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承芳

20世纪60年代之后，生态学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如今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生态环境研究打开了广阔的视野。面对技术、社会组织模式以及人类精神状态的剧烈变迁，许多生态学家都以全新的视角去解释这一变化。奥康纳从资本的视角指出，资本生产的掠夺性加深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与对立，导致资本生产的结构变化加剧而引发生态学危机；拉图尔则从技术角度揭示加速的技术变迁不断改变着人类生存意义的建构，而现代社会中的技术介入则带来了生态学危机。现代生态学理论在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越来越注重从现实层面直面人类面临的困境，即生态学关注的历史与主题：如果地球不再适合生活，那么人类将会如何？局部的生存环境改变是否能改变污染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法国20世纪著名思想家保罗·维希留提出了灰色生态学这一被主流生态学研究忽视的话题。尽管在逻辑上并未跳出资本与技术的逻辑，但他从速度(人与自然关系相对性)视角提出了一种与流行绿色生态学相对的灰色生态学，旨在提醒人们：当工业革命开始持续不断地加速进程并使人类运动达到无时滞的光速(在目前仍然局限于交流领域)，世界便面临着失去多样性(即质的丧失)的危险，因此，真正的危机在于速度带来时空距离污染(即时空压缩)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认知污染。面对高速度带来的时空压缩(灰色污染)，维希留强调高速运动中的同质性时间引发的世界荒漠化、虚无化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真实社会问题。

加速与“灰色生态学危机”

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指出，在面对快速发展的生产力时，人类不能过分陶醉于生产方式革新为我们带来的便利和效益，而应正视征服自然过程中面临的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19页。恩格斯通过列举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砍光森林导致土地荒芜、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过度砍伐松林引发洪水等，揭示人类过度开发自然引发“自然的报复”，强调人类在“我们统治自然界”时，绝不能将自己置于自然之外而存在，而必须“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9页。恩格斯指出自然报复更深层次的社会根源在于“那种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的生产方式”，(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2页。由此也揭示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从根本上铲除制度方面的障碍，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中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才能彻底释放出思维转变所带来的巨大活力，进而达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真正和谐。

恩格斯敏锐地观察到了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中所蕴藏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包括自然界在内的一切存在物都纳入普遍有用性的体系中。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革新产生了各种消极后果，尤其是生态危机，而这种生态危机是人类通过发展生产力和革新生产方式加快征服自然过程中必然遭遇的“自然的报复”。我们可以看到，正是人类能够认识并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的独特能力实现了其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而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科学技术的发明和运用一方面加速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脚步，另一方面也进一步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现代生态学研究必须关注技术发展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问题。

随着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交通和通信技术带来的时空压缩，持续改变着环境的尺度和维度，这也是沿着马克思主义批判思路继续前行的思想家们共同关注到的生态学视角。维希留基于“时空压缩”的视角提出了灰色生态学思想，并由此指出加速的技术革命不仅造成了传统时空观的消解，更引发了自然世界本身的消解，从而将技术及其文化后果置于生态学关切的根基。维希留认为，如果工业革命开启了对自然的污染，那么速度革命则开启了对颜色的污染，他以黑格尔的灰色本体论为始基，展开全新的灰色生态学批判。主流生态学关心的是资源耗尽和全球变暖，灰色生态学则关注除了具体物质污染以外的距离污染，这种污染通过速度对自然的实际大小造成了深度污染。这种灰色污染也被维希留称之为速度圈污染(dromospheric pollution)。速度使得地球的距离和延展受到污染，而且这种污染难以被察觉，唯有从伦理学视角才能让其可视化。过去的旅行包含出发、路程和到达，今天最全面的到达已经超越了所有的出发，禁闭于世之感只会增加，因为到达是一个极限。(4)Paul Virilio, Politics of the Very Worst, New York: Semiotext(e), 1999, p. 59.正如维希留所警示的，“我们正在体验着世界的终结——不是天启论的世界终结，而是有限世界的终结”。理解这个问题并不困难，但在这里仍然存在着一些独特的问题。在常识上，有限世界的终结意味着多样性和开放性，而这似乎正是人类所欢迎并积极追求的。因此在价值上，有限世界的终结似乎与自由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今天，移动自由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自由。如果有限性意味着人的活动有限性，那么开放性本身则意味着自由的增加，这正是常识中的观点。那么，何以认为这是成问题的呢？这就必须联系到灰色生态学以及关于技术对身体的殖民所造的人之惰性问题的分析了。维希留的核心假设是，越来越快的运动反而使人们越来越不动，使人们丧失了对自然世界之真实性的体验，使人们丧失了对多样性和直接交流的体验(生活的质性丧失)，即距离被污染了。这种距离污染正是“过去的一个世纪，加速驱动着人类，在今天，它自上而下地动摇着知识的积累，伴随着我们不断加强的互动，同时亦导致时空距离的污染，这种污染压倒了构成我们环境的那些实体的污染”，(5)Paul Virilio, The University of Disaster, Cambridge: Polity, 2010, p. 133.这是人类“自我创造的世界”之污染，(6)Paul Virilio, Grey Ecology, Translated by Drew Burk, New York: Atropos Press, 2009, p. 26.需要一种“灰色生态学”来回应这类问题。

