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锐

对中国现代政治史有精深研究的邹谠认为，20世纪中国面临着全盘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危机，需要一个能将这些危机予以解决的政治方案。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只有通过动员起新的政治力量，实现社会革命，才能够从根本上克服近代以来国家与社会的种种危机。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具有牢靠社会基础的政党。在政治活动中让它的力量深入社会之中，以政党自身的政治力量与组织方法，改造或重建国家与社会各个层面的制度与结构，这样才能真正解决现代中国所面临的基本困境，使中国转危为安。(1)邹谠：《中国廿世纪政治与西方政治学》，载《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因此，现代中国的政治进程极大程度上是由革命型政党所主导的。

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政党自身的状况，包括它是否能以先进的理论作为行动指导、是否有良好的运作机制、是否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是否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与自我调适能力，都决定着它在现代中国政治变革当中的作用与影响。亨廷顿通过对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变迁比较提出，在那些传统政治制度呈现崩溃之象，新的政治基础难以有效建立的国家，需要有一个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政党的革命型政党来主导秩序的重建。它能够规避持续的政治腐败与政治动乱，实现政治整合。就此而言，在第三世界国家，革命型政党不仅是政治合法性的象征，也是确立现代政治所必需的政治权威的重要基础。(2)[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从历史的进程来看，这一观点颇适用于分析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政治。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政坛混乱无序，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大小军阀混战不断，列强操纵经济与政治资源，凡此种种，导致居于中枢的北洋政府无法保证大多数人民的生计，更遑论实现鸦片战争以后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国家富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群众力量的崛起以及十月革命经验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不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中国政治舞台，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经历了清末革命与民初乱局的国民党也开始进行自我改造，在孙中山主持下，师法苏联，希望将自己改造成具有明确革命宗旨与严格革命纪律的新式革命党。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开启了全面“改组”的进程，之后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各地民众踊跃支持，显现出国民党“改组”之后的正面效果。

可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对国民党自身改造贡献极大的共产党员与左翼分子，国民党的革命色彩顿时褪色不少，出现了各种新的政治危机。在此背景下，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为首的一部分不甘心坐视国民党日渐沉沦的所谓党内“左派”，开始组织力量、宣传理论，希望国民党保持当初“改组”时的精神与作风，这群人因此也被称为“改组派”。由于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资历，改组派一定程度上象征国民党的“党权”。虽然其中一些主要分子后来沦为汉奸，自绝于华夏，但分析当初他们组成“改组派”时的政治主张，不仅有助于理解曾经具有鲜明革命特征的国民党为何会变质、堕落，更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历史切面，让人们思考现代中国政治进程中的一些重要的基本问题。(3)近年来学界关于包括“改组派”在内的国民党左派的研究，李志毓的相关成果最具代表性。参见李志毓：《1928年国民党内激进左派的“党治”理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李志毓：《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的再思考(1924—1931)》，《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0期。关于“改组派”对北伐之后的国民党的剖析，笔者曾在一篇文章里以一节来概述(王锐：《国民党人士眼中的南京国民政府基本症结》，《东方学刊》2020年第2期)，但感到一些问题尚未说透，故将基本观点再做扩展和深化，形成这篇论文。

国民党为何会变质？

总体而言，国民党(包括其前身中国同盟会与中华革命党)在清末民初的政治活动中，虽然具有一定平民色彩，但本质上还是由当时的社会精英阶层所组成，是缺乏足够群众基础的政治团体，因此，在政治活动中时常表现得欠缺组织性与纪律性。在政治主张方面，虽然国民党也强调要关注广大民众的福祉，《民报》上的一些文章涉及剖析中国社会矛盾的内容，并呼吁要改善民生，但其无法真正实践这些主张的政策，大多数内部成员时常脱离民众，要么幻想依靠在当时的中国因严重缺乏社会基础而有名无实的议会政治，要么热衷于笼络各地军阀，希冀短时间内获得足够的政治资本。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虽然国民党这些旧的政治习气一时间难以完全清除，其内部一些老党员对于与共产党展开合作、扶助农工、打倒帝国主义等政策也颇有微词，但相比于从前，国民党的气象还是为之一新。在新气象之下，全国各地不少怀抱革命理想与革命热情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广东，加入国民革命的队伍之中。(4)王奇生：《中国近代通史·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6—421页。由于他们当中不少人受到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做事风格与价值理念上，和孙中山眼里已经越来越显得与腐朽落伍的“老同志”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更善于组织动员民众，更关注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社会矛盾，并擅长运用新的大众传播媒介来宣传革命理念。

