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士富 李 娇

尼采“上帝死了”的宣言带来了“近代自我”的迷惘；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Lamort de l’Auteur”)引发了“现代读者”的混乱(anarchy)。前者是人突然脱离“上帝”，作为独立主体获得自由时，直面命运的非理性而不知所措；后者是“作者”远离文本，“读者”在文本中获得自由阐释的话语时，为找不到文本的终极意义而迷失去向。可见，对主体的感知而言，后者是前者的延续，而至今多数论者在探究“作者之死”的文学理论命题时，忽视对哲学问题的思考，结果引发学界的一系列争论。或认为“作者已经死了”；(1)毕晓：《论萨特的“介入文学”与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国外文学》2014年第2期。或认为巴特提出“作者之死”旨在倡导读者(批评者)阐释的权力，并未涉及“作者”作为创作者的身份，也未取消其主体性；(2)彭俞霞：《再论萨特的“介入文学”与巴特的“作者之死”——兼与毕晓商榷》，《外国文学》2016年第3期。或认为“作者能不能死”等。(3)张江：《作者能不能死》，《哲学研究》2016年第5期。这些讨论可谓是各抒己见，但也凸显出当下文学批评界直面的困惑：“从阐释的权力来说，作者死了，读者成为最高阐释者和文本的创造者。……从阐释的标准来说，文本没有了作者，意义不再有源头。”(4)张江：《作者能不能死》，《哲学研究》2016年第5期。此现象与日本学界直面的困惑并无二致，加藤典洋指出：“‘作者死了’就切断了‘作者’与‘文本’的关系”，“文本分析”就是“消除了‘作者’之意义光源的文本论。”(5)[日]加藤典洋：『テクストから遠く離れて』,(東京)講談社2004年版，第17页。即对于“作者死了”的论点，一方是“意义不再有源头，任何阐释都是正确的”；另一方是“消除了‘作者’之意义光源，怎么解读都可以”。对此，田中实在承接“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推出“第三项”论，通过实践性探索，揭示了“作者之死”的真相，推进了“文本分析”的射程，为文学研究界吹来了新风。

田中实指出：从现代人对世界的认知而言，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且与文艺理论的变迁基本同步：(1)现代(Modern)——在主体把握的世界外部，有一个作为实体的客体自身存在，而作为主体的“我”所把握的客体，不过是实体的反映而已，又称为“反映论”。基于此世界观，诞生了“作家论”：通过对作品的分析和解释，探寻作品中表现的“事实”与作家的传记“事实”；或者通过社会学、历史学以及作家的生平和轶事考证文本。(2)后现代(Post modern)——客体自身并非是实体，世界也非实体的反映，真实的世界永远无法把握。基于此世界观，出现了巴特倡导的“文本分析”：切断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将分析的问题聚焦于“叙述”(=「語り」)，也就是“作者之死”的提出。巴特的“文本分析”理论，引起了日本学界的“论争”，甚至将三好行雄引领的“作品研究”转向“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直面日本学界的文学研究现状，田中实以“超越阅读之混乱”(『読みのアナーキーを超えて』)为命题，提出“第三项”：世界是由主体、客体和客体自体组成，其中客体自体又称“第三项”。他将此世界观运用到文学研究领域，提出(3)后·后现代(Post·Post modern)——主体把握的客体是客体自体的“影子”，客体自体以超越概念的形式存在，但它永远无法把握。这一存在虽然看不见(=无)，但它存在着(=有)。在此世界观的认知下，田中实认为：文学研究不是分析和解释被叙述的故事(=物语)，而是通过分析和解释“叙述与被叙述”(「語り―語られる」)的相互关系，挖掘现代文学的神髓。田中实对现代文学理论的三段论，与20世纪以来文艺批评理论变迁：从作者中心到读者中心，再到文本中心基本相符，但又有不同。田中实的三段论是在哲学理论下建构文艺批评，而后者则偏重于文学思潮引领下思考文艺理论。

从田中实划分的文艺批评理论变迁的三阶段，反观当下文学研究领域的现状，可大体概括为三种情形：(1)偏重于“作家论”；(2)重视文化、历史和社会学研究；(3)“作家论”与“文本分析”混用。对此，笔者认为基于田中实“第三项”论，厘清巴特在“作者之死”一文结尾部分提出的“读者的诞生需以作者之死来赎罪”之真相，可发挥取“他山之石”攻当下文学研究之“玉”的作用。为此，本文将在揭示罗兰·巴特“作者之死”真相的基础上，通过田中实的“第三项”论，确立“作者”光源，明确“文本分析”的隐喻真谛，从真正意义上推进此理论的射程。