那么，与物质相对应的时间和距离是怎样被污染的，这种污染又造成了怎样的后果？灰色生态学研究的是与一般意义上的环保主义和生态学家所说的物质污染相区别的距离污染，即对时间长度与延伸的距离的突然污染使我们的生存环境的范围和幅度缩减等问题。(7)[英]约翰·阿米蒂奇:《建筑师解读维希留》，尚晋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第110页。它不仅是一种哲学反思，更是一种对科技艺术的批判。灰色生态学聚焦于“将地球尺度和大小的意义剥夺的实物尺寸的污染”。这是关乎直面自然中的历史转变、人类群体的亲近性以及21世纪生态问题的重要议题。维希留提出超越灰色生态危机，必须走出一条全新的绿色生态模式，即借用绿色生态中的协调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视角，将之融入灰色生态学治理中去。他强调“城镇的人造环境”破坏了“存在的有形邻近性”，同时揭示了“城市各部分邻近街区”的近乎自然邻近性与“电梯、火车或者汽车的‘机械’邻近性，以及最新的与即时通信的电磁邻近性”之间存在的差别。因此，对实物景观的污染的思考并非是与绿色生态理念背道而驰的，它实际上是延续了绿色生态思想的基本理念，旨在恢复地球之有形的亲近性的社区。它是要将灰色生态学呈现为一种补充性的甚至比绿色生态学至今所带来更加有益于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更加人道的生态环境。(8)[英]约翰·阿米蒂奇:《建筑师解读维希留》，第111页。

灰色生态学基于对机械邻近性和社交性媒体的批判，同时分析了“媒体呈现的空缺”的问题。这是一个由加速信息和通信技术带来的空缺或空间，其中仅包含电视播放的事件或技术意义。(9)[英]约翰·阿米蒂奇:《建筑师解读维希留》，第111页。维希留将媒体呈现的空缺设想为一种特殊的空间，而其技术含义与反绿色和反灰色生态学的主流论述脱节，比如“可视电话、传真、家具购物”中的技术含义。灰色生态学没有一个固定、最终的空缺或空间，让我们可以阐释世界中空间位置、运动或事件的单一规范性定义。意义并没有嵌在灰色生态中；它是由进行表达和呈现的人在社交中自然创造的。

从以上分析看，虽然我们在一般结构上仍然处在技术理性所导致的异化境况之中，但其机理与后果却远比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启蒙辩证法”时更为复杂和剧烈，在其中，加速带来的“灰色生态学危机”构成了今日伦理言说的现实语境。

“灰色生态学”视野中的污染及其后果

维希留的灰色生态学所谈论的污染问题是以今天的现实为参照的，选择了一些至关重要的现象作为例子来阐明技术进步以及追求速度的文化价值何以引发质的丧失，即世界多样性(色彩)的丧失、意义的匮乏、认知的污染，并带来一系列需要我们立即回应的迫切问题。这一理论为今日伦理言说厘清了问题，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的参照，更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分析。

