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阿江

导 言

社会秩序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议题。社会秩序的维持得益于个体行动的合规性。如果个体养成自觉的合规行为，那么社会就能够有序地运行。但现实中，总会有人在某个特定的时段或情境中不合规行事，因此教育、监管甚至强制都是必须的。就监管而言，对个体的监管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获取行动者信息；二是信息获取基础上的社会管控。管控中重要而又常常被忽视的一个方面是信息的获取。监视就其本意来说，重点即在于信息的获取，但监视本身隐含了管控的目的，或者呈现出某种意义上的管控效果。传统社会基于社会成员相互熟悉的特点，形成了相对可控的地方秩序。但现代社会属于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彼此陌生。(1)现代城市家庭成员之间是充分互动的，而家庭之外的邻里之间，互动则很少。城市邻里之间物理边界和利益边界都很清楚，既缺乏互帮互助也少有矛盾冲突。从社区(小区)层面看，普通家庭关涉的公共事务，通过购买社区物业公司的服务或通过购买市政工程的产品和服务而得到满足。社区内居民因公共事务而进行沟通、协商或发生矛盾、冲突的机会则比较少，从而形成了同住一小区甚至一单元却不认识，或虽然认识却不熟识的格局。本文拟以监视为基本视角，考察传统的乡村社会与现代城市社会的基本特征，分析在“熟悉社会”与“透明世界”两种理想类型里，监视是怎么进行的以及监视如何可能，并对新技术背景下监视所产生的非预期后果进行反思，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日益复杂的现代性。

费孝通将中国传统社会称为“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在较小地域范围内生活的人群是相互熟悉的。1987年费孝通在《社会自白》中用了“熟人社会”一词，之后熟人社会的概念逐渐被学界所熟知。(2)根据对中国知网期刊论文的全文搜索，最早引用“熟人社会”的是李小雯发表的《〈社会调查自白〉读后》(《社会》1987年第4期)。陆健提到由于人口迁移、乡镇企业发展，在熟人社会生产队农民进入到交往少的半熟人社会(陆健：《现代化与农村犯罪》，《社会》1988年第4期)。苏力把费孝通所指称的乡土社会称为“熟人社会”，进而用于分析和比较现代法律在乡村中应用情景(苏力：《为什么“送法上门”?》，《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而最早在标题中出现“熟人社会”的是贺雪峰的文章(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2期)，他以村庄选举为视角，对自然村落的“熟人社会”与行政村的“半熟人社会”进行比对，推进了读者对熟人社会的认识。2000年以前，“熟人社会”仅在文内出现，共检索到114篇。2000年之后，涉及“熟人社会”的文章明显增加。截止到2021年3月，以“熟人社会”进行全文搜索，2000年之后共有39531篇，其中篇名出现“熟人社会”的文章共有212篇。2000年之后，熟人社会成为一个热门概念，被用于分析乡村治理、信任关系等。(3)参见贺雪峰：《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陈柏峰：《熟人社会：村庄秩序机制的理想型探究》，《社会》2011年第1期；孙立平《信用管理——从熟人社会到隐名匿姓社会》，《中国电子商务》2006年第5期。但熟人社会的秩序并非天然生成，除了传统伦理教化，监视和管控也是必不可少的，而对于乡土社会如何进行监视从而达到管控，学界还缺乏分析。与传统的乡土社会一样，现代城市社会也是多面的。关于现代城市社会特征的研究，较多的学者关注城市的流动性以及城市的陌生性，大多着眼于中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型或演变，如流动到北京的温州人，他们是北京城里的陌生人，(4)张鹂：《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袁长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流动性与陌生性实际上是同构的。还有的研究以传统的熟人社会为基础，与城市社会或陌生社会，从不同的视角或领域进行比较分析。(5)刘少杰：《中国市场交易秩序的社会基础——兼评中国社会是陌生社会还是熟悉社会》，《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2期。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城市社区的治理，无疑会涉及如何借助电子设备完成监管的讨论。但此类研究往往就电子监视谈监控，而较少思考这样的设置是如何深刻地影响社会性质的。事实上，在全景敞视分析框架里，福柯不仅分析了监狱内的监视是如何实现的，(6)[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18—256页。而且隐喻了现代科层制社会是如何实现监控与规训的。在互联网及智能设备广泛应用的今天，新技术不仅改变了监视的手段，而且深刻影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肖莎娜·朱伯夫把2003年以后谷歌的生产模式称为监视资本主义，认为信息已经取代自然资源成为最重要的赢利要素。监视也从初