但也正因为如此，“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之后，由于这批人在理念与实践方面很像中国共产党人，因此遭受到大范围的清洗，不少人被无情杀害。蒋介石所主导的“清党”运动造成国民党内部十分明显的“逆淘汰”。那些基于理想主义而愿意与民众打成一片，愿意宣传国民革命主张的人被扣上“通共”的帽子，惨遭不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各地不少原本对国民革命不抱好感的旧式官僚、属于被打倒对象的土豪劣绅、毫无立场的政治投机分子纷纷借机参加国民党，有的人还获得官职，成为“清党”运动的受益者。(5)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97、98页。对此，曾亲历现代中国一系列政治变动的费正清就认为，1927年国民党清党之后，“像中国共产党员那一类的朝气蓬勃的理想主义者被绞杀掉了”。与之相对，“国民党在南京掌权以后，由于吸收了腐败和混日子的官吏以及没有原则的投机分子入党，它的革命的理想主义焕然消失”。因此，“国民党实际上是把自己同任何种类的革命努力割裂开来了。镇压和检查伴随着腐败的投机和无效率的行政管理。‘做官发财’的老话变本加厉地盛行起来”。(6)[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页。

对这个问题，国民党改组派有着十分敏锐的观察。施存统认为：“近代革命是民众自己的革命。革命的基础应该建筑在民众上面。中国国民党是代表大多数被压迫民众的利益来革命的，他的基础当然要建筑在大多数被压迫民众的身上。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第一个精神，就是坚决地把党的基础放在民众的身上，使党获得了民众的基础，成为真正民众的党。从这次改组以后，党向民众公开了，才有广大的民众加入到党里来。”(7)施存统：《恢复十三年国民党的改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辑》，校内用书，1984年版，第203页。然而“清党”以后，情况巨变：

现在呢，民国十三年改组的精神，差不多丢得干干净净了！当年总理苦心孤诣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差不多忘记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决议案，差不多也没有人去理会了！因为忙着清共分共的关系竟把自己底革命立场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稍为左倾的革命分子，都被目为共产党或所谓准共产党了！一切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新旧军阀投机腐化分子，都摇身一变而为总理最忠实的信徒了！国民党的招牌差不多完全变成少数军人的私有品了……想不到总理十三年辛苦改组的国民党，竟落到今日如此的结果。(8)施存统：《恢复十三年国民党的改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辑》，第201页。

在另一篇文章里，施存统更加直截地剖析一度很有革命朝气的国民党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显著的蜕变：“现在的国民党，一清再清，以至于三清四清，差不多把以前的革命忠实党员清干净了，重新加入了一大批‘反革命的忠实同志’，什么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买办洋奴，走狗学者，研究系，交通系，政学系，安福系，外交系，北洋系，都如潮水般地滚到国民党里来，变成国民党里最忠实的同志。”(9)施存统：《怎样改组国民党》，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辑》，第247页。

