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成学

（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 南宁 530021）

在涉及红军长征的相关地名中，多数是没有变化的，但有相当一部分地名因种种原因发生了变化，有的名称发生了变化，有的行政区域范围和隶属关系发生了变化，有的是因当事者和研究者不熟悉或口误书写错，若研究中忽略这个问题，就会出差错，有甚者以讹传讹。因此，研究红军长征问题必须认真考证地名，正确书写地名。笔者在此仅对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的有关地名问题进行考析。对于红军长征过广西地名问题的研究，到目前为止，除了一些地方党史工作者的网络文章涉及了红军长征过全州的相关地名（如2018年蒋廷松的《红军三次过全州，究竟走过全州哪些镇乡？》，但只是介绍性表述）、红军长征经过灵川问题（比如灵川、全州地方党史工作者2018年的《桂林市灵川县中央红军经过的瑶乡发现1934年神秘石碑》、2019年的《中央红军过桂北是五个县吗?现在算六个县了!灵川瑶寨是个靓点》）外，史学界很少研究考析红军长征过广西的地名问题。这为本文的研究留下了极大的研究空间。

一、红军长征过广西的相关县级地名问题考析

笔者主要考析红六军团西进和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涉及的县级地名问题。

（一）红六军团西征过广西兴安和资源的地名问题

中央红军在进行长征前，曾经派出红七军团、红六军团两支红军队伍北上和西进，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序幕，为此笔者将红六军团西征过广西兴安和资源的地名问题纳入考析之中。从广西历史地理来考察，资源县曾分属全州县（时称全县）、兴安县。元置西延巡检司，清置社水巡检司。1935年析全县（今全州县）之西延全区，计延东、延中、延北、梅溪、瓜里、中峰、枫木、五排8乡及万德乡之一村，兴安县属之车田、浔源2乡，共计10乡建县，以其地处资江之源而定名为资源县。1952年8月，撤销资源县建制，五排区仍划归兴安县，延东、中峰、梅溪等区则划归全县。1954年6月，复将延东、中峰、梅溪（包括瓜里）3区从全县（全州县）析出，五排苗族自治区从兴安县析出，恢复资源县建制。

红六军团过广西桂北的大致情况是：1934年9月2日，从湖南江华、道县经蒋家岭靠近永安关，进入广西灌阳县文市地域；9月3日，从灌阳文市向全县（今全州）石塘地域前进；9月4日，从全县凤凰咀渡过湘江进入鲁塘，阻击敌军；9月6日、7日，进入西延地域；9月8日，进入车田（时属兴安）地域；9月9日，红六军团主力进入湖南城步蓬洞地域，次日后卫部队离开广西进入湖南城步蓬洞地域。就此而言，红六军团西征经过当时兴安县车田地域，就现今行政区域来讲，则没有经过兴安。然而不少的史书和资料，特别是网络文章中，存在错误表述。如有的按当时漏了兴安县或多了资源县，按现今则多了兴安；还有的仅将西延一区就等同资源县。比如“红六军团西征经过广西的灌阳、全州、兴安、资源四县，历时九天，行程200多公里，胜利完成了任务”［1］15。笔者认为，记载红六军团西征过广西时，不能将兴安县与资源县并列，因为当时资源还没有设县，按现今则没有经过兴安县。

