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鹏，张铭铭

(西安外国语大学 商学院，西安 710128)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媒体关注的治理效果研究

Stevaert(1974)把媒体誉为除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媒体通过自身影响力赋予报道不同的内涵意义，影响公司决策。已有研究发现，媒体关注影响企业的债务成本、税收政策的执行、企业创新投入等。媒体凭借信息生产与传播的优势，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会计信息质量[1]。媒体能够把公众注意力吸引到特定事件上，通过舆论监督作用，影响管理层的相关决策，最终对被报道的公司产生影响。

具体来看，媒体作为独立的外部监督力量，通过报道企业经营情况、盈余公告信息、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等重要事项，提高利益相关者的信息获取程度。同时，媒体通过“聚光灯”效应，使管理者为了维护自身声誉而放弃内部人交易以便更加勤勉尽责[2]，增加管理层市场压力[3]，以及引起监管部门的介入而改变管理者的行为，减少其违规行为[4]。基于此，媒体关注能提高管理层决策的谨慎程度，增加对外披露信息的谨慎性。媒体舆论监督补充企业相关信息，缩小信息优势方和劣势方之间的信息差距，减少管理层信息操纵的空间，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并作为外部独立力量在市场中充当信息中介，影响公司信息质量。因此，媒体是影响会计稳健性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

(二)法制环境与媒体关注的相关研究

外部环境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基础，良好的法制环境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资源分配公平，提高地区投资者保护水平、保障企业合规经营。已有研究表明，投资者保护程度较好的地区，管理层有动机生成与对外列报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在法制环境良好的地区，政府较少干涉企业行为，市场资源分配更为公平。企业则面临更高的违规成本，受到较强的法律约束，面对利好信息与不利消息时较为审慎，从而其经营行为更为稳健，会计稳健性更高。

法制环境与媒体关注在公司治理中都发挥了一定的监督作用。已有研究关于媒体与法制环境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二者存在互补效应，即法制化程度越高，媒体关注发挥监督作用越强[5]；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制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媒体关注作为独立的监督力量发挥着较强的监督作用[6]。

总之，法制环境在提高信息质量方面具有积极作用。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媒体采用视频、图片等更直观的形式向用户分享简短实时信息，使得媒体的监督覆盖面更加宽广，监督效果更具威慑力，舆论影响力更深远。良好的法制环境提供了更为公平有效的媒介环境，保障了媒体的舆论监督职能，缓解了媒体面对的诉讼压力，提升了媒体的治理效果。

(三)研究假设

作为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媒体在资本市场中能够降低信息获取成本，充分发挥信息中介的作用，缩小外部利益相关者与内部管理层之间的信息差距，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媒体主动揭示上市公司未披露的信息，通过跟踪报道、专题新闻等方式，使外部利益相关者以较低的成本获取相关信息，进而监督管理层行为。与此同时，媒体通过声誉治理机制影响管理层披露信息的谨慎程度。随着媒体平台的不断发展，媒体曝光公司不合规行为的机会和能力随之增强，从股东-管理层契约视角出发，管理层将面临较大的压力，为维护良好声誉倾向稳健地对外披露信息。同时，信息的发布能推动管理层主动借助媒体与利益相关者沟通而提供表外信息。媒体关注也会增加企业的违规成本。当上市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过于激进或基于特殊目的而对财务报告信息进行调整时，媒体能够利用大数据精确推送至关注者，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决策行为，相应地会影响公司财务决策。当财务报告信息质量可能出现问题时，新媒体报道精准度和频率会加速监管部门介入，增加行政惩罚的可能。

随着自媒体等媒介形式的不断发展，新闻传播主体由单一的媒体从业者转为多元的信息使用者，增强了信息的交互性。与传统报刊媒体相比，新兴媒体信息发布不再借助报纸媒介，而是利用新兴信息技术实现信息的高速流通。James等发现，小投资者通过发布的媒体社交评论所获取的信息内容更多[7]。这是因为媒体能够向投资者传递公司增量信息或者具有特定信息含量的内容。同时，新媒体比在传统报刊媒体下形成的舆论压力更快，引入非政府组织、行政机关以及监管部门介入，提高监督力度。

综上，媒体通过披露企业的增量信息增强了对公司经营行为及会计信息合规性的监督。随着媒体传播方式以及传播范围的改变，新兴媒体的舆论影响力更为显著地影响公司会计稳健性。媒体关注程度越高，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小，管理层面对的声誉压力越大，管理层在对外信息披露过程中更倾向于披露较为稳健的信息。由此，提出假设1。

