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鸿，李永春，张瑞平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江苏南京 211189）

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愈加迅速，博物馆文创产业正处于一个蓬勃的发展阶段，但存在缺乏完备开发理论体系的问题。在保证文创产品的文化属性与商业属性平衡发展的前提下，系统梳理故宫博物院文化创意产品的文化内涵和美学意蕴，使设计发挥传播精神文化的社会作用和情感力量。在当前的文创蓝海中，将极具底蕴的博物馆文化融入到衍生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中，探索文化创意产品成功设计开发的有效方法，同时满足人们对于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的实用需求、审美需求和精神需求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

1 博物馆文创发展现状

1998年“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CITF——The UK Creative Industries Task Fore）提出创意产业是“源自个人创意技巧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利用，从而具有创造财富能力的行业”[1]。2014年国务院发布相关政策鼓励地方政府给予文化产业必要的支持；2015年正式实施的《博物馆条例》用制度保障博物馆事业的大力发展。而博物馆文创作为一个现代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定义为具有传播传达功能，并符合大众生活方式的消费物品[2]。当前，围绕历史文化的文创产品开发在国外已经形成一条成熟的产业链。数据显示，2015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营业收入达到年均9.46亿美元，其中文创产品销售收入占六成；《2019博物馆文创产品市场数据报告》显示开店仅两年的大英博物馆旗舰店广受欢迎，在众多中国博物馆之中人气排名第四。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深受各种因素制约和影响，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对于文化创意产品领域的开发和探索才逐渐得到发展，根据全国文物局长会议获悉，截止到2018年年底，全国各级政府备案的博物馆已经达到5136家。2019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发布《2018年天猫博物馆文创数据报告》显示全球共有11家官方博物馆进驻天猫，而我国故宫凭借6000万人次的年访问量成为博物馆人气王。2021年4月，《2021年中国品牌授权行业发展白皮书》显示我国博物馆授权从2015年的2%增长到18.7%，可以看出设计在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中起到关键作用。在良好的环境下，如何有效地挖掘博物馆的精神文化元素，探索馆藏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创新策略，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当前研究的重点问题。

■图1 （左）故宫书签 （右）Q版秦俑书签

■图2“事”与“理”

2 博物馆文创设计现状

传统的博物馆文创产品相较于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而言，具有传承、传播、美化的意义，然而随着时代发展、环境变化以及社会延承，博物馆文创产品从单纯围绕视觉审美的基础设计，逐渐转变为具有时代性、文化性和创新性的新型产物，反观国内博物馆文创产品依然深受美学层面的影响，无论是文化理念、材质结构还是产品外观都存在一定局限性。

2.1 欠缺文化性内容

信息论美学的创始人莫尔斯提出了信息分为语义性信息与审美性信息的观点，前者以语言信息基础为主，后者则是具有审美价值的信息[3]。而文化性是文创产品最根本的内在品质体现，当前市场为了与博物馆馆藏资源建立联系，直接将博物馆馆藏资源的外观符号生搬硬套在文创产品外观包装上，刻意的追求审美信息相似性却缺乏对于语义性信息的传达，丢失了文创产品背后的文化因素和精神内涵。其次，有些文创产品制作粗糙低劣，甚至与旅游纪念品相差无几，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原始意义出现偏差，阻碍了博物馆文化精神内涵的可持续性传承与传播。

2.2 缺乏创新性设计

2013年8月，北京故宫博物院首次号召广大群众集思广益，提出含有故宫元素的创意方案，“奉旨旅行”行李牌等萌系风格系列产品应运而生，随之而来的是萌系风格在国内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中的风靡。截至2020年，博物馆与各地景区已设计推出共计300余种不同形式的书签，反观中我国博物馆的文创产业发展史，通常出现外观设计不谋而合的情况（图1）。早在2016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推出的状元书签，通过萌化处理故宫历史人物，以生动可爱的形象呈现在书签上，而后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推出的Q版秦俑书签也有些许雷同之处。“文创产品通过程式化的方式复制粘贴，是没有办法恰当诠释本土文化的。”如此可见，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风格和思路的相互借鉴，这并不能“美其名曰”称为满足市场需要，而是因为思路相对局限，导致缺乏创新路线。

2.3 侧重商业化收益

当前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大多注重商品属性，以经济效益为首要目的，简单将文化创意产品等同于“商品”，而不是以“展品”的理念进行设计。可以发现市场售卖的文化创意产品存在种类单一、设计千篇一律和质量良莠不齐的情况，导致博物馆文创产品背后的文化意蕴和精神内涵被曲解。实际上，故宫的最大魅力在于蕴藏在博物馆中具有传承、传播、美化意义的馆藏资源，以博物馆馆藏资源作为设计灵感，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丰富的符号价值和脱俗的审美价值，而不是单一的以商品形式出现。以上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出现的种种问题引发思考，如何以创意重构出兼具实用价值、欣赏价值和传播价值的博物馆文创产品变得极为关键。

