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榆， 卞良君

(湛江科技学院 文化传媒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03)

作为袁枚的短篇小说集，《子不语》是研究其生命价值观的重要材料和依据。虽然袁枚在《子不语》序中说这部小说集是“妄言妄听”的“自娱”之作[1]1，但事实上小说集从开始创作到编定，历经半个世纪之久，几乎与袁枚的整个创作生涯相终始；特别是这1000多个故事中写到了林林总总不同人物的殒命情节，或有意或无意地透露了作者的生命价值观，即对个体生命过程存在及其价值的根本观念和态度。

一、《子不语》人物殒命情节及作者生命价值观的表现

《子不语》中写到的人物殒命情节，引人瞩目的大致有四类：一是人物因贪暴而殒命，二是人物因良善而克终，三是人物因爱恋而殉情，四是人物因安命而长逝。四类有关人物的殒命情节综合起来，可见作者相对比较完整的对于生命价值的思考，即生而为人，当轻财重义，乐善为仁，方为有价值之人生；反之，无论为官为民，动辄恃强凌弱，谋财劫色，怙恶不悛，这样的生命存在自然是毫无正面意义的。此外，作者还通过一些人物乐观面对死亡的情节，表达了对于生命终结的淡然豁达的态度。

(一)人物因贪暴而殒命

《李通判》中，道士觊觎富人的财产，看出老仆护主心切，谎称可以让富人复活，实则是想害死老仆，以便自己独占富人的钱财与妻妾。不料上天眷顾，不忍老仆冤死，在其路过关帝庙时，赤脚僧帮助了他，逃过一劫。而那贪财好色的道士，最终却落得“为雷震死坛所”的结局，并且其尸体上还有清晰大字写道：“妖道炼法易形，图财贪色，天条决斩，如律令。”很明显，作者将这道士的罪行明断在身，是要让读者知道其作恶下场的可耻，从而引以为戒。无独有偶，在《道士作祟自毙》中，“貌陋”而棋艺“甚劣”的道人，只因“好弈”的赵清尧不怎么看得起他，便在夜里作妖整蛊吓唬赵清尧，意欲趁其害怕诈“取些财帛”，结果却“反殃其身”“魂无所归”。

相比之下，《平阳令》及《火烧盐船一案》叙写的则是官员因贪暴殒命的情节。《火烧盐船一案》中，主管修缮城隍庙的高、吕二人私分了妇人捐助的50两银子，死后在阴司遭到处罚；另一严姓主管则因当时反对私分捐银而在死后又被“送还”继续享受“阳禄”。 《平阳令》中，县官朱铄生性“惨刻”，惯于对涉案者——特别是妇女滥用刑罚，且花样百出，卑鄙龌龊，十足刻薄加邪性的一个酷吏。携家小赴任山东别驾，途中歇宿，有老人自称“此地土地神”，诳惑其挥剑“殄灭群怪”，不料“横尸满地，悉其妻妾子女也”，朱铄也“一恸而绝”。

道士、官员如此，平民百姓中也有因种种贪鄙行为而殒命者。在《吴三复》中，顾某用卑鄙的手段骗得朋友吴三复3000两银子。后三复生活“窘甚”来求借银300两，顾某听信叔言“卒不与”，三复“怨甚，作牒词诉于城隍”而亡。三天后，顾某与其叔也一起死掉。《石灰窑雷》中，富翁的女儿担心其父小妾的孩子同她们抢家产，竟买通接生婆将那刚出生的男孩活活扼杀。最后，富翁的女儿在“霹雳”声中暴毙，接生婆“亦焦烂”，供述了罪行后死掉，就连富翁的女婿也随后“溺死”。《大福未享》中，罗姓男子因强奸妻婢，“有胎不认，致妻拷掠而(婢)亡”，妻婢诉诸冥司，并如其“曩时淫彼之状”强剥其衣服几致“裸死”，最终难逃一死。