期以改善用户服务为目的转向了以汲取用户行为剩余(价值)为目的的新模式。(7)Shoshana Zuboff,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the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London: Profile Books Ltd. 2019, pp.70-100.因此，如何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监视所带来的社会特征的改变，以及如何认识透明社会所产生的非预期社会后果，需要我们从学理上加以探究。

熟悉的乡土社会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即使经过了近百年的近代化历程，到1949年时中国的城乡格局依然是农村人口占九成、城镇人口占一成。费孝通将他在20世纪40年代观察到的中国社会称为乡土社会，他认为中国以农村人口为主体，基层社会是乡土性的，而乡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熟悉的社会。

(一)熟悉的社会

传统中国以农业为主要生计，农业历史非常悠久，因此农业生计一定影响到其社会的构成特性。“直接靠农业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乡村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8)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3页。费孝通由此推论，“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9)费孝通：《乡土中国》，第3页。由此可见，流动性不足是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

人口集中于乡村且聚集为村落是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特点。就村与村之间的关系看，是相对独立的。与同外部社会的孤立、隔离相反，村庄聚

落内部则呈现频繁互动、高度熟悉的特点。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里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0)费孝通：《乡土中国》，第4—5页。

费孝通从不同的角度对“熟悉的社会”进行分析。他说，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由熟悉而习得规矩，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人在熟人的社会里成长，自然而然地社会化，却是一个没有特别感觉的社会化过程。费孝通所说的熟悉，不仅指人对人的熟悉，也指人对自然以及村内事务的熟悉。比如，老农看到蚂蚁搬家，就知道天要下雨了，忙着去田里开沟。(11)费孝通：《乡土中国》，第6页。说的就是人对其生存环境的熟悉。

为什么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首先是因为数量有限的人群生活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里。南方的村落大致在百人规模，北方的村落稍大一些，特别大的北方村落，熟人主要集中在邻近的街区，接近邓巴数字“150人定律”。(12)[美]罗宾·邓巴：《你需要多少朋友：神秘的邓巴数字与遗传密码》，马睿、朱邦芊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1页。村落的生活空间大致不会超过东西100米、南北100米的范围。比邻而居，门户开放，时时见面，打招呼闲聊亦是必然。由于设施条件的约束或者说为了经济、合理地利用设施，村落内主要的大型设施大都是共建、共管与共享的。比如水井或水塘或河埠头，村民共同汲水、淘米洗菜洗衣，一日数次见面，自然熟悉。共用需要合作，合作自然增进信息的相互沟通；共用也会导致竞争与冲突，但竞争与冲突同样会促进相互之间的了解。

其次，在生产方面同样如此。一个村落的耕作范围，在大部分平原及丘陵地区是有限的。中国传统农业是以农户经营为主，但小农户不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单元，有些生产经营活动必须要与其他农户合作。有些劳作工具是相互借用的，有些劳作工具则是共用的，大型的生产工具尤其如此。此外，由于土地、作物布局的差异，往往会出现季节性的劳动力短缺与富裕，因此换工或短期帮忙也是农户之间司空见惯的一种互惠或交换现象。

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内，天天见面、频繁互动，相互之间自然就变得熟悉了。毫无疑问，熟悉是通过眼见、耳闻等感官感受来获取我之外的信息。长期的频繁互动，甚至可以超越普通的感官。费孝通关于敲门的例子，描绘了中国文化情境中熟人社会的特有现象：

如果有人在你门上敲着要进来，你问“谁呀！”门外的人，十之八九回答你一个大声的“我”。这是说你得用声气辨人。在面对面的社群里一起生活的人，是不必通名报姓的。(13)费孝通：《乡土中国》，第12页。