（二）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资源、灵川的地名问题

一般来说，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而言，中央红军长征经过了广西的灌阳、全县、兴安、龙胜4县；如按当今行政区划，则经过广西的灌阳、全州、兴安、资源、灵川、龙胜6县（自治县），主要是行政区域变化的因素所致。其中当时的全县即今全州县；资源县在当时分属全县、兴安县地域。还有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当时兴安县的才喜界乡，在1961年行政区划变更中，撤销才喜乡，才喜界以北划归龙胜各族自治县，以南划归灵川县，东面的竹林界仍属兴安县，这样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就又多出了一个灵川县。这一问题过去长期被忽略，近年来因“朱毛红军石壁诗”（亦即“朱毛过瑶山的红诗”）问题而被发现。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资源县的问题。1934年12月上旬，中央红军经过西延区的枫木、油榨坪（中峰）、大埠头（资源镇）等地，时属全县地域（今属资源县地域）；经过五排区的车田、两水等地，时属兴安地域（今属资源县地域）。如前所述，1935年析全县（今全州县）、兴安县属部分地方建立资源县，1952年8月撤销资源县建制，1954年6月恢复资源县建制，而中央红军长征是1934年12月上旬经过现今资源县地域（当时分属全县、兴安县）。显然，中央红军长征是经过现今的资源县，当时还没有资源县这一建制。然而不少的史书和资料，特别是网络文章中，同样存在表述错误问题。有的多列了资源县，还有的仅将西延一区就等同资源县。比如，“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北部的灌阳、全县（今全州县）、兴安、西延（今资源县）、龙胜五个县，前后十九天。”［1］2笔者认为，不能将“西延”与灌阳、全县、兴安、龙胜并列，因为西延不是一个县，在当时属于全县地域；同时，也不能将“西延”注明为资源县，西延只是资源县的一部分，应注为“今资源县域”；再者，中央红军长征途经资源县地域时，不仅仅是当时全县的西延区，还经过现今资源县的其他地域。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过灵川县的问题。朱毛红军离开桂北以后，受尽苦难的当地人民日夜思念这支人民军队，特别是瑶族同胞更满怀深情，于1935年2月在兴安、龙胜、灵川三县交界的才喜界观音顶岩的石壁上刻下了一首署名为“黄孟矮”的怀念诗（即“朱毛红军石壁诗”）。对于朱毛红军过瑶山的石壁诗，所题之处在财喜界，还是才喜界或柴石界，以及属于何县境内，都有多种说法。对于前者，百度电子地图、高德电子地图记载这个地方都是柴石界；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区党史研究室、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2001年合编《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第86页持此诗石刻“在龙胜财喜界的观音岩上”一说，说诗题在“财喜界”的文稿还有不少。但是也有资料说瑶胞黄孟矮的题诗处叫“才喜界”，如中共桂林地委1986年编著的《红军长征过广西》记载为“才喜界”。鉴于《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出版时间在《红军长征过广西》之后，一些学者认为这个地名叫“才喜界”的可能性大。也有学者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查阅了一些地方史志书籍的记载。《兴安县志》第三篇《军事》记载：“三军团在中洞留下一个师向大溶江、灵川方向警戒，主力分三路向龙胜县前进：一路经竹林界、才喜界到达矮岭，一路经乌石界、温水江到达李江，一路经朦懂界、中村到达李江。”《灵川县志》第一篇《建置 政区》记载：“九屋乡位于灵川县西北部，西北与龙胜各族自治县、兴安县接壤……西北部高山连绵，最高山峰才喜界海拔1287米，为东江、西江发源地。”《龙胜县志·军事编》记载：“12月5日，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二团从兴安县中洞出发，越过才喜界开入县境，到达矮岭、周家。”从兴安、灵川、龙胜三地的县志来看，瑶胞黄孟矮的题诗处应为才喜界，财喜界与柴石界应该是笔误。同时，才喜界原名才喜街，因为当年才喜界隘口是前往湖广的通道，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但在民国初年，随着龙胜至湖南的公路开通，才喜街日益萧条，最后荒芜成了才喜界。

对于才喜界到底属于哪个县的问题，除了上述兴安、灵川、龙胜三县（自治县）县志的记录分别表述在各自所属县外，还有一些党史书籍和文章资料也有不同说法。比如，中共广西区委宣传部等在2001年著的《红军长征突破湘江》一书中，认为是龙胜财喜界（才喜界）；全州县政协文史委在2006年编写的《红军过全州》一书中，则认为是兴安才喜界。为何会有多种说法呢？原来，才喜界是越城岭山脉的一部分，地处兴安、灵川、龙胜三县（自治县）交界之处，且尚有一部分属资源县。同时，在民国以前才喜界是连接兴安——龙胜间的通道，而才喜界这个地域又如前所述，1961年发生了行政区划变更，撤销才喜乡，才喜界以北划归龙胜各族自治县，以南划归灵川县，东面的竹林界仍属兴安县。因此，这是导致有多种说法原由。同时也正由于1961年兴安县的行政区划变更，使得中央红军长征是经过现今的灵川县地域。

