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薇

清代文化专制政策严苛，禁书活动数见不鲜。乾隆五十三年(1788)五月，针对江苏、浙江、江西等“素称人文之薮，民间书籍繁多”的省份，官方搜查违禁书籍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五月四日，乾隆传谕两江总督书麟等“各严饬所属，悉心查察。如应禁各书，该省尚有存留之本，即行解京销毁，务宜实力查办，俾搜查净尽”。(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14册，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乾隆五十四年(1789)五月，乾隆在谕旨中再次向地方官施压：“据称现在各属缴到书籍为数无多，似已搜罗殆尽，惟续查出之《休园省录》等书饬行未久，恐穷乡僻壤或未周知，不敢以年限已满遽停查办。”(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14册，第883页。在乾隆的谕旨中，《休园省录》是此批禁书的典型。《休园省录》的作者是扬州郑侠如(1610—1673)，曾做过南明的工部司务，他的另一部书——《休园诗余》也同时在被禁之列。在这次查禁行动中，不仅郑侠如的著作被禁，郑氏家族其他人的作品也牵涉其中，包括郑侠如之兄郑元勋的《媚幽阁文娱》，郑侠如之孙郑熙绩的《含英阁诗草》《花屿诗钞》《晚香词》《蕊栖词》，郑熙绩之子郑玉珩的《止心楼诗》，郑玉珩之子郑庆祜的《扬州休园志》。这次查禁给郑氏家族带来灭顶之灾，曾在扬州显赫一时的郑氏家族就此没落。

郑氏是明清之际生活在扬州的盐商家族，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然而关于这个家族涉及乾隆年间“文字狱”案的缘由，目前鲜有人关注。相比之下，郑氏家族的园林更引人注意。其中郑元勋的影园和郑侠如的休园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扬州名园，目前的研究多注重从园林学的角度考证影园和休园的修建时间与地址，分析其景观风貌等问题。(3)例如包广龙、王婷婷：《影园考》，《中国园林》2016年第10期；赵御龙：《扬州影园的造园艺术与复原思考》，《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马一凡：《影园文献相关问题研究及其空间布局方案》(扬州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对影园景观问题进行考证。周晓兰：《扬州休园考》(北京林业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对休园的建造时间、地址和修葺时间进行探讨，并分析了休园景观问题。实际上，郑氏园林也是特定的空间。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认为空间与形塑土地的生产力有关，也与弥漫在其中的社会关系有关。(4)[法]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王志弘译，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从空间视域来看，私家园林既是客观物质形态的地理空间，其营建与存续取决于园主的经济实力，又是充满社会关系的活动空间和文化空间，其意义的塑造与园主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不无关联。郑氏园林与郑氏家族的兴衰、社会活动及家族精神呈同频发展的关系。考察郑氏园林与郑氏家族的内在联系，对于探讨私家园林与家族的关系及其社会角色和文化意涵都具有特别的意义。本文拟就此问题略作探讨。

郑氏家族浮沉与园林兴衰“同频”

扬州郑氏家族在明清之际的兴盛从郑景濂开始。生活在明万历天启年间的郑景濂，祖籍安徽歙县。祖上郑道同与郑居贞兄弟死于建文之难，郑景濂的嫡祖痛惜两人忠而被戮，于是“遗戒后人舍读而耕”，(5)陈继儒：《洁潭翁传》，陈继儒：《陈眉公全集》(上册)，中央书店1936年版，第230页。从此家族以务农为生。到郑景濂时期，家境衰落，他便离开故土，于明万历四年(1576)迁徙至扬州，从事盐业。郑景濂足智多谋，很快就成为大盐商，“诸曹耦辐辏归之，悉听部署”。(6)陈继儒：《洁潭翁传》，陈继儒：《陈眉公全集》(上册)，第230页。郑景濂之子郑之彦继承父业，由于经商成绩卓著，被众商推为“盐策祭酒”。盐策祭酒是商人和官方之间的中介角色，“散商分隶其下，一切纳课杜私，按名责成”，(7)佚名：《两淮鹾务考略》卷一〇，《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辑第24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724页。为名副其实的盐商领袖。郑氏家族经几代努力，逐渐发展成为富甲一方的盐商家族。到郑之彦的下一代，长子郑元嗣与三子郑元化依旧从事盐业经营，次子郑元勋与四子郑侠如则投身举业。郑氏家族成员转而在科举中崭露头角。天启四年(1624)，郑元勋考中举人；崇祯十二年(1639)，郑侠如中省试副榜。崇祯十六年(1643)，郑元勋与郑为虹(郑之彦之孙，郑元化之子)考中同榜进士。一门两进士，为郑氏家族在财富之外增添了荣耀。

