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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病人决策自我效能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2022-01-24周鑫宇俞国红

循证护理 2022年1期
关键词:效能肺癌决策

周鑫宇,俞国红

1.浙江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浙江310000;2.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20年全球统计数据显示,肺癌居于全球癌症发病率第2位和死亡率第1位,总发病例数及死亡例数占全球癌症病人的11.4%和18.0%[1]。约44%的肺癌病人年龄>75岁并且通常伴有多种合并症而无法手术[2],使得病人面临更复杂的医疗决策。积极参与治疗决策是以病人为中心的治疗护理的核心[3]。越来越多的研究调查了医生和病人对包括肺癌在内的许多临床领域的病人参与治疗决策的看法,并鼓励病人参与治疗决策[4-5]。但提高病人对治疗信息的了解并不一定转化为病人积极参与肺癌治疗决策的态度和行为[6]。为了促进肺癌病人与医生共同参与治疗决策,首先要探索与病人参与治疗决策过程的信心相关的影响因素[7]。决策自我效能是病人对自己获得相关治疗信息并对其采取行动的能力的自信或信念[8],即病人参与治疗决策的能力和信心,已逐渐成为促进知情病人参与决策的重要干预指标,并在病人参与肾脏替代治疗[9]、疫苗接种[10]、前列腺癌筛查[11]等决策中得到证实。本研究旨在明确肺癌病人的决策自我效能现状,分析影响病人决策自我效能的重要因素,以期为制定病人决策辅助提供参考,促进病人积极参与治疗决策。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21年5月—2021年7月浙江省某三级甲等医院心胸外科和肿瘤内科的115例肺癌病人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病理学确诊为肺癌且病人已知晓病情;②年龄≥18岁;③意识清楚,具有一定读写能力;④知情同意,自愿参加。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器官严重疾病或其他恶性肿瘤者;②既往有精神病史及精神障碍者,严重智力和认知障碍者。

1.2 调查工具

①病人一般资料调查表:由研究者结合文献研究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龄、宗教信仰、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状况、居住地、居住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医疗付费方式、吸烟史等。②疾病相关资料问卷:由研究者直接调取病人病历信息进行填写,包括病人组织学类型、TNM分期、疾病病程、合并症以及治疗方式。③中文版决策自我效能量表:由学者Bunn等[8]于1995年编制,主要用来评估个体在接受医疗保健过程中做出知情选择的自信程度。该量表共11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非常不自信”到“非常自信”计0~4分,11个项目得分相加取均值,再乘以25,转化为0~100分。分数越高代表病人决策自我效能水平越高。中文版本由王思潼等[12]进行汉化,应用于原发性肝癌病人,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918。本研究病人的决策自我效能量表显示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其Cronbach′s α 系数为0.931。

1.3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取填写纸质问卷的形式收集资料。向符合纳入及排除标准的病人解释该研究的目的及内容,告知资料的保密性,签署知情同意书;采用统一的指导语指导病人填写问卷,填写过程中,随时解答病人疑问,完成后当场回收并检查填写质量。本次共发放问卷118份,回收有效问卷115份,有效回收率为97.5%。

1.4 统计学方法

2 结果

2.1 肺癌病人决策自我效能现状

115例肺癌病人的决策自我效能得分为(63.34±17.92)分,各条目具体得分见表1。

表1 肺癌病人决策自我效能各条目得分

2.2 肺癌病人决策自我效能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本研究共纳入115例肺癌病人,年龄32~85(65.23±9.68)岁,其中男61例,女54例。肺癌病人决策自我效能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肺癌病人决策自我效能得分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2.3 肺癌病人决策自我效能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将肺癌病人决策自我效能总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自变量赋值情况见表3。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居住地、居住状况、TNM分期进入回归方程,可解释决策自我效能总变异量的42.2%,见表4。

