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分良

(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随着民族融合的发展，辽代椅子在保留“一椅两制”设计理念的基础上，出现了“南北融合”并逐渐汉化的趋势。这种融合主要体现在辽代早期、中期和晚期的榫卯结构样式变化上，但总体上有时是在以契丹风格为主的椅子上设计有汉族风格的元素，有时又是在以汉族风格为主的椅子上设计有契丹风格的元素。

1 辽椅上的十字形骑马榫

所谓骑马榫，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因其结构特点为一个榫头架在另一个榫头之上，同时上下木条各自去掉一部分呈阴阳嵌合的子母形，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承托结构，像人骑马的样子，故称为“骑马榫”。骑马榫在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中是常见的榫卯方式之一，其形式主要分为十字形和T字形两种[1]。但在家具的椅子结构设计中，目前仅见于辽代家具的部分椅子，在椅面框架前部的左右两端使用十字形骑马榫的结构设计形式。在中国古代家具史上，十字形骑马榫在辽代椅子设计上的出现，经历了不同的特征演变过程，有其独特的时代价值和民族特色，值得引起注意。

为了便于研究，本文依据辽代椅子上十字形骑马榫的形制和结构演变特征，结合辽代分期（早期：公元907-968年，即太祖至穆宗时期；中期：公元969-1054年，即景宗至兴宗时期；晚期：公元1055-1125年，即道宗和天祚帝时期[2]）展开论述。

从迄今所出的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来看，十字形骑马榫在中国古代家具上的出现，以辽代多见，且这种榫卯结构形式在辽代早期、中期和晚期均有所出现，其设计风格在保留总体结构特征的情况下各自又略有区别。

早期以辽宁朝阳沟门子辽墓出土的椅子为典型，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家具史上出土带有十字形骑马榫结构设计较早的椅子实物（图1）。据该墓发掘简报称：由于迁葬的原因，该墓所属时代虽为辽代晚期，但出土的随葬品属于辽代中期之前[3]，而沟门子辽墓出土的这把椅子就在随葬品之列。从发掘简报所绘制的线描图（图1）可见，该椅在椅面前端左右两侧带有明显的十字形骑马榫结构。

中期以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广德公辽墓[4]中的椅子（图2）和内蒙古林西县毡铺乡哈什吐村辽墓[5]中的椅子（图3）为典型。据发掘简报称：广德公辽墓属辽代中早期，最晚也在统和年前后（公元983-1011年），且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3件具有浓厚契丹民族特点的绿釉器。契丹民族特色的器物与椅子的共同出土，说明广德公辽墓中的椅子属于契丹民族风格。哈什吐村辽墓是被当地村民所发现，无发掘简报，但据当时的《中国文物报》刊载：该墓属辽中期，因而其中出土的木椅有更大的可能性属辽中期。这两把椅子在椅面前端左右两侧均可见明显的十字形骑马榫结构。此外，在内蒙古赤峰喀喇沁旗娄子店乡上烧锅辽墓（辽中期，图4）[6]和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辽中晚期，图5-图7）[7]中，也分别出土有椅子实物，且均在椅面前端左右两侧采用十字形骑马榫样式，其中图6中所示的椅子，现藏于内蒙古赤峰博物馆。

■图1 辽宁朝阳沟门子辽墓出土的木椅

■图2 内蒙古翁牛特旗广德公辽墓中的椅子

■图3 内蒙古林西县毡铺乡哈什吐村辽墓中的木椅

■图4 内蒙古赤峰喀喇沁旗娄子店乡上烧锅辽墓中的木椅

■图5 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木椅

晚期以河北廊坊市安次区西永丰辽墓中的两把木椅为典型（图8-图9）[8]。据发掘简报称：该墓在墓葬形制、结构和随葬品特征与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中的M2、M7、M10和北京市昌平陈各庄辽墓等基本相同，因此年代也应大体相当，同属辽代晚期。在京津地区能出土完整的木质家具尚属首次，实物资料显得十分珍贵，且其中一把编号为XM1：12的木椅（图9），在椅面前端左右两侧带有明显的十字形骑马榫样式，与编号为XM1：11的木椅（图8）在椅面前端左右两侧的八字形格角榫样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 辽椅上十字形骑马榫的造型演变