明万历天启年间，恰逢扬州盐商造园渐成风气，于是日益昌盛的郑氏家族也加入了当时的造园潮流，从而形成了郑之彦四子各有园林的盛况：长子郑元嗣有五亩之宅、二亩之间之王氏园；次子郑元勋有影园；三子郑元化有嘉树园；四子郑侠如有休园。家族园林的修建展现了郑氏家族的兴盛。其中郑元嗣与郑元化的园林惜无文献记载存世，所幸影园与休园相关的文献资料颇丰，可作为具体考察对象。

影园园主郑元勋(1598—1644)在明天启四年(1624)中举，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明天启七年(1627)，郑元勋“卜得城南废圃”，(8)郑元勋：《影园自记》，郑元勋辑，郑开基重辑：《影园瑶华集》(中卷)，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准备在此基础上营构新园。买地后郑元勋并未立即营建，而是先构想园图。崇祯五年(1632)，郑元勋拿自己绘制的影园设计图向当时的书画大家、南京礼部尚书董其昌请教。据郑元勋《影园自记》记载：“壬申冬，董玄宰先生过邗，予持诸画册请政。”董其昌根据郑元勋的描述“园在山影、水影、柳影”之间，为该园题“影园”之名。(9)郑元勋：《影园自记》，郑元勋辑，郑开基重辑：《影园瑶华集》(中卷)，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崇祯七年(1634)，影园的营建正式开始，《影园自记》记载：“甲戌放归，值内子之变，又目眚作楚，不能读，不能酒，百郁填膺，几无生趣。老母忧甚，令予强寻乐事，家兄弟亦从臾葺此。”(10)郑元勋：《影园自记》，郑元勋辑，郑开基重辑：《影园瑶华集》(中卷)，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为了保证所建园林的艺术品位，郑元勋特邀请晚明造园名家计成亲自指挥设计，他在《影园自记》中记述此事：“吴友计无否(计成)善解人意，意之所向，指挥匠石，百不一失，故无毁画之恨。”(11)郑元勋：《影园自记》，郑元勋辑，郑开基重辑：《影园瑶华集》(中卷)，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计成，苏州人，明代著名造园家，其著作《园冶》是江南造园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计成主张“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原则，这一理念也渗透到了影园的营建之中，使影园呈现出“一水萦回草树繁，行人呼作小桃源”(12)陈肇曾：《寄题影园》，郑元勋辑：《影园瑶华集》(下卷)，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的胜境。崇祯八年(1635)，影园全景营建完工，园内“花药分列，琴书横陈，清潭秀空，碧树满目”，(13)吴炜：《郑母仲太君八十寿序》，郑庆祜：《扬州休园志》卷二，清乾隆三十八年察视堂自刻本。主要景观有玉勾草堂、媚幽阁等。除了董其昌题写的园名，园内还有当时文化名流陈继儒、倪元璐的题字，(14)郑元勋：《影园自记》，郑元勋辑：《影园瑶华集》(中卷)，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这些名人的笔墨为影园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优美的园林景观和浓郁的文化气息让影园成为交游宴饮的绝佳场所；加之郑氏家族本身在当地颇有影响力，所以影园内宾客盈门，晚明文人、清顺治年间进士许之渐用“朱轮而华榖者不知其几”(15)许之渐：《郑水部暨汪夫人五十双寿序》，郑庆祜：《扬州休园志》卷二，清乾隆三十八年察视堂自刻本。称赞当时影园盛况。可以说影园的兴建是晚明郑氏家族兴盛的标志。

