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武春霞

赵博生，原名赵恩溥，1897年出生于河北省黄骅县。1917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先后在皖系、直系、奉系军队中任职。1924年至1931年在冯玉祥部及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任职。193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14日，赵博生和季振同、董振堂等率部1.7万多名官兵在宁都起义，后参加红军，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1933年1月8日不幸壮烈牺牲，时年36岁。

救国救民数易其伍

赵博生7岁入本庄私塾读书，17岁念完私塾时接到三叔赵以立（在皖系军队中任下级军官）的来信，要他去投考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该校第六期学习。1917年夏赵博生毕业后，分配到皖系军队北京北苑参战第一师步兵三团二连当见习官。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赵博生受到鼓舞。他在日记中写道：“抱救国之志，负救国之责，不得不努力求学，身欲救国，必先求学问，百般知识，无不从学问中得来；人若无高尚知识，虽欲救国，则心有余而力不足，然欲达到此目的，非努力求学，则不能成功。”1920年7月，直皖战争打响，皖系一败涂地，赵博生被转到直系军中，开始学习无线电，继而担任无线电中队长。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失败，他又落入奉系军中。辗转数年，三易其伍，却未实现救国志向，赵博生不禁在苦闷、忧愤中暗自悲叹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不久，他便投入了冯玉祥的国民军。国民军的纪律比较严明，赵博生更是刻苦自励。他不吸烟，不喝酒，不带妻室，所获薪金除维持自己的俭朴生活外，其余都用以奖励与救济士兵。由于他德才兼备，很快在国民军中享有一定声望，他的职位也步步高升。

期间，他结识了共产党员刘伯坚，把共产党人的革命道理和爱国精神视为楷模，对刘伯坚更是钦佩不已。1927年6月，冯玉祥与蒋介石合作反对共产党。赵博生顿时感到茫然、不知所措。1929年，赵博生在西安任十四军参谋长兼特种兵旅旅长兼城防司令。面对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凄惨景状，赵博生忧国忧民地写下了《救国救民之责任》一文，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决心拯救人民出苦难。不久，他又作了一首《革命精神之歌》，并请人谱了曲在官兵中教唱。

中原大战以后，西北军解散。1931年初，赵博生应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邀请，出任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后来，他又把李青云、郭如岳、孙毅等旧属也介绍到二十六路军。

1931年，蒋介石两次“围剿”失败以后，又发动第三次，二十六路军被推入宁都。9月，第三次“围剿”又被我红军彻底粉碎。二十六路军不仅打仗受挫，而且薪饷没有保障，加上北方士兵水土不服，瘟疫蔓延，几个月中就死了几千人。此时又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十分严重。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借口养病，离开部队到南京、上海享乐去了。内忧外患使受任主持军务的赵博生心急如焚，深感跟随国民党已是报国无门，要救国必须走共产党的路。于是，他便想到1926年活跃在军队中的共产党人，尤其怀念在政治部任主任的刘伯坚，他暗中托人找共产党接头却未能如愿。赵博生此时并不知道，其实共产党也在暗中关注着他的变化。

赵博生掌握总指挥部，活动能力强，在官兵中威信高。但他毕竟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万一出了纰漏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对赵博生的入党问题党组织格外慎重，曾几次开会研究过。一天，特支成员在宁都北门外一家小酒馆楼上召开秘密会议，再次讨论发展赵博生入党的问题。会上，特支成员根据赵博生的一贯表现，认为他是倾向革命的，决定先送一封信去试探一下。这封信主要是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全国高涨的革命形势及二十六路军的处境与光明前途。

信由罗亚平（总指挥部的译电主任）趁工作之便，悄悄放到赵博生的卧室里。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早操时间，赵博生把罗亚平叫到自己的卧室，以亲切和蔼的口吻说：“我看这封信虽不是你写的，但是和你有密切的关系。”罗亚平一看信皮就明白了，但态度平静，默不作声。接着赵博生诚恳地称赞：“说得对呀，有独到见解，蒋介石就是不抵抗主义嘛。不抗日中国一定亡！你们分析得很好，说得完全对！”罗亚平仍然没有作声，于是赵博生神色庄重起来，恳切地说：“亚平，我赵博生的情况你是了解的，有志革命已久，苦于无人领导，我曾到上海渴望找到刘部长（即刘伯坚），但未能如愿。今天请你来没有别的话说，就是要你做我的引路人，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别看我是参谋长，叫我干啥就干啥，即使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你就做我的引路人吧！”1931年10月，党中央批准赵博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精心谋划宁都起义

赵博生入党以后，党在二十六路军中的活动能力大大加强。中央军委了解情况后指示，周密制定起义的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发动起义，整个行动由赵博生负责指挥。为了使起义得到最理想的成功，赵博生不仅大力团结下级官兵，而且尽量争取中高级军官的同情和支持。

七十三旅实力比较强，是我党活动的重点。旅长董振堂是赵博生在保定军校的同学，又是河北同乡，他为人作风正派，能吃苦，富有正义感，在官兵中有比较高的威信。“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巨大浪潮。董振堂曾首先率领七十三旅离开宁都，向北挺进要求抗日。除工作交往外，赵博生还利用同学、同乡的关系，有意无意地介绍一些苏区和红军的情况给董振堂。时机成熟时赵博生便郑重地对董振堂说：“咱们这个部队要靠近红军，你看行不行？”这也正是董振堂日夜思考的问题，他见参谋长对自己推心置腹，十分感动，便诚恳地对赵博生说：“我七十三旅听参谋长的，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吧！”董振堂又利用自己在部队中的威信，做好部下的工作，七十三旅成了起义的骨干力量。