和施存统的看法相似，另一位改组派成员也颇为痛心地认为，自从“清党”变成国民党的工作重心之后，“整个党的政策离开了三民主义的立场，背叛了总理的遗教，党的革命领袖既因这些腐败分子的排挤攻击而不能立足，党内革命同志更横被压迫，动辄以‘共产党’‘准共产党’‘共产党的工具’等名词而惨遭杀戮，全党全国布满了乌烟瘴气”。(10)君干：《改组运动与中国革命前途》，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辑》，第263页。那些在此过程中获得巨大利益的党人，“他们的主义只是分赃主义、升官主义、发财主义，决不是三民主义；他们所代表的利益，是豪绅资产阶级的利益，决不是被压迫民众的利益。他们要把三民主义搬到文庙去，做继承尧舜的道统，要把中国革命做成日本明治维新运动”。(11)君干：《改组运动与中国革命前途》，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辑》，第266页。

可以比较明显看出，改组派对于国民党在“清党”之后发生的蜕化，感到十分忧虑且不满。他们已经关注到了国民党何以会如此迅速变质这一问题，关注这样的趋势延续下去将有可能带来哪些更为严重的后果。在“改组”之前，国民党内部的精英习气和等级观念十分明显，其内部氛围很难形成为民众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加之其向来缺乏组织性纪律性，入党手续往往流于形式，类乎朋友之间在介绍熟人。在这样的情形下，要想使国民党具有更强的革命性、使命感与组织效能，就需要着眼于加强革命理论的宣传和普及，形成有助于培养革命精神的政治氛围，珍惜、重用那些具有革命理想与奉献精神的党员，尤其是青年党员。同时，通过建立一套能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一来加强党内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二来能够充分抑制党内的腐化倾向，防止党内出现各类以寻求私利为目的的利益集团，惩戒那些违反国家法令与党内规章的分子。

可是蒋介石发动“清党”之后的政治氛围绝非如此。且不说蒋介石本人有借“清党”上位的个人野心，就如此大范围以“防共”“限共”为说辞来进行党内清洗，其结果很容易给那些本来就对“改组”不甚同意的国民党其他派系、各地军阀、依附于军阀的文人政客、曾经属于被镇压对象的地主恶霸以绝佳借口，来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攻倒算。他们经常地打着响应国民党高层号召“清党”的旗号，给妨碍自己捞取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国民党党员贴上共产主义同路人的标签。如此既能获得那些力行“清党”政策的高层政治人物的赏识与重用，又能在此过程中浑水摸鱼，把自己变成响应“护党”的积极分子，将个人与国民党的利益进行捆绑，在使国民党的性质发生改变的同时，让后者沦为替他们服务的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强调改组之后的国民党具有“列宁主义”政党的特征。但在列宁那里，所谓“清党”，指的是“把脱离群众的分子清除出党”，在这一过程之中要充分依靠群众，“在评价人的时候，在揭露‘混进党的’、‘摆委员架子的’、‘官僚化的’人的时候，非党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见，以及在许多场合下非党农民群众的意见是极其宝贵的”。“劳动群众非常敏感，很会识别谁是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谁是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没有任何特权、根本不会‘讨好领导’的人所厌恶的共产党员。”(12)列宁：《关于清党》，《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321页。换言之，“清党”的过程，是让群众在政治斗争中提高政治觉悟，分辨敌我，按照民主原则来监督广大党员干部的行为。相比之下，国民党的“清党”无论从主旨上、手段上、性质上，都和列宁的主张截然相反。

进一步说，在有革命理想的党员与青年知识分子纷纷被清除出国民党之后，要想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国民党自然开始寻找、招揽新的政治支持者。既然“反共”与“防共”成为“清党”之后国民党所极力宣扬的政治主张，国民党当然逐渐开始有意识地接近、吸纳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对这些主张同样深以为然的群体，比如惧怕农民运动的地主土豪、对社会主义不抱好感的资本家。为更为迅速地获得表面上的政治统一，国民党更是将不少先前在北洋政府各级机关里做事的官吏招致麾下，以致时人有“军事北伐，政治南伐”之说。