“作者之死”的真相

“作者之死”登场于罗兰·巴特《物语的构造分析》(1979)的第三节，文中从不同层面论述了“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其动机无疑是对古典批评的反叛和颠覆；“作者”当然不会死，也不能死。巴特虽以“作者之死”为命题，但细读全文发现，文章通篇都在讨论作家与作品、作者与文本、读者与书写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只有在结尾才出现“作者”之死。为了澄清“作者之死”的真相，我们采取逆推的方法，首先来看本节内容的结尾，也即“作者”之死的原型。

对古典批评而言，在文学中除书写者(Ecrivants)外再无他人存在……但我们知道，为了回馈书写物(Ecriture)的未来，必须颠覆这种神话。读者的诞生需通过“作者”之死来赎罪。(6)[日]ロラン·バルト：『物語の構造分析』，花輪光译，みすず書房1979年版，第89页。

对此，有三点值得关注。首先是古典批评理念。所谓“古典批评”就是，批评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对作家生平、创作背景的历史和社会学考察，还原作者的创作意图，确立作品的意义。因为这一批评理念认为：“文学中除书写者(Ecrivants)外再无他人存在”，而这里的“书写者”当然是“作家”。其次，巴特对此理念的颠覆。他说：“为了回馈书写物(Ecriture)的未来，必须颠覆这种神话。”在此，书写物(Ecriture)成为关键问题的切入口。而所谓“书写物”就是，作为实体存在的“作家”，以主体身份完全从“书写物”中消失其影子的产物。关于这点，巴特在此后的文中曾明确强调道：作为作家将自己的名字“符号”签在作品上后，他将变为“纸上的作者”，且作为“作者”存在的他的人生，不再是其创作的源泉，而是与他的作品展开竞争的一种创作。(7)[日]ロラン·バルト：『物語の構造分析』，第100页。这就是“作家”与“作者”的区别，也是明晰“书写物”与“作品”之不同的界限。即“作家”完成的是“作品”；“作者”对应的是“书写物”或“文本”。第三就是“读者的诞生需通过‘作者’之死来赎罪”的内涵。在此，“赎罪”二字非常关键，他凸显着巴特的良苦用心，可至今许多论者忽视了这点。“作者之死”的命题为何会引发一系列的论争？巴特明知“读者”的诞生，必须通过“作者”来赎罪，他又为何要立足于这把双刃剑上，提出“作者之死”的命题？其具体主张又是什么？下面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探讨。

“作者之死”引发学界争论或疑惑的焦点就在于巴特主张“作者”要远离“文本”，应从文本内部的所有层面消失其影子。为此，他曾两次主张“作者”远离文本。第一次主张：在小说舞台上，“作者”应退到舞台的一隅，其形象应不断变小。因为“文本”是“作者”在其内部的所有层面，是消失其形象的苦心下建构的“创造物”。第二次主张：在时间上，“作者”与“书写物”之关系，就像“父亲与孩子”的存在，而“现代的书写者与文本同时诞生”，所有的“文本”都是“现在·此地的书写”。(8)[日]ロラン·バルト：『物語の構造分析』，第84页。对此，我们就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疑惑：(1)如果让“作者”从“文本”内部的所有层面消失，不就切断了“作者”与“文本”之关系？(2)“现代的书写者”究竟为何？“他”与“文本”同时诞生，又意味着什么？这就是巴特的“作者之死”为何会引发学界争论的关键所在。

关于“作者之死”在学界引发的争论，日本和我国学界存在相似的问题。我国学者张江指出：“作者与文本的关系，是一个令人困扰的原点性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笔者总是感到疑惑，文本是书写者的创造物，书写者与文本的关系可以被人为地消抹、被阐释者蔑视为无吗？”(9)张江：《作者能不能死》，《哲学研究》2016年第5期。此见解疑问的关键是“文本是书写者的创造物，书写者与文本的关系”，不能“被人为地消抹、被阐释者蔑视为无”。在日本学界也有类似的疑惑，加藤典洋认为：