2.1 早期

辽早期椅子上的骑马榫，目前仅见辽宁朝阳沟门子辽墓出土的一把椅子（图1）。该椅腿部尺寸较现代常用椅子要矮一些，腿高约为25厘米。椅面前部左右两端的十字形骑马榫，榫头凸出椅面外框边沿约4~5厘米。从图1可见其榫头横截面均为长方形，且棱角分明，未做抹角处理，椅子的整体设计风格显得简约而粗犷。发掘简报还显示该椅的椅面长为45厘米、宽为40厘米，呈长方形。椅面框架所用木条大小尺寸为宽5厘米、厚4厘米。从椅面框架所用木条的厚度4厘米来看，加上腿高25厘米，此椅的椅面总高度为29厘米，说明椅面较现代常用高坐具椅面低很多，属于低矮型家具，更适应游牧风格的帐居生活[9]。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此椅（图1）的风格显得简约而粗犷，凸出的十字形骑马榫榫头棱角分明，但它的“靠背呈曲线形”，中间有两根弯曲的立柱。这说明在辽代早期的椅子设计上，已经萌发了人体工程学设计意识，打破了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弯曲型靠背是明代匠师的创造这一固有观念[10]。此外，这种简约粗犷风格的椅子仅为辽早期椅子风格类型中的一种。在内蒙古赤峰宝山辽早期（公元923年）契丹贵族墓室壁画中，已发现有在腿部和椅面角部包金的椅子图像，显示出奢华的风格[11]。宝山辽墓《主室陈设图》中的椅子图像，通体为黑色，在腿部和椅面转角部位贴有金箔。这种通体黑色和带有金箔装饰的家具风格，在中亚和埃及的古代家具中较为多见。古代中亚和埃及有使用黄金包裹家具、面具和乐器等的传统。作为游牧民族的契丹人，可能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受到西亚和中亚家具设计风格的影响[12]；该墓《颂经图》中的另一把椅子，在靠背上的搭脑两端有着卷翘的造型，为典型的汉式风格，但搭脑上又存留包金的痕迹，说明辽代早期椅子已显现出多元化风格，主要是以草原游牧风格和汉式风格为主，且有部分家具融入了源自西亚和中亚的设计元素。

2.2 中期

从辽中期开始，部分椅子较多地在椅面转角处采用十字形骑马榫结构形式，从一些辽墓出土的椅子实物可见到这一特点，且大多在内蒙古地区出土。辽中期椅子上的十字形骑马榫，在风格上与辽早期的十字形骑马榫是在承袭中又有所变化，主要表现在：

2.2.1 中早期沿袭早期而有所变化

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广德公辽墓（辽中早期）中的椅子（图2），在椅面前部左右两侧采用了十字形骑马榫结构，乍一看这个十字形骑马榫结构与辽早期朝阳沟门子辽墓（图1）椅子上的十字形骑马榫结构非常相似，但仔细分别还是能看出二者在造型上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广德公辽墓椅子上的十字形骑马榫，在榫头交叉处的中间部位有一个小小的长方形，此长方形应为下方椅腿的榫头穿透其上方十字形骑马榫交叉处，在椅面露出榫头横截面形状的效果。而图1中沟门子辽墓中的椅面前部十字形骑马榫，在榫头交叉处并未见图2中类似的直榫榫头。此外，与图1中沟门子辽墓十字形骑马榫结构相比较，图2中广德公辽墓中的椅子，其椅面前部两侧的十字形骑马榫榫头横截面均比其框架主体的横截面有所缩小，且将榫头上方的两个棱角边缘部位削去一部分，修饰成了小棱形。由此可见，辽代家具中带有十字形骑马榫类型的椅子，在从早期发展至中期时，其上的十字形骑马榫对榫头有了一些修饰，不再是棱角分明的直线形，呈现出一种美化的趋势。

