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晓燕, 王发国

(西南民族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张大千好友谢稚柳在为曹大铁、包立民编著的《张大千诗文集编年》《序言》中说：“昔予曾为小文论大千画谓‘间尝与人论东坡才情，每叹大千与之相合’。今日读之诗若画，将无与东坡论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者非耶。”[1]同书徐邦达之《序》在论其诗时亦说：“或谓其‘近于李(太白)、苏(东坡)’云云”[1]。据笔者愚见，大千居士不仅才情似东坡居士，就是所作所为亦有意向同乡先贤东坡居士靠拢。为避重繁，此处仅言说其小小者。

一、外在形象之模仿

(一)仿戴“东坡巾”

仿戴“东坡巾”一般说成是“戴东坡帽”。如《张大千全传》1937年云：“是年，先生在北平作《三十九岁自画像》：画自己头戴东坡高帽”云云；《张大千·画坛皇帝》第十二章《陷入魔掌》[2]591：“《三十九岁自画像》”“戴着青丝织成的‘东坡帽’(那种四方形峨顶的高高汉帽)”云云；又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录大千在1954年于巴西圣保罗赴天主教堂参加弥撒时叙说自己因戴东坡帽而被误认为主教之事云：“我走遍天下，都是穿这一身道袍，偶尔加戴一顶东坡风帽，哪晓得这一身打扮到了教堂，好多女人都跑到我身边来下跪，吻我的手。我想他(她)们或许是对我这个中国艺术家，表示特殊的尊敬。”“后来才知道，他(她)们误会我是主教啦，我那身打扮，确实很像天主教的长袍，尤其是那顶帽子，与犹太教士的样式很像。”[2]194又张建锋《蜀文化与张大千的绘画艺术》云：“张大千喜穿道袍，戴东坡帽，宛如高古之士，其自画像也一派仙风道骨”云云[3]，皆可证。但此也可说是“戴东坡巾”。《玉芝堂谈荟》卷7云：“苏子瞻戴长筩帽，而一时效之，谓之东坡巾。”而吕祖谦《少仪外传》卷下云：“崇宁初，衣服皆尚窄袖狭缘。有不如是者，皆取怒于时。故当时章疏有言：褒衣博带，尚存元祐之风；矮帽幅巾，犹袭奸臣之体。盖东坡喜戴矮帽，当时谓之‘东坡帽’。黄鲁直喜戴幅巾，故言袭奸臣之体也。”以张大千《三十九岁自画像》所戴之帽比量之，当属长筩帽而非短帽。如此，则画像所戴之帽之名可定矣。大千还在这幅自画像上题《浣溪沙》词一首。其词云：“十年笼头一破冠，峨峨不畏笑寒酸，画图留与后来看！久客渐知谋食苦，还乡真觉见人难，为谁滞留在长安。”大千此帽和1965年张孟休所画大千像所戴不殊。大千《题张孟休为己画像》二首之一的首句即云：“乌帽峨峨未识羞。”其与自题《三十九岁自画像》之“破冠峨峨”正同。“峨峨”，高也。张衡《西京赋》有“华岳峨峨”、成语有“峨冠博带”，皆是此义。

(二)仿留苏髯

张大千《赤壁夜游》云：“网得鲈鱼美，良宵叹酒无。归家谋有妇，一斗笑髯苏。”大千虽笑髯苏，但自己却留髯于颊。这在诸多自画像中可见。以至挚友张群如大千称东坡为“髯苏”一样称大千谓“髯张”。李永翘《张大千全传》云：“1981年10月，张群担心先生画《庐山图》影响休息，又怕先生喜热闹、爱应酬、重感情等不注意身体，特持亲书诗一首和字一幅来精舍赠先生。”其诗首句即云：“髯张画笔信无前”[2]591-592。不仅如此，据元末女诗人郑允端(1327-1356年，字正淑，宋丞相郑清之五世孙女)《东坡赤壁图》诗云：“老瞒雄视欲吞吴，百万楼船一炬枯。留得清风明月在，网鱼谋酒付髯苏。”(《元诗选初集》卷68)郑女末句“网鱼谋酒付髯苏”和髯苏《赤壁赋》一样，也是“髯张”题《赤壁夜游图》诗意之所出。由于“髯张”学“髯苏”留“髯”，故以下文章里，有时以“二髯”合称之。