罗兰·巴特主张的“作者之死”和读者之阅读行为的创造性(读者的诞生=赋予读者的阐释权)问题，也即“文本论”的“罪过”就在于切断“作者”与“作品”之关系，主张在其内部和相互关系中分析·考察文本。为什么说这种批评理论有问题呢？因为它是消除了“作者”之意义光源的文本论，是以文本解读的多元性、复数性和非真理性为本质的批评理论。(10)[日]加藤典洋：『テクストから遠く離れて』，(東京)講談社2004年版，第18—19页。

这些疑问无疑是有一定的道理，但二者忽略了“颠覆”古典批评神话需要付出的代价，也就是“读者的诞生需通过‘作者’之死来赎罪”的内涵。此处的“赎罪”也即“作者之死”，正如“耶稣之死”，消失的是肉体，复活的是灵魂。因为，只有当“作者”在作品内部的所有层面消失其形象时，“读者”才能真正获得自由阐释的话语权，而不是始终头戴紧箍咒，不忘寻觅“作者”的创作意图或传记。这是其一；其二，在文本中读者与“言语的信赖构造”(11)[日]竹田青嗣：『言語的思考へ―脱構築と現象学』,径書房2001年版，第128页。竹田氏根据“言语的信赖构造”：“X对象―〉(事实=事态)—〉A发话主体(发话者的〈意〉)—〉L言语表现(言语符号)—〉B接受主体(读者·听者；意味的理解)”，认为在文学文本中，读者与“言语的信赖构造”是双重的。存在着双重的信赖关系。(1)文本是由“谁”叙述的表现体。这就是“A发话主体”与“B接受主体”之间的信赖关系；(2)在第(1)层关系的形式下，作为文本自体通过其自身的力量所表现的某种“意志”(=发话者的〈意〉)。也就是“A发话主体”与“L言语表现”之间的信赖关系。因此，在文学文本中，作为发话主体的〈意志〉(诸如作者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小说舞台的中心位置消失了其形象，进而呈现出“读者”可以自由解释的假象。但我们必须明确，这种思考只意味着作为文本之本质，旨在提供多样解释的可能性，且这些解释源于发话主体的〈意志〉，而绝非接受主体的肆意所为。(12)[日]竹田青嗣：『言語的思考へ―脱構築と現象学』，第170—171页。也就是说，读者在阅读“文本”时，其内部蕴含着某种引导读者走向的力学张力，田中实将这种张力称为“作品的‘意志’”。可见，巴特以“作者之死”为契机，通过“赎罪”诞生的“读者”之深层内涵，并非是“消抹”“作者”与“文本”之关系，而是旨在探究潜伏于作品彼岸的真理。

相比“作者”与“书写物”的父与子的先后存在关系，“现代的书写者与文本同时诞生”。对此，我们不禁会问：“现代的书写者”在“现在·此地的书写文本”时，其“源头”是什么？假如说其阅读对象不是“作者”书写的“文本”，难道是凭空杜撰？其回答当然是“否”。因为读者在阅读作为客体的文学文本时，是在发话主体“意志”的约束下，获得阅读行为的方向和动力。此时，文本的“发话主体”当然是“作者”。即“现代的书写者”在阅读文学作品的瞬间形成“文本”时，其“书写者”的“源头”有二：从信息的“源头”看，它是“发话主体”发出的信息；而从接受信息的层面看，它是“读者”主体接受信息后，在脑内形成文脉，进而组成“文本”。即所谓“现代的书写者”就是，“读者”在阅读文本的“现在”，与“作者”同时参与书写。这样，就彻底颠覆了对古典批评的认知理念：“在文学中除书写者(Ecrivants)外再无他人存在”的神话。为此，巴特强调道：当“作品”转向“文本”时，“作家”也就化身为“作者”，而此时的“作者”则仅仅是纸上的作者，其人生也不是创作的起源。这样，传统意义上的“作家”与“作品”的配对，就变身为“作者”与“文本”的结合。既有的“作家论”或“作品论”，也就转变为“文本分析”。

“作者”光源的确立

罗兰·巴特提出的“作者之死”引发争论的焦点是，切断了“作者”与“文本”的关系或消除了“作者”之意义光源。那么，如何才能消除产生这一问题的原点性问题呢？日本学者田中实认为：解决此问题的关键是确立这样的世界观：世界是由主体·客体·客体自体组成，而其中的客体自体又称“第三项”。即在此世界观的认知前提下，他提出了独创的文学原理“第三项”论。