无独有偶，这一特点可从内蒙古赤峰喀喇沁旗娄子店乡上烧锅辽墓（辽中期）出土的木椅（图4）上窥见。此木椅在椅面前端呈十字形骑马榫状，与辽早期朝阳沟门子辽墓椅子上的骑马榫结构非常相似，二者的榫头横截面均呈长方形，各出沿约5厘米，所不同的是图4中椅子上的十字形骑马榫在交叉处露出椅腿直榫横截面，形状为细小的长方形，这与同为辽中期内蒙古翁牛特旗广德公辽墓椅子上的骑马榫相比属于同一类型。这种带有前腿穿透式直榫与十字形骑马榫结合的结构，一直延续到了辽中晚期，本文图5、图6、图7均清楚地显示了辽代椅子在椅面前部十字形骑马榫结构交叉处的穿透式直榫榫头。从解放营子辽墓的三把木椅可见，至少到辽代中晚期，辽椅上的十字形骑马榫在榫卯结构的中间交叉处露出前腿直榫榫头的特点依然存在。

■图6 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木椅

■图7 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木椅

■图8 河北廊坊市安次区西永丰辽墓中的木椅

■图9 河北廊坊市安次区西永丰辽墓中的木椅

2.2.2 中期“一椅两制”南北结合

从广德公辽墓契丹随葬器物和椅子共同出土可知，带有十字形骑马榫的椅子是典型的契丹民族风格，十字形骑马榫在此类椅子的造型中成为了主要的风格区分点。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十字形骑马榫结构设计是与契丹椅子风格紧密相连的标识物。图1与上述宝山辽墓《主室陈设图》和《颂经图》均显示了契丹、中亚和汉三种风格的椅子类型。至辽中早期，广德公辽墓显现了契丹和汉族风格结合的趋势，图2中所示这把椅子就是例证。该墓的主人身份是“汉族官僚地主，抑或是宋朝使臣”[13]。该墓出土的椅子整体上以汉族风格为主，只是在椅面转角处采用十字形骑马榫的结构设计，带有契丹民族特色。

至辽中期，内蒙古赤峰上烧锅辽墓中的椅子（图4），在椅面转角处仍然沿袭广德公辽墓辽代中早期椅子（图2）的十字形骑马榫结构设计特点。但是，就整体风格而言，此椅在四个椅腿和靠背搭脑两端均呈卷云状，加强了汉式风格和佛教家具的特点[14]。腿足外翻呈卷云状的家具，较早可追溯至战国乃至汉代的一些凭几。类似的外翻式卷云形腿足，在宋代圈椅、金代方凳、花几和西夏佛教壁画所见须弥座图像的腿部造型中有所出现[15]。此外，从辽代统治者的国家治理制度来看，其有南北“两面官”制度和信仰佛教的传统，这种设计风格显然是“一国两制”在辽代家具设计上的体现。十字形骑马榫代表契丹风格，而带有卷云腿足和卷云头搭脑的椅子则代表唐五代以来的汉式风格。值得注意的是，带有十字形骑马榫结构的椅子，在辽中期之前的椅子中未见有与云头状腿足和搭脑相结合的情况，此椅的出现，成为了契丹和汉两种民族风格结合的见证。

2.2.3 中晚期整体融合变化多

图5、图6和图7所示三把木椅，均出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且均在椅面前部左右两端采用十字形骑马榫结构的设计方法。下方椅腿的直榫榫头均从十字形骑马榫的交叉处穿透，与椅面平齐，这种制作方法在辽中期乃至中晚期出土文物中较为多见。所不同的是，到了辽中晚期，十字形骑马榫结构的造型变化开始增多，且榫头造型与整体风格更加协调。

由图5中椅子上十字形骑马榫的榫头部位可见，其被削去了很大一块，几乎接近榫头侧面的45度对角线位置，尤其是椅面前部横向框架木条，在两端的榫头侧面接近三角形，轮廓线略微外鼓呈弧形。如此大的修饰，在辽早期和中期均未出现；图6中内蒙古赤峰博物馆藏的这把木椅，榫头呈现出的弧形更加饱满圆润，且四个出沿的榫头都被抹去了锋利的棱角，使得人体大腿部位坐上去以后不会被伤到。由此也能让人感受到，辽代椅子的此种类型设计，虽然没有采用南方宋人的格角榫做法来制作椅面框架，但同样考虑到了人体工程学方面的设计[16]。在椅子的整体造型上，由于榫头的抹角尺度加大，在造型上出现了弧线，因而也显得其与整体更加协调。

