室于西定坊，供岁禄。”〔14〕《台湾通史》所述时间稍有出入：“十八年春三月，经奉术桂渡台。”〔5〕即朱术桂在康熙三年（1664）三月到台湾。笔者认为很有可能是二月底东渡，三月初到达台湾。如若这样，则刚到台湾的宁靖王朱术桂在三月八日宴请前一年到达台湾的王忠孝、沈佺期等以及与自己同时抵达台湾的群公是十分合适的。席间，众人仅痛骂崇祯、弘光二朝奸佞，诗中甚至对弘光帝亦多有不满，而不语及隆武帝、鲁王监国二政权事迹，原因恰是座中既有鲁王旧臣，又有隆武帝旧臣。总之，无论从时间、地点还是人物身份上看，宁靖王朱术桂应该就是诗中所云之“寡人”。

四、时间考

如果《延平二王遗集》“元之”名下十二首诗确为一人所作，通过上述诗中“寡人”的考证，那么这个“元之”就应该是宁靖王朱术桂了。

朱术桂（1617～1683），字天球，别号一元子，明太祖朱元璋的八世孙。隆武时期，受封宁靖王，曾在郑鸿逵、郑成功军中任监军。后入台，郑经礼遇其为南明永历正统的象征。郑克塽降清时，朱术桂与五位妃子自杀，后人建有五妃庙祀之。

上文通过二诗证明“寡人”为宁靖王朱术桂，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线索可证明“元之”即朱术桂。朱术桂，别号一元子。“元之”与“元子”相差无几，况且正如抄录者跋语所云，此集是宿其表侄斋中，“侄寝后，急抄一通，将书置原处而归”〔10〕。深夜急抄，又恐人发觉，加之原本亦有很大可能为抄本，故传抄讹误在所难免，把“一元子”抄录成“元之”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何况这种抄录讹误在《延平二王遗集》稿中也多次出现，仅错脱之处就比比皆是，如“復”作“複”、“滔”作“蹈”、“衷”作“哀”、“血”作“亟”、“狼”作“很”、“干”作“于”、“俶”作“椴”等等，脱字如“濯足清流下”一句脱“清”字。

“元之”“寡人”既然都证明是宁靖王朱术桂，那么《延平二王遗集》“元之”名下其他诗是否与宁靖王朱术桂的生平矛盾呢？《延平二王遗集》“元之”名下除上述二诗之外，还能提供有效作者信息的是《读张公煌言〈满洲宫词〉，足征其杂揉之实；李御史来东都，又道数事，乃续之》四首。该诗题目中有“东都”二字。杨英《先王实录》载，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61）五月初二日，郑成功“改赤嵌地方为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15〕。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之六记载，康熙三年（永历十八年，1664）“八月，改东都为东宁，天兴、万年二县为州”〔6〕。由上述史料记载可知，台湾名“东都”的时间在顺治十八年五月（永历十五年，1661）至康熙三年八月（永历十八年，1664）之间。上文已述宁靖王朱术桂在康熙三年三月（永历十八年，1664）渡海来台，距离郑经改“东都”为“东宁”尚有五个月时间，因此时间上是不矛盾的。仅从时间上来看，朱鸿林已证郑经不太可能，而鲁王朱以海这时已经去世。

另外一首透露作者信息的诗是《满酋使来，有不登岸、不易服之说，愤而赋之》。据江日升《台湾外记》、夏琳《海纪辑要》、《郑氏史料三编》等材料，郑经退守台湾之后，清、郑重要和谈一共两次：一是康熙八年（1669），一是康熙十六年（1677）。《台湾外记》卷之六康熙八年（永历二十三年，1669）七月记载：“又所传‘免削发、不登岸等语，言颇有绪。而台谕未曾详悉，唯谆谆以迎敕为辞。事必前定而后可以寡悔，言必前定而后可以践迹。大丈夫相信以心，披肝见胆，磊磊落落；何必游移其说？特遣督理行营兼管刑官事柯平、监军兵部郎中叶亭等面商妥当。”〔6〕因此不登岸、不易服的传说应该是存在的，只是事实是李率泰、明珠所派慕天颜入台招抚时仍以“削发归顺”为辞，致使谈判破裂。再看全诗，云：“王气中原尽，衣冠海外留。雄图终未已，日夕整戈矛。”〔10〕从诗后一句亦可以看出诗歌应该作于三藩之乱郑经西征之前的康熙十三年（1674）之前，因而诗中所云清、郑和谈应该就是康熙八年（1669）的这次。此时恰在《东壁楼集》创作时间范围，因此诗为郑经所作的可能极小。而能够详细知道清、郑双方最高谈判机密的人不会太多，宁靖王朱术桂正是其中之一。作为当时在台湾的明宗室的精神领袖，郑经军国大事往往要向其征求意见，此次谈判亦是如此：“臣祖父三世受国家厚恩，不能图报万一，何敢自专，惟殿下所命。”〔12〕因此宁靖王朱术桂无论是时间、身份都符合此诗所作背景。

《延平二王遗集》隶于“元之”名下的诗除上述论证的三题七首之外，还有《痛孝陵沦陷》、《与群公分地赋诗得京口》以及三首拟作《效行行重行行》《效迢迢牵牛星》《效涉江釆芙蓉》。