H1: 媒体关注与会计稳健性呈正向关系

从媒体的舆论监督效果来看，不同情感报道的治理途径可能不同。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方面，媒体充当信息中介角色，缩小信息优劣双方的信息差距，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媒体不仅扩展了监督范围，从只关注知名度高的企业到覆盖中小企业以及生物医疗等新兴产业公司，还充当公司与信息需求者之间的沟通者，把公告上专业性极强的财务术语以图表、动画等形式向需求者传递，有利于非专业背景的投资者更好地了解企业信息，为其经济决策提供依据，信息的充分沟通也推动公司提供高质量的信息。

此外，媒体的情感具有传递性。激进的情感传播速度更快、传播频率更高，媒体带有情感倾向的报道易吸引公众关注，形成舆论效应，影响管理层在资本市场上的声誉，影响管理者决策。正面情感倾向的关注能够激励管理层，使管理层获得股东提供的额外报酬，管理层为了维护良好的声誉，并持续获得激励，主动采取提高信息质量的措施，审慎披露信息；负面情感倾向的关注能够监督管理层行为，公众抛售股票、相关监管部门介入以及投资者撤资等行为会导致管理层面临较大的声誉压力或者市场压力，影响管理层的经营管理行为及信息披露行为。

因此，媒体情感通过不同的治理途径发挥监督作用，进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媒体情感可分为正面、中性和负面情感进行讨论。基于此，提出假设2。

H2: 媒体情感与会计稳健性呈正向关系

媒体关注与法制环境在提高会计稳健性方面具有互补性。首先，法制环境为媒体发挥监督治理职能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保障了媒体生产和传播信息的权力。其次，良好的法制环境减少了媒体面对的诉讼压力。当媒体质疑公司经营业绩或财务报告时，公司会认为媒体名誉侵权，如蓝田股份刘姝威、海尔陈毅聪名誉侵权案，法官倾向于使用“谁报道，谁举证”的辩方举证模式，媒体在财力以及诉讼方面都不具有优势，面临更大的诉讼压力。在良好的法制环境下，媒体举证难度减轻，公司披露的信息更加详尽，将减少媒体面对的诉讼压力，鼓励媒体促进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最后，法制环境能够降低媒体寻租动机，规范媒体报道的内容。随着媒体舆论影响力的增强，企业管理者可能与媒体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在负面新闻尚未发布时进行寻租行为。当法律制度健全时，加强对媒体的监管能有效减少媒体寻租行为。另外，从媒体情感特征的角度出发，已有研究发现，良好的外部信息环境能够减少媒体语气的偏差，增加媒体报道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基于情绪的传递能力不同，不同的情绪报道下媒体与法制环境的互补作用的强度也不同。所以，良好的法律环境能够约束媒体行为，使其客观公正地报道内容，同时强大的法律保障能减轻企业面对的诉讼压力，提高媒体的监督作用。法制环境与媒体关注都能够提高会计信息的稳健程度。因此，提出假设3。

H3: 法制环境与媒体关注在提高会计稳健性方面存在互补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选取2017—2019年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根据研究目的对样本做如下筛选:(1)剔除ST类公司；(2)剔除金融保险类行业；(3)剔除数据不完整、缺失的样本。最终筛选出4358条面板观测数据为样本。为了避免异常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的水平上进行了Winsorize缩尾处理。主要采用的公司治理数据和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传统报刊媒体数据来自CNRDS数据库，以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媒体数据是通过手工搜索媒体公众号并以企业简称为关键词进行数据抓取与整理的。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会计稳健性(Conser)，采用Basu(1997)模型计算，其表达式为：

(式1)

EPSi,t表示i公司在第t年末的每股收益值；Pi,t-1为i公司在第t年初的股价；RETi,t表示i公司在t年的股票收益率；Di,t取值于RETi,t值相关，当RETi,t<0时，Di,t=1，否则取0。系数β0,i,t表示会计盈余对公司“好消息”反应的及时性，系数β1,i,t表示与确认“好消息”相比，会计盈余确认公司“坏消息”的及时性，如果该值大于0，说明会计盈余对“坏消息”的反应更迅速，会计稳健程度越高。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媒体关注(TMedia),以微信公众号对企业报道数量进行测度。通过手工搜集微信公众号数据并在报道内容中以公司简称为关键词进行提取和整理。TMedia 表示总媒体关注，在进一步分析中，区分正面报道(media1)、中性报道(media2)和负面报道(media3)进行研究。报刊媒体关注(CMedia)数据从CNRDS数据库中获取。

