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文 兵，孙 燕

（1.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安徽 安庆 246000；2.安徽医科大学 药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中心环节，“要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指出：“建立以课程、科研、实践、文化、网络、心理、管理、服务、资助、组织育人的‘十大’育人体系为基础构建“三全育人”一体化的工作体系。”[2]这不仅体现出“三全育人”体系是集合多元主体、多种教育资源、多维时空的系统工程，也直指现实中“十大”育人体系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问题，多重系统的整合动力需要从多系统、多要素如何通过非线性的相关作用推进自组织系统有序的协同学角度，进行理论阐释，探索实践路径。

一、协同创新：影响系统构建和运行的动力源

“协同”一词源于协同学。协同学在汲取了耗散结构理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基于突变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现代科学理论的新成果，运用统计学和动力学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揭示了各种开放性系统（物理、化学、生物、社会）中“内部各个子系统间通过相互作用达到了协调一致的行动。”[3]其核心思想包括以下几点：

（一）系统通过自组织实现协同效应

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指“如果不存在给出的外部指令，而按照互相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而协调地工作。”[4]简单说是各子系统在一定的外部环境（如政策、命令等）下，各主体受某种原则或目标导向和调制下自主产生协同合作，自组织过程便产生。“自组织能力是形成系统有序结构的内部作用力，是系统有序结构形成的内驱力。”[5]系统的自组织性越强，系统的协同功能就越强。

（二）系统通过涨落实现有序

在控制参量的外部干预下，某一个或某些系统要素出现涨落，且涨落迅速得到其他要素的响应，系统开始偏离原稳定态后，通过外显和内生方式发出协同需求，与之相关的权威主体能够迅速反映形成序参量，从而影响其他主体主动参与，共同构成协同运动，促使系统发生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变，有序则表现系统形成结构的稳定性程度，序参量的支配作用由此产生。因此，序参量是系统协同有序的内在动因。

（三）系统内各主体动机和行为的一致性

主体行为的动机不同、动力不足，系统的协同结果也会完全不同，在合作初期，主体行为的直接动机是满足自身的利益诉求，而随着序参量和控制参量的积极影响，主体间的合作逐步以满足共同利益为目的。“如果共同利益的实现是满足自身利益的前提条件，就能使得共同利益推动主体间达成协同的理念，在行为上建构良好的协作关系，实现深化合作。”[6]因此，“三全育人”体系的构建还需要不断激发育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赋予系统相关主体灵活丰富的思想和行为特色，对一些方法、步骤等进行创新化的重新演绎，以提高系统协同的效率和质量。

二、系统建构：“三全育人”体系内在的协同性

“协同学坚持一切系统都是一个自组织系统的观点，为了说明这种自组织的过程及状态，特别重视对结构的阐释。”[7]结构如何形成，结构怎样自行组织起来等问题，一方面需要对系统进行解构，探讨系统形成的一般规律，如系统包括的子系统和要素，内部的结构如何协作等；另一方面是积极建构，如何通过某些机制或结构将不同的组织或系统组成整体，促成协同，这对于“三全育人”体系内涵的界定和理论的构建形成一定的启发。

建构“三全育人”体系需紧紧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等根本问题，明确目标为育人之德，目标实现方式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着力点在于“全”的实现。“全员”指育人主体范围的扩大，由传统的“单”向“全”转变，每一个具有“育人”意识并对“育人”产生影响的主体相互配合而形成的育人共同体。“全过程”是从时间的角度而言，育人工作需要贯穿到受教育者成长成才的全部过程，包涵时间要素的延续，考虑不同阶段的有效衔接和不同时间条件下环境、主体、内容、资源和载体等要素变化。“全方位”是从空间角度而言，育人工作需涵盖到受教育者成长成才所有环节，不留白，注重育人场域的延展性和立体性，从目标建构上体现出“三全育人”体系的复杂性、开放性、动态性。

