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辉

（广西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 南宁 530022）

明末清初，政权更迭，世事多变。从清顺治四年（1647）“南明”永历帝驻跸桂林，命瞿式耜留守桂林抗清始，广西就成为明清易代之际“永历”政权重要的抗清中心，并先后成为永历军、清军、大西农民军李定国所部重点争夺的战场，清廷未能完全有效控制。其间，虽有清定南王孔有德攻破桂林后政局稍有稳定①顺治八年（1651）春，孔有德占据了广西大部，并移驻桂林，清朝将广西纳入统治之下，初步平定广西。顺治九年（1652），李定国率军攻破桂林，孔有德自焚而死。随后，大西军内部李定国与孙可望、清军与大西军彼此争夺广西。康熙五年（1666），清廷封孔有德女婿孙延龄为广西将军，镇守广西，管辖定南王旧部，直至“三藩之乱”。这一时期，广西境内相对稳定。，但旋因“三藩之乱”再陷战火。康熙十九年（1680），清军平定广西全境，广西才真正经由政权鼎革而纳入了清朝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开始了颇有成效的边疆开发治理过程，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从经济维度探讨清代广西治理活动，并从经济安全角度考察中法战争后广西地方经济建设的应对举措，由此为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开展边疆治理研究提供一个观察窗口。

一、清代广西经济治理活动的基本面相

（一）人口增长，耕地面积呈现总体性增长，水利设施增多，农作物品种和产量有所提高

清代前中期，随着战乱的结束、统治秩序重构和社会渐趋稳定，再加上“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和改土归流，全国各地移民大量涌入西南地区，广西的人口也随之迅速增加，自然增长较快。这一时期，广西人口基本呈上升趋势，但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有所起伏（具体情况详见下表1）。

表1 清前期若干年份广西丁口占全国丁口比重表

清代后期，广西的人口发展则经历了三个阶段：道光二十年至道光三十年（1840—1850）十年间人口增长缓慢，咸丰元年至光绪十一年（1851—1885）人口逐渐减少，之后人口逐年回升，清末时则突破800万。［1］人口的增加，为广西开垦荒芜土地提供了充足劳动力，再加上清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大力提倡屯田——不仅实施军屯，而且积极鼓励发展民屯。于是，在政策引导下，广西屯田规模有所扩大：在军屯方面，“屯田199662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2.2%”；［2］17在民 屯 方面，“到乾 隆 二十 二 年（1757）已垦田3150余亩，每亩交租谷7斗，共2200余石”。［2］18

人口增长，耕地面积扩大，以及农业发展，都离不开水利工程的兴修和维护。中法战争前，“广西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是多次修理、疏浚兴安县的灵渠和临桂县的相思埭”［3］。有学者指出，清政府通过大修桂柳运河（即相思埭）增强其运输能力，一方面是出于“遏制反清力量、平定西南少数民族起义和帮助周边国家制止内乱、安定边境”等政治军事方面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加强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促进民族交往和市场繁荣”的经济目的。［4］另外，“除了重建、维修原有的陂、塘外，（广西）又新建了许多陂、塘。据雍正年间刊印的《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所载，当时广西境内的各类灌溉工程共987处，分布在11府及郁林直隶州各州县，其中陂堰704处，塘54处，渠圳沟涵15处，井泉187处，江河筑堰设车27处”。［5］各种灌溉水利工程的重修和新建，为广西各地的开荒提供了强有力保障，“庆远府借司库银2400两给垦户作工本，历时4年便建成洛璜江水利工程，屯垦万亩耕地，改荒地为水田6200多亩”。［2］18

随着耕地的增加和水利设施条件的改善，广西的农作物产量有所提高。同时，玉米、马铃薯等外地作物不断被引进并推广。再加上经济作物如花生、烟草、八角、油桐等的引入和广泛种植，极大地丰富了广西的农作物品种。因此，在清代前中期，广西粮食产量较高。不仅如此，广西粮食除供应全省外，常年均有大量粮食销往广东。