(三)“喜东坡之拄杖”

东坡喜拄杖，诗中尤爱用“杖藜”一词。如《山村五绝》之四：“杖藜裹饭去匆匆”(《东坡全集》卷4)、《西斋》：“杖藜观物化，亦以观我生”(同上，卷7)、《上巳日与二三子携酒出游随所见辄作数句明日集之为诗故词无伦次》：“薄云霏霏不成雨，杖藜晓入千花坞”(同上，卷13)、《游罗浮山示儿子过》：“杖藜欲趁飞轻猱”(同上，卷22)、《和贫士七首》之六：“杖藜山谷间”(同上，卷23)、《清溪词》：“我欲往兮奉杖藜”(同上，卷32)等，皆是其例。“杖藜”，见《庄子·让王》：“原宪杖藜华冠縰履而应门。”《经典释文》云：“以藜为杖也。”

张大千亦爱拄杖，但多用筇杖。如《小心坡断几桥》二首之二：“压帽危崖势欲摧，扶筇一步一徘徊”[1]21、《青柯坪》：“看山七尺筇，到处未疏慵”[1]36、《大吉岭旅居抒怀》三首之三：“短筇扶梦稳，遮莫不归来”[1]93、《岭上小步闻鸦啼》：“鸦啼何必关凶吉，随意支筇为一听”[1]96、《题秋山瀑布图》：“光光白日银汉落，短筇聊可支跛脚”[1]114、《题喜雨图》：“三月晴干无好坏，扶筇日日觅花开”[1]127、《松崖飞瀑》：“耳畔徒闻雷雨急，呼儿扶我一支筇”[1]160、《题巨石图》：“两不离立如阙孤筇犖确有声”[1]175、《自写乞食图》：“左持破钵右施筇，度陌度衢腹屡空。世面甚风春去尽，从君叫哑破喉咙”[1]185。按此诗误字颇多，当校正。如首句“施筇”当作“拖筇”；次句“度衢”当作“穿衢”，第三句“世面”当作“老而”。上海《东风早报》载陈若茜《大千粉本传大风》所插《大千居士自写乞食图》可证)等，皆是其证。元李衎《竹谱》卷6云：“筇竹，又名扶竹，又名扶老竹，又名慈悲竹。凡二种。出西蜀。《广志》云：‘出广南邛都县。……南中僧人取作拄杖甚佳。”当然，大千也偶有涉及“藜杖”者。如《初试软片隐形眼镜戏赋》四首之一：“从今藜杖须抛却，来看先生老复丁”[1]163、《寄郑德芬》：“十年不见郑夫子，藜杖生枝步履便”[1]223是也。

张大千喜画策杖图，中有东坡拄杖之影子。因为二人皆性好山水花草，常策杖出游观赏。如苏轼对蜀中海棠花情有独钟，常拄杖游观。苏轼《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有云：“先生饱食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漏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又作《海棠》诗云：“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又作《赠黄州官妓》云：“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宜。却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苏诗补注》卷48)《宋诗纪事》卷21引《庚溪诗话》载其事云：“东坡谪居齐安，乐籍中李宜色艺不下他妓，因席中有得诗曲者。宜以语呐，不能有所请，人皆咎之。坡得移临汝，于饯饮处，宜哀鸣力请，颇半酣，笑谓‘东坡五载’云云”)。张大千作《海棠》三首之诗兴即由东坡诸诗引起。张诗云：“汉江江色逢朱喜，得似(乐恕人《诗文集》、曹大铁包立民《诗文集编年》作拟，误)东坡别李宜。欲把海棠相比拟，也同杜老不吟诗。”(按《诗词集》无此诗)又云：“我家香国为邻国，想到花时意便消。长恨少陵无逸兴，一生不解海棠娇。”又云：“绿章乞得春荫护，紫雪能令醉魂消。我似东坡偏爱汝，夜深相伴烛高烧。”[1]210另有《峨眉海棠》云：“三峨绝顶花无数，斗紫骄红四序时。说与世人浑不信，也同杜老不吟诗。”(同上)皆可证也。张大千有《书策杖独游图》，其云：“春风吹萝衣，发我西山兴。手扶绿玉杖，着屐蹑槃磴。山光曳青苍，松声引遥听……”[1]15其“扶杖听松声”，与苏轼“倚仗听江声”(《江城子》)亦同一情趣也。