如此这般，不但能让国民党政权在表面上获得更多支持，而且执行这些政治路线的人也不用担心被扣上“左倾”或“亲共”的帽子，姿态十分“安全”。对此，改组派成员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指出，一旦把“反共”“防共”当作政治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这危险就是使本党的最妥协最投机的分子，在恐惧共产党的心理之下，尽量的无条件的拉拢旧势力，不仅仅向着共党猛攻，并且一批一批的向着本党的主张比较坚定的分子猛攻”。在这些人眼里，“反共的方法，便是打击一切认为与共党的言论或行动有相同或相似之点的人，并且向一切旧势力道歉忏悔，把本党改组后的成绩一笔抹煞，都诿之共党，把一切正确的革命的言论行动，都认为罪恶，而洗刷自己革命的来历，并辩明自己当初并未反对帝国主义，并未主张工农运动，因此造成一种浓厚的反动空气”。(13)《前进》记者：《那里是出路？》，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辑》，第191—192页。可见，一个在前几年还呈现革命新貌的政党，在政治路线发生自上而下的巨变之后，竟然让党员为自保而不敢多言革命，不断将自己的言行装扮得更像曾经致力打倒的对象。在此过程中，国民党极有可能会继续蜕化、衰败，最终与改组时期的革命理想渐行渐远。改组派敢于揭示这一点，堪称国民党内难得的清醒者。

重建国民党的阶级基础

建设名副其实的现代国家所面临的政治任务之一就是让那些长期没有政治话语权的民众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在此过程中体现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改造由帝制时期延续而来，体现明显的剥削与被剥削、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社会结构，从而为广大民众参与政治活动创造基本的社会与经济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处于政治变革时期的现代革命政党，需要在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里清晰判断自己的阶级基础，尽可能使自己能够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特别是能够为那些长期处于赤贫状态下的工农谋幸福，同时要经常警惕自己丧失这样的阶级基础。

清末，同盟会——国民党的前身的主要理论家章太炎其实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强调未来的政治建设要做到“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佃奴”，要认识到“富民者，盗国之渠魁”，要保证“豪民庶几日微，而编户齐民得以平等”。(14)章太炎：《五无论》，《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0、431页。制定法律要注重“恤无告”“抑富人”“平吏民”，(15)章太炎：《五朝法律索隐》，《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79页。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共和政体。思考实际已隐约涉及革命党的阶级基础问题。1924年国民党改组，提出“扶助农工”的政治口号，开展工运和农运，虽然效果并非十分理想，但总算和中国大多数平民发生了关系，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们的利益。

然而，蒋介石发动“清党”以后，共产党的宣传口号已成禁忌，革命分子纷纷被迫害，土豪劣绅摇身一变成为党内新宠。在此情形下，谈及“阶级基础”很容易让国民党在意识形态宣传与现实实践之间出现明显落差，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改组派”成员高度重视这一问题。“改组派”内颇为精通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对中国社会史有精深研究的理论家(16)关于陶希圣加入“改组派”的始末，参见贺渊：《陶希圣的前半生》，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42—45页。陶希圣十分敏感，他注意到当时有一种宣称国民党应“超阶级”、应代表“所有人”的论调。对此他着重强调：

党没有超阶级的。党的纲领和政策必须得到某种民众的赞助，才可以达到党的目的，才可以完成党的使命。做议会运动的党，如果没有选民的赞助，必不能使其候选人当选议员。做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民众的拥护，必没有夺取政权的力量。所以党没有超阶级的。在中国，本有超阶级的社会群，这便是过去的士大夫阶级……士大夫是超阶级的，超出生产组织各阶级以外，自有特殊的利益。但是同时，士大夫又与生产组织内地主资本家利益相通，所以研究系最近出版的宣传品里面主张“有产阶级的大联合”。中国国民党决不是这样的集团。他负有国民革命的使命。(17)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53页。