(一)距离污染

维希留强调社会生活加速过程不仅带来了自然污染的绿色生态问题，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具有黑格尔的灰色本体论意义的灰色生态危机，这种污染包括对自然界实际速度的污染。这是为什么维希留会谈论大气层污染，原因在于速度污染了世界的广阔和世界的距离。而这种生态是无法感知的，因为它是精神的，看不见的。(10)Paul Virilio, Politics of The Very Worst, pp. 57-59.实际上这种距离污染本身比物质污染对人类的危害更大，尽管与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吉登斯的“全球化”，哈维的“时空压缩”所描述的现实状态不同，但却是它们的趋势及可能的最终状态。在维希留看来，这种对距离的污染的加剧不应简单地等同于脱离地域限制而获得的新自由(尽管某些评论家做了这样的类比)，比如，这“污染的最后形式”随之带来了一种新的“具体的现实”以及“对地理范围的污染”，威胁着“我们每个人拥有的现实感”和世界的含义。它也侵蚀了世界的完整性，而这种完整性又同临界空间之前的世界联系在一起，“在这个世界中存在一种可以同一时间赋予构成人类环境的物体以重量、含义和方向普遍存在的吸引力”。(11)[英]约翰·阿米蒂奇:《建筑师解读维希留》，第116页。

维希留认为正是距离污染使世界最终处于普遍的失重的逻辑之中。他强调，“在天空与大地之间运动事物只能根据天空和大地来解释”。借助这个命题，我们或许可以说，最终，我们的“灰色生态学”并没有远离同一种色彩或更准确地讲同一种无色(absence of colour)的“本体论”：老套的关于自在存在(being in itself)的思辨。不过，这种特殊的自在(in itself)关系到此时此地的直接联系，也就是身处“这个世界之中”。地球引力给予这个世界以重量和尺度。(12)Paul Virilio, Open Sky, London: Verso, 2008, p. 67.不过，反之，也给予其通过飞翔摆脱重力的意志，向上坠落(fall upwards)，侥幸逃脱作为人类命运的地球物理界限。这是对全部“前进阻力”的克服，它使得人类看起来像个天使，像个鸟儿，因为根据经验，我们都知道“所有没有落下的东西都在飞”。(13)Paul Virilio, Open Sky, p. 68.正如《黑客帝国》中所揭示的，世界成为一种虚幻的城市结构，它只是借由技术在人类心理的投射而已，因此，世界地理多样性(geo-diersity)的耗尽将是实时统治的命运。

正是加速改变了距离的内涵，同时带来了世界的终结(the end of the world)。实时技术对今天的领土整治工作者提出了一个重大挑战：通过传输革命得以实现虚拟化城市，从而颠倒了物理位移和虚拟位移的关系。远距离控制从根本上是非物质性的，并逐渐废除了装备领土的物质性设施。(14)[法]保罗·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陆元昶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过去移动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地方的移动，而今天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移动则是一种从距离体验被发射的感觉，移动仅仅是一个我们“可以知觉到的状态”而已。维希留将之称为世界的终结，这种终结作为一种现象，它不仅造成了距离污染，更创造新的生活的地理物理环境。人类耗尽了世界距离之感和时间之感，从而面临没有未来的灰色生态危机。(15)John Armitage, The Virilio Dictiona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2013, p. 97.