朱鸿林认为《痛孝陵沦陷》“与其为‘随军的郑经所作，不如作郑军兵败退走后，时人伤金陵不下，孝陵若再度沦陷之为有意义和可能。”《痛孝陵沦陷》全诗云：“故国河山在，孝陵秋草深。寒云自来去，遥望更伤心！”〔10〕该诗有两个关键词，“沦陷”与“故国”。同时满足上述条件的只有顺治十七年（1660）七月郑成功北伐军进围南京，“由凤仪门登岸，屯军岳庙山，望祭太祖孝陵，再拜恸哭，哀动三军，诸将士无不感奋”〔4〕。当诗人跟随郑军北伐至南京、望祭沦陷异族之手的孝陵时，悲从中来。十余年来，作为故国象征的孝陵无人祭祀，秋草荒芜，一片凄凉景象。而此时孝陵近在咫尺，却不能近前祭拜，更使人伤心，因此此诗应该作于顺治十七年（1660）七月七日郑军围攻南京至二十三日败退撤离南京之间。从诗意中我们可以品味出诗作者应该是望祭孝陵事件的亲历者。虽然我们在史料中找不到朱术桂随军的直接证据，但是结合郑成功命令军士可以携带家眷的事实来看，曾经做过郑成功军队监军的宁靖王朱术桂亦应随军出征⑥。作为太祖子孙，朱术桂望祭孝陵的悲痛自是非一般人所能体会，故特赋诗一首，也更符合常情。

《与群公分地赋诗得京口》一诗，朱鸿林认为，“赋诗的背景可能真是北伐江南之役，但作诗的时地却不必是北伐的当时当地，诗的作者也不必是参与战役的人”〔1〕。上述结论，朱鸿林是站在否定诗歌作者是郑经的基础上的。该诗云：“京口瓜州指顾间，春风几度到钟山。迷离绿遍江南地，千里怀人去不还。”〔10〕如果如朱鸿林所说，“重点只是分地赋诗，各咏一地，此诗作者分得京口，故咏京口”〔1〕。那么为何诗中出现瓜州、钟山等地？尤其是“京口瓜州指顾间”，“指顾”意指迅速。郑军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十六日攻下瓜州，二十二日攻陷镇江（京口），可称迅速。因此此诗与《痛孝陵沦陷》一样，由朱术桂作于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底七月初。

至于三首拟作，因为没有提供任何历史信息，在此不作讨论。

五、小结

《延平二王遗集》“元之”名下的八题十二首诗，自从朱鸿林在二十余年前对是否为郑经所作提出质疑后，后来学者鲜有论及。笔者在朱鸿林考证的基础上，根据“元之”、“寡人”、时间三个历史关键信息，认为“元之”应该是宁靖王朱术桂。另外，今能确知为宁靖王朱术桂所作的两首绝命诗与《延平二王遗集》中诗在内容、风格上亦不矛盾。宁靖王朱术桂两首绝命诗见夏琳《海纪辑要》。其中一首绝命诗曰：“慷慨空成报国身，厌闻东土说咸宾！二三知己惟群嫔，四十年来又一人。宗姓有香留史册，夜台无愧见君亲！独怜昔日图南下，错看英雄可与伦。”〔4〕因郑克塽投降清廷，朱术桂多年报国理想破灭，但是字里行间却充满昂扬之气、英雄之概，与“雄图终未已，日夜整戈矛”的抗清精神一以贯之。而他临死一刻所作绝命诗则为一生追求做了无怨无悔的总结：“艰辛避海外，总为几茎发。于今事毕矣，不复采薇蕨。”〔4〕短短二十字道尽了一个王朝灭亡时刻的苍凉与无奈，也说出了个人一生命运的飘荡与不幸。

当然笔者考证得出的上述结论是限定在这八题十二首诗是一人所作的前提下。这八题十二首诗是否由不同诗人创作？笔者也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是至少宁靖王朱术桂是作者之一应没有问题。

注释：

①郑成功除郑经之外，尚有九子，在《石井本宗族谱》中，字分别为哲顺、哲熙、哲圣、哲锡、哲硕、哲益、哲念、哲能、哲奋，号分别为怡堂、熙之、圣之、锡之、硕之、益之、念斋、能之、奋之。由此观之，“贤之”或“元之”应该为郑经号，而非字。

②参见张菼《郑经郑克塽纪事》，《台湾研究丛刊》第八十六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6年。

③闽南语对同一字不同地区读音区别较大，此处发音采集于郑经自小生活的南安市水头镇、晋江市安海镇（二地相邻）。采集人为郑成功家族后人，应采集人要求隐去姓名。

④郑经卒于康熙二十年（1681）正月十八日，故此年不可能有三月八日之作。

⑤《蓉洲诗文稿选辑》：“戊子春，有命王督鸿逵、成功二师之旨，仍屯揭阳。庚寅冬，粤事又败。辛卯春，王仍与鸿逵回厦，处于金门。”

参考文献：

〔1〕朱鸿林.郑经的诗集和诗歌〔J〕.明史研究，1994，（4）：216，216，220，219，217，217.

〔2〕黄腾德.郑经诗歌研究——以《东壁楼集》为探讨重点〔D〕.台北：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46，11.

〔3〕厦门郑成功研究会，厦门郑成功纪念馆，编.郑成功族谱三种〔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266，179，100，9，177.

〔4〕夏琳.海紀辑要〔C〕∥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二二种）.台北：大通书局，2009：67，63，23，78，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