二、红军长征过广西有关乡镇地名问题考析

（一）才喜乡

1934年12月初，中央红军长征经过时属兴安县的才喜界，不仅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因思念朱毛红军（中央红军）留下了著名的红诗“石壁诗”，而且随着才喜乡隶属关系的变化，使得原本红军长征未经过灵川县境，变成了过境灵川，遗憾的是这一地名和行政区划的变更，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关注。从历史地理学来看，才喜界在当时是属于兴安县的才喜乡地域，在1961年行政区划变更中，撤销了才喜乡，在其所属行政区域中，除了才喜界东面的竹林界仍属兴安县外，才喜界以北划归了龙胜各族自治县江底，以南则划归灵川县蓝田乡（今灵川县九屋镇）。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朱毛红军过瑶山石壁诗所在的观音岩正好位于现今灵川九屋镇地域。正是才喜乡这一行政区划的变化，不仅使得才喜界在何县境内存有多种说法而且还改变了过去关于红军长征过广西的县级地域数传统观点，即从中央红军长征过现今广西灌阳、全州、兴安、资源、龙胜5县（自治县），变成过当今广西灌阳、全州、兴安、资源、灵川、龙胜6县（自治县）。

（二）东山瑶族乡与白岭乡、归化乡

1934年9月2日，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的先遣军团（即红六军团）从湖南道县与广西全州县、灌阳县边界的清水关进入广西全州县东山瑶族乡地域①因今东山瑶族乡在当时分属广西全县、灌阳县与湖南道县、零陵县四县管辖，所以对清水关地域的表述有多种说法。。据当地居民介绍和专家考证，当年红六军团是从湖南道县沙田一带经清水关进入广西全州马山、斜水一带。为此，笔者从行政区域变化的视角提出一个新观点，即红六军团在当时湖南道县白岭乡（今广西全州县东山瑶族乡白岭村）、广西灌阳县五区归化乡的斜水、马山、北斗等村屯（今全州县东山瑶族乡的斜水村一带）留下了足迹。据《全州县志》大事记和建置的记载，东山瑶族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分别由广西全县（今全州县）、灌阳县与湖南道县、零陵县（今零陵区）四县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便于管理，1951年将上述四县交界处的瑶族地区调整建立全县东山瑶族自治区（乡镇一级的建制），其中白岭乡（今东山瑶族乡）就是1951年由湖南省道县划归广西全县东山瑶族自治区［2］11（有的资料误说“1953年5月通道县的白岭乡划归广西省全县东山瑶族自治区管辖”①一篇网络文章《怀化地区志（上卷）第一编建置第三章行政区划》就持此说，这是一种明显的误说，全州县同通道县根本不相邻，尤其是当时东山瑶族自治区位于全州县东部，离通道县更是南辕北辙。），归化乡的斜水、古木、马山、雷公岩等15个村屯则从广西灌阳划归全县。其中归化乡在灌阳县的史志资料中极少提及，只提及将文市区的斜水等15个村屯划归全县东山区管理。但笔者据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民政厅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编制的《灌阳县全图》中查阅到了“归化乡”，同时还有《全州县志》第二十九卷《瑶族》所载文字的印证：“灌阳设归化乡，专管东山瑶和下路瑶（即今东山黄龙行政村之老村、吊水坪和雷公岩、古木、斜水行政村以及灌阳县之水车乡的江塘等瑶区），将杂居村内的汉人划归他乡，实行分而治之。”［2］62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东山对外联系的乡道主要有5条，其中第五条就是从清水经大友头、大界下白岭村，由分水通往道县桥头［2］31。