读者开始阅读文字，在发生知觉的瞬间，眼前的文字罗列与脑内的印象分离。同时，脑内印象的连锁瞬间分离成“原文”和“本文”。为此，我将客体的文章自体(客体そのもの=“第三项”)设定为“原文”，命名为Original sentence(此项虽无法把握，但它永远存在)；而将读者在脑内书写的产物设定为“本文”，命名为Personal sentence，由此将“原文”与“本文”区分开来。也就是说，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言语分离的形状与意味再度结合，形成言语(文字)，组成人类社会中的以文章形态出现的作品。而所谓阅读就是读者把握脑内出现的“本文”行为。(13)[日]田中実：「〈第三項〉と〈語り〉/〈近代小説〉を〈読む〉とは何か」，『日本文学』2017年第8期。

在此，首先是“原文”的设定，一举解决了“作者”与“文本”关系的原点性问题，或者说找到了“作者”之意义光源。因为读者在阅读文字时，在脑内瞬间分离成“原文”和“本文”，而其中的“原文”就是读者直面的“客体的文章自体”，是“作者”独立书写的“文本”。这一阅读行为的原理就是，“在现实中发生的事物，仅仅是主体自身把握的、作为一次性出现的客体现象。对此，一般将其称为相对主义。即作为主体的我们，通过实际知觉把握的客体对象领域是‘我中的他者’；而存在于主客相关领域外部的对象自体，也就是客体自体领域则是‘第三项’，或永远无法了解的‘他者’。因为，作为主体的人，只要生活在与其把握的客体对象相关的世界领域，他就无法了解存在于对象外部的对象自体。不过，人要想面对它，就必须站在将主客相关领域相对化的高次元领域。只有站在这一高度，才能面对我们主体永远无法了解的‘他者’领域。”(14)[日]田中実：「魯迅『故郷』の秘鑰―「鉄の部屋」の鍵は内にあって、扉は外から開く―」，『都留文科大学研究紀要』2021年第3期(第93集)。即“原文”的存在，就意味着作为“客体的文章自体”的存在，此“在”(有)虽是“永远无法了解的‘他者’”，但它保证了文本“源头”的存在，并规定了读者认知“作为文章的客体自体”的方向。同时，因每个“主体认知的对象”不同，呼应着每个“读者”把握的“本文”之不同，由此实现了“文本分析”的多元性、复数性和非真理性。田中实的“第三项”论不仅弥补了巴特倡导的“作者之死”的不足，而且从真正意义上完成了与“文本分析”的接轨。