然而晚明时期郑氏家族兴盛持续时间并不长久，在明清鼎革的大时代背景下，郑氏家族被裹挟于历史的洪流之中，影园的命运也因之改变。1644年，分别驻守江北四镇的南明小王朝的总兵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争占战略要地——江北扬州。高杰一路烧杀抢掠先到扬州城下，扬州城在此岌岌可危，兵士和民众守城不纳。郑元勋与高杰是旧识，据清代学者张云章《郑超宗传》记载：高杰曾经是南明总督王永吉的裨将，“得罪将付法，适君(郑元勋)在永吉座，壮其状貌，力请得释，以是德君特甚”。(16)张云章：《朴村文集》卷一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7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页，清康熙华希闵等刻本。因为郑元勋曾对高杰有恩，所以他“单骑入杰营，晓以大义”，(17)《钦定大清一统志》卷六八《扬州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47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高杰为之折服，向郑元勋保证不伤及民众。郑元勋便劝说守城将领黄家瑞等放高杰入城。据《明季南略》记载：“进士郑元勋与杰善，亲诣高营解纷，遂入城，劝家瑞放高兵入城，便可帖然，谓杰有福王札，命驻扬州，宜善御之，毋撄其暴乱。”(18)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3页。然而有不明就里的人称郑元勋与高杰是一党，杀郑元勋才能守住扬州城。最终郑元勋被枉杀，郑元勋五岁的幼子郑为昭也被“倡乱者”杀害。(19)《钦定大清一统志》卷六八《扬州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47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郑元勋死后，影园无以为继。紧接着在1645年4月，清兵的铁蹄踏入扬州，多铎率领清兵在扬州展开了一场大规模杀戮。“扬州初被高杰屠害二次，杀人无算。及豫王至，复尽屠之。总计前后杀人凡八十万，诚生民一大劫也。”(20)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05页。扬州生灵涂炭，影园也“荐遭兵燹”，郑氏家族“门祚寝衰”。(21)张学林：《郑母仲太君八十寿序》，郑庆祜：《扬州休园志》卷二，清乾隆三十八年察视堂自刻本。在此后数十年间，影园先易主方氏，后逐渐衰败。(22)参见明光：《扬州八大名园历史演变》，《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影园的衰落意味着郑氏家族晚明时的兴盛走向了终点。

明清鼎革后，郑氏家族另一处园林——休园成为令人瞩目的园林。休园园主郑侠如，曾任南明工部司务，清初解组还家后购买朱氏园和王氏园，将两园合并，取名休园。其中朱氏园是宋代名园，休园的部分景观依然沿用宋时名称，如语石堂、墨池等；(23)许承家：《重葺休园记》，郑庆祜：《扬州休园志》卷一，清乾隆三十八年察视堂自刻本。园中还有明代名人唐寅、董其昌、文震孟的题字，(24)郑庆祜：《扬州休园志》卷首“列景”，清乾隆三十八年察视堂自刻本。充满古雅气息。郑侠如之子郑为光于清初顺治十六年(1659)考中进士，并由翰林院庶吉士授广东道监察御史，他的举业成功带来了郑氏家族的再度辉煌，“于是来休园者皆宇内名人，或相聚击筑歌诗，或与筹划世务，以为昔伯氏影园之盛不能过也”。(25)许承家：《重葺休园记》，郑庆祜：《扬州休园志》卷一，清乾隆三十八年察视堂自刻本。这一时期休园的名气足以与当年的影园媲美，郑氏家族园林继晚明之后迎来了又一次兴盛。

郑为光和郑侠如分别于康熙四年(1665)、康熙十二年(1673)离世。(26)郑为光卒于康熙四年(1665)，郑侠如卒于康熙十二年(1673)，见《扬州休园志》卷五。此后，其后代继承并多次修葺休园。康熙十七年(1678)，郑为光之子郑熙绩中举，“始复前人之旧而增修之”。(27)方象瑛：《重葺休园记》，郑庆祜：《扬州休园志》卷一，清乾隆三十八年察视堂自刻本。经过郑熙绩的修葺，休园规模扩大，增设三峰草堂、琴啸等十多处景观。康熙五十三年(1714)，郑熙绩之子郑玉珩三葺休园，增设植槐书屋、耽佳等七处景观。(28)根据方象瑛《重葺休园记》(《扬州休园志》卷一)及《扬州画舫录》(李斗著，汪北平、涂雨公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版)中休园相关记载得出此结论。乾隆二十年(1756)左右，郑玉珩之子郑庆祜四葺休园，(29)目前笔者所见的文献中没有四葺休园的具体时间的记载，只能推知大致的时间范围。清代文人吴桐《四葺休园》(《扬州休园志》卷八)写道：“弱冠名成备甘苦”，郑庆祜出生于1736年，吴桐写此诗时郑庆祜已是或过了“弱冠”之年，由此推知郑庆祜在1756年以后四葺休园。又郑侠如族侄郑来在《书休园图后》(《扬州休园志》卷一)称自己“辛巳初春，买棹归里……见受天(郑庆祜)踵而新之”，由此可知乾隆二十六年(1761)四葺休园已经完成。全力维护休园的风貌。经过郑氏家族几世传承，休园成为扬州城独具特色的古园，休园游客汪藻评价：“其地乔木戛云，曲池汀黛，奇石修竹，燠馆凉台，皆苍郁饶古致，盖扬州园圃虽盛，而蔚然深秀，翛然远尘者，独推此园为甲矣。”(30)王藻：《止心楼诗序》，郑庆祜：《扬州休园志》卷三，清乾隆三十八年察视堂自刻本。