很明确，陶希圣强调国民党不应宣扬自己“超阶级”，除了认为这将会削弱国民党的革命性，很大程度上还是想阻止其越来越“士大夫化”。他提醒人们：“本党的基础如移植于官僚士大夫，则‘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党员人人均将以争得社会地位自足，不复计及利害本不切肤的民众的痛苦，而民众的兴起反将不利于己，更将深恶而痛绝之。而这便是本党官僚化的危机。本党官僚化以后，则党籍成了士大夫上升的阶梯，而政治便成为官僚政治。”(18)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第54页。陶希圣还指出，国民党拾起儒学的符号，比如戴季陶用儒学的“道统论”来解释孙中山学说，用儒学概念来定义三民主义，同样是其“士大夫化”的表现。他强调：“有人想把孔子来三民主义化，这是不可能的。便从民生主义说，改革地主制度，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反之，离开地主制度便没有孔子及孔子学。”基于此，他强烈反对“三民主义孔子化”，直言此举“是三民主义的士大夫直觉化，以士大夫在破中的灭的感情冲动来解释三民主义”。“把三民主义孔子化，不独破毁三民主义，并且违反孔子及孔子学的本质。”因为在近代中国，“孔学之经世济民的探讨失败，所留存者，伟大的孔子，为地主阶级与士大夫集团之保护神。”(19)陶希圣：《孔子学说之发展》，陈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陶希圣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152页。热衷于把儒家思想引入三民主义的体系里，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在变相承认地主阶级是国民党内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民主义儒家化直接有利于巩固这部分人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必须承认陶希圣对于“三民主义孔子化”的分析十分犀利，体现出他作为一位有着现代社会科学训练的社会史家的敏锐洞察力。

因此，“改组派”呼吁国民党应找回自己的阶级基础。陶希圣说：“中国国民党是为人民而设的党。它应当是革命民众的党。它应该代表革命民众。”(20)陶希圣：《民众组织的理论和方案》，陈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陶希圣卷》，第4页。但问题在于，在中国的社会结构里，谁是“革命民众”？陈公博认为：“国民党的本身本建筑于农工和小资产阶级之上，所以它的使命，第一步是谋三个阶级的协调，第二步是团结三个阶级的革命力，第三步是泯除三个阶级的特性而使之都成社会生产的一员。”(21)陈公博：《今后的国民党》，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声称：“我们为使党真能代表痛苦民众，必须多得农工成分。”因为，“假使一个革命党是脱离农工基础的，最低限也失去了革命的素性。若使农工的成分多的不管改组也好，整理也好，党可以说是健全，从而厉行党治也有了希望”。(22)陈公博：《党的改组原则》，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79页。而在1929年“改组派”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关于阶级基础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中国最受压迫的是农工和小市民，而切要革命的也是农工和小市民……农工小市民是今日中国广大的劳苦大众，被压迫民众，是要求立刻解放的民众，本党代表农工小市民的利益而奋斗，决然的要联合这条革命的坚强路线，奋斗到底。(23)《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136页。

“改组派”的这番阶级基础论，自然与那些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把地主豪绅容纳进来的国民党右派不同，强调了革命党应该代表被压迫的群体，而非少数有权势者，否则国民党将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在这个意义上，它确实对于阶级基础问题具有一定的敏感性。更为重要的或许还在于，“改组派”自诩这样的阶级分析，能够在理论上更胜共产党一筹，更能代表“大多数人”，体现革命却不“偏激”。汪精卫宣称：“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而是一切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的党，其革命之目的，在使国民得到革命之共同利益，征之历史，必是以一切被压迫民众为基础，没有以一阶级为基础。”(24)汪精卫：《夹攻中之奋斗》，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辑》，第145页。不过，只要分析“改组派”对“革命民众”的论述，可以发现，它与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区别在于将“小资产阶级”(或曰“小市民”)纳入“革命民众”之中。只需稍微回顾一下20世纪20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小资产阶级和工农阶级的政治主张不无歧异，加之前者在面对复杂政治情势时常表现出两面性、投机性以及组织纪律方面的欠缺，在进行政治分析时，恐怕很难将其与饱受压迫的工农群众归为一类，最多是在一定的政治条件下可与工农结为同盟。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后来延安整风对于小资产阶级习气的批判中已有颇为详尽的剖析。因此，不加区分地把小资产阶级与工农大众归为一类，至少从现实层面来看，很难有助于政治活动顺利进行。