七十四旅在二十六路军中拥有最好的武器装备。因此，能否争取到旅长季振同率领七十四旅起义，对全军起义的成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赵博生利用职务之便经常去七十四旅，一有机会就对季振同不被提升表示惋惜，也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孙连仲重用私人、不举贤才表示不满。季振同感觉找到了知心人，与赵博生的关系也逐渐亲密起来，再加上当时革命形势的推动，争取季振同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为了确保起义时七十四旅不发生骚乱，赵博生又争取了季振同手下的团长黄仲岳，于是七十四旅就成了起义的中坚力量。师长李松昆资历虽浅，但很得蒋介石和孙连仲的赏识。赵博生就借助职权，把自己的心腹人安排在李松昆的周围，还特意把和自己休戚与共多年的孙毅安排在二十五师师部。

赵博生在做通中上层军官工作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做士兵和下层军官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士兵们的反蒋情绪和抗日热情逐渐高涨。

1931年12月5日，蒋介石的南昌行营拍来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3名共匪分子，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

事情万分紧急，党组织决定：一面由赵博生应付南昌来的催促，一面派袁汉澄星夜赶往瑞金请示中央军委，抓紧时间组织暴动。

朱德总司令和叶剑英总参谋长听了袁汉澄的报告后，立即召开了军委会议。会议研究了二十六路军各方面的情况，同意立即组织起义，并对起义的时间和起义后编制，经一再研究也作出了决定。起义定为12月14日。如能全部起义，起义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博生仍任参谋长。红五军团编为3个军，董振堂兼任十三军军长，赵博生兼任十四军军长，黄仲岳任十五军军长。军委还绘制了标明起义军的进军路线和沿途敌我形势的军用地图一幅，连同两个决定及时送到了二十六路军的特别支部。为了确保起义成功，中央军委派左权、刘伯坚、王稼祥为中央军委代表，携带电台，在宁都城南40公里的澎湃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固厚圩（今宁都固村）联络指挥。

1931年12月14日下午4点，宁都城内的所有岗哨，全部换成七十四旅二团的人，赵博生亲笔写了“解放”二字作为新口令。全军三部电台也一律派可靠的人员控制起来，城内通往城外的电话线全部切断，关闭城门，全城戒严。

一切安排就绪，遂用参谋长赵博生的名义宴请全军团以上主官，趁机逮捕了所有反对起义的军官，并把代总指挥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的师部包围缴械，迅速为起义扫清了障碍。在包围第二十五师师部时发生片刻枪战，仅有几人伤亡，其他没有任何损失。李松昆在听到枪声后只身越墙逃掉，除驻在城北的1个团因路远未能参加外，全军一个军直、两个师直、六个旅直、十一个整团，共17000余人，携带两万多件武器，全部参加了起义。

翌日清晨，部队在宁都城东宝塔下的河滩上集合，赵博生走到队伍的前面高声说：“弟兄们，我们的暴动成功了！我们再也不受蒋介石的欺骗了。我们马上就出发到苏区当红军去，和红军兄弟一起抗日救国。”接着，他和董振堂带头扯掉国民党的帽徽、领章。起义队伍群情激昂，有的喊起了“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有的打起了事先准备好的镶有镰刀锤头的红旗，起义队伍按照中央军委指示的进军路线向苏区进发。

中央军委派出以左权为团长的代表团，在固厚圩迎接起义军。刘伯坚见到赵博生连忙上前握住他的手风趣地说：“让你严缉共产党，你却把队伍都带到共产党这边来了，蒋介石可要通缉你这个参谋长的！”赵博生激动地说：“让蒋介石通缉我吧，我这把骨头是属于苏维埃的了。”

1931年12月16日，刘伯坚代表中央军委，向起义部队全体官兵宣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命令，宣布了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黄仲岳等人的职务。接着队伍开到秋溪、龙岗一带整编。

英勇作战壮烈殉国

经过整编，红五军团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有了比较大的提高。赵博生也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1932年2月，面貌一新的红五军团奉命开赴赣州外围，配合红三军团完成攻城任务，随后又奉命攻打龙岗、漳州。每次战斗，赵博生都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在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成立一周年的时候，中央军委在全体红军中发出通令嘉奖赵博生，并授予赵博生红旗勋章。

1933年1月，蒋介石的主力第九十师、二十七师和十四师向全溪、南城一带苏区进攻。为了保障红军主力在黄狮渡歼灭敌人，赵博生奉命率领红五军团的三个团扼守长员庙一带山脉，钳制三倍于己的敌人。赵博生深感这次战斗的重要性和自己责任重大，于是他亲临前线，精心勘察地形，具体指导构筑工事，缜密布置兵力。战斗开始了，敌人来势十分猖狂，先是集中大炮轰击我方前哨阵地，接着便发起集团冲锋，战斗打得非常激烈。赵博生充分利用地形展开战斗，临危不惧，指挥若定，连续打退敌人多次疯狂进攻，沉重打击了敌人，守住了阵地，出色地完成了钳制敌人的任务。

1月8日，战斗即将结束时，我军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扔完了。赵博生急中生智，一面指挥战士们用石块猛击敌人，一面组成军官突击队向敌人发起猛烈反冲。赵博生在距离敌人只有百米左右的地方指挥战斗，不幸右额中弹，英勇牺牲，年仅36岁。

赵博生的牺牲在红五军团引起了极大的悲痛，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下令追悼赵博生，并决定将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在瑞金叶坪修建了“博生堡”，朱德亲自题写了“博生堡”3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毛泽东称赵博生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1962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叶剑英元帅为缅怀赵博生写下了著名诗句：“宁都霹雳响天晴，赤帜高擎赵博生。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2009年9月14日，赵博生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