巴特指出：“我们的方针是阅读理解文本，而不是将文本限定于历史的、哲学的领域。”(15)[日]ロラン·バルト：『物語の構造分析』，第61页。这一理念显然是针对古典批评提出的。所谓古典批评就是“在作品背后发现‘作者’(或与作者呈三位一体的事物—社会、历史、心理和自由)，并将其作为分析的重要任务。”(16)[日]ロラン·バルト：『物語の構造分析』，第87页。即“文本分析”的目标，既不是发现隐藏在“作品背后的‘作者’”创作意图的“真实”，也非探究与“作者呈三位一体”的历史、哲学领域，而是“实现文本的‘生存’”。为此，他主张不要将某个“文本”对应于相应的“作者”，否则就等于给其阅读理解踩了刹车。因为“文学(与其如此，不如将其称为书写物‘Ecriture’)赋予文本(或文本世界)某种‘秘密’，它拒绝赋予文本的终极意义，试图以此进行反神学的、真正的革命性活动。即拒绝赋予文本一种固定的意味，就是拒绝和否定‘神’以及与‘神’呈三位一体的理性、知识和法。”(17)[日]ロラン·バルト：『物語の構造分析』，第87—88页。对此，有三点值得特别关注：(1)文学作品与“文本”概念的转换。后现代理论认为：文学作品是书写的文字罗列、也就是“书写物”。其理论基础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原理：言语是由意味(概念·signifeant=能指)和视觉(文字)·听觉(声音)映像(signifie=所指)恣意组合的符号体系。将此原理运用到解释阅读行为就是，读者通过知觉从印刷在纸上的文字痕迹的罗列、也就是视觉映像(signifiant=能指)，获得文字的概念(signifies=所指)，然后由概念的连锁组成文脉(context)，最终形成读者阅读对象的“文本”。这样就出现了“作品”与“文本”的区别。关于二者之间的“差异”，巴特明确指出：“作品是手中的存在，而文本则存在于言语活动中，它只有在某种论说中才开始存在。”(18)[日]ロラン·バルト：『物語の構造分析』，第94页。即“作品”是实体的存在，是实体论；而“文本”则存在于读者与阅读对象的关系中，是关系论。(2)“本文”与“文本”之间的差异。巴特认为：“文学是书写物，而且是在此地的现在书写。”可是，“读者”在此地阅读的是“作者”在“书写物”的各个层面退到舞台一隅的存在，由此形成的“文本”无疑凸显着“读者”的表现，削弱了“作者”的存在。这就是“作者之死”引发学界争论的重要原因。与此相比，田中实的“本文”现象是“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与“原文”同时发生的一次性现象，而“原文”的存在毫无疑问地确保了“作者”的光源，这样就从原理上消除了“读者”产生疑惑的根源。即田中的“本文”后面有“原文”存在，而巴特的“文本”背后却缺乏这项，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差异。(3)“反神学”的革命性活动。前面已讨论道：古典批评认为“文学”(作品)是“作者”的书写物，对此，巴特提出“文本”的概念，暗含作为“文本”是由“读者”与“作者”同时在此地的现在，共同完成的“书写物”。对于这两种不同的书写物，如果说“文学作品”赋予文本世界某种“秘密”，那么，此“秘密”的赋予者即可理解为“作者”的创作“意图”。为此，巴特试图通过拒绝“文学”赋予文本的终极意义，进行“反神学的、真正的革命性活动”，其目的旨在拒绝和否定法国乃至欧洲的基督文化和社会体制。比如，莲实重彦指出：“一般而言，有作品就有作者，而作品属于作者。那么，作者又归属于何呢？作者归属于生活；生活又归属于何呢？归属于事实的世界。”(19)[日]蓮實重彦：「事件の現場」，『朝日新聞』1980年12月20日。可见，巴特拒绝“作品”赋予“文本”的终极意义，就意味着他否定将“属于生活、属于事实的言语实体”，作为“作者”人生的、或思想的据点。因为欧洲人不可能脱离自身所处世界的“文化”和“‘神’以及与‘神’呈三位一体的理性、知识和法”而生活。可见，巴特提出的“作者之死”旨在解体法国乃至欧洲文明思考的体制，这就是他为何说“读者的诞生需通过‘作者’之死来赎罪”的真谛所在。

在提出“作者之死”的基础上，罗兰·巴特运用索绪尔的言语学原理，还对“文本分析”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容认可能的复数性”与“还原不可能的复数性”。他说：“‘文本’是复数的。这里的复数并不是说‘文本’拥有多种意味，而是指实现意味的复数性自身，这就是还原不可能的复数性(不是单纯指容认可能的复数性)。”(20)[日]ロラン·バルト：『物語の構造分析』，第97页。由此不难推出，巴特在此是在相对概念的前提下提出二者之间的区别的。即前者指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在其内部发生意识作用和心理活动的对面，有个“实体”的作品存在。这时，以视觉映像为媒介，通过概念在脑内发生“一次性现象”，可以“还原于作品自身”，因读者不同而产生多种解释的现象也是可以容忍的。与此相比，后者是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在主体内部瞬间产生的“一次性现象”形成的“文本”，无法还原于残留在纸上的文字痕迹或物质碎片。它不仅因不同读者或同一读者在不同时空的阅读生产出复数的不同意味，而且是无法反复阅读的非实体性存在。这就是“还原不可能的复数性”，也是“文本分析”的前提。在这两个概念之间虽然仅存在“实体”与“非实体”之“差异”，但二者之间却发生质的变革。即后者的认知观念，彻底解体了客体对象的静态结构，瓦解了文学阅读的最后根据。田中实认为：“罗兰·巴特在《物语的结构分析》中的实体论，‘容认可能的复数性’的思考是第一期；而在‘从作品转向文本’的非实体论，则真正进入‘终极的阅读混乱’，是第二期；此后在《明亮的房间》和《小说的准备》的理论，则是第三期。此期在学界虽未能得到如第二期那样重视，但他在阅读混乱的基础上，站在把握读者内部发生问题的立场，开辟了阅读的可能性。”(21)[日]田中実：「語りのパラドックス―『注文の多い料理店』」未发表，第2页。此见解清晰地理出了巴特思想的变化脉络，无疑很有意义。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巴特在《物语的结构分析》中主张“文本的隐喻就像渔网，依靠文本的某种结合和体系关系，产生外延，故我们尽可不必尊重文本的生命”。(22)[日]ロラン·バルト：『物語の構造分析』，第100页。此观点虽然是对“古典批评”的矫枉过正，但为了达成“文本分析”之目标，尽可不顾“文本的生命”，这显然不妥。也正因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有多种解读，而没有相对的“正解”，结果导致文学研究偏离“文本分析”之本质，而走向“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针对学界出现的“阅读混乱现象”，田中实批评道：“‘作者之死’和‘读者的诞生’既不会引发文学之死，也不是对尊重作品生命的否定。所谓阅读行为就是，通过读者无法把握的‘第三项’的作用，实现文学‘生命’的复苏。”(23)[日]田中実：「断想Ⅲ―パラダイム転換後の文学研究 文学教育の地平を拓く」，『日本文学』2006年第8期。在这一正确的认知理念下，田中立足于“第三项”论的世界观，拓展了“文本分析”的射程。

