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南 郭熙保

引 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用“十个明确”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中之一就是“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在经济制度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决定性地位，起着规范方向的作用；经济体制以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表现形式，能够反映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1)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7—258页；张宇：《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人民日报》2020年1月10日。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进行了全新概括，在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由原来的所有制制度向包括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内的体系化制度转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创造过程中形成的重大理论突破和创新，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体制改革表现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始于1978年底，从农村起步，逐渐转移到城市；冲破所有制“越纯越好”“越统越好”的僵化观念，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集体所有制改革，允许和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收入分配方式，恢复和落实按劳分配，建立和完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机制，探索分配方式多元化；彻底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稳步推进价格改革，打破地区、部门的分割，注重培育市场主体，促进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既没有照搬现成的经验，也没有套用现成的理论，而是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概括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成就和经验，(3)陈宗胜、王晓云、周云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四十年回顾与展望》，《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4期；张卓元、樊纲、汪同三、裴长洪、高培勇：《改革开放40年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7期；张占斌、杜庆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影响与新时代改革的新方位》，《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11期。并对渐进式改革进行了深入剖析。(4)洪银兴：《中国市场化改革渐进式路径的一种解释》，《经济学家》2001年第1期；胡家勇、陈健：《经济转型理论评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特征的研究主要从整体上进行考察，且数量不多，(5)刘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张宇：《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与经验》，《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7期。目前尚无文献从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三个方面分别阐释。苏东国家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面转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比较参照系。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渐进式与激进式两种改革方式的对比以及苏东国家改革的教训反思上。(6)樊纲：《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王跃生：《不同改革方式下的改革成本与收益的再讨论》，《经济研究》1997年第3期；景维民、张慧君：《转型经济的绩效、成因及展望》，《南开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近十年鲜有学者关注此类研究，也较少关注这些转型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恢复与调整后的体制改革与经济表现。

本文拟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作出全新概括的基础上，以史为鉴，与苏东国家的体制转型进行对比，从所有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尤其是重点考察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改革实践，系统总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特征，全面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苏东国家经济转型的主要差异

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转型之前，中国和苏东国家都是由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其社会制度相同。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经济体制改革，苏东国家的转型时间稍晚一些，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但二者的转型道路却完全不同。这为我们比较分析两种不同类型的转型道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实验。与苏东国家相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一)偏重经济制度改革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始于1978年底，大体经历了探索时期(1978—1991年)、深化时期(1992—2002年)、初步完善时期(2003—2011年)、全面完善时期(2012年至今)。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实现了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纵观改革历程，我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推进体制改革的，因此，体制改革实质上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是所有制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根本制度并未发生变化。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苏东国家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大体分为转型期(转型基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和后转型期(21世纪初至今)两大阶段。各国在转型期普遍采用激进式转型方式，主要思路是“休克疗法”，目前已进入后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构建阶段。苏东大多数国家是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的同时推进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彻底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最终目标是转型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总体看，中国主要偏重经济制度改革，而苏东国家则是政治经济同步转型，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苏东国家经济转型的主要区别。当然，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不能完全分离。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也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如政府机构设置的多次调整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法治体系的不断变革等，但根本制度并未改变。

(二)渐进主义思路

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进行体制改革，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能摸索着向前推进。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并借鉴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和转型经济学理论，实施渐进式改革思路。而苏东国家不同，其转型目标是走向资本主义，欧美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现成的参照物，因此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样板的“休克疗法”成为当时苏东国家普遍采取的转型方式，后来事实证明这种激进的休克疗法是失败的。

人们往往是从事后角度总结激进主义改革和渐进主义改革的成败得失。其实，所谓“激进”和“渐进”都不是事前选择的结果，而是由两种转型目标决定的必然产物。中国自改革伊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要打破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推进改革必须小心翼翼，以防改革搞得过快、过猛，出现滑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而苏东国家的共产党失去了政权，没有共产党领导的转型改革必然是政治和经济同步进行，因此必然是大规模地、疾风暴雨式地推进，绝无可能采取渐进主义改革路线。

(三)混合经济模式

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变迁的突出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例如，在所有制上，既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分配制度上，既要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又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要素贡献原则；在经济运行上，既要坚持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本原则，又要保持国家对经济的有效调控。总之，中国特色基本经济制度变迁是一种混合经济模式，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标准市场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东国家的政治经济全面转型模式。作为一种新的制度模式，中国的体制改革必须循序渐进，不可能像苏东国家的转型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中国目前已经历了四十余年的体制改革，仍未完成，尚需进一步向前推进。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我国所有制改革的主要特征：坚持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同步协调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基础。