3 设计事理学与博物馆文创品设计

3.1 设计事理学中“事”“理”

1981年美国学者赫伯特·A·西蒙出版了《关于人为事物的科学》（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一书，提出“设计”被描述为“通过内外环境去描述一个人为事物”的重要观点，其中内在环境指达到目的的自然现象组织，而外在环境则是决定达到目的的条件[4]。中国学者柳冠中教授在《工业设计学概论》中指出“人为事物是设计的本质”，主张设计是由“事”到“物”，再回到“事”中去检验是否适用人们生活情理和实际需求[5]。在进行具体设计时需要透过这些“事”的存在状态，去思考观察“事”与“物”之间合理存在的脉络，特别在初始阶段更要充分考虑使用用户生活情景中的实际需求来进行适用设计。笔者依据柳冠中教授《事理学论纲》一书中的“事”与“理”总结其关系（图2）。

3.2 基于事理学的博物馆文创产品更新策略框架

柳冠中教授曾举例：“坐”与“座”之间是为了“坐”而“座”，还是为了创新“座”才“坐”，在这过程中应该考虑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以及可能的条件[6]。从某种意义观察博物馆文创设计，可以从柳冠中教授提出的设计事理学理论中得到启发，主要区别存在于事物外部与内部之间不同的影响因素，以及与目的三者之间的关系和脉络。亦然，设计事理学的“物”在博物馆文创设计中可以体现为以博物馆馆藏资源作为原型，进行创意元素转化的实际流通产品，以及文物复仿制品等没有新增附加值的旅游纪念品，同时也包括博物馆开发的虚拟应用产品[7]。而博物馆文创背后的“事”通过功能载体促进博物馆的文化价值传播，使广大群众能够真切感受博物馆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意蕴，发挥其博物馆科普教育的作用。进行概念设计定位时，需要建立在设计事理学的基础上，同时围绕使用用户的内外部影响因素之间的链接关系和“理”的变化[8]。基于“事”与“物”的脉络关系，笔者绘制了关于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更新策略框架（图3），以设计事理学的角度指导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更新。

■图3 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定位框架

具体来说，实现“事”与“物”的平衡，一方面注重“内部因素”，可以体现在博物馆文创的工艺、材料、造型以及实现技术上，是设计物演化的结构、功能合理性的逻辑关系；另一方面注重“外部因素”，着重对社会发展、文化背景、时空环境和演化条件的分析。比如生活中常用的灯具，在灯具的演变过程中出现了白炽灯、节能灯等介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直线性发展，到当前阶段，在工业化发展的基础上更多考虑感性工学，包括使用用户的情感需求、心理需求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总的来说，需要同时分析事物外部与内部之间不同的影响因素，使得需求动机和需求满足取得平衡，最终形成根本的设计规律。

4 设计事理学在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创新

4.1 外部因素在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从设计事理学中的“事”出发，着眼于文化、社会、时空环境和演化条件的分析[9]。在设计事理学实际运用上注重“外部因素”的影响，分析大方向上起到限制作用的时代变化，影响使用过程的具体环境以及目标用户人群的需求变化，是决定博物馆文创产品面对市场是否成功的重要前提。博物馆的衍生品设计不再是单纯的提炼文化元素转化为文化创意产品的外观设计、展陈设计、广告宣传和虚拟应用等针对不同用户需求的设计专项，应该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体系，充分考虑事物外部因素的影响，从方法论层面打破单纯考虑内部因素的局限性，才能更好的传承和传播其文化内涵。

4.1.1 符号化设计

（1）制器尚象

符号化设计从文创外部因素出发，以外观为基础进行不同形式处理，其制器尚象原本为古人在造物制器时通过对天地万物的观察，使用具体的形象、感知的意向和领悟的道象来进行创作，有所取象的同时也有所寄寓。故宫博物院现藏的《千里江山图》被视为宋代青绿山水画中的巨制杰作，同时也是画家王希孟的“千古绝唱”，该作品以长卷形式展现了巍峨雄奇的群山与烟波浩渺的江河壮美之景。在与现代设计结合过程中（图4），千里江山图书签借用故宫博物院原本的馆藏资源，利用制器尚象的方式进行衍生品设计，将其风景与色彩进行剥离抽取。制器尚象的转换过程相对简易，在现有文创设计中广泛使用，与文创产品结合时既能呈现故宫馆藏资源的奇异外观，又能满足使用用户的实用需求、审美需求和精神需求。