“第三项”论对“文本分析”的发展

田中实的“第三项”论既有独创之处，又处处折射出巴特“文本分析”的影子。巴特在论述“作品”与“文本”之不同时指出：“长期以来，我们惯于用牛顿的方法思考问题。相对于至今沿用的传统观念的作品，现实要求我们通过颠覆既有的观念范畴，获得新的对象，而此对象就是‘文本’。”(24)[日]ロラン·バルト：『物語の構造分析』，第92页。此观点表明，文学作品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牛顿力学思考方法的现实主义小说；另一类是颠覆牛顿力学、基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甚至量子力学的世界观建构的现代主义小说。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现实(理性)世界与超现实(非理性)世界的对峙。田中实基于“第三项”论的哲学思考，从世界观认知的视角，梳理了近代小说与近代物语、大众小说的不同。他认为：近代小说的关键问题就是，叙述者能够进入不同登场人物的内心世界，描写自己外部的世界。而近代物语，诸如日本的“私小说”，就是因为无法实现这一技法，而转向只从“我”的视角描写世界；大众小说虽然也描写复数人物，但这些人物都是性格化(character)的产物。可见，田中所说的近代物语与近代小说之不同，基本与巴特提出的作品与文本相互对应。但田中的分类要比巴特的更加明晰而具体。

“文本的真实”性问题。巴特明确表明：“文本分析”的方针“不是探究文本的‘真实’，而是实现文本的‘生产’。”(25)[日]ロラン·バルト：『物語の構造分析』，第61页。在继承此问题的基础上，田中实运用大森庄藏的“真实的百面相”，印证了巴特的主张，论证了阅读近代小说时所需要的世界观分类问题。所谓“真实的百面相”就是，我们在走路时，突然发现在前面拐角处站着一个人，可走近一看却发现，那是一块奇形怪状的岩石。于是便认为刚才看到的人影是错觉或幻影。对此，大森指出：

我们认为刚才在远处看到的人影是幻觉，但这并不是错觉。即这个“错觉”并不意味着你刚才看到的、那个世界是不存在的虚幻的影子，因为那个人影的确在瞬间曾经出现在那里……这一视觉上的“错误”并非是相对于真实的错误，而是真实中的错误。生活在真实的百面相中的我们，对关乎到我们生命安危和生活安稳信号的面相，就认为它是“正确”的，而容易误导我们的面相，就认为它是“错误”的。这种分类应属于生活上的分类，也是极其动物性的、文化性的分类，并非世界观上的真伪分类。如果我们错误地将此现象认为是真实与虚妄的分类，就会陷入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相互剥离的幻影，甚至落入我们无法直接接触的世界，只能虚妄以主观映像隔着玻璃望世界。(26)[日]大森荘蔵：『流れとよどみ―哲学断章―』，産業図書1981年版，第31—32页。