苏东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有制改革的方向是实现私有化，在当时这不仅是经济上的要求，也是政治上的要求。但很多转型国家急切地将私有化作为改革目标，“为私有化而私有化”，对经济造成了不良影响。独联体国家中俄罗斯通过赠送企业股票的方式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导致“内部人控制”，形成以垄断资本为主导的所有制结构，国有资产不仅流失到外国和本国投机者手里，而且腐败横行，利益集团勾结，国家的生产能力和经济实力遭到了严重破坏。中东欧大部分国家在私有化改革中并没有选择大规模地快速推进，而是遵循审慎地渐进主义方式，公开出售国有资产给外国资本和国内投资者，实现了私有化过程平稳过渡，但负面影响是部分国家的国民经济主要产业被外国资本占据主导地位，致使国内资本缺乏控制权和主导权。

我国所有制改革与苏东国家改革的目标与路径不同，既没有采取大规模私有化的方式，也没有导致外国资本在本国经济中的主导性，而是遵循一种渐进的方式，沿着体制外和体制内两个维度逐步展开，且体制外相对领先于体制内。从体制外来看，先后允许外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逐渐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1979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宣告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的合法性。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补充的论断，“补充论”得以肯定和确立。1987年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发展私营经济的问题，“补充”的内涵从“劳动者个体经济”增加到“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1988年宪法修正案确定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从“补充”上升到“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两个平等”的主张，至今已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为了打破非公有制经济面临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相关障碍，国务院相继下发《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非公经济36条”，2005年)、《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非公经济新36条”，2010年)、《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2019年)；不断完善负面清单制度，为民企开放更多可以进入的领域；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简化证照办理程序；推动垄断行业大多向非公有制经济开放，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向更多领域发展；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的财产权保护……这一系列政策措施扫清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种制度障碍，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1978年非公有制经济对GDP的贡献率不到1%，2001年增加到20%以上，2012年之后超过60%。(7)张卓元、房汉廷、程锦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40年》，经济管理出版社2019年版，第141页。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增强我国经济活力、增加就业与税收、促进创新、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体制内来看，国有部门逐渐引入竞争机制。回望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大致经历了以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为主要改革内容的放权让利时期(1978—1992年)、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要改革内容的制度创新时期(1993—2002年)、以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为主要内容的国资管理时期(2003—2012年)、以基于功能分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分类改革时期(2013年至今)四大阶段。在此期间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调整，实行进退结合、利改税、企业承包制、抓大和放小结合、分类指导、股份制改革等举措，国有经济布局更加合理，国有企业竞争力持续增强。尤其是进入新时代，加速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国资国企监管，持续推进“双百行动”，开展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突出党的领导和党建工作，促进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不断推动国有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2021年《财富》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中国大陆(含香港)上榜企业135家，其中国有企业高达95家；世界500强上榜央企数量继续呈增长态势，由2012年的43家增至49家。(8)《国资报告：独家解析2021年度〈财富〉世界五百强上榜国企名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2021年8月2日。

我国所有制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得益于多种所有制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有经济体制内的不断改革，引入非公有制经济对国有经济形成竞争压力，促使国有企业不断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环境。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同步协调是中国所有制改革的主要特征。

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特征：坚持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所有制的利益实现，分配制度改革与所有制改革相伴而行。我国分配制度改革注重初次分配，即各种要素所有者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获得的报酬。它强调效率原则，重视起点公平、过程公平，但不注重结果公平。因此，与所有制改革相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主要注重效率。但市场经济的特征又表现为竞争性，竞争必然导致优胜劣汰，在个体能力和机遇存在差别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导致结果不公平，也就是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政府就必须进行干预，通过公共财政收支调节各阶层的收入分配状况，这种分配被称为再分配，它更强调公平原则，即结果公平。因此，收入分配问题就归结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最理想的社会状态是既有效率，又很公平，公平与效率同时兼顾。但是，在实践中很难做到。中国在过去四十余年的发展实践中，逐渐摸索出效率与公平关系变化的规律，坚持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