二、饮食习惯之靠拢

(一)仿东坡吃花猪肉

在大吉岭期间，张大千作《东坡拄杖图》，题诗云：“笋蕨登盘媲八珍，花猪肉惬老坡心。故乡风物吾能数，便欲移家旁竹林。”又跋云：“坡诗：‘五日一见花猪肉’。唐李涉诗：‘辛苦移家为竹林’。友人吴怀靖于九龙设竹林小餐，风味不殊成都，白肉尤美。数索予画，既还大吉岭，为写《东坡拄杖图》，并拈二十八字媵(音印)之，庚寅立秋前一日。”跋文所引东坡诗见《东坡全集》卷24《闻子由瘦》(自注：儋耳至难得肉食)。“花猪肉”就是杂毛猪之肉，而不是如《诗词集》[4]所注释的“俗称的五花猪肉，肥瘦兼有者”。“笋蕨”一词见东坡《山村五绝》之二：“惭愧春山笋蕨甜。”(《东坡全集》卷4)而文徵明《山静日长图卷》题识中则把山居中吃笋蕨下麦饭的生活诗意化了。其云：“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随意读……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竹，与麋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漱齿濯足。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会稽志》卷17云：“会稽人以蕨配笋为茹，尤珍美。”《诗词集》未引以注之。至于“花猪”，还见南宋赵蕃《简俞尉》和范成大《衡阳道中二绝》之一。赵诗云：“寄我要须并海物，花猪顿顿饭难厌”(《淳熙稿》卷17)；范诗云：“黑羖钻蓠破，花猪突户开”(《石湖集》卷13)。又张大千《梅花纹》云：“顿顿煮鱼浮绿螘，家家食黍养花猪”[1]18。其“花猪”之义皆和东坡之指同。东坡喜食猪肉，宋周紫芝《竹坡诗话》卷2 云苏轼在黄冈，戏作《食猪肉》诗云：“黄州好猪肉，价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卷26《物带人号》：“肉之大胾不割者，名东坡肉。”“大胾”即大块的肉。《经典释文》中《礼·曲礼》上“凡进食之礼，左殽右胾”云：“胾，侧吏反，大脔”。《汉书》卷40《周勃传》：“(景帝)召亚夫赐食，独置大胾，无切肉，又不置箸。”师古即用《释文》作注曰：“胾，大脔，音侧吏反。”宋祁曰：“浙本注云：大胾，大脔也。”故“东坡肉”，犹今之“铺盖肉”。东坡煮肉之法，亦犹作“红烧肉”之法。诗中以老坡自比，并戏言：为了方便吃花猪肉，竟想从印度大吉岭移家至我国九龙“竹林餐馆”旁。大千喜吃肥肉，和其师李梅庵(即李瑞清)有关。李永翘《张大千全传》云：“李梅庵除喜爱书、画外，还喜美食，且食量甚大，时在上海有‘李百蟹’之称”。“此对先生后来之喜爱美食佳馔颇有影响。某日，先生在李宅陪师吃饭，李连赐先生三块大如手掌之红烧肉，因是‘长者赐，不敢辞’。先生勉强将三大块肉吃完，连连暗呼‘我吃不消。’先生能吃肥肉，是李老师训练出来的。”[1]41张大千的忘年交台湾何恭上先生(按：二人相差38岁)在《张大千的生活情趣》中回忆其“能烧一手好湖南菜的学生匡仲英”说：“(张)老师对于肉食特别青睐，每天餐桌上必须有肉，隔两天一定要吃点肥肉，如红烧肉肘子、焖炖红烧肉、东坡肉之类。”[5]此“东坡肉”，盖即上文所言“肉之大胾不割者。”