表3 自变量赋值情况

表4 肺癌病人决策自我效能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3 讨论

3.1 肺癌病人决策自我效能现状

决策自我效能是针对病人临床决策过程中自我效能的特定研究概念,体现在病人参与治疗相关行为的能力,包括评估病人对获得治疗方案信息的能力的感知信心,能够与临床医生充分讨论有关他们选择的想法和担忧,以及做出知情选择的社会角色。本研究结果显示,肺癌病人决策自我效能得分为[(63.34±17.92)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低于Pompili等[13]对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病人[(73.8±26.00)分]以及Stegmann等[14]对老年癌症病人[(86.8±18.20)分]的调查结果。从每个条目看,病人在条目5“提出问题而不会感到无话可说”中得分最高[(2.83±0.88)分],表明病人有信心向医生询问有关治疗的问题。最低分是条目8,“理解最适合我的治疗选择”[(2.03±0.98)分],病人仍然对自主做出治疗决策缺乏信心,这与张金娜[15]对肺癌病人参与共享决策的研究一致,51.34%的病人偏好被动型(由医生主导)决策参与。许多研究已将自我效能作为个体层面的信心或个人能动性的衡量标准,以执行特定的健康行为以及该能动性在大多程度上影响其他个体的行为[16-17],例如感觉自己能力较弱(即自我效能感较低)的病人在健康决定上听从医生意见的可能性更高,而不是积极参与相关治疗的决策[18]。因此,应该通过积极的决策辅助,包括为病人提供更多治疗相关的信息以及鼓励病人参与治疗方案的讨论,来提升病人的决策自我效能。

3.2 肺癌病人决策自我效能影响因素

3.2.1 文化程度

本研究显示,文化程度对于病人的决策自我效能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即文化程度越高的病人,具有更高的决策自我效能。知识的提高是决策的基石,文化程度高的病人知识储备更充足,理解能力更强,与医生的沟通交流更为顺畅,并且有能力通过多渠道获取相关信息,进而更好地理解治疗选择,对决策的信心程度更高。针对不同文化程度的病人,医务人员应该采用不同的沟通方式进行疾病和治疗相关知识的传达,使病人易于理解和吸收,从而更好地参与自身治疗决策过程。

3.2.2 居住地

农村、乡镇、城市3种不同居住地病人的决策自我效能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居住地为城市的肺癌病人决策自我效能更高。不同居住地可能代表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病人的收入水平和医疗保障水平。经济和医疗保障低的病人可能拒绝为根据自己意见和偏好做出的治疗决策负责,担忧会增加自己的医疗支出,加重经济负担。因此,偏向于依赖医生来做出有关肺癌治疗的决定。这种想法使许多病人并没有充分准备好了解有关治疗或治疗选择的信息,缺乏自主决策信心。

3.2.3 居住状况

与父母、子女或更多家人共同生活的肺癌病人决策自我效能更高。病人并非独立个体,是生活在社会圈子尤其是由家人构成的人际关系网络中,个体患病关乎一个家庭的生活。家庭成员罹患肺癌时,其余成员会表现出关心与支持,并且参与到病人的治疗决策中,这种源于家人的情绪唤醒也会增强病人的决策自我效能[9]。这提示病人治疗决策过程中社会支持的重要性,可以通过向家属提供治疗信息,加强病人的社会支持,提升病人的决策自我效能,促进肺癌病人积极参与治疗决策。

3.2.4 TNM分期

病人的疾病分期对于决策自我效能有正向预测作用,中晚期病人具有更高的决策自我效能。中晚期肺癌病人面临更加复杂的治疗选择以及更坏的预后[19],此时的治疗决策关乎其生存期的长短以及生存期的生活质量,病人更加渴望高生活质量度过更长的生存期,进而积极了解疾病与治疗的相关信息,在决策过程中对表达自己的疑虑与看法,表现出更高的决策自我效能。临床实践中,对于持积极参与态度的疾病中晚期的知情病人,在评估其决策自我效能的基础上,医务人员应鼓励病人参与,以增加病人决策的信心和意愿。

4 小结

肺癌病人决策自我效能可以明确病人参与相关治疗决策、提出问题和清楚表达他们的价值观和对决策结果预测的能力。本研究结果表明肺癌病人的决策自我效能仍有待提高,未来进一步的研究需要结合改变的动机、生活质量和心理因素等来探究提升病人决策自我效能的方法,以全面评估影响参与治疗计划和依从性意愿的因素,为评估病人的健康行为和制定决策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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