百余年来休园屹立于扬州城中，显示着郑氏家族的世代兴盛，所以清代文人赞赏休园的同时也表达着对郑氏园主的敬佩。例如：“水部诗才凌北斗，端公谏草满南床。亭台不改前人志，簮笏还承奕叶芳”(方象璜：《重葺休园》)，(31)郑庆祜：《扬州休园志》卷七，清乾隆三十八年察视堂自刻本。通过对郑熙绩重葺休园事件的评价，称赏他在科举有所成就后复兴家族的行为。再如“从来大业守者难，绸缪阴雨须人力。承家况属藐诸孤，能保金瓯不销蚀”(乔颐孙：《四葺休园》)，(32)郑庆祜：《扬州休园志》卷七，清乾隆三十八年察视堂自刻本。私家园林存续需要“人力”的护持，郑氏休园的传承正是彰显了郑氏家族世代坚守家业的传统和支撑园林修建的经济实力。清乾隆年间，休园第五代园主郑庆祜专门辑录《扬州休园志》，“录诸先达所为园记，详载其亭台楼馆先后建置之由，而并辑近远士大夫游览宴会投赠之作，及有关先人懿行之文，都为一集，以传之家乘者也”，(33)岳团升：《扬州休园志序》，郑庆祜《扬州休园志》卷首，清乾隆三十八年察视堂自刻本。将休园史与郑氏家族史并行交织的特征通过文本展示出来。

然而休园兴盛百年后，终究因郑氏家族的变故而走向衰败。这场变故的导火索正是“文字狱”案。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书禁”中，郑氏家族的书籍被列入。两江总督书麟奏报郑氏家族数部著作被禁的原因有二：其一，“有违碍、谬妄、感愤语句”；其二，“有钱谦益和沈德潜序”。(34)姚觐光辑：《清代禁毁书目四种》，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31—132页。在文化专制政策极为严苛的乾隆时期，这次查禁对于郑氏家族不啻为飞来横祸，造成了郑氏家族的衰落，这一点从休园的命运便可看出。《重修扬州府志》记录休园易主给陈氏：“今归苏州陈氏，改名‘徵源’。”(35)阿克当阿、姚文田：《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三一，广陵书社2006年影印，清嘉庆十五年刻本。目前休园归于陈氏已是学界共识。(36)其他文献也有类似记述。林苏门《邗江三百吟》录有《休园留古树》诗(《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9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05页)，其序记述：“出售于陈姓，改名澂园……昔年郑氏居于此，其匾额皆大名工人手笔，及归于陈，则尽易之，惟树而已。远迩来游者不问澂园，而仍称曰休园”。清代道光年间进士孙宗礼词作《忆旧游》记述：“吾郡休园，国初郑君归隐地也，后为陈氏别墅。”又清代文人钱泳的《履园丛话》记载：“陈见山，苏州人，尝卖药邗上，以此起家，开有青芝堂，药材为扬城第一铺。得郑侍御休园为别业。”(37)钱泳：《履园丛话》卷二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57页。根据前人及钱泳的记载，“陈氏”应为仪征药商陈见山。同治年间，江都人蒋超伯《阅李艾塘〈画舫录〉有感》的注释道：“休园本郑侠如园，后归程氏，咸丰初，包氏修之，未几付兵火。”(38)转引自许少飞：《扬州园林小史》，广陵书社2018年版，第90页。可见休园在咸丰年间又一次转手，最终毁于兵火。总之在郑氏家族遭遇“禁书”之祸后，休园也和影园类似，终究走向了衰落。

经济实力是塑造地理空间的重要因素，郑氏家族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园林的兴建。影园和休园的营建反映了明清时期郑氏家族在经营盐业和科举方面取得的成功。同样，影园和休园的易主、衰落也随着郑氏家族在明清之际经历的战争、灾祸、“文字狱”等劫难而来。总体来看，郑氏园林与郑氏家族呈“同频”发展，两者的变迁共同勾勒出“园”与“家”交织并存的历史脉络。

郑氏园林活动折射家族政治态度

明清私家园林兼有观赏与居游的功能使其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扬州盐商多将私家园林作为“游寓宴聚之所”“会友交际议事之地”。(39)阮仪三：《扬州盐商与扬州园林》，《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影园和休园正是郑氏家族进行个人活动和与外界交游的活动空间。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40)[法]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第48页。其实，空间的政治性和策略性主要是由空间中人的活动所决定的。郑氏园主在明清之际的政治态度体现在影园与休园的活动中，形成了家族园林的“政治性”。