（二）手工业获得一定程度发展

广西手工业主要以纺织业、造纸业为主。贵县苎麻夏布、邕州马练子、古冈州麻布、瑶区染色棉布和桂布等，均是历史时期著名且具地方特色的传统棉麻织品并畅销各地。［6］12光绪初年，部分地区依然有较为繁荣的生产景象。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受到生产技术限制，这些成品大多数仍是自用。正如民国《桂平县志》所载：“人言广西无工业，非广西人民之拙也。各务本业，无奇技淫巧之好，无奢靡浮荡之俗。故工业所出，但备日用。凡田间所需，多以农隙自行修造，外如石工、缝工、木工、泥工、竹工、铁工，非习之不熟者，亦皆以力穑之家兼营其业。妇女则中馈饷耕、采樵吸水，陆居者更力作田亩，每日黄昏则纫麻出棉（以车绞棉条成纱名出棉），夜分乃息。农事既毕，机声札札，与小儿啼笑之音相杂。”［7］

广西竹、木、麻资源较为丰富，为广西当地造纸业发展提供了便利的原料。因此，广西部分地区的造纸业相对较为发达。容县是著名造纸区，早在康熙年间，即有来自福建和广东潮州的造纸工匠“创纸蓬于山中”，一时间“有蓬百余间，工匠动以千计”。乾隆年间，容县造纸业继续发展，“多至二百余槽。如遇荒年，借力役以全活者甚众”。［8］同治年间，桂北融县、桂东昭平等地造纸业也逐渐发展，其中融县主要出产全料纸、东纸和复纸等，昭平主要生产竹纸。［9］

（三）矿业开发进入高潮，冶炼业随之发展

广西矿产资源较为丰富，清代是广西矿业开发的高潮阶段，前中期主要开采铜、铁、银、铅四种，后期主要开发锡、锑两种。据统计，从顺治元年（1644）至道光十八年（1838）间，广西共报开各种矿产127厂，其中中途停开111厂。［6］14矿产开采推动冶炼业发展。以铁矿为例，乾隆十八（1753）年到嘉庆二十二年（1817）间，“广西商人经营冶铁工场，报告州县有档案可查的，少者之年8个，多者之年12个；工场冶炼生铁炉数，多者每年64座，少者每年亦有54座”。［6］17有关清后期的广西矿业开发情况，笔者已撰文详细展开，此不赘述。［10］

（四）陆路交通条件得到初步改善

广西多为崎岖山路，交通较为落后，原有交通系统多因战乱而破坏严重。随着统治秩序的稳定，广西驿站建设进入正轨，得到逐渐恢复。一方面，在广西境内拓宽和修理桂林官路、梧州大路、柳州大路、百色大路、龙州大路等8条主要交通干线，以便密切广西各地与邻近各省及越南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在官道、大道和乡镇小道增设塘铺，以服务于一般公文的传递。［11］这些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为日后的交通建设和中越边境国防交通设施建设奠定了基础。

（五）商业趋于活跃，圩镇经济较为发达，市场网络初步建构形成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广西在明清之际兴起一批较为著名的圩镇，其中以“一戎，二乌，三江，四大”①依次为：苍梧戎圩、平南大乌（今大安）、桂平大湟江口、临桂大圩。为代表。广西纳入清朝中央政府统一管辖后，广西周边省份的商人尤其是广东商人纷纷入桂经商，并在各地建立会馆，从而在联结桑梓之谊的同时，也对广西商业的繁荣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苍梧戎圩为例，由于地处两广交界处，因此粤商云集。康熙五十三年（1714），粤商在此创建粤东会馆；乾隆五十三年（1788）重建会馆时，“建馆题名者约计1600余家（人），注明商号经营地点者有400家，其中已经落籍广西的粤商即近300家”。［6］20由于广西多产粮食，常年经该地销往广东，因此谷米贸易十分活跃，每天交易量大致在10万公斤以上。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尽管这一时期广西的商业趋于活跃，但由于受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广西商业的区域性和营业的分散性特征较为明显，因此其商业发展水平远远低于东南沿海地区。