无疑，这一方面是熟悉所致，另一方面也映衬了中国文化的特质。就像现代人打电话一样，如果用英语打电话的话，第一句话是先通报姓名的；而在中文的语境中，如果是你很熟悉的人，往往不需要自报家门，中国社会内部的交流要复杂丰富得多。

(二)熟人的监视

那么熟悉社会是如何实现监视(14)在传统的村落社会，经常使用“看着”“照管”之类的话语。监视是现代语，在传统社会中融合在“看着”“照管”等综合性实践中。为了表述的前后一致，我把传统社会中存在的监视性功能专门分立出来，以“监视”一词加以表达。的？

传统社会无论是由家族性组织还是由地缘性组织构成，都基本上是一个等级社会。要维持村落社会的等级次序，监管是必不可少的。为维持等级次序而实施的监视，我把它称为责任性监视。

中国传统社会是讲究长幼次序的。长、幼有双重含义，即自然意义上的出生先后与社会意义上的长幼等级次序，后者是根据自然特征而建构的社会秩序，如辈分的高低、同辈之间的长幼。从辈分看，主要是长辈与晚辈的关系，尤其是父母对子女的责任与权力，更为突出。在传统社会，健在的老辈拥有“长老”权力与责任。在同辈群体内，长幼次第也有差异，年长者通常对年幼者承担一定的责任，年长者也会拥有相对多的权力，如长子通常比其弟弟多一份权力，但相应地也多一份责任。

男女两性虽然源于自然的差别，但在现实生活中，更多地呈现社会建构的特征。在传统的男权社会里，男性对于女性的监视除了源于家庭内部的分工，似乎多了一份社会给予的男性对女性的特殊的监视权力。

乡土社会倡导伦理约束，特别是在中国南方，宋明理学的渗入及家族制度的强化取得了良好的村治效果，但仅通过家庭的教化以及伦理的自我约束，并不能消除所有违规或潜在违规的风险，所以必要的惩罚机制仍然是需要的，诸如家法族规。但就个体而言，此类处罚机制依然是家庭或家族的内源性治理。其实，乡土社会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约束机制，我把它称为竞争性监视。

虽然自我的道德约束被反复强调，但并不表示村落就仅靠伦理道德来维系秩序。虽然乡土社会强调团结与和谐，但由于资源约束以及其他各种复杂的原因，村落内部总是存在利益、权力、声望等方面的竞争，包括矛盾、冲突、斗争等不同程度的不谐状态，已有的经验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只是因为地域、时间不同而有所差别。

在村落社会中，因为相互熟悉而获知信息，进而进行监督与约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社会存在的俗语也能够佐证这一点，如“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隔墙有耳”“没有不透风的墙”等，说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熟人社会里，任何个体的不当行为都有可能被他人觉察到。以用水为例，实际上，有关河埠头可以洗什么、不可以洗什么以及什么时间洗什么等，都有实践性规则来约束。如果你无意间把一个不该扔的废弃物扔到河滩上了，很有可能被一位偶然经过的人发现，而此时的他火眼金睛般敏感；退一步说，即使在你扔物的时候现场没有人亲眼看到，但由于村民对本村人熟悉，仍可在事后通过推理的方式将你排查出来，而且这样的推理往往八九不离十，进而可以不指名道姓地说或骂。

预防偷窃也是同样的道理。多年前我带一位城里的朋友到乡下。经过菜地时他问我“是不是可以拔点菜”，我说“菜是人家种上去的，是有主人的”。他进而好奇地问“野外到处是菜，怎么没人偷呢”。客观地说，偷菜的事情也会发生，但在村庄内部发生偷菜的情形是比较少见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村庄内部实际上形成了村民在地里种菜但无须派人进行专门看管的惯习——因为背后存在着监视的力量。如果你去偷菜，所有其他人都成为监视你偷菜的力量——偶尔路过的人看见你偷菜的行为，偷了菜的人与村民在路上相遇的尴尬，以及村民对偷窃行为的集体排查与讨论，都是重要的监视力量。在我熟悉的村庄里，20世纪前后的某个时段里，外来打工人猛增，地里的菜频繁被偷。对此，村民总结了一句“外地人，没有办法”——村民可以有效应对熟人的所作所为，而对外人则一筹莫展了。