中国传统士大夫素来拥有兼济天下的理想，郑元勋也是如此。据明末清初学者邹漪《郑职方传》记载，郑元勋向来留心时务，“督抚大吏咸式庐咨访，必为侃侃指陈利弊，凡一举念一启口，未尝不在国事民情、人才世道之关”。(41)邹漪：《郑职方传》，《启祯野乘》卷一三，《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40，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635页。身处晚明动荡的社会背景下，郑元勋一直坚持拥护和捍卫明朝政权的政治立场。作为复社成员，他积极参与社内活动，崇祯十一年(1638)，复社发布《留都防乱公揭》，黄宗羲、冒襄等一百四十人声讨阮大铖，揭露其勾结阉党、残害忠良的险恶用心，郑元勋名列其中。崇祯十五年(1642)，郑元勋作为复社领导者，主持了复社的虎丘大会，杜登春《社事本末》记载道：“壬午春，又大集虎丘，维扬郑超宗先生元勋、吾松李舒章先生雯为主盟。”(42)杜登春：《社事始末》，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版。影园正是复社社集的场所。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述：“明朝万历以后，由于政治黑暗，加之阉党的刺激，文人们在结社会文的基础上，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与当时的实际政治关系密切。”(43)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32页。影园的文化活动不止是文人吟赏风月的雅集，而且与晚明的政局时事密切关联，折射出郑元勋的政治立场。

影园“黄牡丹诗会”就是一次体现复社政治立场的文化活动。崇祯十三年(1640)，因影园内黄牡丹盛开，郑元勋召集“黄牡丹诗会”，冒襄、黎遂球等十余位复社名士参与，诗会所产生的作品收录入《影园瑶华集》，所有的作品糊名交由当时文坛盟主钱谦益评定，最终来自广东的黎遂球被评为最佳创作者，郑元勋授予其“黄牡丹状元”的称号，并以一双金杯作为奖励。在这场文人咏花的风雅之事的背后，其实暗含着郑氏家族及参与人员的政治态度。“黄牡丹”即为“姚黄”，明代李佩《姚黄传》称“黄为天下正色，祖中央也”，黄牡丹为“皇王之胄，奇种也”，(44)王灏：《广群芳谱》第4册卷三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774页。黄牡丹与君王、国家有着某种对应的关系。晚明国家陷入危机，外有满清虎视眈眈，内有农民起义直逼明王朝政权。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郑元勋召集士子吟咏黄牡丹，另有一番申明国家正统观念的意味。这次诗会产生的作品也蕴含这一倾向。例如黎遂球《咏黄牡丹》：“花阵纵横紫翠重，木兰金甲绣盘龙。团圆月照莲心苦，廿四风围柳带松。涿鹿战场云结帜，谷城兵法怒蟠胸。妖娆亦有王侯骨，一笑功成学赤松。”(45)黎遂球：《莲须阁集》卷七，《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3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涿鹿战场”指的是黄帝和蚩尤大战，黄帝是正统，蚩尤是蛮夷，黄帝最终取得胜利，暗示虽然满清入侵，但明政府才是正统，满清也必将兵败。“谷城兵法”暗指张献忠于崇祯十二年在谷城起义，明政府派杨嗣昌围剿之事，整首诗是牡丹题咏表达忧国之情。再如梁于涘《咏黄牡丹》，“红紫无劳竞雄长，从来正位属中央”，(46)梁于涘：《黄牡丹诗》，郑元勋辑：《影园瑶华集》(上卷)，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以文学的笔法折射出作者对于“正统”明朝政权的拥护。由此可见，郑元勋的社会关系与政治立场体现在影园的社会活动中，参与了影园空间的塑造，使影园具有了忠于明朝的象征意味。

休园园主郑侠如与兄长郑元勋的拥明抗清态度一致，他出任过南明工部司务，在入清前也积极参与社会事务。郑侠如跟随兄长参与扬州集会，结交各方文士，与复社成员艾南英、万时华来往密切，“结研席交”。(47)杜濬：《俟庵先生传》，郑庆祜：《扬州休园志》卷四，清乾隆三十八年察视堂自刻本。抗清名将袁继咸在扬州任副使时，遭杨显名围困，郑侠如与兄长郑元勋为之奔走，在郑氏兄弟的帮助下袁继咸才得以出城。(48)李斗：《扬州画舫录》，汪北平、涂雨公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9页。崇祯十三年(1640)，袁继咸又因襄阳陷落被遣，另一位忠义之士黄道周也因建言被逮，二人经过扬州时，“侠如独操舟迎之”。(49)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491页。郑侠如屡次对抗清名士伸以援手侧面显示了他拥护明政权的政治立场。