苏东国家在转型期，新旧制度交替造成了国民经济剧烈震荡，经济衰退、人均收入下降、恶性通货膨胀与社会保障体制缺失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贫富分化加剧，贫困人口数量激增。苏东各国日均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的穷人数量从1987年的不足100万人激增至1996年的2400多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由1%左右增至5%左右。(9)张桂文等：《转型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比较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4页。由于转型时间较短，速度较快，旧的制度被迅速打破，而新的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制度缺位现象较为突出，造成了转型国家的政治不稳定，社会秩序混乱。这一时期体制转轨带来的结果是既无效率，也无公平。进入21世纪，苏东国家先后调整转型方式与转型路径，经济逐渐得以恢复，例如，俄罗斯采取多种措施抑制寡头对经济的垄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大力发展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工程，收入差距渐趋缩小。这一时期，苏东转型国家经济效率有所提高，与此同时，公平性也得到改善。

我国分配制度随着所有制结构改革而调整。改革开放之前，与公有制一统天下相适应，我国实施按劳分配制度，但在实践上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原则。这种分配制度注重公平，但缺乏效率，致使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改革开放之后，伴随所有制改革不断推进，分配制度改革也不断深入，从最初的落实按劳分配原则阶段(1978—1986年)，到分配方式多元化阶段(1987—2001年)，再到完善收入分配市场化机制阶段(2002—2011年)，最近发展到分配体制改革全面深化阶段(2012年至今)，我国社会主义初次分配机制不断完善。从国有企业“工效挂钩”制度、机关事业单位结构工资制、科教文卫等行业绩效工资制开始，逐渐打破分配平均主义，拉开工资收入档次；允许和鼓励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从利息拓展到股份分红、风险补偿等；推动市场机制决定要素资源配置，进一步确立并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这种效率优先的分配制度，充分激发了各类劳动者生产和工作积极性。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的分配制度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不仅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贫困程度显著下降。

但是，21世纪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趋于扩大，基尼系数持续上升。这个时期，我国的政策导向开始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到“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将公平与效率放在同等重要位置上。2007年国家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表明公平与效率的相对重要性已经转变，开始更加重视公平。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强调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重视再分配机制建设，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完善各种保障制度，着力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从这些政策举措来看，该时期已把公平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但应指出的是，当前更加强调公平并不是要回到改革开放前平均主义的做法，而是仍然注重效率，只是把公平原则提到更为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实际上，效率与公平关系的优先次序变化，体现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从“先做大蛋糕、再分好蛋糕”的增长优先发展阶段逐渐过渡到“做大蛋糕的同时也要分好蛋糕”的增长分配并行发展阶段，再到“分好蛋糕”的消除贫困为重点的发展阶段，注重在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实践证明，我国采取的效率和公平关系动态调整策略是正确且有效的，否则经济不可能保持多年持续的高速增长，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也不会出现持续改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就是在2020年底我国实现了在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彻底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呈现先上升而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趋势，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假设改革开放初期仍然采取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就不可能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也就不可能有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蛋糕难以做大。因此，在蛋糕做大之后，再把社会公平提到更重要位置，实现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是完全正确的选择。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多管齐下，提升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把消除贫困作为主要目标和任务，加快构建和完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力度，不断增加对教育和卫生保健事业的投入，大幅加强对“三农”的财政支持，把就业列为重要政策目标。这些政策组合拳的实施，使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不断降低。如果没有近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使国民财富达到较高水平，就无法为最近几年收入分配政策的大幅度调整提供坚实基础。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特征：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不仅解决了我国资源配置方式的问题，也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供了实现路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苏东国家在转型前，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经济活动缺乏活力，经过多次改革尝试未能成功，(10)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的改革共经历三次浪潮：第一次改革浪潮大约发生在1950—1960年，发端于南斯拉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匈牙利、波兰等)随后卷入其中；第二次改革浪潮大约发生在1960—1970年，苏联和东欧许多国家都参与其中，但一些国家的改革发生了部分退却(如波兰)或受到了遏制(如捷克斯洛伐克)，而另一些国家的改革则坚持下来(如匈牙利)；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第三次改革浪潮，波兰、匈牙利和苏联(戈尔巴乔夫执政后)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政治经济改革。这些国家的改革虽各具特色，但并没有从体制上消除产生各种弊病的基础。参见[法]贝尔纳·夏旺斯：《东方的经济改革——从50年代到90年代》，吴波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为此，各国转型的目标就是迅速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思想的指导下，有些国家把计划经济与政府管制和宏观调控等同，在转型期完全放弃了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致使经济活动缺乏有效的监督控制，缺少组织性、计划性和全局性。个