概而言之，因为相互熟悉，提供了相互发现的机会，或者即使不是亲眼所见，因为熟悉而仍有可能发现他人的违规行为从而达到管控的目的。

透明的陌生人社会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中国逐渐由农村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在乡土性逐步减弱的同时，社会的流动性增强，从熟悉的社会演变为陌生的社会。社会监视也从乡土社会的熟人监视演化为当下的以电子设备为主的社会监视。

(一)陌生人社会

中国正在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或者说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人口结构看，1950年，中国的农村人口占九成，是典型的农村社会。(15)当然，这个农村是广义的，即除了农耕区还有牧区、林区、渔区以及农林牧渔不同类型的混合地区。所谓的乡土社会特征，主要是农耕地区的类型，牧区、林区、渔区与农区还是有差别的。60年后的2010年，中国的城乡人口各占一半，2020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超过六成。三项产业结构也显示农业比重不断下降、非农产业不断上升的趋势，1949年中国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1980年降至30%，随后每20年农业占比减半，即2000年为15%、2020年为7.7%。(16)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社会已经基本成为城市社会。

现代社会是高度流动的。流动性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城市中相当一部分人主要在城市工作，临时租房居住，而家则安在老家的农村或城镇。二是在城市购买住房也在城市工作，但老家的“根还没有拔起”，还与原来的住地保持着较密切的社会关系。换句话说，他们在城市的根还没有深扎。这样的格局使他们在内心的认同上还不完全是城市人，随时可能会换个地方。此外，城市的地域较大，更换职业、更换住地的可能性远高于乡村。短时的流动性则更加明显，从住地到工作单位，以及去购物、娱乐场所，空间位移是时时发生的。城市既大，又充满流动性，相见不相识，或者相识不熟悉，成为常态。

城市社会是个陌生人的世界。一方面，城市既大又充满流动性，是相见不相识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源于城市人的联结方式与传统社会存在根本差异。在传统村落中，人出生时的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成为他一生社会关系的主要部分。人与人的联结方式，主要取决于他的先赋社会关系，而且这些先赋社会关系基本固化在极其有限的地理空间里。在现代城市，人与人的联结方式就要复杂得多。首先，居住空间内缺乏血缘亲缘关系，或者比较弱，血缘亲缘关系的差序格局与居住空间的格局是不重合的。比如父系的兄弟姐妹或母系的兄弟姐妹很少在同一小区居住，甚至很少在同一城市内，不像传统乡村，父系亲缘关系基本在一个村落内，母系亲缘关系也大多在半径十公里以内的范围。其次，居住空间内的人群缺乏频繁互动，因此很难建立起良好的地缘关系。城市居住小区居民之间大多出现了一种无关联(17)日本NHK跟踪了一群“无缘人”，即他们不与他们的血缘、亲缘关联者联络，退休或失业后不再与原来工作单位的同事联络，也基本不与社区内的人群进行联络。参见[日]NHK特别节目录制组：《无缘社会》，高培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状态——既非关系密切，也非关系紧张或矛盾冲突，而是没有关联。因为，小区内部的公共事务，是通过住户购买物业服务(交物业费)而得以解决的，而不是通过邻里的协作或冲突去共同应对的。此外，最密切的关系者，如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往往会超越物理空间。在现代社会，除了家庭成员、血缘亲缘关系，同学朋友以及工作单位的业缘关系，我们每天遇到的人，大多与我们没有关系；或者即使有关联，比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超市，也可以不必相识而按规则行事。我们的基本生活所需来自我的单位、我的工资，具体的物质需求满足则来自市场。很大程度上，我们按照规则行事即可，有时甚至连说一句话都是多余的。

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智能设备的普及，使现代社会变得更加陌生。以往的大学寝室，邻近宿舍的同学是频繁互动的，没事的时候，会推门而入，天南海北地闲聊。但是，对于今天的新生代，即使相隔只有数米，能用微信说话的，就不会推门而入；即使要见面的，也得先预约一下，生怕打扰了别人或窥探到了别人的隐私。外卖小哥天天给你送快递，但你似乎无须与他说一句话，除非发生差错，他只是作为外卖功能的存在，与他没有任何个人信息的交互，更不需要有什么交流或情感互动。因此，如果明天有机器人来代理他的工作，你也会非常习惯地和机器人小哥打交道。