(二)饮东坡“活水”茶

苏轼《汲江煎茶》云：“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此诗奇甚，道尽烹茶之要，且茶非活水则不能发其鲜馥，东坡深知此理矣。”杨万里《诚斋诗话》云：“东坡《煎茶诗》，第二句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处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也；石乃钓石，非寻常之石，四也；东坡自汲，非遣奴汲，五也。”谓“枯肠”二句云：“又翻卢仝公案。仝吃到七碗，坡不禁三碗”。诸评虽是，仍有遗者。他们皆未对首句作专论。其实首句“活水还须活火烹”那两个“活”字，才是此诗之“纲”和“帽”，有笼罩全诗照应诗题之用。具体说来，“活水”应“汲江”，“活火”照“煎茶”，其句有“迎头便喝”(王夫之《姜斋诗话》第九条)之意。但二字之中，又以写“活火”为重，而其写“火”之“活”，则是“虚”写，如五六句即通过写“水”之沸腾写“火”。至于饮茶，东坡此诗言不禁三碗。其实东坡诗也曾说自己也似卢仝《走笔谢孟谏议惠寄新茶歌》(即《七碗茶诗》)写的那样饮茶七碗。《续茶经》云：“坡公尝游杭州诸寺，一日，饮酽茶七碗，戏书云：‘示病维摩原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6]大千也有数首诗写及烹茶之事。如《新茶》：“八十八夜未明茶，活水新汤拨乳花。能解长卿消渴疾，润脾端的要灵芽。”[1]224又如《溪头》：“竹炉活火石泉新，冻顶香芽不沸烹。借我间房专一壑，四山修竹四山云。”[1]231还如《向人乞茶》：“振枯却冷扶人寿，乞汝雷鸣山顶茶。七碗卢仝吃不得，敢期换骨作仙家。”对照东坡所写，大千诗中写烹茶喝茶之句，皆从东坡来。二人之诗，皆抓着了饮茶的关键：煮茶汤。汤临川(即汤显祖)《题饮茶录》即云：“汤者，茶之司命。”[7]故皆当以“活法”煮之。而其中之要义有二：一是水要“活水”，火要“活火”。南宋史尧弼《庆公和尚茶榜文》云：“何劳摘取，便是家珍；苟非其人，鲜能知味。踢瓶翻铫，不须公案重拈；储月分江，便是东坡活法。”(《莲峰集》)又敖陶孙《再用晨吐字韵寄潘德久》云：“琴为悲风弹，茶必活水煎。”他们虽言这是用“活法”烹茶，但只及“活水”，不及“活火”，不如东坡和大千全面。

三、画东坡像

据笔者统计，苏东坡是古人中被张大千画得最多者之一。早在1934年秋，大千就画有一幅东坡像，并题东坡诗句“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看玉堂仙”于其上。1935年8月，与溥儒共画《东坡居士赤壁夜游图》，其中大千画古人、扁舟，溥儒画赤壁山水[2]120。后期有《东坡拄杖图》[1]115，题跋见前所录，兹不赘。另有《东坡稼轩图寄孙派名票李东原兄》，题诗云：“廿载声名海宇喧，白头把臂欲无言。钢(当作铜)琶铁板知谁赏，孙处(按当作是)坡仙汝稼轩。”[1]183诗以苏东坡比李东原师孙菊仙，辛稼轩比李东原。苏辛皆属豪放词派的大家，后人言及宋词者，皆“苏辛”同称并尊。“铜琶铁板”云云，是前人用以评东坡、稼轩豪放词风的名言。明陆深《俨山外集》卷10《谿山余话》云：“宋柳耆卿、苏长公各以填词名，而二家不同，当时士论各有所祖。东坡一日问一优人曰：‘我词何如柳学士？’优人曰：‘学士那比得相公。’坡惊曰：‘如何？’优曰：‘相公词，须用丈二将军铜琵琶、铁绰版唱相公之“大江东去”；柳学士却着十七、十八女郎唱“杨柳外(岸)晓风残月”。’坡为之抚掌，大笑。优人之言，便具褒弹。”同书卷22《中和随笔》卷上，亦有此记。大千“铜琶铁板”之注，当引此说。然《诗词集》之注虽有“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云云，却无注“铜琶”之引文。故当改作。