进一步而言，在“改组派”内部，关于何谓“小资产阶级”也没有较为准确的说法。汪精卫自己就承认：“所谓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大商人，小商人，在学理上虽然可以分别，在实际上则界限难定。”他甚至认为，出现这样的名词，“只是共产党欲利用这些名词捣鬼”。(25)汪精卫：《所谓小资产阶级》，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辑》，第226页。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改组派”之所以觉得这些名词“难以界定”，归根结底是由于未能意识到对于真正的被压迫者而言这样的阶级分析意味着什么，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许多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下的人会为了求生存而革命。他们似乎难以真正明白，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是真正代表大多数贫苦民众的政治团体必须仔细辨析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就此而言，“改组派”本质上是一群极度缺乏了解中国基层社会根本症结的政治人物，他们虽然口口声声说代表“革命民众”，但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多大程度上能体会民间疾苦，多大程度上能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科学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与基本症结，其实都充满疑问。据亲历民国时期不少政治运动的史家陈恭禄观察，国民党“党员多为中级社会，杂有富商政客，常为自身活动计，对于民生痛苦，国家大计，往往漠视，党人常以意气为重，组织不备，纪律不严”。(26)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669页。改组派的成员亦未能自外于这些特征。

意识形态上的自我设限

对革命型政党而言，意识形态建设对于自身的巩固与发展十分重要。一旦在这方面出现重大缺陷，将很难凝聚党内共识，很难形成自洽、合理的政治路线，也为许多党内党外的营私牟利之徒大开方便之门，并用混乱的政治意识形态来文饰其非法行为。1924年，国民党改组，孙中山对三民主义提出了自己的解释，这套理论遂成为北伐期间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虽然按照较为严格的标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解释不无缺陷，特别是既想与宋明理学相结合，又想一边汲取共产主义的价值一边又与之相区别。更为重要的是，虽然这套三民主义理论将民众的重要性大为提高，但在思想逻辑上，依然与之前他本人强调国民分“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类人一脉相承。(27)张朋园：《从民权到威权：孙中山训政思想的转折，兼论党人继志述事》，(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版，第48—51页。广大民众要么是“后知后觉”，要么是“不知不觉”，依然等待着作为“先知先觉”的党人来教化开导。这其实和帝制时期的统治者对老百姓“作之君”“作之师”的态度甚为相似，依然是一副党人高高在上，民众嗷嗷待哺的场景。在此，它与后来中国共产党主张的“群众路线”存在根本差异。

如果说国民党改组之后孙中山的意识形态论述因带有各种各样传统的遗迹而与中国共产党有所区别，那么“清党”之后“改组派”即便想重建国民党的革命意识形态，但为防止被指责为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与社会主义划清界限，用力强调自己与共产党的区别。如此一来，在阐述自己的政治理论时，就已经自我设限，在关键问题上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强作别解。这根本无助于其政治主张的完备与逻辑自洽，社会影响也大打折扣。

比如，在分析社会结构时是否使用“阶级”一词，在“改组派”内部就引起了不小的纷争。据陈公博回忆，他本人“承认社会是有阶级的。因为有阶级，就有阶级的争斗”。只是为了与社会主义做切割，他一方面“承认社会有阶级”，另一方面“提出种种方法去消弭阶级争斗”。(28)陈公博：《对改组同志会的回忆》，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125页。这样的“阶级调和论”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呢？其实已经打了折扣，但他毕竟提出了阶级问题。“改组派”另一位主将顾孟余否认阶级。陈公博评论道：“他也知道有阶级，但恐怕提出阶级两个字，会惹起争斗的情绪，他于是提出‘职业’，提出了‘界’代替了阶级的名词，对于我那本小册子分析称农工和小资产阶级认为不对，所以改组同志会成立之初，起了不少争论，终于后来经汪先生(汪精卫)调停结果，把小资产阶级改成了‘小市民’。”(29)陈公博：《对改组同志会的回忆》，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125页。