在此，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在“瞬间，那里的确出现的人影”之事实，为何不是“相对于真实的‘错误’”，而是“生活上分类的‘错误’”。田中实基于“第三项”论的世界观认为：主体面对客体时，主体只能把握“我中的他者”，“无法了解的‘他者’”则永远不可把握。而这里的“我中的他者”其实质就是我们在走路时，瞬间出现在远处的“人影”，也就是“相对于真实的‘错误’”。此时，隐秘在“人影”背后的“真实”，则是“永远无法了解的‘他者’”。即从“世界观的真伪分类”来看，“刚才在远处看到的人影”也是“真实”的存在。将此认知原理运用在“文本分析”上就是，读者阅读客体的“文本”时，瞬间分离成“本文”与“原文”。前者是“我中的‘他者’”，产生了多元解读的可能性；后者是“永远无法了解的‘他者’”，蕴含着“文本分析”不是探究“真实”，而是旨在实现其“生产”。可见，田中借用大森的哲学理念，丰富了巴特“文本分析”的方针。那么，为何会产生这“两种分类”——“生活上的文化分类”与“世界观的真伪分类”解读文本呢？大森庄藏认为：

我们必须改变这样一个观念：我们居住的世界在语言诞生以前就存在，语言只是表现这个世界的各种样态的符号体系。因为，世界的各种事物和各种状态，都是通过语言编织而成的。当然，如果说语言从无创造、产出了世界，那无疑是荒唐无稽的。但是，我们说语言制作了世界的这个状态，也许毫不过分。

语言是人类在生活中创造的，并在人类文化中得以传播。我们说语言制作了世界的这个状态，旨在表明：是人类通过语言赋予了这个无机质的世界之人性意味。(27)[日]大森荘蔵：『思考と論理』，筑摩書房2015年版，第168—169页。对此世界观，田中实表示不仅表示完全赞同，而且对这“两种分类”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生活上的分类’极具动物性和文化性，是人类的风景画和人类的视角下认知的世界。而‘世界观上的真伪分类’则存在于这一分类的外部，在时空·次元上都完全不同……但正是这种世界观分类，才能从根部颠覆和改变人类的生活状态，进而将人类文明的状态，从天动说戏剧性地转向地动说。”(28)[日]田中実：「〈近代小説〉の神髄は不条理、概念としての〈第三項〉―鴎外初期三部作を例に」，『日本文学』2018年第8期。从这一哲学思考和言语概念不难看出，我们所把握的客体世界，其实只是随着主体意识表现出来的客体现象。客体随着主体意识的存在而存在，在主体消失的同时客体也将消失。也正是基于这一世界观，田中实认为：“近代小说的实质就是探究世界观问题，它不是以叙述物语为目的，而是通过物语解释‘世界为何？’。”因此，读者的阅读行为之目标是，通过颠覆自己的世界观，进而实现超越旧我、建构新我的变革性活动。这样，田中对近代小说的认知，就与巴特认为“文本是一个编织物”殊途同归。但田中实借用大森庄藏的哲学思想和语言学认知理念，丰富和发展了“文本的真实”性问题。