大千还作《赠李东原东坡稼轩图》题跋、《题赠李东原》对联(同上，第367页)、《题赠李东原李白行吟图》《再赠李东原》联等。而和东坡有关的是前两《题》。其《题东坡稼轩图跋》云：“二十年来即闻有孙派名票李东原先生，恨不得见。今岁六月归国，以目寒、实秋介绍，相晤台北，握如平生欢。数为予歌《逍遥津》《骂王郎》《朱砂痣》诸剧，且录音以壮行色。已而归三巴五亭湖卧病逾二月，近始小瘳，偶思拈弄，因写苏辛二公像奉寄，以志钦佩，留以为念，幸念手僵目翳，未能细笔也。庚戌秋，大千张爰。”此图、跋和前录之诗以东坡、稼轩比孙、李，以示其对艺友的钦佩，真是三致意焉。又《题赠李东原》云：“传家有衣钵，惟法无古今。此吾友陈刚叔寿其师孙菊仙老供奉联也，忽忽已三十余年前事，为供奉最后上演春申天蟾舞台，刚叔别字天罡侍者，有《七星灯》唱片行于世。”“别有狂言谢时望，常撞大吕应黄钟。此予四十年前书赠孙供奉菊仙楹联，东原仁兄嘱重录之。庚戌春。”按：前联之“传家有衣钵”，见东坡《用前诗韵再和许朝奉诗》之第三句。全诗为：“清绝闻诗话，疏通岂法流。传家有衣钵，断狱尽春秋。”(《东坡全集》卷25)；后联“常撞大吕应黄钟”，亦见东坡《次韵行景西湖席上》之第二句(《东坡全集》卷19)。另外，大千所作《东坡偃松图》在我国吉林省博物馆就藏有两幅。一幅是1944年冬画的，另一幅是1946年1月21日作的。两幅中的东坡形象的着装(即帽和袍的形色)几乎完全相似，只是前幅有一拄地长杖高出头帽许多，后幅则无此杖；松树也略有差异；而人和树的关系，后者也比前者更紧凑些。乾隆《御制诗集二集》卷8《题盆中偃松树歌》云：“又忆貌者苏髯翁，前过定武时在冬。吟哦雪浪兴不穷。石盆宛在翁无踪，松乎松乎翠自浓。(东坡有《偃松图》，石渠宝笈中神品也)”，不知所吟是否与大千此图有关。若有关系，则大千之图，当是临摹，而非自创。

大千还有仿李伯时《西园雅集图》巨幅及所书所谓米芾题跋，也及东坡。

据《编年》载，张大千仿图之书后云：“蜀郡张爰画并书，丁丑(1937年)四月昆明湖上，写似子嘉仁兄法家正之。大千张爰。”另外，大千于1945年9月于成都作《西园雅集》巨幅、1947年在成都昭觉寺用时三月作《西园雅集图》。不知两幅同否？但大千丁丑所书与所谓米芾原作相比，文字颇有误漏。今先录《编年》所载大千所书文字，后以明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下简称《选》)所载米芾原文随其有关字句而校之于下,望读者仔细分辨并择善而从之。其文云：