具体数据获取步骤为：(1)确定数据来源。通过“清博数据库”所提供的微信公众号排行榜，比较微信传播指数(WCI)，微信传播指数通过整体传播力、篇均传播力、头条传播力、峰值传播力这4个维度的评估因子来衡量公众号的影响力。经上述筛选，共选取央视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以及财经早餐5个公众号，其WCI均大于1218.04，其活跃粉丝用户数据均大于410600名，且5个公众号总文章平均阅读量为62.8万次，并已做微信公众号认证。(2)数据收集。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列表页并以上市公司简称为关键词利用PYTHON获取文章。(3)媒体语言情感分析。调用百度AI开放平台进行情感分析，利用情感倾向分析应用模块构建财经语料情感分析应用，计算各文章的情感值概率。当正面情感系数大于0.6时，为正面报道；当正面情感系数在0.4—0.6之间时，为中性报道；当正面系数小于0.4时，即负面情感系数大于0.6时，为负面报道。

3.调节变量

法制环境(Law)选取《中国市场化指数: 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8]中各地区“律师、会计师等市场中介组织服务条件”指数得分值为依据，该指数越高，说明法治环境越好。基于2008—2016年数据，采用平均增长率推算2017—2019年的数据，并按照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区分产权性质。

多胎之一葡萄胎主要指一个或多个正常胎儿合并完全性葡萄胎(complete hydatidiform mole, CHM)或部分性葡萄胎(partial hydatidiform mole, PHM)，其发病少见。近些年来，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多胎妊娠的发生率明显增高，多胎之一葡萄胎的发病率也随着增高。与单纯的葡萄胎相比，其产前诊断的时间相对延迟，并发症更多，发生恶变的几率也更高[1，2]。本文通过分析3例双胎之一葡萄胎的临床资料与妊娠结局，以期对临床诊断及处理做出指导。

4.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选取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市账比(Mtb)、董事会规模(Bs)、股权集中度(Ownership)、独立董事比率(Pid)、资产周转率(At)、会计师事务所类型(Big4)以及控制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为控制变量。

(三)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媒体关注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结合上述变量，采用面板回归方法把媒体关注作为自变量，会计稳健性作为因变量，建立了如下回归模型:

(式2)

(式3)

其中，式2用以检验媒体关注和会计稳健性的关系，系数c是媒体关注和会计稳健性影响的总效应。式3用以检验法制环境对二者的调节作用，交乘项Tmediai,t-1*Lawi,t系数γ2检验媒体关注与法律制度是否存在着互补效应，如果交乘项系数为负，表明二者存在互补效应；如果交乘项系数为正，表明二者存在替代效应。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可以看出，媒体关注(Tmedia)数据的平均值为 1.398，最大值为4.532，最小值为0.693，说明媒体对公司的关注程度存在差异性。其中，媒体关注程度较高的公司主要是具有一定知名程度、在行业中处于中上游、新兴产业公司或者近几年被广泛关注的企业。法制环境(Law)的平均值为14.12，最大值为26.88，最小值为1.52，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地区之间法制环境存在差异，可能是因为沿海地区较早开始市场化试点，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所以法制化进程相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较快。会计稳健性(Conser)的平均值为0.216，最大值为0.697，最小值为-0.227，这表明会计稳健性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原因是不同企业基于其战略目标以及公司发展情况的不同，有企业偏好于稳健的会计政策，有企业倾向于激进的会计政策，所以不同企业应用会计稳健性的程度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

表3为主要变量Pearson相关系数。通过对主要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媒体关注(Tmedia)与会计稳健性(Conser)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69，且二者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会计稳健性(Conser)与法制环境(Law)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57，且二者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媒体关注(Tmedia)与法制环境(Law)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06，初步验证了文中假设。主要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小于0.5，说明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较弱，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表3 主要变量Pearson相关系数

(二)回归分析

表4为模型(1)的面板混合回归分析，主要检验了以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媒体以及传统报刊媒体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媒体关注(TMediai,t)与会计稳健性的回归系数为0.059，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媒体关注的增加会提高公司的会计稳健性；传统报刊媒体关注度与会计稳健性的回归系数为0.035，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可以看出，传统报刊媒体关注与微信媒体关注的均值具有显著差异，这表明微信媒体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高于传统报刊媒体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假设1得到验证。