维希留在《速度与政治》一书中指出，这种灰色生态危机根本的原因在于政治的历史与财富和资本的历史密不可分，加速是财富和积累(或资本化)的隐藏方面：过去是海上运输的加速，今天是信息的加速。因此，速度政治势在必行。当电信、互联网或互动的自动化以社会控制论威胁我们时，与之相伴的速度的政治经济学产生了。随着现代传播革命推进了运载工具的更新，尤其是视听静态运载工具的更新，使得接收者兼发送者的行为形成了惰性，这个过程使人的存在本身视网膜化，世界成为一个幻象，城市空间持续缩小。(16)[法]保罗·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第16页。过去人类本来生活在真实的自然中，但是现在加速技术创造了一个支配着我们行动的“速度圈”。(17)dromosphere亦可译成“速度圈”。“速度圈”译法参照“生物圈(biosphere)”，“速度层”则参照“地层(geosphere)”。这两种译法之间不存在科学上的精确度差异，仅不同学科的习惯用语使然。维希留创造这个词，旨在表明人类通过速度竞赛而创造了一个类似地层或生物圈那样的空间，并且它实质性地支配着人类行动。在其极限意义上，这个速度圈乃是电磁波传播速度所压缩的最小距离。在这一意义上，科学意义上的地球物理环境将丧失其自然性质。最终的结果是，伴随施于我们每个人拥有的现实之感觉的破坏，世界在今天变得无意义了。

(二)空间污染

维希留指出现实空间是以生活体验、人体的空间感受以及人与空间的关系的连续性为优先重点，并以此种连续性作为建筑的基本组成区块与城市社会文化变革的原动力的。相应的，虚拟空间则是以生活体验、实体空间感受，以及人与空间关系的间歇性为优先重点，而这也正是由新信息与通信技术以及工业重组的影像而建构起的社会文化与城市的现状。正如我们所体会到的，生活体验和人体空间的感受以及人与空间的关系如今已是通过技术和工业来实现的。先进技术并不只是重组整个工业，它其实是重组了整个城市，造成了整个城市环境的杂乱无序，以至于街区和邻里之间的关系衰退甚至逐渐消失。(18)[英]约翰·阿米蒂奇：《建筑师解读维希留》，第48页。

维希留以“过曝城市”这一概念来揭示由速度引起的“现实空间的污染”这一现实，事实上处于电脑界面中“即时”存在的城市，对于当下空间体验的任何节点都以瞬时的方式暴露在一个全新时空中，在这样的虚拟空间中，即时性和当下性成为城市的中心，而现实则是基于计算机屏幕本身，所有内容都要基于这一“支撑—平面”，而时间的流动是被投射在计算机屏幕这个表面上的。我们唯有以即时的临时性或时间频率的概念去重新理解虚拟空间以及将当下现实的空间性污染的虚拟映像，才能理解维希留所说的通过打破场所与时间统一的形式对现实空间进行污染，从根本上揭示过曝城市所讨论的城市空间被虚拟空间取代的现实意蕴。(19)[英]约翰·阿米蒂奇：《建筑师解读维希留》，第50页。

维希留通过表面的全新科学定义并描述了虚拟空间对现实空间的污染：表面作为两个环境之间的界面，这一界面是“被一种在两个紧邻的场景之间持续不断地来回交换的活动所控制；例如，以计算机屏幕为表现的、电脑所表现出的世界”。(20)[英]约翰·阿米蒂奇：《建筑师解读维希留》，第51页。然而，这种空间的入口隐藏在最难以察觉的标题当中，通过电脑屏幕的可点击标题进入了一个虚拟世界，并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时空体验。这种电视屏幕或者计算机界面的即时性具有“隐秘的透明、无厚之厚、无量之量，以及难以察觉的数量”的特征。在即时的世界里没有实体现实，它是视觉上不存在实物的存在，同时使最遥远的距离不再会妨碍感知。它制造了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即时空间。今天先进的通信技术以及存储系统，使得最大的地球物理范围收缩并集中到一个点，而我们每个人虽然身在别处，但都被浓缩在一个端点上，(21)[英]约翰·阿米蒂奇：《建筑师解读维希留》，第52页。这种后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诗意栖居则依托于这一独特空间。与此同时，屏幕的技术营造了界面的即时感，并通过即时传播的直接性来提供一个具象化的画面。因此，即时传播在居住空间中具有最突出的体现：它看似自然，但事实上代表了一个连接全球的广播工作室，世界上的各个实物都早已存在于其中。由卫星的即时性与电视屏幕或电脑屏幕，将人类带入了特殊的白昼空间，在这一空间中遥远的地点的存在发挥着作用，即一种“突兀的监禁”，它将一切事物带到了一个特定的地点，即没有现实定位的地点(无地点之地点)。换言之，并不存在任何一处未被这些看似普遍、随处可及的远程定位的位置与处境，以及电视直播事件所污染的现实时空。在这些被污染的时空当中，地点可以根据人的意愿随意切换。这也意味着，普遍的即时性与无处不在的时效性，已经成为矛盾集中发生的斗争阵地，而不是可以随意忽视或抛弃的单一空间或时间当中的差异。(22)[英]约翰·阿米蒂奇：《建筑师解读维希留》，第53页。