从非线性开放系统来看，我们需要在两个方面深度着力：一方面，三全育人关注对“人”进行“德”的教育。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从其现实性上看，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本质上是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精神因素多种属性的统一体，完整的现实个人必然是在各种非线性关系中存在和发展。“三全育人”注重“德”的教育，“德”即一定的道德规范在个人思想和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较为稳定的特点和倾向，不管是德的生成，还是德的存在状态都处于非线性的关系中。另一方面，“三全育人”聚集于“全员”育人，全员作为育人主体的集合体，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思想政治教师和辅导员是育人主体，专业课教师、学校管理和服务者、家长和学生自身等校内外对育人产生影响的主体都要履行育人的职责，集合体内主体间的合作也处于非线性关系中。

从远离平衡态的特征来看，对人进行“德”的教育，不管是人本身，还是人的思想状态，都不可能处于孤立和封闭的状态。“人的思想观念不论是处于生成阶段，还是处于维系存在的阶段，始终都是非平衡状态。”[8]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育人主体运用一定的思想政治观念、道德规范，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对教育对象施加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这个教育过程不是孤立于社会外的社会主流思想的简单灌输，而是处理好不同思想文化的碰撞与交流，选择正确的主流思想对成员进行正确的教育和引领，其本身包含思想的选择、信息的传播、理解和接受的过程，都处于非平衡状态中。

从涨落有序的特征来看，人生存和发展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中，必然受到社会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的制约，也受到人内在发展规律的制约，人的发展必然是遵循了社会发展趋势和个人发展规律才能走向正确和有序。从立德树人要求来看，人是一种开放性存在，人的可塑性必然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呈现涨落状态，德育本身是一项培养人、塑造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也需要人反过来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消化、吸收和内化，这就要求系统内外需进行持续的思想和信息交流，必然会有涨落变化趋势和可能性，各种思想共生共存，只有研判各种思想的动态变化，解释好正确思想的特点和要求，引导对象形成对正确思想的认同，这也为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了现实必要性和可能性依据。

三、协同模型：“三全育人”体系构建基本路径

“三全育人”体系协同构建的主体包括各种主体即以政府为核心的教育部门和高校，以及教师、管理者、学生和社会，家长等多元主体要素，还有资源、信息和制度等外部控制要素，以及在各种环节构成的“过程要素”，它的主体关系应该是其他相关主体在权威主体的设计和组织下，充分地沟通，主动参与自组织式协同合作，这种主体协同是系统协同运行的基础。协同构建的其他要素，包括物质基础，信息沟通，制度政治等是系统的控制要素，在协同过程中起到催化或保障作用。本文根据自组织系统协同运行经历的六个阶段，尝试分析“三全育人”体系构建的协同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三全育人”体系协同运行模型

第一阶段，系统内个体或组织行为受外部环境影响而出现涨落。这个涨落如果得到其他要素的响应，会迅速引发系统偏离原来的稳定态。思想政治教育正面临着巨大的影响，“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9]传统的重智轻德教育导致三全育人出现偏向，以及新媒体时代多元多变的挑战，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体系偏离正常的状态，这就引发协同需求的发出。

第二阶段，系统因涨落偏离有序状态失序后，其带来的影响和后果会被觉察和认知，这时系统的协同需求会通过外显或内生的方式发出，相关主体会利用可能的资源急切应对协同需求做出相应的应急管理。思想政治教育远离平衡状态，越来越多的主体认识到紧紧依靠传统的思想政治课程这一主战场和渠道远远不够，而“立德树人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成为应对失序状态后的系统新目标，将德的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这样构成的“三全育人”体系成为推进立德树人目标实现的唯一举措。

第三阶段，序参量不断推进并向下一个阶段运行。系统出现失序会使得相关权威主体迅速做出反应，主要行动是应急性管理和引导，虽然在初期，十大育人体系相对独立，系统的序参量难以形成，但随着政府和高校的重视，各项政策制定，权威主体所发挥的战略主导作用和力量输入，专业课教师、管理者等主体广泛参与立德树人的行动中，专业学科、管理制度、校园文化等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被挖掘的越来越多，会反过来不断的传递和加深这一理念，“十大”育人体系协同育人的序参量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能支配好子系统，这一过程离不开政策措施、信息传递、行动倡导等外部控制参量。

第四阶段，各育人主体在序参量影响下，主动参与积极建构形成一种或者多种协同合作的方式，推动形成系统自组织协同机制。这一过程的实现主要是因为各主体能在权威主体的主导下产生更多的主动行为，育人主体间权责关系、信息化基础、组织架构都可能成为影响序产量的综合力量，“只有当控制参量达到临界值时，系统中才有可能出现自组织过程。”[10]

