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向荣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十三五”期间，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已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性目标。自 “十二五”时期开始，中央财政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累计下达中央文化公司国资预算资金37.91亿，支持项目282个，在“十三五”首年，财政部下达文化产业专项资金即达44.2亿元，支持项目944个。“十三五”发展纲要同样指出，要继续发展壮大文化市场主体，增强财政保障，完善公共财政文化投入机制，多渠道筹措资金支持文化发展改革。可见，国家对文化产业的重视与扶持，逐步由政策出发走向了真正的落地实施。基于我国文化资源丰富但文化产业起步较晚、市场体系尚不完善的现实情况，如何通过政府调控，激励文化企业提升经营能力和经营质量，已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因此，基于上述背景下，研究政府补助对文化传媒企业的经营绩效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一、研究综述

政府补贴是政府按照特定目的、经济方针和政策，对制定事项由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直接或间接向包括私有公司在内的本地竞争性公司提供的一种无偿的财富转移，属于转移支付范畴。具体来看，政府补贴包括财政拨款、发放奖金等方式的直接补助，也包括税收优惠、政府采购、实物补贴等方式的间接补助。这些补助一方面能通过“输血”，直接增加公司“账面利润”，另一方面能通过“造血”，为公司成长提供资源，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有关政府补贴的研究，从早期集中于政府补贴的动因和影响因素研究，逐渐转向对政府补贴的效果研究，并逐渐从以所有上市企业为数据样本的宏观研究转为针对具体行业的细分研究。在文化传媒业相关研究中，部分学者认为政府补贴带来的“账面效应”会使公司忽略其在经营中的问题，对补贴产生依赖甚至导致“寻租”行为，进而导致经济绩效变差（车南林，2018）。同样有学者提出，文化传媒产业的双重属性使其经营活动往往要承担相应社会效益，政府补贴能够促进文化传媒公司的创作创新投入，间接提高公司经营绩效（臧志彭，2015；邴怡捷，2020）。还有观点认为政府补贴与公司经营绩效并无显著相关性（孔东民，2014；刘鹏等，2015）。

政府补贴对文化传媒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究竟是促进还是削弱，目前学界仍无统一结论。从公司实际经营中来看，同样的政府补贴在不同公司也会产生不同效果。因此，本文将引入公司内部治理这一关键因素，基于2016年-2020年“十三五”期间文化传媒板块上市公司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回归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政府补贴、公司经营绩效、以及公司内部治理之间的关系，希望能为文化传媒产业的发展和公司合理利用政府补贴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研究设计

1.政府补贴与公司经营绩效

文化传媒产业由于具有独特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属性，以及创意性和高风险性，政府补助能够缓解公司在开发文化产品期间的资金缺乏问题，提升公司的“造血”能力，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占据优势地位，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

H1：政府补贴有利于文化传媒上市公司提升经营绩效。

2.公司性质与政府补贴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作用

由于文化产品的公益性和社会属性，国营公司往往会获得远高于私营公司的政府补贴。以2019年数据为例，证监会2012版行业分类中，58家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司中有30家国营公司，28家私营公司。其中，国营控股的文化板块公司在2019年中获得政府补贴金额的均值为55676532元，而私营公司的均值为28116784元。远高于私营公司的补贴额可能会使部分国营公司过度依赖补贴，缺乏提升经营能力和降低成本的动力，从而降低对政府补贴的利用效率。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

H2：国营公司会弱化政府补贴对文化传媒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

3.公司内部治理的调节作用

Jim Collins & Jerry I.Porras通过对13家百年公司的深入研究发现，伟大的公司都有独立和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完善高效的公司内部治理能够提高公司运转和经营效率，提高对所获得资金的利用率，进而提升公司的经营绩效。在现有研究中，公司内部治理情况大多以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高管薪酬衡量。

董事会的功能主要在于监管并为公司提供资源，董事会规模过大，可能会造成董事会沟通成本提高和决策效率降低，减弱对经理层的监督与管理，从而降低公司利用资金的效率，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

H3：董事会规模越大，政府补贴对传媒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越弱。

监事会是双层制公司的监督机构，主要职责为监督公司的董事及经营层，促使其忠实履行义务，减少败德行为，最终为公司创造经营业绩，减少代理成本，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4。

H4：监事会规模越大，政府补贴对传媒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越强。

股权集中度通常以第一大股东的持股份额表示。第一大股东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影响公司资金的使用。挪用政府补助资金实现自身利益等“隧道行为”将严重削弱政府补贴的激励效应，甚至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而股权制衡度的提高能够抑制“隧道行为”，尽可能保证补贴资金充分发挥其正向激励作用。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5、假设6。

H5：股权集中度越高，政府补贴对传媒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越弱。

H6：股权制衡度越高，政府补贴对传媒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积极影响越强。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高管薪酬能够有效提高高层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提升高管薪酬能够有效抑制公司经理因为公司获得政府补贴而产生的不作为行为，使经理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才能，努力提高公司的经营绩效和长期的持续竞争力。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7。