我们生活在城市的人海之中，除了家庭和亲密团体之外，除了在法律和规则上要发生关系外，他人的存在与我无关，这就是现代的陌生世界，一种无关联社会。作为理想类型，陌生世界与熟悉社会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二)电子监视(18)习惯的用法是“电子监控”。这里用“电子监视”，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电子设备实际上是无法控制人的，它只能获取信息，控制行动是通过人来发出的。二是考虑“监视”一词前后行文的一致性。

传统的乡村社会，因为相互熟悉而得以实现监视。那么，在城市里，人与人之间互不熟悉，如何实现监视？

事实上，城市管理者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20世纪50年代政府通过加强户籍管理等措施来实现对外来人口的管理。20世纪80年代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引起了城市管理者的关注，随后逐渐强化了暂住人口登记制度，加强各类登记、巡查工作，但管理难度很大。晚近发展起来的以电子监控设备为代表的新技术，为监视陌生人群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对监管者而言，城市如同鱼缸一般，通体剔透。

城市空间的网格化管理模式，以及重要节点的电子设备监视，把每个市民的活动轨迹都记录下来。2020年7月5日发生的“杭州来女士失踪案”表明，监视是全方位全天候的，来女士没有在监控设备中出现成为一个重要的破案线索。据报道，2020年7月4日下午，来女士购物回来进入所住楼房的电梯里——这是她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中。作为“智安小区”，事发小区共有内部监控96个、外围监控近千个。杭州警方通过监控视频进行分析，发现来女士没有走出小区。正是借助于电子监控，“没有发现”成为最重要的发现。

在现代社会，除了居住小区，小区之外同样是透明的。据估计，2020年中国监控摄像头数目达到6.26亿个。中国目前已经建成视频监控网，“中国天网”工程建设的视频摄像头超过2000万个。对于离不开智能手机的都市人，手机一开，也就意味着他的活动轨迹、个人信息都被记录下来。浏览新闻，阅读者的阅读偏好被记录下来；通过电子支付手段购买物品，交易信息被记录下来；进出居住小区的信息，出入单位的信息，以及各种出行信息都被收集存储起来。现代人是完全的“信息裸人”。从早到晚，除非你回家以后关电源、扔掉手机、点起蜡烛，重新过起传统生活，否则无法逃脱“裸人”的境地。如果把个人视为物理学意义上的一个质点，那么这个质点的空间位移就全部被记录下来。在这个透明世界里，普通人可以“破案”：从案发地开始调用电子监视信息，再把某个可疑人物的信息加以拼接，如果信息完整而且清晰度足够，那么案子几乎立马可破。即使违法者侥幸逃匿，也很难生存下来。

总之，现代社会的电子设备，把个人各时点的活动都转化为电子信息并保存下来，借助这些电子信息，每个人都被“全景敞视”了。

透明的非预期后果

具有收集存储信息功能的电子设备的运用，方便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方便了科层制管理，还方便了网络平台公司抓取信息资源以获取更多收益——这是监视者能够预期的。与此同时，透明社会的特性正在产生并且还将产生更多的非预期后果，而这一点往往为监视者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如果任由电子设备窥视与收集我们的信息，任由某些机构抓取与利用此类信息，那么监视最终将走向异化。就此而言，对透明的非预期后果的分析与反思，是极为重要的。

事实上，此类反思可以追溯到福柯的全景敞视理论，以及经由全景敞视对监视中的权力关系的分析。全景敞视理论首先是一种特定的观察结构。功利主义者边沁最早设计了现代监狱的雏形：一座环形的监狱，所有房间都朝向圆点，其窗户对着中心。监狱中心设计了一个高高的瞭望塔，监狱管理者居于其间，一览无余地观察房间内被囚禁者的活动情况。但被囚禁者则看不到管理者的活动状态，甚至连瞭望塔中是否有人都无法知道。管理者对被囚禁者的监视具有无限的优势，即使他们不在场，中心瞭望塔的设置对被囚禁者仍然具有震慑作用，这也恰恰是全景敞视的关键所在。(19)[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第224—228页。