（三）界首镇与上、下界首

1934年11月下旬、12月初，中央军委第一、二纵队和红三军团以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经过界首地域（此时的界首分属兴安县、全县），还在界首地域展开有名的湘江战役之光华铺阻击战（亦即界首阻击战）。界首镇是古零陵县城所在地，是桂北古镇之一，古代为湘桂二省的交界之地，自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灌阳县、全州（今全州县）从湖南划归广西后，界首就成为兴安、全州两县交界之地。界首在民国时期分为上、下界首，其中上界首属于兴安，下界首属于全县（今全州县）。1950年5月将全县所辖的新田、福里（今百里）、下界首3村（街）划归兴安县［2］11，与原属兴安县的上界首成立界首镇［2］34。

（四）金坑乡与九屋镇

1934年12月初，中央红军一部经过当时兴安县金坑乡地域，今分属龙胜江底乡、灵川九屋镇。当时的金坑乡下辖江柳、大新、老书、田寨、禄埠、珠玻、皮帽7个村［3］33。1961年冬，两金公社的江口、银矿、珠玻、皮帽大队划归龙胜各族自治县江底公社，老书和新文大队（今灵川九屋新寨村、老寨村一带）的7个自然村划归灵川县九屋公社［3］19。灵川九屋公社又相继改为九屋乡、九屋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正因为兴安县的才喜、新寨等地在1961年划归灵川县，才使得红军长征经过了今广西灵川县境。

（五）其他乡镇

大埠头（今属资源镇）：1934年9月6日至7日，红六军团主力进抵全县西延区大埠头。12月3日，红一军团第一师控制大埠头地域。大埠头建圩于元末，红军长征途经时隶属全县（今全州县）西延区。自1935年7月始建资源县以来，一直为县治所在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称谓多次演变，如延东区、城关镇、红卫镇、城关公社等，1982年改称大合镇（以大埠街、合浦街各取一字得名），2005年撤销延东乡、大合镇，设立资源镇，以原延东乡、大合镇的辖区为资源镇的行政区域。由此可见，红军长征途经的大埠头并不等同于今资源镇，仅为资源镇行政区域的一部分。

车田乡：1934年9月7日，红六军团前锋西进兴安县车田乡，8日主力到达车田。12月5日，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和红九军团一部进至车田地域。1935年析全县（今全州县）之西延区和兴安县越城区的车田、浔源2乡，建立资源县。由此可见，红六军团经过了当时广西兴安县的车田乡（今属资源县车田乡）。按现今行政区域来说，则是经过了今资源县车田乡，而没有经过兴安县。然而不少的史书和资料特别是网络文章存在错误表述，有的按当时政区漏了兴安县，却多了资源县，按现今政区则多了兴安县。

浔源乡（今两水、河口一带）：1934年9月8日红六军团西征、12月8日中央红军经过时属兴安县浔源乡地域。民国二十四年（1935）7月，析全县西延区8乡和万德乡的1村，以及兴安县车田、浔源2乡，设置资源县。当时兴安县浔源乡的行政区域范围，大致在今资源县两水苗族乡、河口瑶族乡一带。

两河区立田（今新圩镇立田）：1934年11月至12月间，中央红军在灌阳进行了新圩阻击战，红三十四师曾在时属全县两河区的立田一带活动。当时红三十四师余部已陷入敌军重围，无法脱险，为扩大红军在群众中的影响，红军在全县立田村祠堂，将一批枪支弹药送给立田村群众，鼓励群众起来作斗争。后来当地群众用这一批枪支弹药进行过抗日斗争和解放斗争，为此称为“模范村”。1934年11月中央红军经过立田时，其行政区域为全县两河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便于管理，1951年10月将灌阳县文市区的斜水、上马山、北斗街等15个自然村划归全县东山区管辖；同年冬，全县的立田、潮水庙、竹岭脚等13个自然村划归灌阳县新圩区管辖［2］12，新圩区后来又相继更名为新圩乡、新圩镇。