事实上，当前这个空间因为其生物和历史的多样性而消失殆尽，气候上的季节更替消失了，地理形态的多样性消失了，就连乡村景致也无迹可寻。因为时间的间距被污染了，连同水、空气、动物、植物一起使污染变得全方位化。如我们所见，交换的实时性对真实空间的控制因其本身的惯性而结束了，更准确地说，是结束于互动或联系的惯性。这种瞬时惯性将很快接替空间的固有惯性。(23)Paul Virilio, The Great Accelerator, Translated by Julie Rose, Cambridge: Polity, 2012, pp. 22-23.因此，这种空间污染不再是大气或水的污染而是速度空间的污染。我们将很快看到类似于“领土躯体”的东西。这种“领土躯体”既没有“自然躯体”也没有“社会躯体”，甚至不可能拥有地球物理现实，因为存在即是“在情境中”，在此地此时。(24)Paul Virilio, Open Sky, p. 64.维希留以空间污染解释了人类生存之地已经成为被固定了状态而在倒计时中等待死亡的地点，在这样的地点(环境)中，人的能动性将被限制，从而成为为了安全而等待死亡的人。因此，维希留强调，今天速度虚无主义正在威胁着人类。当空间不再作为人类生存之丰富多样的外在经验而变成一种抽象的位置，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构也就同时变成了抽象的道德说教，这是对伦理挑战最深层的方面。(25)卓承芳：《维希留灰色生态学思想及其理论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三)认知污染

维希留指出，正是加速带来距离污染、空间污染，从而使我们面临着灰色污染。体验着极速飞驰的过程和固守原地的感觉，这不仅使得时空收缩(spatial-temporal)，更使得认知收缩(认知污染)。

维希留从技术的污染、意外的污染的双重维度阐释灰色污染的内涵。一方面，加速的新技术让世界一片灰色，即对世界的原初图景的全景涂鸦，同时不断提速的交通工具、通信手段、交流平台，也让我们无从看清世界的本真面貌，甚至认为加速的世界就应该是一片灰色。另一方面，技术天然蕴含的意外机制会随时阻断技术的正常运转，导致技术失控，甚至技术伤害，这是意外的污染，而这种意外在网络技术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正如互联网技术的意外现象，可以直接导致“整体性意外(Integral Accident)时代的到来”。由实时走向实况，这实际上是电子—客体的世界，正如谷歌等互联网技术构建起的“谷歌地球”。(26)Paul Virilio, Grey Ecology, p. 31.因此，维希留所说的速度学并非是一个封闭而完整的理论，它其实营造了全新的加速世界，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加速文化。

维希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加速技术引发时空收缩(spatial-temporal)；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网络传输和实况电话等加速技术引发认知收缩，从感觉认识的收缩，到对世界的一切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式的转变，都说明了认知收缩造成了认知污染，这种认知污染表现为技术依赖症、内卷式生存恐慌、技术认知异化三种形式。

现代化的加速技术设备将城市装配成了电子化加速空间，因而导致技术依赖症。现代城市密布着电子围栏、监控摄像头和警卫等技术设备，强势的技术治理成为现代化城市的指标，电子警察、电子监控、电子测速、电子罚单等现代加速技术治理模式取代了传统的人工治理模式，一方面让城市治理越发智能化、高效化，另一方面，将原来处于治理中心地位的人排除在治理之外，甚至将人贬低为技术治理的附庸。这里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成为统治意识形态”的思路，同时强调以速度为核心的高效治理模式装配下的现代城市生活的深刻异化现象。