休园的营建是在明清鼎革之后，郑侠如营建休园，隐于园中不再出仕。处在清政权统治之下，与晚明时期的政治环境已不相同。清初的文化政策极为严苛，顺治九年(1652)，礼部定条约严禁生员立盟结社，(50)佚名：《松下杂钞》(卷下)，孙毓修编：《涵芬楼秘笈》第三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373页。给事中杨雍建又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上疏“约束士子，不得妄立社名，其投刺往来，亦不许仍用社盟字样，违者治罪”。(51)杨雍建：《杨黄门奏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67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228页。从那以后，“家家闭户，人人屏迹，无有片言只字敢涉会盟之事矣”。(52)杜登春：《社事始末》，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版。休园再也不能如晚明的影园那样举办士人集会、传达政治立场。郑侠如的休园活动以著述为主，他在休园内著《休园省录》《休园迩言》《休园诗余》诸作。乾隆在谕旨中专门提及的《休园省录》目前已亡佚，但是从郑侠如之甥许承家的《休园省录序》可约略窥见该书的内容。许承家记载：“汇古今之逸闻而足戒者为《省录》，自圣贤及百家诸子、神仙释氏之言无不采择，而卷帙无几，使人一览辄尽，而不啻晨钟之发深省者，其救世之意盖已至矣。”(53)许承家：《休园省录序》，郑庆祜：《扬州休园志》卷三，清乾隆三十八年察视堂自刻本。由此可知该书以教化人心为旨归。另有一著作《休园迩言》也与《休园省录》类似，许承家记述：“士介舅氏悯世风之弊而作《迩言》，即人心喜善之意委曲巽顺以导之。”(54)许承家：《休园省录序》，郑庆祜：《扬州休园志》卷三，清乾隆三十八年察视堂自刻本。另有清代文人徐芳也对郑侠如的著述做出评价：“《迩言》《省录》诸书皆足以砥柱颓流，羽翼名教。”(55)徐芳：《休园诗余序》，郑庆祜：《扬州休园志》卷三，清乾隆三十八年察视堂自刻本。可以明确，郑侠如在休园中潜心著述，是试图通过书籍来教化人心，拯救时弊。单从这个层面来看，郑侠如的著述似乎还不能被划入清代违禁书籍的范围。对此，可参照王汎森先生的《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一书，他认为清初士子提倡教化人心是在表达对社会秩序的不满，“希望有所整顿并提出一个新的、理想的儒家社会的愿景”。(56)王汎森：《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83页。他还特别提到，清初士人复兴古礼的潜在动因之一是重新发掘、创造一套属于汉人的礼仪，以此与满族划清界限。(57)王汎森：《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第68页。由此可以推测《休园省录》《休园迩言》或也可能有这一倾向，由此《休园省录》在清代被列入禁书销毁似有较为有力的证据。

相比已经亡佚的《休园省录》，郑侠如抵制清廷的态度在另一部存世的《休园诗余》中体现较为显豁。和诸多明清之际的遗民一样，山河破碎、江山易主是郑侠如心中永远无法消磨的隐痛，唯有以在异族统治下保持人格操守来慰藉忠于故国的情怀。在书写休园的文学作品中，他表达了自己与清朝划清界限的态度，例如他在《浣溪沙·咏梅》写道：“洗净铅华独淡妆，孤情偏爱水云乡。耻同桃李媚春光。已托焦桐传密意，更邀明月伴幽香。一枝寒玉倚横塘。”(58)郑侠如：《休园诗余》，《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集部第76册，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632页。词中写桃李向春光献媚，梅花耻于与其为伍，暗示自己不仕清朝政府的坚定态度。虽然郑侠如的后代们在清朝参加科举，郑为光得中进士，郑熙绩得中举人，但是郑侠如在清初自己依然坚持郑氏家族向来捍卫明政权的原则却不曾改变。

晚明时期的影园空间与清初的休园空间分别为郑元勋兼济天下与郑侠如独善其身提供了场所。影园时期，郑元勋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将影园作为一个公共活动空间。休园时期，郑侠如不仕新朝，将休园作为遗民避世的空间，并通过著述表达对清朝政权的抵制。从积极支持晚明政权到对清朝政权退避抗拒，郑氏家族在易代之际始终坚持了拥护明朝的态度，这一政治立场也折射进了郑氏园林的活动中，赋予了影园与休园一定的政治意义。