三、红军长征过广西的其他地名问题考析

（一）关于“猫儿山”误写成“苗儿山”的问题

不少资料将有名的大桂林旅游圈景点“猫儿山”误写成“苗儿山”，是有其历史原因的。笔者早在30年前整理《兴安县志》时，查阅了大量的历史地图和文史书籍，发现在中央红军过广西前均记为猫儿山，在此之后的一些地图和文史书籍资料却将之误记为苗儿山。笔者认为这与中央红军过广西时所制定的民族团结具体政策有关。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历代反动统治者采取民族歧视政策，在民族称谓上通常书写上“犭”旁。中国共产党向来主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所以当中央红军经过桂北少数民族地区时，非常注意开展民族工作。但因停留的时间短且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下，误以为猫儿山之“猫”字是对苗族同胞的蔑称，故号召将“猫儿山”改为“苗儿山”。笔者的这一推论有可靠可信的文献资料作印证：

第一，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在广西灌阳下发了具有针对性的《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桂北地区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所要通过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其中灌阳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广西的第一站，在灌阳境内有着不少的瑶族、苗族同胞聚居，为此，当时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高度重视做好广西少数民族的工作。在向广西进军的途中，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就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少数民族工作文件《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进入广西后，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于11月29日在灌阳县文市镇玉溪村又发布了具有针对性的《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这是中央红军在广西地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的一篇重要文献。指示要求红军在瑶民和苗民中宣传党和红军的基本主张，同时还提出了“对苗瑶民的十三条口号”［4］82、84。

第二，当时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红星》曾在1935年5月22日第17期第2版上刊发了《纠正沿用“犭”旁书写少数民族名一律改用“亻”旁》一文。文中指出：“‘犭’这一狗旁，过去我们也常常沿用起来，加在猺、狪、猓猓等字上，这同样是少数民族所不愿意的，也应纠正，一律改用人旁，如‘傜、侗、倮倮’等”［4］164。

第三，当年的一些红军指战员在此后撰写有关亲历长征的文章中，体现了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影响。其中不少从猫儿山经过的红军指战员就将“猫儿山”表述为“苗山”。如陈明、周碧泉等在1936年前后写作的有关长征文章中就表述为苗山，其中陈明在《放火者》一文中写道：“越过有名的高山——老山界后，进入苗山苗民区域。”［5］132成仿吾在1977年出版的《长征回忆录》中写道：“这个大山在地图上叫越城岭。我们听说要爬一个三十里高的苗山，开始没有把它放在眼里。”［6］25童小鹏在《禁忌的一天》一文中写道：“大概是贵州和广西边境吧，在那里正是少数民族——苗区的当中。”［5］278

（二）红军长征经历者撰写的回忆文章所涉诸多地名问题

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一些红军开始撰写有关长征方面的文章，到1936年10月底，收到的稿子有200多篇，约50万字，后来在八路军政治部工作的丁玲等参与编辑《红军长征记》，几经修改后于1942年在延安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再版的《红军长征记》（上、下册），主要收录了董必武《出发前》、李富春《夜行军》、舒同《遵义追击》、杨成武《突破天险的腊子口》、耿飚《由临武至道州》、陆定一《老山界》《榜罗镇》、萧华《南渡乌江》、周碧泉《长征中走在最后头的一个师》、黄镇《长征中的红五军团》等100篇回忆录。笔者阅读后，发现存在一些地名问题，其中有关广西的地名问题主要有：

彭加伦在《苗子的神话》一文中写道：“今天队伍没有动，在此休息，此地是广西全州的文市。”［5］104这里的文市应当是广西灌阳县文市镇，“全州”应为“灌阳”。郭滴人在《广西瑶民》一文中写道：“从湘南转入广西的灌阳兴安了。”［5］120这里的灌阳、兴安为广西所辖的两个县，“广西的灌阳兴安”表述易引起歧义，即会让不知情的人认为兴安是灌阳县中的地域。陈明在《放火者》一文中写道：“长征的铁流，冲破了敌人三道封锁线（汉水与湘水之间），胜利的渡过湘水后，继续向西北运动，进入越城岭山脉，越过有名的高山——老山界后，进入苗山苗民区域。”［5］131-132周碧泉在《长征中走在最后头的一个师》一文中写道：“在紧张与饥饿的一天两夜爬过了天然危险的老山界……辛辛苦苦过苗山。”［7］237从大范围来讲，第一、二、三道封锁线是在桃江（赣江支流）与潇水之间，其中第三道封锁线又是处在粤汉铁路沿湘粤边湖南境内良田到宜章之间，第四道封锁线则是在潇水与湘水之间。显然这里的“汉水与湘水之间”的表述有误。同时，“老山界后，进入苗山苗民区域”的表述也有误，这里的“苗山”应为“猫儿山”（华南第一高峰），这一带也并不是苗民区，主要民族有瑶族、汉族、侗族、苗族、壮族等。陆定一在《长征大事记》中写道：“二十七日，阴，三军团因郑家园至灌阳无路，改经永安关、雷口关至车头新家桥地域。”［7］313这里的“车头新家桥”应为“水车宾家桥”。“三十日，阴，五军团主力到文市河西之五家湾。”［7］316这里的“文市河”“五家湾”应分别为“灌江”“伍家湾”，同时伍家湾不是灌阳文市地域，而是属于灌阳水车地域。“（1935年）12月2日，红三军团第五师由路江圩扼阻界首方向可能来追之敌。”［7］317这里的路江应为洛江，即广西全州县咸水镇的洛江村。