在福柯的叙述中，边沁设计的敞视设施只是一个社会隐喻，其理念具有普遍的应用与推广价值——即一部分人对另外一部分人的监视，而其背后则体现了权力关系。在现代社会里，全景敞视已从设施转换为社会机制，全景敞视的应用也从监狱推广到科层制的所有领域，如幼儿园、学校、工厂、养老院等。换言之，凡是有上下层级关系的科层制，上一层级对下一层级中的个人进行监视进而进行管控，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社会机制了。当然，在一般人看来，因为上一层级对下一层级有合法的管控权，理所当然就拥有监视权。但这样的监视真的是合法的吗？比如工厂管理者对流水线上的个人进行的监视。理论上，管理者只有权限监视工人的工作实况，工人出卖的只是工作时间，而与他工作无关的行为方式没有出售，仍然属于他私人的。但电子设备全景敞视的结果导致他的一切行为都在工厂管理者的监视之下，包括与工作无关的动作。

事实上，监视关系不仅仅存在于科层制的上下层级关系中，在同一层级的平行结构中也存在监视关系，甚至下一层级对上一层级也会构成监视。以教室为例，传统意义上，教师对学生的规训，是建立在教师处于全景敞视的“瞭望塔”位置的信息优势基础之上的。但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格局下，每位学生都具有“瞭望塔”的优势位置去观看他人，特别是观看讲台上的教师。教师的言语、动作、一颦一笑乃至擤鼻涕的方式都有可能被记录下来。如果说教师对学生构成科层制内合法关系的监视的话，那么学生对教师的监视则构成了反监视，形成了新型的权力关系。

非科层制内的成员，基于工作或社会活动的需要，构成类似于“上下游关系”这样的本无合法权力关系的关联，也产生了监视关系。比如，消费者购买一件商品，然后拍摄一张照片上传到朋友圈，或上传至更广泛的网络空间，立即招致很多人的“围观”。“围观”可能仅仅是看热闹，但也可能会产生实质性影响——推销了此类产品，或摧毁了生产商的信誉——这就衍生了新的权力关系。借用福柯的思考方式，我们不难发现，现代电子设备构成了广泛的人对人的监视，一改传统科层制的上一层级对下一层级的相对单一的监视关系，形成了弥散式的广泛的监视关系，也因此形成了新的权力关系模式——弥散式权力关系。

若从更广泛的视角看，监视也渗透到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斯诺登曝光的美国棱镜计划，借助技术优势，以反恐的名义监视世界各国的通信活动，甚至连其盟友欧盟国家领导人的私人通话也在监听的范围内。公开的或隐匿的监视，都体现了其技术霸权的特质。无论形式如何，国家间的监视是当代国际关系不平等的重要表现方式之一。

如果说，借助于福柯分析视角得以窥见(广义的)权力关系，那么朱伯夫则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监视的商业价值的分析。朱伯夫以监视为主要变量构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模式。在她看来，福特资本主义代表了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一次飞跃。福特资本主义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如借助钢铁与石油，使美国成为轮子上的国家。而以互联网、智能手机等新型电子设备为基础，资本主义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监视资本主义。在监视资本主义阶段，信息是资本主义生产最重要的资源。事实也确实如此，世界上最大的企业，在福特时代，主要集中在石油、钢铁、汽车等行业里，而在监视资本主义阶段，则以信息服务企业为龙头。