第五阶段，序参量进一步指示、引导、影响或激励系统内尚未关注或改变的主体参与协同并做出努力，“三全育人多元主体功能互补产生的整体供给能力的提升，系统耦合产生的育人功能放大效应。”[11]这一过程需要通过政策导向、利益驱动等机制形成协同后，能够形成相关子系统对系统伺服作用，实现协同互动和倍增协同效应。

第六阶段，涨落逐渐完结，系统启动非线性的相互作用逐渐脱离原来的状态，最后形成一个新的稳定有序状态，发生质的变化。

四、变量优化：“三全育人”体系协同创新关键对策

基于对“三全育人”体系协同运行模型，将“三全育人”体系构建过程视为逐步寻求有序结构的过程，分析“三全育人”体系运行存在的难点，围绕完善序参量管理、扎实协同机制的基础性条件，建强协同薄弱环节三个方面提出相关的对策。

（一）聚焦协同的目标，完善顶层设计，保障控制参量的影响力

权威主体强有力的引导在短时间内能有效控制各子系统无规则的独立运动却不能从根本上实现良性的协同运动。首先，要准确把握政治引导、社会调节等控制参量，从外部为系统的形成提供针对性、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尤其是加大在经费投入、人员选拔和培训、督查和评价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和管理强度；其次，正确的处理好系统协同中外部控制与内部自主之间的辩证关系。要尊重和发挥学校在领导力、“三全育人”体系构建中所具有的的自主性、开放性，认同多元主体的价值和作用，积极创设条件，提供育人主体参与育人体系构建的社会基础、舆论导向和自由空间，保障充分的话语权，坚持问题和目标双重导向，聚焦目标构建育人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自我评估和第三方评估、定量评估与定性评估相结合，及时反馈和运用评估结果实现有效循环。

（二）集聚协同的优势，树立行动共识，增强序参量的支配力

“无论是“人”的要素还是“物”的要素，都要在立德树人为目标的行动共识中实现协同合作。”[12]首先，从“物”的要素上，围绕三全育人的总目标梳理和分析育人要素的类别和作用。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十大育人体系内外部育人要素，增强育人主体参与的获得感，整合能够被主体直接感受、并自觉认同的知识性育人资源，创建以物质实体存在、对主体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载体资源；同时建立和谐的师师、师生、生生关系等环境资源，增强主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其次，从人的要素上，构建协同创新的合作共同体。共同体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其本质是一种结合，“共同体成员之间相互有来有往形成一种积极的关系，一致对内或对外发生作用。”[13]十大育人体系的育人主体涵盖了学校几乎所有的岗位及校外相关机构，但主体间的育人理念存在诸多差异，出发点和工作重心也不同，各主体通过学习、对话和实践树立育人意识，通过分层、分类和个别化的学习掌握育人能力，通过识别育人问题和解决育人难题，关注育人的过程和效果，让个体的育人行为变成共同体的合作行为。最后，在育人要素的共享上，要建立互惠知识共享平台，共享的关键在于突破传统之间的壁垒，协同主体间相互学习和转移，要素与内外部环境之间能实现最大程度上的耦合。

（三）创新协同机制，激发主体意识，提高协同运行的牵动力

系统实现协同的关键是主体能主动参与形成的自组织机制，以知识和技能创新为指向，通过特有的行为方式实现系统协同的非线性结果，这离不开由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等环节构成的协同运行机制。首先，以利益驱动机制融合协同的价值导向与不同育人主体的利益诉求，建立子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的激励制度，用荣誉、晋升、薪酬等措施调动主体合作的积极性。其次，以优势协作机制激发教育主体的创造性活力和潜能，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也是尊重教育本体自我建构的实践活动，将协同融合于人的需要和发展的每个环节，营造和培植协同的“情境”“会话”的氛围，重视主体在协同中实现的价值升华、知识探寻和自我发展，从而在内心中真正的接纳协同的价值目标。最后，以动态协调机制保障协同的正向发展，“三全育人”体系协同创新的价值指向应当更好的适应和满足学生成长和时代发展要求，与立德树人“同向”、与现实需求“对路”、与学生成长“合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