H7：高管薪酬越高，政府补贴对传媒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越强。

三、研究设计和样本来源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通过借鉴学者已有的研究方法，结合文化传媒上市公司情况，本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分析我国文化传媒上市公司政府补贴、内部治理和公司经营绩效的关系，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α是截距，β是系数，ε为残差，变量说明如下表所示。

表1 变量选择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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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样本选择

本研究以证监会2012版行业分类下的58家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司为研究对象，在确认最后统计样本，剔除以下几类公司：（1）所需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2）ST、*ST公司。经过筛选，共得到23家样本公司。23家样本公司2016年-2020年的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及WIND数据库，经手工整理所得。

四、实证分析

（一）政府补贴与文化传媒上市公司绩效的回归分析

利用式（1）对文化传媒上市公司的政府补贴与公司绩效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其中，模型Ⅰ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Ⅱ、Ⅲ和Ⅳ分别为全部样本、国营公司和私营公司样本的回归结果。

从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Ⅰ中公司规模和公司性质对公司经营绩效有显著影响，而公司负债率和成长性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模型Ⅱ中政府补贴在1%的水平上与公司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说明从总体样本上来看，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获得补贴越多，经营绩效就会越强，假设1成立。从模型Ⅲ和Ⅳ的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国营公司样本政府补贴sub的系数为0.308，私营公司样本政府补贴sub的系数为0.571，说明在政府补贴下对私营文化传媒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积极影响更强。这可能是因为国有公司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从而减弱了对经济绩效的追求，假设2成立。

（三）公司内部治理对政府补贴与文化传媒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调节作用

利用式（2）检验公司内部治理对政府补贴与文化传媒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调节作用，模型Ⅰ到Ⅴ分别为公司内部治理变量和政府补贴交叉项进行回归的模型，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公司内部治理对政府补贴与公司经营绩效的调节作用结果

由表3可知，模型Ⅰ政府补贴的主效应在1%的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公司经营绩效，交叉项sub*Bnum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董事会规模越大，政府补贴对公司经营绩效的积极影响越低，假设3成立。模型Ⅱ政府补贴的主效应在1%的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公司经营绩效，交叉项sub*Super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公司内部监事会成员规模越大，政府补贴对文化传媒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积极影响越强，假设4成立。模型Ⅲ政府补贴的主效应在1%的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公司经营绩效，交叉项sub*Top1与公司绩效正相关，但是系数并不显著，假设5不成立，可能是由于文化传媒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份额差异过大，不能得到统一的显著结论。模型Ⅳ政府补贴的主效应在1%的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公司经营绩效，交叉项sub*tHerf5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股权制衡度高的公司会减弱政府补贴对文化传媒上市公司经济绩效的积极影响，假设6不成立，并且得到了反向结论。模型Ⅴ政府补贴的主效应在1%的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公司经营绩效，交叉项sub*Salary与公司绩效正相关但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高管薪水对政府补贴和公司经营绩效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可能是因为高管对薪资的敏感度较弱，假设7不成立。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我国23家文化传媒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政府补贴对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作用，同时检验了公司内部治理对这一影响的调节效应，结论及建议如下。

（一）结论

1.政府补贴对传媒上市公司提升经营绩效有积极影响，且相对于国营公司，对私营公司的影响更强。根据回归结果，在控制公司性质、公司规模等变量后，1单位的政府补贴提升国营文化传媒上市公司0.308单位的经营绩效，提升私营文化传媒上市公司0.571单位的经营绩效。

2.公司内部治理情况能有效调节公司对政府补贴的利用情况。提升监事会规模，控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高管薪酬，能够促进政府补贴发挥对公司绩效的积极影响，而董事会规模和股权制衡度过高则显著减弱这种积极影响。

（二）建议

1.政府应当继续加大对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的补助。我国的文化产业起步较晚，现正处于快速成长期。面对大数据、5G、区块链等时代机遇，文化传媒业也存在盈利模式不稳定、生命周期短、可持续发展难度大等问题。而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能推动文化传媒产业全面发展，提升公司的经营能力和把握发展机遇的能力，是推动文化产业升级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2.政府应加大对优质私营文化传媒公司的补助力度。从现有数据来看，国营公司得到的政府补助金额远超出私营公司，而私营公司由于市场活力更高等多重因素，对政府补贴资金的利用效率往往会更高。政府应当结合文化传媒业的发展趋势和机遇，筛选出一部分优质私营公司，加大对其扶持和引导的力度，从而使其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文化传媒上市公司应从内部着手，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等相关要素，提升公司的经营能力。只有当公司合理利用政府补贴，政府补贴的制度扶持的效果才能显现出来。首先，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应在合理的范围内缩减董事会规模、提高监事会规模，使两者形成良好的制衡结构。其次，应适当控制第一股东的持股比例、降低股权制衡度，避免公司陷入到多方拉锯的状况中，从而阻碍公司绩效的提高。最后，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应完善高管的薪酬激励政策。在公司能够获得大量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公司管理者可能会缺乏改善公司经营管理的动力。公司可以结合委托代理等理论，提升高管薪酬和公司经营绩效的结合程度，扩大高管薪酬的弹性区间，促使公司管理层发挥才能，提升政府补贴对公司经营绩效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