别国家甚至把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把政府管制当作万恶之源，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让位于市场，一夜之间全部放开价格，结果出现了权力真空、制度真空，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经济急剧恶化。

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并没有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控。以价格改革为例，中国没有像苏东国家那样，一夜之间全部放开所有商品价格，而是选择渐进式地调整与放开。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价格改革先后经历了国家调价、调放结合和以放为主三大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11)价格双轨制即通过计划内行政性定价和计划外市场供求调节定价相结合的方式使得同一商品的价格在同一时间、同一市场有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两种不同形式。从最开始的边际上放开逐渐过渡到全部放开。渐进式价格改革不仅能克服完全自由化导致的通货膨胀风险，保持物价整体稳定，又能适时放开价格，实现价格改革的平稳过渡。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具创新性的制度安排之一，为后来其他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与借鉴。这种特殊的价格改革制度被著名转型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称为以帕累托改进的方式实施价格自由化的一个具体机制，也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比喻为“天才的解决办法”。因此，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就是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这不等于政府完全放弃对经济的干预，而是要正确地干预，干自己应该干的事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不但不能被削弱，反而应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加强。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应适时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俄罗斯在汲取转型期实行完全放任自由的教训基础上，于21世纪初建立了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强化国家在经济转型和各项制度改革中的作用，强调“政府守夜人”的监护，尤其是加大对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的调节和管控，普京政府还专门制定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的宏观政策，促使俄罗斯逐渐克服了转型期所经历的危机，步入经济增长期。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形成了强有力的“泛利性政府”，(12)所谓“泛利性政府”是指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政府。具体表现在：它更关心国家的长远利益，而不是短期政治收益；它能有效地抵抗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国家整体利益为标准制定政策；它不受民粹主义的干扰，不通过给民众短期利益获得政治支持，而是给他们提供可持续性的收入增长。参见姚洋：《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不被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所干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制定符合全体人民利益的经济计划与发展规划，在改革方式、路径、策略的选择与实施等方面循序渐进，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本国国情试点先行，大幅度降低了转型的风险与成本，实现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同步。与苏东国家激进式转型强调私有化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不同，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2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7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89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1993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013年)，最后到“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20年)的逐渐升级，其间四十余年漫长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我国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内在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13)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04—105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要素市场改革步伐，推动重点领域价格改革，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完善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放管服”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在运行机制上，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国家调控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既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这就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要特征。(14)刘凤义：《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新概括为框架，在综合考察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渐进式制度变迁过程尤其是新时代改革实践与经验的基础上，总结概括出我国独具特色的改革特征：所有制改革坚持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同步协调，分配制度改革坚持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注重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与苏东国家转型相比，我国体制改革在内容上主要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方式上采取渐进主义思路，在模式上实行混合经济模式。从转型结果来看，我国的体制改革比苏东国家要成功得多。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个奇迹是如何发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改革模式是取得成功背后的密码。与苏东国家相比，可得出如下启示。

第一，稳定的社会环境为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苏东国家在转型期出现社会动荡和失序状态，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遭到巨大破坏，整个国家无法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而中国的体制改革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行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保证了高度稳定的社会环境，为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是中国奇迹发生的重要奥秘。

第二，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所有制问题上，一方面，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把国有企业逐步推向市场，使之成为市场经济主体；另一方面，鼓励和支持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让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同等条件下竞争，促使各种市场经济主体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在经济体制问题上，通过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和宏观调控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政府又保持着强大的调控能力，使得经济活而不乱。这种经济体制是苏东国家无法做到的。这是中国奇迹发生的主要奥秘。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得益于中国共产党正确把握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调整的方向。体制改革就是调整生产关系(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和上层建筑(国家宏观管理体制)。这种调整就是把改革开放前建立的单一公有制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把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调整实际上是通过降低公有化程度和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程度来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比较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与之相比，改革开放前，我国也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促进生产力发展，但那时是通过拔高生产资料公有制程度和建立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方式来推进经济增长的。实践证明，那种朝相反方向调整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从而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可见，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推动生产力发展，必须保证朝着向正确的方向进行调整，唯此才能推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这是中国奇迹产生的深层原因。这个深层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已经认识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才能“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正确”二字非常重要，它表明过去那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方向是不正确的。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找到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调整的正确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才会有中国持续的高速增长，才会有经济奇迹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