很明显，顾孟余是在作茧自缚。承认阶级却不敢公开提出阶级，这样焉能让自己的政治主张具有说服力？比如在农民问题上，为强调自己有别于与中国共产党对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批判，顾孟余认为：“中国的经济构造的一个特征，是土地价值的流动化，购置土地成为最重要最普通的投资。中国的土地问题的性质，不是封建制度的而是资本主义的。”他宣称：“一般的(除去共产党以外的)调查与报告，都说中国很少大地主，这几乎是公认的事实了。我们知道，凡是共产党宣传的关于中国大地主的材料都完全不可靠。”(30)公孙愈之(顾孟余)：《中国农民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辑》，第310、314页。另一位名曰“龙鼎”的“改组派”成员，甚至认为中国的土地“未成大问题”，因为“土地未集中到大地主之手”，“中国地主不能垄断土地”，“地主阶级无直接指挥政治的力量”，“地主也没有反抗政治的力量”。(31)龙鼎：《解决土地问题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辑》，第294、295页。只要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稍有了解，就知晓这样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据今人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由于落后的租佃关系和土地分配不平均，导致贫苦农民生计维艰。仅浙江省无地农民就占全省农村人口的70%左右。而北方冀、鲁、豫三省情况更为严重，占农村人口一半以上的普通农民只拥有大约16%的土地；占农村人口6%的富户与地主，却拥有全部耕地的33.13%。(32)杨奎松：《中国近代通史·内战与危机(1927—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此外，土豪劣绅借“清党”之机在地方上抬头，捞取大量政治资源，成为当时普遍存在的现象。(33)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100—101页。因此，声称地主阶级不能“指挥政治”，只是无视现实矛盾。按照国民党的宣传，北伐胜利之后要在农村实行“二五减租”，改善农民生活。在当时国民政府还能大致控制局面的浙江省，这一政策遭到地主的激烈反对，甚至公然袭击奉命执行这项政策的官员。浙江省主席张静江为平息这些地方风波，决定取消“二五减租”。(34)金德群主编：《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研究(1905—1949)》，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199页。顾孟余宣称“购置土地”是“最普通”的投资，可是对于当时大多数的贫苦农民而言，恐怕只会是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被地主豪绅兼并而去，却无力自己购买土地。马克思曾说：“在历史进程中，掠夺者都认为，最好是利用他们硬性的法律，使他们凭暴力得到的那些原始权利获得某种社会稳定性。最后，哲学家出面论证，说这些法律已得到人类的公认。”(35)马克思：《论土地国有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在这里，改组派的成员似乎不是自诩的一群“革命者”，反而像是马克思笔下替“掠夺者”进行合法性与神圣性论证的法学家与哲学家。

这种因意识形态上自我设限而导致分析问题左支右绌，在颇具理论功底的陶希圣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强调，“我们决不取‘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的一阶级论”，(36)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第56页。表示自己不同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来，在论述“改组派”的政治主张时，他如此说道：

民生主义既不主张用爆烈的手段立即消灭资本家和大地主，那么他们在经济上的实力便不能够抹杀，党不领导或扶助他们，这固然可以而且是应当的，但是法律上却有时不得不承认其地位。例如在劳资争议或主佃争议中，党可以只是扶助农工，但是法律能够否认资方团体、地主团体的法律上资格，使劳动协约或租课协定归于无效吗？在过去容共时期，中国国民党和党政府既没有宣布法律，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和资本家的工厂，却不许地主厂主在法律上有陈述痛苦和主张权利的机会，于是地主荒废而资本流出，物价昂贵，金融疲滞，身受其痛苦最甚者，仍然是一无所有的农工。(37)陶希圣：《民众组织的理论和方案》，陈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陶希圣卷》，第5页。