与之相对应的文化危机也相应产生，加速的现代性本身引发了一种加速内卷式的生存恐惧，即一种害怕慢速，担心被淘汰的恐慌之感。速度空间的灰色污染更加强化了人类的技术依赖症以及心理恐慌感。维希留强调，如果加速度的不适反应，如幽闭恐怖(症)(claustrophobia)在过去是少数人才有的个别现象，那么随着不断加速的实现，即世界地理多样性(geo-diversity)的耗尽，这种病态将会成为大多数人的症状。(27)Paul Virilio, Grey Ecology, p. 29.当然，我们可以把维希留的提法当成一种比喻，不过，这一分析确实阐明了技术变迁对客观世界正常运行的破坏性后果，以及更为深刻的对人类感知、认知以及对人类生活本身的破坏性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集中和电子—科学(techno-science)的普及，一切认知沦为技术认知。科学已经超越了历史的界限导致距离收缩、时空收缩，而这样的收缩成为存在和物的条件，继网络传输和实况电话让距离和空间失去了意义之后，认知的历史也失去了意义，一切认知只是技术中介后的认知，一切认知只是当下技术座架的认知，间接化视觉造成了出人意料的脱节感，人类感知遭到了去现实化、去物质化的打击，人类认知也深度异化，这种认知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质的意外。(28)Paul Virilio, Grey Ecology, p. 28.正如维希留在《战争与电影》中所说：

“无限的虚空，崩溃感，由于身体被窃走，被取消，被剥夺了现实感、剥夺了自己的生命、剥夺了自己的声音、剥夺了他不断晃动着制造出的噪音，从而变成了一个哑音的形影，在银幕上闪动那么一刻，然后消失于沉默……”(29)[法]保罗·维利里奥：《战争与电影：知觉的后勤学》，孟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

维希留指出，这样不断加速的信息化生存过程引发了现代人的虚无感和崩溃感，而这种现实与虚拟的倒错，最终将使人类遭遇集体的压抑和焦虑感。面对不断加速的认知过程，人们感觉自己时刻有一种必然被扫地出门的感觉，最终产生一种集体抑郁症。(30)Paul Virilio, The Great Accelerator, p. 52.

综上所述，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带来了高速度社会，而在整体资本主义框架中，不仅资源的空间分布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加深，地点的性质及其与人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空间重组不仅直接带来了许多实际的伦理问题，而且在根本上侵蚀着伦理的根基。如果理解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今天一个令人揪心的现象——手机控、电脑控。我们见证无处不在的加速技术已经成为我们身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超越了自然身体的功能，我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手机，随着虚拟世界日益超越现实世界，灰色生态学危机也愈演愈烈，人们原初意义上的距离和空间都失去了意义，人类的认知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什么？在这个由通信技术建构而插入我们生活的空间里，人与地点都变成了虚拟的和抽象的符号，一个我们无须也无法与之建立伦理关系并产生道德责任的符号！

“灰色生态学”的启示

“绿色生态学与自然相联系，灰色生态学与宇宙相联系，与文化相联系”。(31)Paul Virilio, Open Sky, p. 25.也就是说，虽然与绿色生态学一样，灰色生态学也关注人类活动的后果，但其焦点问题不在于污染的直接后果治理，而是试图揭示以速度追求为代表的技术乌托邦乃是污染问题的文化根源。在这一意义上，它从属于现代性技术批判思想。具体说来，灰色生态学主张以速度作为中心对技术之破坏性的生态和伦理后果进行分析，从而重新唤起人们对世界有限性的尊重和对技术发展的伦理限制。

(一)维希留反对主流科学的整体性的内在认知的指认，为我们重新认识污染的实质打开了新的窗口，推动我们对灰色生态学危机的认知。

维希留视今天人类面临的问题是科学成功之失败。不过，他不再将科学视为无辜，而是认为其在根子上就是反自然的，认为科学在今天已经陷入了“精神错乱”。维希留以霍金为例来解释这种精神错乱。霍金说过“当我们决定对其他星球投去一瞥时，我们的未来就有保证了”这样的话。在维希留看来，他的这句话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讲：我们的未来依赖于那些不可居住的星球。像霍金那样的科学家提出这种观点，充分说明加速引发的焦虑与幽闭恐惧症已经成为一个问题。同时，霍金的例子意味着“天体物理学家是地理学家的代替”。因此，“这是一种精神错乱。是剥夺了哲学意识的科学之精神错乱，是成功的失败之精神错乱：进步的成功之失败。进步的失败是对抗世界有限性的成功之失败”。(32)Paul Virilio, Grey Ecology, p. 30.