二、经济安全视域下的地方应对举措

清代前中期广西经济蹒跚前进并有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后续的进一步开发建设奠定了基础。嘉庆以后，清朝国力日衰，国家财政日益支绌。道光年间爆发的鸦片战争和咸同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西方列强的屡次侵华，尤其是清政府在中法战争期间军事上的胜利和外交上的失败，使原本就已困苦不堪的近代中国雪上加霜。对广西而言，中法战争的影响尤为深远。一方面，由于受到战争和战后人员安置问题未能妥善解决的遗留影响，以及灾害频繁，耕地大量抛荒，部分水利设施因得不到及时维修而遭废弃，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呈现出衰退迹象，产量减少甚至歉收导致仓储积谷不足，②据统计，在光绪、宣统年间的大部分年份里，广西各地早晚稻约收分数以六成为主，尤其是在土属地区，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另外，广西各地歉收也是常事。这些情况在历任广西巡抚上报清廷的奏折中屡有反映，说明广西农业生产力在下降。参见：薛辉：《晚清时期开发广西的思想与政策实践研究（1885—191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26—29页。由此加剧了社会矛盾，基层社会秩序日益动摇；另一方面，受到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广西边防地位又日益提升。这一切都使清政府和广西地方政府或主动或被动地采取各种补救措施巩固和维护其自身处于风雨飘摇中的统治。于是，维护和重构广西的政治经济秩序，进一步巩固国家安全，成为清朝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现实问题，广西由此掀起了经济治理与开发建设的热潮。［10］

（一）中法战争后广西面临的边疆危机与国家安全

《中法新约》的签订，不仅仅是造成中越边界发生根本性变化，威胁中国国土安全，而且还使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政务、商务和外交面临极大挑战。广西因其丰富的资源和地位的重要性，成为西方列强的觊觎之地。《中法新约》第七款涉及修筑铁路的规定，给西方列强尤其是法国掠夺中国铁路修筑权提供了依据：“中法现立此约，其意系为邻邦益敦和睦、推广互市，现欲善体此意，由法国在北圻一带开辟道路，鼓励建设铁路。彼此言明，日后若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其招募人工，法国无不尽力襄助。惟彼此言明，不得视此条系为法国一国独受之利益。”［12］468铁路修筑权的丧失和被侵占，造成矿产开采权的丧失。利用甲午中日战争和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续议商务专条附章》，不仅在第五条规定“议定中国将来在云南、广西、广东开矿时，可先向法国厂商及矿师人员商办；其开矿事宜，仍遵中国本土矿政章程办理。至越南之铁路或已成者或日后拟添者，彼此拟定，可由两国酌商妥订办法，接至中国境内”［12］623，而且还在第四条涉及海关和关税权的规定中进一步破坏了清政府的关税自主权，“凡有沿海、沿江通商口岸运土货，经过越南，前往以上四处（指龙州、蒙自、思茅、河口——笔者注），于出口时，征收十成正税。专发完税凭单，带同货物前往，俟到边关进口时，按照十分减四征收复进口半税”［12］622-623。另外，英法在中法战争后还侵占了广西的航运权：先是中法《续议商务专条》第六款规定使法国获得从越南高平与谅山通过中国龙州的内河航运权，①该款规定：“除兵船及运载兵丁、军械之传外，所有法国及北圻船只，从谅山至高平，复由高平至谅山，经过龙州至高平并高平至龙州之河（此二河，一名松吉江，一名高平河）。此项船只，每次路过，即每吨纳纱银五分，惟船内所载货物，一概免税。”详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516页。后是英国在梧州开埠的第二年（1898）夺取了西江航运权。于是，为了维护利权以保障经济安全，在清代前中期交通有所发展的基础上，广西地方有识之士面对严峻的政治局势、衰败的经济状况和民众生活的艰辛，重点建设边境地区公路交通，并改善水运条件发展航运业，以图恢复政治经济秩序，推进经济治理和地方开发，从而巩固国防，维护国家安全。