（三）一些文献资料和回忆资料中的相关地名问题

一是红一军团司令部1936年编制的“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地点里程及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一览表”中有关湘江地域的地名有两处错误：“（1934年）11月25日蒋家岭—永安关—巷口”；“11月26日巷口—文市”；［8］425“（1934年）11月26日广西渡潇水（文市）”［8］441。据《红军长征过广西路线图》和1933年《灌阳县全图》考证，上述“巷口”“潇水”应分别是巨岩（今灌阳文市镇桂岩）、灌江之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红军长征过广西》一书对这两处地名均作了考证，但不准确，比如将巨岩（今灌阳县文市镇桂岩）误认为是岩口。据1933年《灌阳县全图》得知，岩口不是文市地域，而是水车乡地域，巨岩与岩口相距很远，而且红一军团是从文市地域通过灌阳境的，没有经过水车地域。同时还将灌江说成是湘江上游［4］210、211，从地理学讲，灌江不是湘江上游，而是湘江上游的支流。

二是蒋耀德（时为红色干部团卫生队长）《红色干部团长征过越城岭山区》一文有三处地名错误。“跨过湘江后，部队以急行军速度向西行，夜渡齐腰深的汉水，跑步向西延山脉越岭前进。……越过老山界后大约十多天的时间，我干部团进入广西境内。”［9］107、108文中的“汉水”“越岭”“广西”实际上分别是华江、越城岭、湖南之误。一方面，从中央纵队（红色干部团隶属中央纵队）行军路线和1933年《兴安县全图》综合考证，汉水为兴安华江之误、越岭为越城岭之误。另一方面，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的日程大致是1934年11月26日由湖南南部进入广西，30日（中央纵队）渡过湘江，12月4日（中央纵队）越老山界，12月13日红军最后一支队伍（收容部队）离开广西进入湖南的西南部地域。显然，上文中的“广西”应是湖南之误。

三是一些原始资料中误写地名。包括两种情况：一是革命前辈因对异地的地名不熟悉而写错或回忆有误。如把灌江、湘江、洛江、华江、岩口［10］33、水车、玉溪、伍家湾、宾家桥、兴安、猫儿山等分别误写为潇水、漓水、路江（或罗江）、观江（或汉水）、巷口（或桂岩）、车头、王溪、五江湾、新家桥、兴化、苗山等。如“红军在全州以南、兴化以北的一百二十公里的宽正面上……急行军”“在高峰眺望山下，烟波浩渺，观江浴日”“苗山老山界”等。二是敌方的资料中误写地名。比如表述湘江战役光华铺阻击战：“一小部在兴安北之伏华铺、唐家园一带。”［11］177这里的伏华铺、唐家园分别是光华铺、唐家司之误。“其先头万余，已由麻子渡、屏山等处渡过漓水”［11］182，“由界首等处渡过漓水，向西北窜逃”［12］，这里的漓水应是湘江之误。因此，在引用此类资料时，如果不对其地名进行考订，就会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