李伯时效唐小李将军为着色泉石云物、草木、花竹，皆绝妙动人，而人物秀发，各有(《选》作“肖”)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气，不为凡笔也。其乌帽黄道服提(《选》作“捉”)笔而书者，(《选》在“东坡”前有“为”字)东坡先生也(《选》无“也”字)；仙桃紫巾裘而坐观者，为王晋卿；服(《选》作“幅”)巾青衣据方几而疑竚(《选》作“凝贮”)者，为丹阳蔡天启；捉椅而视者，为李端(《选》在“端”字后有“叔”字)；床(《选》无“床”字)后有女奴，云鬟翠饰，倚足(《选》“倚足”作“侍立”)自然，富贵风韵，红绿相间，(《选》在“红绿相间”下有“乃晋卿之家姬也”一句)。下有大石案，陈设古器瑶琴，芭蕉围绕，(《选》在“芭蕉围绕”下有“坐于石盘旁，道帽紫衣，右手依石，左手执卷而视者，为苏子由”二十一字)团巾茧衣，手秉蕉箑而熟视者，为黄鲁直；幅巾野褐，据横卷而画渊明《归去来(辞)》者，为李伯时；披巾青服，抚肩而立者，为晁无咎；跪而捉石案(《选》无“案”字)观画者，为张文潜；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视者，为郑靖老；后有童子执灵寿杖而立，二人坐于盘根古桧下，幅巾青衣袖手侧听者，为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拨(《选》作“摘”)阮者，为王仲至(《选》“王仲至”为“陈碧虚”；“陈碧虚”后又有“唐巾深衣，昂首而题石者，为米元章；袖手而仰观者，为王仲至”数句)；(《选》有“前”字)有蓬头棒顽童(《选》无“棒顽童”三字)捧石砚而立，后有锦石桥、竹径缭绕于青溪深处，翠阴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团为说无生者，为圆通大师；旁有幅巾褐衣而谛听者，为刘巨济；二人并作于怪石之上，下有急湍潀(音从，小水汇入大水)流于大溪之中，水石潺湲，凤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华(《选》作“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选》“不过”作“若”)此。嗟乎，汹涌于名利之场(《选》作“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耶？自东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议论，博学辨识，英辞妙墨，好古多问(《选》作“闻”)。豪雄绝俗之姿，高僧(《选》作“深”)羽流之杰，卓然高致，名动四夷。后之览者，不独画(《选》在“画”后有“图”字)之可观，而足仿佛其人耳！

《式古堂书画汇考》(以下简称《考》)卷33所载米芾《题西园雅集图》与《选》所载基本相同。

从上载可知，李伯时《西园雅集图》所画主要士人僧道凡十有六人，各本皆作如是说。据《选》《考》所载，其十六人有一东坡、二王晋卿、三蔡天启、四李端叔、五苏子由、六黄鲁直、七李伯时、八晁无咎、九张文潜、十郑靖老、十一秦少游、十二陈碧虚、十三米元章、十四王仲至、十五圆通大师、十六刘巨济等。但据大千所录，虽亦言“自东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不过，从大千之所记，却只有十三人，他们是：一东坡、二王晋卿、三蔡天启、四李端(叔)、五黄鲁直、六李伯时、七晁无咎、八张文潜、九郑靖老、十秦少游、十一王仲至、十二圆通大师、十三刘巨济等。此可证大千所录确有遗漏。