与之相似，在分析地主对于革命的政治态度时，他声称：

在现在，因为认识了军阀下地主的革命的要求和国民党在消灭土豪劣绅的运动上，应当稳定中小地主，以增长革命势力，而减少民众的反动，于是乎归咎于从前农民协会，没有充分容纳地主。殊不知地主只要得到了法律的保障，便不至于对革命怀疑。(38)陶希圣：《民众组织的理论和方案》，陈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陶希圣卷》，第13页。

陶希圣把地主、资本家对革命的疑虑归结于法律上未能保障他们的“劳动协约”与“租课协定”，而未能认识到正是由于革命就是要动摇他们的经济基础，让他们不能再以剥削的手段获取巨额利益，所以他们才对革命抱以恐惧甚至仇恨的态度。而一旦用法律“保障”他们，那么又如何保障长期以来被压迫剥削的工农呢？或者说，既然革命的宗旨之一是要“保障”地主与资本家，那么这样的革命还有必要进行吗？作为当时国民党内少有的颇具理论功底之人，陶希圣在分析“三民主义孔子化”时颇有洞见，但在具体的政治经济问题上却陷于矛盾，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改组派”把很大一部分注意力放在区隔中国共产党方面，不断自我设限，扩大理论“禁区”的范围，难以直面真实的社会矛盾。(39)以劳资关系而论，国民党在当时强调要兼顾资方与劳方的利益，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下，其结果就是越来越失去劳工群体的认同，成为替资方辩护的一种话语。关于这一点，参见田彤：《目的与结果两歧：从劳资合作到阶级斗争(1927—1937)》，《学术月刊》2009年第9期。因此，共产党人恽代英当时就批评改组派的政治论述“无非要将工农贫苦小资产阶级催眠到只记得民主革命四个字，使他们完全不注意反对资产阶级”，同时“又主张将工农贫苦小资产阶级组织到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一起，而统一使受国民党所谓国民干部蒋介石、汪精卫等的领导，并设法减少消灭共产党的力量”。(40)恽代英：《施存统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恽代英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0—181页。对于击中改组派在阶级问题上的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含混不清的实情，恽代英的论述是比较准确的。

余 论

必须指出，“改组派”虽然主张组织民众，重建国民党的基础力量，主张军队不能军阀化、私人化，但在政治行动上，“改组派”其实与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并无不同。他们同样往来于各路军阀之间，希图用后者的力量帮助自己取得政权。除此之外，他们还热衷于在国民党内争权夺利，一旦形势有利于自己，先前的政治口号与批判对象皆可化为云烟。(41)关于汪精卫、顾孟余等“改组派”成员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政治活动，特别是他们与国民党内其他政治势力之间的纵横捭阖关系，参见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修订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陈公博感慨“改组派”内部“各地来的代表都是资历不深而地位相当，全都选为委员罢，会使分配不均，容纳一部分罢，又必使各方不满”。(42)陈公博：《改组派的史实》，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辑》，第131页。这哪有什么革命气象！因此，时人把他们称为“革命贩子”，认为他们不过是“国民党内一切升官发财汪精卫所领导的分子”，(43)陈公博：《改组派内部分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辑》，第141、142页。并非完全是对他们的污蔑。

不过，在探讨现代中国的政治进程时，“改组派”的言说却有着重要的意义。他们对“清党”之后国民党变质的过程与原因的详细分析，提供了一个审视现代革命政党如何因路线扭曲而走向退化的样本。他们努力思考如何重建国民党的阶级基础，以及这种思考又因意识形态上的自我设限而左支右绌，这同样也给后人思考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呈现了一个鲜活的历史教训：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时期，既然革命型政党在现代中国地位如此关键，那么就必须不断从社会基本现实与矛盾出发，思考如何不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清楚地认识到党的主旨，尽量避免因内部意识形态纷争而导致在理论建设方面作茧自缚。在这个意义上，包括“改组派”在内的国民党政权兴衰史，无疑具有极佳的政治镜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