（四）一些专家学者不严谨造成的地名错误

由于一些作者不严谨，在文章中表述不当，造成误解乃至事实性错误。还有为了地方利益，主观违背历史事实的地名表述。

一是有关战斗名称的概念不清。比如《湘江战役前后中央红军兵力损失及其原因浅探》一文中写道：“据考察，中央红军的直接损失主要包括：新圩阻击战2000余人，界首阻击战4000余人，觉山铺阻击战2000多人，光华铺阻击战近1000人，总后卫部队4000余人，总计13000余人。”［13］这里的界首阻击战、光华铺阻击战是同一场战斗，即光华铺阻击战又称界首阻击战，界首是乡镇地名，光华铺是村屯地名。

二是表述的事实性错误。如《试论湘江战役》一文写道：“第三军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同志指挥部队在灌阳文市、水车一线阻击国民党中央军时，伤重被俘。”［14］这里的“第三军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应为第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在灌阳文市、水车一线”应为湖南江华、道县一带，即先是在广西灌阳、全州一带迂回，后突围进入湖南江华、道县一带；“阻击国民党中央军”应为国民党地方民团，因为湘江战役结束后，陈树湘率余部先是在全州、灌阳一带同桂军和广西民团作战，突围进入湘南后是与江华、道县的保安团作战，他是在指挥与江华县保安团战斗时腹部中弹，藏匿于驷马桥附近的洪东庙疗伤，后被道县保安团搜捕抓获。

三是主观臆断地名含义。比如网络文章《广西全州县致力打造湘江战役红色旅游教育基地》一文说聂荣臻元帅后来题词“觉山阻击战牺牲的红军先烈永垂不朽”，指出“原来这里是叫‘脚山铺’，但聂荣臻元帅故意将‘脚’字写成谐音‘觉’字，是指红军经过这一战觉醒了”［15］。《3分钟带你穿越全州：用“鲜血书写”的历史到“脱贫致富”的今天》一文写道：“1988年聂荣臻元帅题词：觉山阻击战牺牲的红军先烈永垂不朽。将原地名脚山改为觉山，是为了纪念这一战后红军开始从左倾错误中的觉醒。”［16］

笔者认为以上对“脚山铺”“觉山铺”的解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首先，1934年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民政厅编制的《民国二十二年度广西各县概况》所附《全县全图》中，明确标注为“觉山”，而不是“脚山”。其次，参加觉山铺阻击战的诸多老红军指战员在其有关红军长征的回忆文章中，也明确表述为“觉山”。时任红一军团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在《长征中的红一师》中写道：“我师撤离潇水西岸，昼夜兼程赶到了全州附近的觉山地区。”［17］时任红一军团红一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在《最后的一道封锁线》一文中写道：“头一天战斗，敌以全力向觉山猛攻，阵地被夺去。”［18］时任红一军团红二师第四团政委杨成武在《血战湘江》一文中写道：“按照师部的命令，我团赶到了觉山。”［19］再次，敌方的电报、大事记、报道都明确写明为“觉山”。1934年11月30日19时何键（追剿军总司令）电：“本日午前，在觉山附近与伪三军团（一军团）激战竟日。”“十一月三十日……湘军陶广、张亮基、李觉各部，击伪一、三、九军团于觉山、珠兰铺、白沙铺，苦战竟日，斩获甚多。”［4］561、705“赣匪窜到全、兴间之路板铺、觉山、麻子渡、咸水、石塘一带。”［20］由此可见，当时的原名是“觉山”而不是“脚山”，“将原地名脚山改为觉山是为了纪念”之类的说法是主观臆断。

此外，有些地方和专家出于某种目的，对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地点进行张冠李戴式的错位宣传，比如毛泽东从湖南道县进入广西灌阳的具体地点。当年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二纵队（中央党政机关干部等）是随红三军团从湘桂边界的雷口关进入广西灌阳水车镇同德、宾家桥（亦称丁家桥）一带；朱德和中央军委一纵队（红军总部等）是随红一军团从湘桂边界的永安关进入广西灌阳文市镇桂岩、玉溪一带。但当地却张冠李戴地在文市桂岩修建纪念设施进行错位宣传，毛泽东经过的水车地域却被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