从图7可见，椅面框架在前部采用的是中期乃至早期的十字形骑马榫结构设计方法，榫头的横截面为方形或长方形，在形制上初看起来与辽中期甚至早期辽墓椅子上的十字形骑马榫结构类似，但仔细看则能看出其在原有粗犷风格的基础上，还是有一点变化，主要体现在榫头的棱角已经没有辽早期甚至中期那种鲜明的方形横截面，而是稍微削掉了一点棱角，抹去了榫头横截面较为锋利的边角部分。

2.3 晚期

上文已述，辽中期的椅子造型是“一椅两制”的设计理念，在同一把椅子上，契丹和汉民族元素特征明显。而到了辽晚期，随着民族融合的发展，辽代椅子在仍然保留“一椅两制”设计理念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南北融合”并逐渐汉化的趋势。这种融合，有时是在以契丹风格为主的椅子上设计有汉族风格的元素，有时又是在以汉族风格为主的椅子上设计有契丹风格的元素，但总体发展趋势都是走向汉化。河北廊坊市安次区西永丰辽墓中两把木椅（图8-图9）的出土[17]，正表明了辽椅逐渐从“一椅两制”走向“南北融合”，再逐渐走向汉化的过程。

2.3.1 游牧风格椅子上格角榫的出现

按照辽中晚期椅子的造型风格，靠背有着卷翘搭脑和横枨的辽代椅子，在椅面框架前部大多应采用十字形骑马榫样式。上述辽中晚期解放营子出土的三把木椅和辽中期广德公辽墓的木椅，椅面框架前部均为十字形骑马榫样式，而到了辽晚期的河北廊坊西永丰辽墓中的一把木椅（图8），则采用了八字形格角榫做法，此椅整体上显现的是辽北部游牧民族风格，因其靠背部分与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和广德公辽墓中的木椅在形制上接近，但在当时的辽南部河北廊坊地区，在椅子的框架前部采用八字形格角榫样式，显然是受到了汉式家具形制的影响。由此，也再一次展现了辽代椅子设计风格上的南北民族融合特性。

2.3.2 汉式风格椅子上骑马榫的出现

河北廊坊西永丰辽墓中的另一把木椅（图9），在椅面前端左右两侧采用十字形骑马榫的做法，总体上此椅的风格样式与1980年在江苏江阴北宋“瑞昌县君”孙四娘子墓出土的直搭脑靠背椅接近，但不同之处在于，孙四娘子墓在椅面前端两侧采用的是45度格角榫做法，属于典型的汉式直搭脑靠背椅形制，而西永丰辽墓中的椅子则在椅面前端两侧采用的是十字形骑马榫做法。在辽代，骑马榫往往较多地与游牧民族家具风格联系在一起，而格角榫作法则较多地与中原汉式家具风格联系在一起。由此表明，辽晚期椅子仍然采用“一椅两制”的设计理念[18-19]。

此外，图像显示，西永丰辽墓中的此椅（图9）与晚期之前所有十字形骑马榫形式相比较，在榫头的出沿尺寸上也已明显收缩，且已不再显得棱角分明，说明其与整体风格更加协调，同时也表明，辽代家具发展到晚期时，民族融合风格在加强，并在整体上逐渐显现出汉化的趋势。

3 结语

辽椅上的十字形骑马榫，是在契丹人统治下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家具结构设计形式，其从辽早期的初现到辽晚期的逐渐消失，在中国古代家具史上经历了约170年时间，其样式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化，从简约粗犷到精致多样，再发展至晚期逐渐与汉式椅子风格融合，至明清时期的家具已难觅其踪（表1）。带有十字形骑马榫的辽代椅子，在其发展过程中还显现出一种可贵的人体工程学意识，这在辽早期的朝阳沟门子辽墓乃至晚期的赤峰解放营子辽墓均可见其实物例证，打破了家具史上认为椅子靠背部位根据人体工程学设计的弯曲造型是明代匠师的创举这一固有观念。

表1 辽代椅子上的十字形骑马榫特征演变分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