郑氏家族精神积淀郑氏园林文化意涵

郑氏家族不仅以园林为活动空间表达着自己的政治立场，而且在易代之际展现出家族的忠义精神，积淀了郑氏园林的文化意涵。英国学者迈克·克朗认为空间具有身份属性，(59)[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56页。其实人可以通过实践来建构地理空间的文化意义。影园和休园就因园主的政治立场、社会活动等具有了鲜明的“郑氏”特征，成为具有一定文化意义的隐喻空间。特别是在易代之际，郑氏园林因园主事迹而被赋予了厚重的历史文化意义。具体来说，郑元勋及影园相关名士积淀了影园的“忠义”意涵，而郑侠如则积淀了休园的“隐逸”意涵。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一进一退，都体现出郑氏家族注重忠诚与节操的家族文化。

郑氏家族在易代之际表现出对明政权的忠诚和士的气节赋予影园一定的文化意义。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元勋闻之，麻衣哭于圣庙”，(60)阿克当阿、姚文田：《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四九，广陵书社2006年影印，清嘉庆十五年刻本。尽管明政权大厦将倾，但他依然没有放弃，“捐饷练义勇三千人，昼夜登陴，目不交睫”，(61)邹漪：《启祯野乘》卷一三，《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40，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635页。誓死守卫扬州城，最终却在高杰兵入扬州时因误会被枉杀。1646年郑元勋的侄子郑为虹也在抗清斗争中牺牲。根据《明史》记载，当清兵兵临浦城时，巡关御史郑为虹“纵士兵出走，自守空城，无何被执，与给事中黄大鹏并死之，年二十有五”。(62)《明史》卷二七七，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4023页。不仅郑元勋、郑为虹在易代之际展现出民族大义，曾在影园雅集的名士们在易代之际也做出了与郑氏家族类似的抉择。清兵入侵时，曾经的“黄牡丹状元”黎遂球率兵支援江西赣州的南明军队，被清兵杀害。崇祯帝在煤山自缢后，影园园客范景文跳入古井，以身殉国。明清易代中郑元勋、郑为虹与影园相关名士的遭遇为影园涂上了壮烈的色彩，所以即使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影园衰败了，影园相关的郑氏家族成员及园客在民族危亡之际展现的风骨仍然成为影园空间经久不衰的记忆，感染着后来的文人。明遗民文人吴嘉纪目睹颓败的影园写道：“影园即此地，何处认荆扉？冷落废墟在，一双新燕飞。”(63)吴嘉纪：《陋轩诗》卷一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59页。清代学者杭世骏经过影园旧址，感慨郑元勋的精神长存：“余尝过其地，高木苍然，风沙眯目，低徊凭吊，叹悼弥襟。而田夫荛竖，犹能道职方(郑元勋)之节。”(64)杭世骏：《道古堂全集》第一册《文集》卷八，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页。清代学者顾文彬评价黎遂球为国捐躯“则尤足使影园灵花大长声价”。(65)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柳向春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70页。清代文人施朝干在赋“影园图”诗中也再次回顾郑元勋的忠义行迹：“孔庙麻衣哭，江关羽檄遄。毁家招劲旅，守土控鸣弦。义慑王庭凑，城完鲁仲连。儒生终报国，众口异防川。”(66)阮元：《淮海英灵集》丁集卷四，《丛书集成初编》第1803册，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527页。对郑元勋的景仰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

要之，以郑元勋为代表的名士，在易代之际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舍生取义的气节，为影园空间增添了忠义的文化内涵。虽然明清鼎革后地理空间上的影园已沦为废园，但是影园却因郑氏家族的忠义精神成为一个文化空间长留于人们记忆之中。

如果说影园文化是郑氏家族以显见的社会活动和舍生取义的行为所诠释的“忠义”精神，那么休园文化则是以“隐逸”的姿态隐晦地传达郑侠如对故国的怀念和守节不易的人格操守。入清后，洪承畴代表清廷招抚江南士子，他大力举荐曾任南明工部司务的郑侠如，清代文人钟鼎曾记载此事：“中堂洪公来询事，考言甚重之，欲剡为大用，而公(郑侠如)乞归甚力。”(67)钟鼎：《郑水部暨汪夫人五十双寿序》，郑庆祜：《扬州休园志》卷二，清乾隆三十八年察视堂自刻本。面对新的政权，郑侠如选择了解组还家、隐居休园。对于遗民来说，隐逸不仕本身就是一种与新政权对抗的方式。杨念群先生在谈及冒襄水绘园时评论道：“清初遗民中也不乏以构筑园林为文人雅集之所者”，多与寄托前朝哀思的悲情流露有关，(68)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3页。郑侠如的休园也不例外。入清后冒襄与郑氏家族的交谊依然延续，他几番驻足休园，得知郑元勋的影园已沦为寒烟茂草，与郑侠如“相与感慨涕泣”。(69)冒襄：《含英阁诗序》，郑庆祜：《扬州休园志》卷二，清乾隆三十八年察视堂自刻本。实际上，休园与水绘园类似，在易代后充当了遗民们追怀故国的载体。