当然，维希留并不是厄运的先知，而是一个新技术的真正热爱者。(33)Paul Virilio, Politics of the Very Worst, p. 13.他反复强调自己并不反对科学进步，只是认为科学既具有进步意义又具有灾难性。为了避免将科学单一地指认为工具效率的技术科学而无视无意识的科学造成的系统性灾难，必须给科学进步加上伦理的限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类必须重塑科学技术的信仰，这一点约纳斯也强调，人类必须通过灾难来学习获得进步所需要的知识，而这前提是，“不是对这种或那种学科知识的可行性进行质疑，而是对整个人类知识体系的可行性进行质疑”。(34)Pual Virilio, The University of Disaster, p. 133.

(二)摆脱技术统治以及技术灾难是当前关乎全球发展的社会政策与实践之要务。

技术革命引发的空间与伦理危机集中表现为我们所处的全球时空面临着被技术统治的危机，而非简单意义上的技术重构时空。维希留在与基特勒的访谈中谈到“信息一神论时代”时，将“所有人的最大危险”视为“滑入没有人类的未来”的前景。(35)John Armitage, Virilio Live: Seleted Interviews, London: Sage, 2001, p. 8.如果说伦理学要求对人类所处环境的友好安排，那么在今天，通过社会控制技术而不是任由其像失去制动的汽车那样自由发展，就成为伦理的要务。在维希留看来，技术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它超越了上帝，成为一种新的宗教重新组织世界。今天人类重新遭遇了电磁空间，这个光速构建的虚拟空间，使世界失去了色彩，使世界距离失去了意义，每一件事都在由屏幕构成的表面崩塌，监视器与电子头盔成为现代人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由电子客体统治的世界。(36)Paul Virilio, Politics of the Very Worst, p. 85.

新技术是一种控制的技术，信息技术构成关系和信息的网络，这种新技术本身按照自己的逻辑(规则)在运转，人类必须遵循技术的逻辑才能达成目标，人类逐渐成为新技术控制和规训的对象，丧失了自己的权力。同时新技术随时可能产生技术意外，它不再是此地的，而是整体性的。而因特网的意外则更为严重，比如股灾将会是全球性的灾难。(37)Paul Virilio, Politics of the Very Worst, p. 13.事实上，今天的新技术带来了一种“意外”——它不是在某个地方或局部领域发生的事故，而是会直接影响全球的“一般事故”。这便是他所称的“一体化的事故”。因此，摆脱技术依赖和技术灾难就成为关乎全球发展的社会政策与实践之重任。

这一点麦克卢汉早就强调过，从文字和轮子滥觞之日起，人就在凭借技术来实现身体的延伸。人制造各种工具，刺激、放大和分割我们肢体的力量，并予以强化，以加快行动和交往的过程，电子技术来临之后，一种全新的有机体原理开始发挥作用。电子化使人的神经系统延伸并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环境。因此，焦点并非在于反技术，而是要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类环境，并促进人性本身的改善。麦克卢汉的媒介作为人类肢体的延伸这一观点本身反映了人与技术之间积极相融的关系。因此，为了实现人与技术的和谐相融，我们努力尝试构建一种新型适应全球发展的技术观，即通过技术构建“人身上最富有人性的东西”。