以谷歌为例，朱伯夫追述了监视资本主义的缘起。在谷歌发展的早期，它收集用户的数据，包括搜索词的数量和模式、停留时间、点击模式和定位等，主要用于改善用户体验。2003年谷歌申请了一项名为“生成用户信息以用于定向广告”的专利，将“数据废弃物”(data exhaust)转化为“行为剩余价值”(behavioral surplus)，提高了定向广告的精确度，为公司创造了更多效益。朱伯夫创制了“行为价值增强循环”模式与“行为剩余价值发现”模式两种理想类型。在早期的“行为价值增强循环”模式中，公司从用户那里提取行为信息进行分析，主要目的是提高服务质量，而其信息在用过之后就像尾气一样排放了。(20)Shoshana Zuboff,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the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p.70.在后期的“行为剩余价值发现”模式中，用于改进用户质量而收集信息只是一个小循环，或者说只是公司运行的一小部分，更大的循环在于利用信息进行营利活动。在这个模式中，公司提取的信息不再像前一阶段作为废弃物排放了，而是充分地利用起来；不仅如此，公司还专门收集用户的数据，作为产生剩余价值的基础。在这个循环里，借助于提取的行为信息，设计新的生产手段、预测新的产品，推动未来行为市场，从而产生监视产出。(21)Shoshana Zuboff,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the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pp.96-97.用户的行为信息成为厂商的重要资源。它可以被理解为厂商的资本，即能够带来价值的那部分资源；也可以被理解为新的剩余价值——它不同于传统的由劳动者带来的剩余价值，它是由非雇佣者带来的，但也是劳动给厂商带来的价值，只是这是客户的劳动。

这一基本原理被应用于工商业领域，虽然后续的技术手段千变万化，但基本的原理就是从用户身上获取更多更精准的信息，用于提高公司的赢利水平。为此，有些公司不择手段地获取用户信息，比如故意收集与本业务无关的信息、强行绑定从而窃取个人的全面信息、通过中介买卖获取信息等。无论是超级的互联网平台，还是小规模的经销商，信息都已成为它们最重要的资源。

通过监视获取信息，再进行逻辑运算，可以制定差异化广告与定价策略。根据用户偏好，定向发送新闻、视频，满足客户的需求。与此同时，根据对用户的了解，定向推送广告。线下的“宰熟”手段，通过大数据运算，在线上使用起来更加精准与得心应手：可以根据用户的收入、消费偏好、行为模式等，专门给那些依赖某类消费的人群甚至某个具体的个人推送高价的商品或服务。网络公司为不同品牌手机用户、不同客户推送差异化定价的相同产品或服务。

通过诱导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使消费者更多地依赖公司推送的产品或者有计划地逐步改变消费者的行为，使其进行更多的消费，商家逐步改变人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进而改变人的其他行为方式，甚至改变客户的基本价值。商家对消费者监视所形成的非预期后果的一种极端状态就是，使消费者最终听命于商家。

结 语

传统中国以农业为主，衍生出具有乡土特色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熟悉是其重要的特征。毫无疑问，作为现代术语，监视并没有在传统社会中使用，但我们以监视为视角重新理解乡土社会时，发现监视在传统社会中同样也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在熟悉社会里，在传统的家族、宗族体系内实施的主要是责任性监视，而在等级体系之外，监视则主要在竞争者之间进行。

随着城市化推进、人口流动性增大，中国社会正逐渐由传统的熟悉社会演变为陌生人社会。中国的城市社会正出现类似于日本“无缘社会”的某些特征。一方面，地缘关系在弱化，城市的许多新建小区内有地域而无地缘，社区内部的多数人呈现“无关联”状态；另一方面，不像传统社会那样，血缘(亲缘)、地缘与业缘“三缘”高度重合，现代城市呈现了“三缘”彼此分离的特征。这样，在陌生世界中进行监视就显得非常必要。而智能手机的普及，使随时随地的个人信息收集成为可能，使现代社会更为透明、个体也更为“裸露”。

监视技术的广泛使用，不仅改变了个体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社会的性质。无论是技术专家还是管理者，在采用监视技术时，主要考虑的都是技术的正向效应。然而任何一种技术或设备，它在发挥我们所期待的正向效应的同时，其他效应也会发挥出来。广泛采用的监视产生了诸多的非预期后果：在科层制内，各层级关系甚至无层级关系的社会成员都被置于因监视而产生的权力关联结构中；网络公司借助技术优势收集个体信息并以此作为赢利资源，诱导和改变用户的消费行为，甚至改变他们的行为与价值。

监视技术的非预期后果是我们需要积极避免和预防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有责任去发现问题，反思普遍监视所带来的非预期后果。与此同时，立法部门、政府相关行政部门需要制定规则，节制对监视设备、监视信息的滥用。政府部门需要承担起相应的监管责任，加强监管，对因监视而引起的权力关系加以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