（二）建设边境地区公路交通

苏元春在担任广西边防督办期间，以龙州为中心的边境公路交通得到明显改善：“北筑龙安大路，以达靖西；南修龙凭大路，以达镇南关。其水口、平而、龙崇、龙宁之路，亦无不略为修理。”［13］光绪十九年（1893），苏元春拓修镇南关至龙州间官道工程完成，自镇南关口，经由凭祥平原、大垒城、前栅、连城、后关、龙凭界等地，以至龙州，既便于边防军务的运输交通，也对越南东京与龙州之间的贸易往来大有裨益。［14］636此外，苏元春还分别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修筑平而关至龙州、光绪二十三年（1897）从水口关通至龙州的两条道路。［14］637-638这一时期，虽然公路交通建设主要围绕国防军事需要而修建，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修筑军路千里”［15］，但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公路在维护经济安全层面的价值，尤以南线的龙南公路为代表②据记载：“龙南军路从龙州县起，经菊该屯、大里城、鸭水滩、那堪、凭祥、隘口等地，至镇南关国界前，全长55公里。其中除大里城至鸭水滩路段，一边临河，一边为石壁，工程殊巨未开通外，其余鸭水滩至镇南关路段可通行六匹马牵引的马车和小汽车。”详见：龙州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龙州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14—515页。。光绪三十二年（1906），龙南公路正式开通，“是为各省筑路之始”，标志着广西公路的萌芽。［16］此后，广西公路得到进一步扩展：“龙州至宁明，宁明至上思达于广东钦州的东干路；龙州至归顺，归顺至镇边达云南的西干路；龙州至太平，太平至南宁达桂林的中干路。”［15］

（三）改善水运条件发展航运业

广西境内河流大多流经山谷，河面狭窄、河床起伏不定，险滩特别多。“有因漩流急湍而成滩者，有因水浅沙浮石露而成滩者，有因水涨山崖岸角而成礁险者。大抵石滩水急、沙滩水缓，一缓一急，自易造成突深突浅的河床。沙石各滩水深往往不及一公尺，且多有浅至三四寸者，而深潭则常达数十公尺之深，致航行常发生危险。”［17］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发展地方经济，保障经济安全，苏元春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派人疏浚明江的岜耀滩，使其由原先仅容小舟变成水上通途，大大加强了龙州和太平府、南宁等地的联系。此外，他还组织龙州绅商筹集资本，由官商合组邕龙车渡公司（后改名邕龙利济局），以事先在广东定制的三艘车船作为龙州至南宁间的交通运输工具。［14］641该船由南宁溯流至龙州，在冬春枯水期需十三天，顺风时则只需十天多，而回程由龙州顺流至南宁，通常也只需四天，而在夏秋涨水期，车船在龙州与南宁间往来所需时日大为减少。这种车船的通行，不仅加强了南宁与龙州间的联系，而且促进了沿线各地经济社会的交流与发展。此后，郑孝胥又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主持疏通左江航运，进而由南宁溯上右江，以至于百色。

长期以来，广东商人沿西江航道把洋货、食盐等日常物品运进广西，同时又运出广西的大米和土特产，由此带动西江沿岸的苍梧、平南、桂平、贵县等地经济发展。光绪二十三年（1897），梧州被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英国轮船取得直驶梧州的西江航运权。于是，为了避免外国列强进一步践踏中国领水主权，时任广西巡抚张鸣岐准许商人集股购轮，以挽救利权。不久，柳州、龙州、百色、桂林等地河道均有商人合办。随后，港梧、梧穗等航线相继开辟，有关业务逐步扩大。

三、结语

有清一代，不仅“解决了中原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而且发展了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和交通，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力和凝聚力”［18］。但与此同时，清朝盛极而衰，西方列强趁虚而入。鸦片战争后，伴随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清廷的腐败，边疆危机日益加深，中国广大的边疆地区面临着严峻的国防安全隐患。地处西南边疆的广西，与全国各地一样命途多舛，并且还在一段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全国的历史进程。事实告诉我们，清代广西经济治理活动不仅具备边疆民族地区的共性，而且还凸显出本区域的地方性特点——近代以降，伴随内忧外患的迭起，尤其是中法战争前后，广西因与越南接壤，迭受法国殖民者的觊觎与侵略。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后，广西更是成为近代中国的边防前沿，肩负抵抗法国殖民者侵略的时代使命，保护国家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安全。于是，朝野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加强广西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活动，以经济建设巩固边防。历史表明，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通过通商口岸对广西的入侵和影响逐渐加剧并日益明显，“纾民困”“固边圉”不仅成为清政府、广西地方官员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时人的迫切愿望和要求。因此，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视阈观之，广西推进优先发展国防交通、改善水利设施等基础建设，就成为维护本地区经济安全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