郑侠如也在不断地赋予休园文化意义，从而塑造一个寄寓郑侠如人格精神的文化空间。首先体现在他对于“休园”之名的诠释。郑侠如好友计东解释园名的来历，“昔孙昉自称四休居士，有粗茶淡饭饱即休，补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两满过即休，不贪不妒老即休之语”，(70)计东：《休园记》，郑庆祜：《扬州休园志》卷一，清乾隆三十八年察视堂自刻本。以“休”来表达不求事功而与外界划清界限的态度，这与入清前积极参加社会事务的郑侠如形成鲜明对比。其次，他赋予休园景观文化意义。当向外发展事功的路径不再可行，他便专注向内拓展自己的心灵世界，将无形精神世界寄寓于休园中有形的山亭水石。比如明末清初学者杜濬曾提及休园的灵璧石：“家有灵璧奇石，长径丈，色如青玉，扣之声中宫商，公(郑侠如)为构语石轩。”(71)杜濬：《俟庵先生传》，郑庆祜：《扬州休园志》卷四，清乾隆三十八年察视堂自刻本。郑侠如还将此灵璧石视为自己的朋友，专门为之作画。(72)郑熙绩：《晒休园三友图追忆先大父有序》，《含英阁诗草》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4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4页。石在中国传统中具有深厚的人文内涵，文人士大夫经常以石喻人，借石明志，石的坚硬温润与君子之坚贞仁爱的品德暗合，而且又因石产于名山大川，常与士大夫之林泉之思相联。郑侠如赋予石头坚贞的气节与林泉隐逸的意趣，使得休园的灵璧石成为人格的隐喻。再次，郑侠如在书写休园的文学作品中也寄托了自己入清后恬淡自守的人生志趣，例如《霜天晓角·休园自警》：“知足知止。万事循天理。毋作福先祸始。不忮不求总誉毁。枕流洗耳。”(73)宗元鼎：《诗余花钿集》卷一，康熙东原草堂刻本。以“知足知止”“不忮不求”来自警自省，表明自己超脱尘俗杂务的态度。再如《渔家傲·夏园即事》：“高阁晴空千嶂侍，环堤一带桐花坠，茅屋数间窗织翠，幽独媚，时时把玩钟王字。蘋沼风来沙岛醉，闭门自觉捐诸累，忽听鹂声惊午睡，添情思，悠悠不问千秋事。”(74)郑侠如：《休园诗余》，《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集部第76册，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634页。他写休园环绕的山峰、坠落的桐花、窗前的绿意，其实是在述说内心向往宁静自然的追求。他还用“闭门自觉捐诸累”，写出息交绝游、在园内守拙安居的生活，借此来宣示清高自守的处世姿态。休园为郑侠如坚守节操提供了退守的园地，也因郑侠如的园林实践和文学书写而被赋予了人格精神，成为与其精神世界同构的文化载体。

当时文士的评价也将郑侠如的人格与休园联系在一起。明末清初诗文家许之渐描述隐居于休园的郑侠如形象：“芒鞋竹杖，时偕孺人婆娑清泉翠樾间，以是心通意得于草木之性，兴至则援箫鼓而歌之。”文字中描述郑侠如穿芒鞋、持竹杖，于清泉草木间领悟自然之性理，追求本心，休园也因郑侠如被赋予了洒脱自然的意味。扬州文人吴绮也评价“先生雅慕仲连，尚怀元亮。官原水部，不妨例作诗人；论表山栖，遂自称为处士”，“不减司空表圣之高致”，认为郑侠如的行为类似战国时期的鲁仲连义不帝秦、晋代陶渊明辞官归家、晚唐司空图隐居中条山，实际上也从侧面道出了郑侠如的遗民气节。休园也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司空图所居的中条山，具有了高逸出尘的文化意义。

纵观郑氏家族浮沉与造园的百年历程，郑氏园林的兴衰与郑氏家族的命运相交织，形成了家族史与园林史同频发展的局面。园林相当于见证郑氏家族兴衰的“晴雨表”，展现了家族的百年变迁。作为园主重要活动空间的郑氏园林，因郑元勋与郑侠如及相关园客的社会活动与政治立场，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意义。郑氏家族在明清之际展现出的忠义风骨与清高的操守赋予郑氏园林以文化意义，也积淀为郑氏园林的文化内涵。郑氏园林不仅是一处体现郑氏家族实力的地理空间，而且是重要的社会活动空间和文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