“文本”的多次元空间。巴特指出：“文本是多次元的空间，在那里各种书写物(Ecriture)相互撞击，发出异议，谁也不是发声的起源。”(29)[日]ロラン·バルト：『テクストの快楽』，花輪光译，みすず書房1979年版，第85—86页。即文本中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完结的、自足的宇宙空间，且封闭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由此形成各自独立的多次元空间。但是，如何才能建构这样的文本世界呢？巴特并未给予明确解释。对此，田中实提出“功能叙事者”(=「機能としての〈語り手〉」)之概念，解密了近代小说的叙述问题。他认为：被叙述事件(=物语)中有视点人物和视点人物看到的对象人物，叙述者是通过视点人物表现自己的视点=远近法=Perspective(整体构图)。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视点人物无法从外部叙述对象人物的内心世界；也无法叙述自己视线之外的外部世界。即无论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叙事，只要设定一个视点人物A，他就无法从对象人物B、C和D的内部世界展开叙述，即使能也是在“虚伪”前提下的叙述。这样就要设定一个“知晓物语全貌”的超越之物“功能叙事者”：当小说为“一人称”时，主人公是“叙事者‘我’”，而将“叙事者”的叙事加以相对化的、超越叙事者之物，就是“功能叙事者”；而当小说为“三人称”时，“叙事者”就是统括叙述小说全体的“功能叙事者”。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客观描写”。因为，读者的视线是随着视点人物A的视线而活动，但A又无法从对象人物的内部叙述B、C和D的内部世界，这样就出现了“他者”问题——对A而言，B、C和D都是其“他者”，而且这种关系是相互的，阅读近代小说的关键就是要把握“他者”。所谓客观描写就是，“功能叙事者”分别从视点人物和对象人物双方的内部，刻画其内心世界。此时，不同人物A、B、C、D则都有一个完结的、自足的宇宙空间，由此在一个小说空间就会形成“文本”的多次元空间，又称“平行并置的多元世界(Parallel world)”。其三，因为“文本”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他者”关系是相互的，所以读者就要在一个小说空间中，区分出“叙述与被叙述”关系的复数性：视点人物与“功能叙事者”的关系；视点人物与对象人物之间的关系，由此形成了复数的现实世界。可见，巴特指出“文本”中的“各种书写物(Ecriture)相互撞击，发出异议”的关系，其实质与田中实所说的人物之间的“他者”关系相通。也正是这种“他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同一“文本”中才形成了多次元的空间。这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但读者如何才能实现这一阅读效果？巴特在“文本分析”中并未展开探讨，而田中实却明确指出：读书行为不仅要阅读被叙述的物语，而且要有意识地揣摩叙事主体为何要这样叙述？即关注的焦点问题不是物语是如何(How)叙述的，而是为什么(Why)如此叙述？即作为现代读者，其读书行为旨在听取“功能叙事者”的弦外之音。这就是田中实的“第三项”论对巴特的“文本分析”的继承和发展。

结 语

文学理论经常与哲学思潮遥相辉映，共同表征现代人的灵魂诉求。在后现代哲学思潮背景下，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宣言，宣告了文学研究从此告别“作品论”的古典批评，进入“文本分析”的新时代。其中划分二者之间的标志性界限就是“容认可能的复数性”和“还原不可能的复数性”。前者是以“读者”与“作品”为对象的“二元论”，认为不同“读者”阅读“作品”时，会产生不同的文脉，故可形成复数的解读。同时，因这种文脉可以还原到作为“实体”的文学作品，属于“实体论”；后者是以“读者·作品·作品自体”为对象的“三元论”，认为“读者”阅读“作品”时，通过视觉映入眼帘的文字，由文字概念连锁在脑内形成的文脉，无法还原到“作品”，且因同一“读者”在不同时空阅读“作品”时，也会产生不同的文脉，属于“关系论”。但是，巴特在提出这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时，因没有明确设定“作品自身”的存在，且主张为了“读者的诞生”，“作者”应从“文本”的各个层面消失踪影，结果在学界引起激烈的争论。诸如，“文本是书写者的创造物，书写者与文本的关系可以被人为地消抹、被阐释者蔑视为无吗？”或“文本分析”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它是消除了‘作者’之意义光源的文本论”。与此同时，因巴特认为“读者”在阅读“文本”时，所产生的文脉是“一次性”的非实体存在，故“读者”的阅读只能是“通过、爆炸和散布”的混乱，以致无法解读，于是就出现从“文本分析”走向“文化研究”的现象。针对学界的这一混乱局面，日本学者田中实提出“第三项”论。他认为：“读者”在阅读“文本”时，瞬间在脑内分离出“原文”和“本文”，其中作为“第三项”的“原文”也即“作品自体”虽是非实体存在(无)，“读者”也永远无法把握，但其阅读行为始终是在“原文”的约束和驱使下，反复理解“本文”，并在“连锁的动态”中不断深化理解。也就是说，田中实的“第三项”论的价值和意义在于，通过“原文”的设定，不仅确保了“作者”的光源，而且在“功能叙事者”的协助下，导出“读者”应站在超越“文本”内部结构的“外部次元”(metaplot)，实现“文本分析”的最高境界：由“表层批评”进入“深层批评”。不仅如此，田中实的“第三项”论，虽是在继承巴特“文本分析”精髓的基础上提出的文学理论，但其价值具有革新既有文学理论之意义，开拓了“读者”认知世界观的新视野。这一阅读原理，一改“文化研究”拘泥于探究社会和历史范畴的局面，将阅读目标转向“读者”通过“本文”阅读，实现瓦解“旧我”，重构“新我”的新天地。即“第三项”论的提出，无疑为当下文学研究陷入的低迷状态吹入了新风，为文学“生命”的复苏注入了新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