(三)摆脱速度之上的信仰，采取适当减速，重塑适宜的日常生活，应当成为今日生活方式重建的重中之重。

随着运输、通信等技术革新速度加快，人类在(地理)物理、生物和人类学等方面已经到达了速度的限制，这个限制表现在整个发展过程的持续时间和速度已经超出人类掌控，唯有继续以质变过程的大规模加速为代价才能超越现有速度。然而面对持续加速的现代性过程，无论是人类大脑的感知反应和身体的生长及克服疾病的过程，还是自然繁殖的节奏(海洋沉积物转化为石油)和地球生态系统有毒物质和废物承载能力，都在利用科技来模拟和操纵季节和日子的加速，从而实现了常规发展的超越。例如，农业利用科技改变植物生长周期，养殖业利用光效应缩短养殖周期等，这些行为都会在很短时间失去效果，使动植物成为一次性产品。(38)Hartmut Rosa, Social Acceleration, A new Theory of Modern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81.

面对新一轮的加速发展，生态的极限及人类的极限都将带来现代性的结构和文化上的崩溃。随着基因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日益融入人类生活之中，逐渐超越人体自身功能，同时随着这种结构和文化的加速再生产，人类日益沦为速度座架的对象，世界距离的消失，空间的失落，导致人类进入了大禁闭的时代。正如维希留强调的，未来社会不再是一个定居社会，而是一个只能由交通和通信工具支撑的把全球城市联系起来的结构社会，即远程元城市。于是，处在远程元城市中的居民成为失去了所有装配在城市街区的外在义肢以及自己的生存环境的远程行动者，无需移动就可以运用技术对环境实现控制，与此同时，此地和彼处、私人和公共的区分也失去了意义。领土的不安全性从外在世界扩大到每个个体的身体空间。从此传统真实空间中的各种功能，被人体连线的实时独占模式取代。(39)Paul Virilio, Open Sky, p. 56.

正如我们看到的远程元城市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为了重塑今日城市生活，必须摆脱由虚拟假肢构建起的远程元城市的人体连线的数字化实时生活的透明空间，以及由对讲机、安全电话和摄像头等组成的私人空间，(40)Paul Virilio, The Great Accelerator, p. 51.必须摒弃速度至上的基本理念，从伦理角度重新思考速度问题，恢复城市空间和私人空间的现实存在感。维希留强调，随着电视和电子监视的扩张，真实时间的扩张取代了真实空间的扩张，这种损失是对真实自然尺度的袭击，而这种注视的殖民化持续以即时性事件的框架时刻对城市空间和私人空间实施着政治扩张。我们不能陶醉于技术带来的兴奋之中，而是必须看到新技术的消极运用已经对我们的世界、时空和认知构成了灰色污染，在这种被污染的空间里，加速度成为统治一切人的极权，从而把我们的日常生活降格为一种没有伦理内涵的形式。因此，维希留号召人们采取“减速”方案，过一种亲近自然的“慢生活”，归还身体的本能。尽管当下流行的慢食(Slow-Food)、极简生活等行动的伦理仍然有待评估，但可以肯定的是，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亲近性的思考和体验应该成为今日生活方式重建的基础。

灰色生态学的启示对于21世纪人类面对的现实危机具有重要意义。(41)Paul Virilio, Grey Ecology, p. 44.面对灰色生态学危机，维希留通过讨论加速引发的距离污染、空间污染和认知污染揭示了生态学危机的具体内涵，并重新思考了技术革命引发的空间与伦理危机，提出我们所处时空正面临着被技术垄断的危机，必须反对仅仅为了市场开发而进行的技术开发，必须基于人性目标对包括航空航天、生物、医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无节制研发进行社会控制。同时，新技术的广泛运用污染了我们的生存空间(环境)，无论是地理的破坏还是心理的障碍，维希留强调了新技术引发的生存的感觉和意义危机，在更深的逻辑上综合了马克思、海德格尔以及结构主义思想，从世界的图像化与技术座架角度深刻阐释了社会结构变化的表象及后果，号召人们必须采取“减速”方案来应对持续加速的现代性过程。同时，通过对技术思维和科学之反自然性质的指认，维希留强调唯有辩证地看待科学技术与人类进步之间的关系，才能为新的伦理主张打开一扇窗，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面临的灰色生态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