证大千之误者还有北宋仿李伯时《雅集图》之《述古图》。元代黄溍、胡祗遹及明代杨士奇之记及后人的一些有关诗文。黄溍《文献集》卷7上《述古堂记》引录郑天民作于政和甲午(1114年)的《述古图记》的主要内容。其云：“《述古图》本李伯时效小李将军，用著色写云泉花木及一时人物，按郑天民先觉所为记。坐勘书台捉笔而书者，为东坡先生。喜观者，为王晋卿。凭几而视者为张文潜。按方几而凝伫者，为蔡天启。坐磐石上，支颐执卷而观者，为苏子由。执蕉箑而熟视者，为黄鲁直。凭肩而偶语者，为陈无己。据横卷而画《归去来》者为李伯时。按膝而旁观者，为李端叔。跪膝而俯视者，为晁无咎。坐古桧下学阮者，为陈碧虚。袖手侧听者，为秦少游。昂首而题石者，为米元章。伫立而观者，为王仲至。坐蒲团说无生论者，为圆通大士。偶坐而谛听者，为刘巨济。凡著幅巾者十有一人，乌帽者二人，而其一为道帽，仙桃巾、琴尾冠者各一人；衣深衣、紫衣、褐衣者，各二人；青衣者四人；黄衣者三人；而其一为道服茧衣，紫氅，黲衣各一人；一童执灵寿杖，亦童捧古砚，两奴云鬟翠饰，则王晋卿家姬也。石床锦褥，玉卮瑶琴，以次陈列。大溪、峭壁、怪石、淙流、曲径、危桥映带，左右松竹、兰蕙、紫薇荫翳联络。天民又谓有羽流名动四夷，师表千古，伯时偶未之及，乘间寓意绘而为图，以资好事之玩。莫知其所指为谁。记作于政和甲午。”政和甲午(1114)年，距李伯时之卒年(1106)年只有九年。故郑天民所记其图所绘的有名有姓的人数为十六，当是可信的。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14《题梵隆述古图》云：“写万象易，写人物难。山水云烟昆虫草木，皆有定质；惟人也……面面不同……虽李龙眠则不能形容莲社诸英贤：苏东坡、黄山谷、米南宫、李伯时、苏黄门(按即苏子由)、晁无咎、张文潜、秦少游、刘巨济、僧圆通、王仲至、陈碧虚、郑靖老、蔡天启、王晋卿、李端叔十六人。想见风采，一时龙鸾，惟龙眠能仪形之。梵隆此幅，亦庶几欲造龙眠之门墙者欤？”又明杨士奇《东里集》后集卷1《西园雅集记》(下简称《记》)谓：“(此图所绘)儒衣冠十有四人，僧道各一”。他们是：一东坡、二王晋卿、三张文潜、四蔡天启、五李伯时、六苏子由、七黄鲁直、八陈无己、九李端叔、十晁无咎、十一米芾、十二王仲至、十三僧人圆通、十四刘巨济、十五道人陈碧虚、十六秦少游等，所记皆为十六人。几种记载相较，《选》《考》和梵隆《述古图》有郑靖老而无陈无己，郑天民《记》则有陈无己而无郑靖老罢了。尽管如此，这些记录，也可证大千所题确有遗漏。为什么《选》《考》《述古图》和《记》之载会有不同呢？这可能和此画有多本相关。董玄宰《画源》云：“李伯时《西园雅集图》有两本：一作于元丰间王晋卿都尉之第；一作于元祐初安定郡王赵得麟之邸。余从长安买得团扇上者，米襄阳细楷，不知何本？又别见仇英所摹文休承跋后者。”从董其昌之言可见，《选》《考》《述古图》《记》及大千所见本，皆为“作于元丰间王晋卿都尉之第”者。因为所题之画中只有驸马都尉“晋卿家姬”形象，而无安定郡王赵得麟仆从。同时也可证李伯时《西园雅集图》不止有两种画本。因为即便作于王晋卿之第者，也有一个画的是郑靖老一个画的是陈无己的区别。