表4 媒体关注与会计稳健性回归检验

2.关于媒体情感与会计稳健性的检验

表5为区分媒体情感下媒体关注与会计稳健性回归检验。可以看出，不同媒体情感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正面媒体关注(Media1i,t)对会计稳健性的回归系数为0.071，中性媒体关注(Media2i,t)对会计稳健性的回归系数为0.0516，负面媒体关注(Media3i,t)对会计稳健性的回归系数为0.052，不同情感倾向的系数值都显著，验证了媒体的治理作用。具体来看，正面、中性、负面情感都能提高会计稳健性，中性报道发挥了信息中介作用，正面和负面关注发挥了声誉治理作用。同时，正面和负面的情感倾向高于中性情感倾向的系数，说明其传递效果高于中性情感。

表5 区分媒体情感下媒体关注与会计稳健性回归检验

3.关于媒体关注、法制环境与会计稳健性的调节作用

表6为媒体关注、法制环境与会计稳健性的回归检验。模型(1)检验了法制环境在媒体关注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调节作用：法制环境与会计稳健性的回归系数为0.072，且显著，这表明法制环境的改善会提高公司的会计稳健性；交乘项Mediai,t*Law系数显著为负，值为-0.002，说明法制环境与媒体关注存在互补效应。模型(2)、(3)、(4)分别检验正面、中性、负面情感报道下法制环境的调节作用：在正面情感报道下，媒体关注与法制环境的交乘项Mediai,t*Law系数为-0.004，且显著，说明法制环境与媒体正面报道存在着互补效应；在中性情感报道下，媒体关注与法制环境的交乘项Mediai,t*Law系数为-0.0001，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可能是中性情感所带来的影响力有限，只起到信息传递的作用；在负面情感报道下，媒体关注与法制环境的交乘项Mediai,t*Law系数为0.001，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且符号为正，可能负面报道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能够影响公司股票价值以及发展规划，甚至引起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在法制环境不完善的地区更能发挥监督治理作用。假设3得到了验证。

表6 媒体关注、法制环境与会计稳健性的回归检验

(三)进一步分析

法制环境的调节作用也因产权性质而异。法制环境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都具有一定的约束力。法制环境越好的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非国有企业以经济发展为目标，迸发更大的活力，而国有企业承担经济、政治方面的双重任务，在经营过程中会受到政府的干预。同时，良好的法制环境能有力地保障媒体监督职能的发挥，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管理层基于声誉压力，更倾向于采取谨慎的信息披露，所以法制环境在非国有企业中的调节作用更强。

综上，按照产权分组，本文对比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媒体关注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以及法制环境在不同产权性质下的调节作用。

通过区分产权性质，把样本公司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别检验。表7为区分产权性质下媒体关注与会计稳健性的回归检验。模型(1)、(2)列检验了非国有企业中媒体关注对会计稳健性以及法制环境的调节效应，模型(3)、(4)列检验了国有企业中媒体治理效果。检验结果显示，非国有企业中法制环境与媒体关注的互补效应显著，而国有企业中二者的互补作用不显著。

表7 区分产权性质下媒体关注与会计稳健性回归检验

表8为区分产权性质组间差异性Permutation检验。可以看出，经过Permutation检验国有企业组与非国有企业不同组之间的差异，媒体关注数据的差异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关于法制环境在非国有企业比在国有企业中发挥更明显的互补效应这一现象，可能是因为非国有企业更易受到市场的制约，违约成本相对较大。

表8 区分产权性质组间差异性Permutation检验

四、稳健性检验

采用替换会计稳健性衡量指标以及采用更换回归模型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在回归模型中替换会计稳健性的衡量指标，采用Khan和Watts(2009)的C-score指标，采取分位数回归方式进行再次回归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

表9 替换变量回归

五、结论

随着信息技术的革新与迅猛发展，媒体已然成为社会生活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对社会乃至微观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以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其通过熟人关系链条的传播方式影响了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增加了信息阅读者的使用黏性。

基于2017—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发现：媒体提供了及时增量信息，降低了投资者信息获取的成本，减少了内外部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增强了媒体的监督力度，能够提高会计稳健性；媒体关注与法制环境在提高会计稳健性方面有互补作用，良好的法制环境有利于媒体发挥治理作用；在进一步分析中，区分企业性质，在非国有企业中媒体的监督作用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