（2）异质同构

网格窗是故宫建筑中的结构件，由于实用性不高，渐渐被其他产品代替，但其形态具有一定历史价值，外观本身也优美简洁。如果文化与家居产品结合形成一种具有生活气息的文创产品体系，不仅可以满足人们对产品功能和经济上的需求，还能宣扬传统文化。传统文化需要新的改变和应用，可以运用异质同构的方式，找到与它们形态相似的现代产品构件，利用不同元素之间存在的相似性质，按一定的主题进行组合，以非常规的形式打破原有物象的常规性。如图5，这款音响的喇叭和香氛灯部分，设计灵感皆来源于故宫不同形式的窗格，设计师将窗格异质同构成元素形式相近的形态，通过“旧体新用”的方式，赋予传统元素新的生命力。

4.1.2 情感化设计

原研哉曾提出“让感官被重新发现”，除了造型文法上的迭代更新，使用者在具体使用过程中的体验同样值得关注[10]。通过前文分析，博物馆文创设计受众随着生活品质的提升，使用人群更加注重交互式的趣味性，以人文关怀为目的的情感化设计是必不可少的因素。2013 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作为首批开启文创产品“萌系”风格的博物馆，将可爱呆萌的形象与庄严肃穆的历史文物巧妙结合，形成巨大的形象反差，迅速吸引消费者眼球。以康熙、乾隆、雍正等帝王“平易近人”造型、“故宫御猫”为典型代表（图6），以故宫人物与神兽为原形进行卡通化的创作设计，让“高冷严肃”的故宫印象也有了“萌系”的一面，使用人群自然产生喜好之情，传递正面的情绪。

4.2 内部因素在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创新策略

内部因素则是转化提炼后的“物”与现代工艺、材料以及实现技术上进行结合，再回到“事”中去检验是否能够支撑外部影响因素得出的具体定位。从内部理念到外观呈现，都应根据相同的目标体系进行设计闭环处理，在文创产品设计的系统流程中主题定位、元素提取、符号转化、外观呈现、工艺材料都是实现这一目标体系的环节。

■图4 千里江山图书签

■图5 （左）故宫窗格（右）窗格音响

■图6 故宫文创制品

■图7 故宫小程序

■图8 （左）瓦当（右）瓦当音响

4.2.1 技术搭载

针对传统博物馆文创呈现方式单一、功能部分衰退、形式与功能关系不平衡的问题，可以通过数字艺术设计的途径解决。数字艺术设计主要以计算机数字科技的发展，协同全新传媒技术为基础的新兴学科设计，其中包括广泛运用的VR虚拟现实技术、多媒体交互以及网络艺术语言等[11]，其优势在于跨越了物质实体形式，突破了功能与形式之间的局限。“御猫鲁班探秘故宫”小程序运用H5技术以一只猫的视角带领使用用户观赏故宫未对外开放的区域（如图 7）；《故宫：口袋宫匠》同样是故宫出品，用户通过微信搜索进入小程序，在“骑凤仙人”“宫廷御猫”和“脊兽工匠”等游戏角色陪同下体验搭建“养心殿”等故宫宫殿全过程，并且可以在收集文物的过程中，探索每一件故宫文物背后的有趣故事和历史事件[12]。

4.2.2 材质转化

由于时间、需求变化以及技术发展，故宫古建筑在现代城市发展中逐渐被大量现代建筑取代，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逐渐被人们遗忘。进行博物馆文创设计时可以提取古建筑造型元素，改变产品的原有材质，从而采用适用性更强的材料，使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和传承。故宫建筑组件中的瓦当纹样复杂（如图 8），通常以琉璃材质出现，制作和安装工艺较为繁复，在现代设计中大多出现在一些仿古建筑的屋顶设计上。而这款“瓦当音箱”巧妙地将瓦当进行外观简化，提取外观特点与不同材质进行结合，拓展了产品应用范围，使其被广大人群接受，更好地融入现代使用环境中。通过材质的转换和技术的不断更迭，为故宫博物院文创产品提供了更加广泛的选择和发展之路。

5 结语

故宫的最大魅力在于蕴藏在博物馆馆藏资源中的文化内涵和美学意蕴，在文化创意产业飞速发展的环境下，思考如何重构出兼具实用价值、欣赏价值和传播价值的博物馆文创产品变得极为关键。针对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需要分析设计事理学中事物外部与内部不同影响因素的区别，首先从外部因素切入，从方法论层面打破单纯考虑内部因素的局限性，其次在过程中注重内部因素的研究，回到“事”中去检验是否能够支撑外部影响因素得出的具体定位，使“事”与“物”取得平衡，最终形成根本的设计规律。将设计事理学应用在故宫文创产品设计中，博物馆馆藏资源的文化内涵借其文创产品的再更新，使之贯穿于古往今来的文化长河之中，从而提高大众对故宫文创产品的文化认知和使用效率，有效达到传承故宫文化经典和传播历史文化内涵的目的，继而为推动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