其实，《西园雅集图》还不止如以上所列各种摹本。今人“靓梁庄爱伦考察，历代著录《西园雅集图》画共47幅，她还见过存世的《西园雅集图》41幅，共计88幅。依若芬女士说她又见过不止这些。”[8]故其所绘主要雅士人数，多少不等，甚至有的还有十二人、十四人的。《谰言长语》云：“《西园雅集图》，宋绍兴初石林居士叶梦得序。盖元祐诸贤会驸马王诜晋卿西园，李伯时即席中所画也。凡十二人：苏子瞻、王晋卿、蔡天启、苏子由、黄鲁直、李伯时、秦少游、陈碧虚、米元章、王仲至、圆通大士、刘巨济。乃郑天民记。郑记作于政和甲午，可信。绍兴丁未，邵谔进《述古图》圆砚。云：李伯时效唐小计将军用著色写砚旁刻兹图。黄溍作《述古堂记》，增张文潜、陈无己、晁无咎、李端叔四人。刘松年临伯时图，无此四人。又僧梵隆、赵伯驹亦临此十六人。陈思允亦题又少李端叔、陈无己二人，为十四人。杨文贞公家藏本则十六人。岂前后会不一。”又《水东日记》卷34云：“《西园雅集图》，杨东里云，尝见熊天慵先生所题诗及黄文献公《述古堂记》皆十六人。文献据郑天民之记作于政和甲午可征无疑。但刘松年临本无张文潜、李端叔、陈无己、晁无咎四人。盖临伯时者如僧梵隆、赵伯驹辈非一人，不能无异矣。杨文敏公题叶石林所序本，则云：此本十二人，盖李伯时、王晋卿、苏氏兄弟、蔡天启、黄鲁直、秦少游米元章、王仲至、刘巨济、陈碧虚、圆通大士也。考之郑天民记，复增张文潜、李端叔、陈无己、晁无咎为十六人。及观陈思允所题，则又少李端叔、陈无己二人，为十四人。今此卷与思允所述相似，独卷首增张文潜为四人，则与《述古堂》所记实同，而于石林、天民、游记，皆不相合也。此二说有不同处，文敏说，亦欠明白，当考。”又《徐氏笔精》卷7云：“宋驸马王诜晋卿延东坡诸名流，当时李伯时写为图，今世叠相传摹。岁月既无所考，西园亦莫究何在。然其人米元章有《图序》甚详。国初，黄文献、杨文敏、岭上默各有考据。儒衣冠十四人：苏东坡、王晋卿、张文潜、蔡天启、李伯时、苏子由、黄鲁直、陈无己、李端叔、晁无咎、米元章、王仲至、刘巨济、秦少游也。释、道各一人：僧圆通，道士陈若虚也。侍女二人，晋卿家妓云英、春莺也。”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续稿》卷170《题仇实父临西园雅集图后》云：“余尝见杨东里先生所题《西园雅集图》，乃临李检法伯时笔，有崇山绝壑云林泉石之致，与此图略不同。此图仅一古桧‘一怪石’一立壁。捉笔书者为子瞻学士，从旁喜观者王晋卿，按卷对竚者蔡天启，倚树睨者李端叔。彼图则有张文潜而无此图据方石画渊明《归去来》者，即伯时，提麈尾观者苏子由，握蕉扇者黄鲁直，抚肩立者晁无咎，捉石者张文潜，按膝者郑靖老。彼图有端叔，而无靖老，益以陈无己。若摘阮之陈碧虚，与听阮之秦少游，说法之圆通大士，与听法之刘巨济，题壁之米元章，与旁观之王仲至，则所同也。彼图有名姬二：曰云英、春莺，而此皆削之。杨先生又云：曾见刘松年临本，无文潜、端叔、无咎。器物小异。而僧梵隆、赵千里亦尝摹之。此图吾郡仇英实父临千里本也。余窃谓诸公踪迹不恒聚大梁，其文雅风流之盛，未必尽在此一时，盖晋卿合其所与游者而图之，诸公又各以其意而传写之，以故，不无抵牾耳。”但这些不同的记载，也不能为张大千的误作开脱。因为他说的是十六人而只列了十三人。盖张大千所见本为十六人而他则少记了几个。又明董其昌云：“《饮中八仙诗》，有李白为领袖；竹林七贤，有嵇叔夜；西园雅集十六人，有坡公。参而不混，同而不杂，在人冷艳觑着。”(《书画题跋记》《续题跋记》卷12)。乾隆《题镂角西园雅集图杯》云：“西园雅集宴名流，十有六人为唱酬。米记李图艺恰称，儒冠墨客意相投。”又《御制诗集》《五集》卷32《题宋人西园雅集图》后云：“不知何人舍《记》而别作识语，且记中十六人仅止十一人，又讹李端叔为李公择，僧昙秀为道潜，甚至两见东坡，三见王诜，又讹诜(shen)为侁，舛谬芜杂之处，不值一噱。盖陋者偶得是卷，妄为缀识，不自知其蛇足也。”盖从士人至皇帝，皆主《西园雅集图》所画雅集之雅士为十六人。

张大千除《西园雅集图》言及“苏门”各学士外，还有《蒲涧寺埋忧冢记游图》诗二首之二“苏黄”并称：“当年坡谷自名家，谁笑犹堪百代夸。断碣摩挲未忍去，枯藤端不挂秋蛇。”《跋》云：“广州蒲涧寺埋忧冢，山谷老人题，法书挺拔，与《发塬文》同一妙境也。爰。”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