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星光 新疆艺术学院

近年来，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代表的集锦式电影取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赢，同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达上也做出了新的探索，进而取得了优良的核心价值传播效果。中国电影自诞生以来就承担着主流价值传播的任务，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电影阵营到中国电影“十七年”时期的红色经典创作，再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所涌现出的多元化创作潮流，无不体现着中国电影扎根社会现实以及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优良艺术传统。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以及《我和我的父辈》作为国庆献礼片，都采用了集锦拼盘的形式。这一形式的电影早在我国20世纪30年代就已出现，像《女儿经》《联华交响曲》等作品。汪流主编的《中外影视大辞典》中对集锦片的概念进行了解释：“集锦片是我国电影独创的一种故事影片类型。所谓‘集锦片’，就是由著名编导、导演等电影创作人员合作摄制的系列短故事片，它们分则独立、合成一体，风格与手法各异，又统一于影片的总主题”。[1]近年来的集锦式电影规避了传统电影在核心价值观表达上教条与唯形式的固有方式，创造性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现实表达。笔者从传播、人物塑造与影片结构三个层面，对新世纪集锦式电影与传统主旋律影视作品进行比照，并梳理集锦式电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维的表达探索之经验。

一、传播理念：从“机械复制”到“生动阐释”

新世纪集锦式电影规避了用刻板的视听语言阐释政策性条文的创作手法，在价值观的传播上实现从“机械复制”到“生动阐释”的语态转换。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本能心理学“刺激——反应”机制的主导下，产生了“魔弹论”或“皮下注射论”。他们认为受众是靶子，毫无抵抗力，而媒介所传播的内容则被认为是“魔弹”，传媒“需要的只是对着靶子射击”。[2]他们把信息当作主体，而受众只能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客体，毫无主观能动性，传播的信息能够迅速对受众产生效果，这种理论通常表现为“机械复制”式传播。

21世纪中国集锦式电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以受众为本位的“生动阐释”。在传播学中，“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ications Approach）把受众成员看作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传媒接触活动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使用与满足”研究的出现及发展是传播学研究从传者导向视角向受者导向视角的转折的一个标志[3]。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中国集锦式电影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很好地完成了语态转换，让受众基于自己的需求对集锦式电影的内容做出能动的选择与接受。此外，著名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指出：“自我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幼儿主体与自身之镜像认同的‘自恋的激情'的产物。”[4]电影作为镜像，大众在观赏电影作品时，更倾向于关注自我发展，更愿意在作品中关照自身。因此，电影创作获得受众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激发观众自恋的本能欲望，完成受众主体身份的建构，以进行一种话语立场的转化。

新世纪中国集锦式电影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意蕴内植于观众喜闻乐见的叙事逻辑之中，把服务视角转向了观影主体。《我和我的家乡》立足家乡，讲述“我”与家乡的故事，然而故事的主体则是我们每个生活在中国的普通大众，受众在观影过程中满足了自我确认与自我认同的心理需求。这种面向用户需求的转化符合“使用与满足”理论，因此，它给受众走进影院提供了的充分理由。由邓超和俞白眉执导的《回乡之路》讲述了颇具流量的带货网红闫飞燕回家乡参加校庆，被学弟乔树林为家乡所作的贡献所打动，怀着对家乡的感情，毅然决然地帮助家乡推广沙地苹果，为家乡的发展尽自己力量。闫飞燕作为一个远离家乡发展的个体，实际上代表的是每一个远赴他乡发展的年轻人。因此，这部分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能够迅速地完成主体身份的转化。闫飞燕为了家乡经济的发展所做出的抉择也同样代表着身在异地发展的中国人为家乡贡献自己力量的一种本能渴望。如此一来，就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达上升到了间接性的受众实践，隐蔽性地实现了核心价值观表达的语态转换。

二、人物塑造：从“复魅化”到“祛魅化”

21世纪中国集锦式电影在人物塑造上进行了“祛魅化”处理，使得人物更加真实可信，从而能够获得观众的广泛认同。在大陆传统主旋律影视文本中，“卡里斯马”（Charisma）①典型往往是其人物塑造的主要模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主要依靠卡里斯马典型。在这些文本中，正面英雄人物被赋予某种神圣光环，进行了“复魅化”的处理，显现出超凡的个人魅力，他们的形象往往高高在上，与我们身边的人相去甚远。卡里斯马式人物一定程度上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相违逆，因此，过度的“复魅”处理可能成为一个与现实相背离的“政治符号”，例如，样板戏电影中按照“三突出”原则所塑造的英雄人物极度脱离社会现实。

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代表的集锦式电影在人物的塑造上颠覆了传统主旋律影视文本在核心价值观表达上的“高大全”式形象，而是对卡里斯马人物予以“祛魅化”的处理，消解人物头上的神圣光环，开始回归平民，甚至敢于真实地揭示人物的人性弱点，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我和我的祖国》中七个故事立足于社会现实，以平民化的视角去书写为新中国成立、建设做出诸多贡献的普通人的故事。《北京你好》中，以平民出租车司机为主角，在一场奥运门票的乌龙中串联起北京奥运和四川汶川地震的叙事线索，体现出强烈的平民意识，让人在捧腹大笑中感悟到北京市井平民的爱心和热情，进而通过出租车司机张北京的典型人物塑造传播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之，正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影视创作的视角必须下沉，只有充分地彰显人文关怀的作品，才能撬动广泛大众的共情空间，进而完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创新性表达。

三、结构转型：从“连贯性”到“碎片化”

中国电影长期以来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影响，多数呈现出有头有尾、结构严整的连贯性。然而，集锦式电影由多个独立的故事组成，一部影片被分割成多个独立的段落，因此呈现出碎片化的拼贴特质。这种碎片化结构在核心价值观的表达上，迎合了深受后现代亚文化影响下青年观众的审美诉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时代不存在大的历史叙事框架，一切都是支离破碎，历史的定义是‘一件破事接着一件——没完没了’，没有什么逻辑和因果可言。”[5]因此，碎片化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在全球化语境下，当代中国青年群体也或多或少的受到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熏陶，中国观众的审美模式趋向于碎片化。此外，当代的“90后”以及“00后”青年成长于新媒体时代，长期以来形成的快餐式的消费习惯导致观众静下心来欣赏一部两个小时的完整电影的可能性降低，他们更愿意接受那些时长较短、故事紧凑的电影作品。因此，集锦式电影的发展为这部分新媒体环境下成长的网生代青年提供了符合审美的电影作品。

集锦式电影依托碎片化结构能够兼顾多元叙事主题的表达。以往主旋律影片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达上手法单调，覆盖局限，较少影片能够做到核心价值观表达在国家、社会、个人多个层面上的全面兼顾。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中，“爱国”是最根本的一个主题，但是，在七个故事中每个故事都有表述的侧重。由管虎导演执导的《前夜》讲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黄渤所饰演的工程师为保证升旗仪式的万无一失，克服种种困难，进行各种实验，最终保证了开国大典的成功。作为一名工程师，恪守职责，把工作做好、做细，实际上意味着影片对核心价值观中“敬业”精神的表达。由宁浩执导的《北京你好》塑造了热心的北京出租车司机形象，潜移默化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友善”的表达。此外，徐峥执导的《夺冠》中小男孩东东所诠释的精神更多地倾向于“诚信”的表达。薛晓璐执导的《回归》更多的是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富强”的表达。集锦式电影的拼盘结构很好地兼顾了价值观的多元，做到了相对精准而又全面的覆盖。

四、未来想象

中国集锦式电影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达上仍然存在多重向度的探索空间，值得未来进行电影实践。中山大学的学者杨晓敏、叶启绩在其论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多元动态结构与现实表达》中谈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动态结构具有多元化的表现维度。”[6]从他们所开列出的表现维度中，我们可以去寻求集锦式电影对核心价值观表达的新可能。

首先，从个群属性域去考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现为价值个群的自由人及自由人的联合体[7]。马克思倡导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寻求自由，自由一直以来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内容，中国集锦式电影核心价值观的表达要在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发展的维度上进行深入探索，去表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带领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实现自由发展的过程。

其次，在内外表达域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现为价值内容和方式的人民性与实践性[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始终是以人民为本位的。集锦式电影可以发挥多元共生的拼盘优势，针对于“为人民服务”的主题，进行多领域、全方位的共产党人形象塑造，通过拼盘形式的并置叠加，为主题的强化而赋能。

再次，在意义功能域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现为价值效用的团结与共享[7]。共享的逻辑在中国表现为对共同富裕的追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脱贫攻坚战略，并取得建设性成果，这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理应得到银幕表现。集锦式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对中国的脱贫攻坚进程进行了创新性的传播表达，这是合乎时代要求的。然而我们更为期待的是集锦式电影从更高的维度去全面探讨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共享”的哲理性价值。

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元动态结构中的不同域度一方面可做单独的价值呈现，另一方面可做多元交叉的复合表达（如图1）。中国集锦式电影可针对结构中的多个独立域度分别进行不同篇章的银幕表达，更可以针对于集合的部分进行拼盘式的多样化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多元的呈现维度，集锦式电影的拼盘结构恰好为核心价值观的多元表达提供了包容性。比如，内外表达域和意义功能域的内容集合可以呈现出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社会的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集锦式电影的不同篇章针对于这一命题可做历时性的表现，从人民推动社会发展到人民享有发展成果为脉络，穿插七个独立的故事单元进行表现，这实际上是一种可行性的价值观呈现方式。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多元结构与集锦式电影的碰撞可呈现出多种表达的想象空间。

图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元表达结构示意图

五、结语

集锦式电影基于独特的拼盘式结构，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达内容与表达形式上呈现出一定的创新意识，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多元化发展，我们期待集锦式电影在未来能够发展成为一个中国特色的电影类型，更好地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贡献力量。

然而，需要警惕的是，伴随着中国电影工业化道路的深入，当下的电影市场存在过度技术化的倾向，部分主旋律电影越来越趋向于“大片”的创作格局，过度追求“史诗性”的宏大叙事，某种程度上会使艺术创作越来越疏离于对社会现实的表现。在这种电影工业化背景下，以《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为代表的集锦式电影专注于平凡人物的书写，则更显诚意与可贵。

注释

①“卡里斯马”原是基督教词汇。本义为神圣的天赋，指有神助的人物。德国社会学家韦伯首次将其用于社会学中指称在社会各行业中具有原创性、富于神圣感召力的人物的特殊品质。我国学者王一川将该词汇创造性地用来形容我国文艺创作中所塑造地正面英雄人物。他认为，所谓“卡里斯马典型是艺术符号系统创造的、位于人物结构中心的、与神圣历史动力源相接触的、富于原创性和感召力的人物。”参见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