《子不语》中，《僵尸贪财受累》在抨击贪贿丑行方面别出机杼。王生受聘富家坐馆授徒，住在主人为其安排的房子里。夜晚，“月色大明”，见山下有小火苗闪亮，前去察看，见火光出自一口白木棺材。他想起冯梦龙所编的笔记小说《智囊》里有一个故事，说有几个胡人草葬棺木于城外而去，捕役追踪而至，发现棺材里都是黄金白银。此时王生想，眼前的棺木或许也是有金银在放出光亮，所幸并无旁人，“可攫而取也”。不料当他打开棺盖，“则赫然一尸，面青紫而腹膨亨”。王生“愕然退缩”“尽力狂奔，尸自后追之”，一直追到楼上。王生走投无路，持木棍击中尸肩，尸“所挂银锭，散落于地，尸俯而拾取，王趁其伛偻(弯腰)时尽力推之，尸滚楼下”，“跌伤腿骨，横卧于地”，被众人抬去烧了。这个故事中，因为贪财而“殒命”的并非是人，而是鬼魅。然正如小说最后王生所感叹的“我以贪故招尸上楼，尸以贪故被人烧毁”，说明“鬼尚不可贪，而况于人乎”？原来袁枚是在“借鬼设教”，既含蓄地讽刺了人世间的贪婪，也是在告诫人们一味贪财必将付出惨重代价。

(二)人物因良善而克终

《图公为神》中，图公任两淮盐院主管官员，“凊操卓然”，每日只用银300文，“遇商人和平坦易，慈爱谆谆，人以为百余年来无此好盐政也”。这无疑是一个廉洁良善的循吏形象。也正因为图公为官清廉，无愧于心，故此得到善报，73岁那年无疾而终。可是，作者又不满足于只给这位好官一个善终的结局，还要让他阳寿终结以后再前往阴间为官，所谓“思州府作城隍，上帝所命”。

又如《猴怪》中的男主角温元帅，民间传说他本名温琼，后汉东瓯郡(浙江温州)人，年少有志，欲致君泽民，却科场不利，发誓死了也要以诛歼灭邪为己任，终被玉帝封神，身上寄托了古代人民祛邪、避灾、祈福的美好愿望。明代作家余象斗的神魔小说《北游记》中还生动地讲述了这位“瘟(温)元帅”的来历，大率是一个抢吞瘟药、舍己为民的故事。《子不语·猴怪》中，虽然有关温琼的这些前尘故事都被略去了，但作者明显是从另一个空间里，使其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而且这种人生恰恰是温琼生前所矢志追求的，可谓求仁得仁。故事中的猴怪宣称报前世之仇，作祟于盐商吴某子妇，使其“患奇疾，始而心痛，继而腹背痛，继而耳目口鼻无不痛者，哀号跳掷”，痛苦不堪。温元帅受命擒讯猴怪，先义正辞严地批驳其妄自施报的“理由”，后逼使猴怪为妇治病，“女病旋愈”。很显然，在作者看来，温元帅既然阳寿已经终止，那就不妨将他阴间为神的“今生”看作是其阳寿的延续，关键在于他仍在践行着为作者所认同的生命价值，即致君泽民，重义为仁。

(三)人物因爱恋而殉情

在《子不语》中，固然少不了男女死于封建纲常者，如《孙烈妇》中的孙氏，从容不迫殉夫而死，“嗣后合村奉孙如神”，但也有男女为爱恋而殒命的故事。《江轶林》中就描述了彭氏与江轶林超越了生死的爱情故事。小说开篇就交代通州读书人江轶林“娶妻彭氏，情好甚笃”。谁料夫妻二人做了一个同样的梦，都梦见江轶林考取了秀才，而就在这一天彭氏却亡故了。轶林心里有阴影，不想参加当年的考试，在彭氏的劝促下勉强赴州府应试，果然中了，但彭氏也果然在放榜那天死了。彭氏因割舍不断与丈夫的感情，加之其生前并无作恶，在阴司的帮助下，得以再次与江轶林短暂相聚，“各诉离情，解衣就寝，欢好无异生前”。更为离奇的是，17年后江轶林“以彭氏貌求婚”，娶一女，“宛然一彭”“欢好倍常”“或叩以前生事，笑而不言”，分明彭氏再世，又续前缘。此正如汤显祖《牡丹亭》题记所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以死，死而不可以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2]1彭氏形象之所以感人至深，恰在于凸显了与杜丽娘相同的一个“情”字。很明显，在彭氏与江轶林生死爱情故事中，寄寓了作者对人间真情的推崇和向往。可以说，在袁枚看来，真切深挚的男女之爱应该是人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价值之一。

(四)人物因安命而长逝

《子不语》中还反映了袁枚超乎常人的对待生死的豁达态度。在《陈紫山》中，陈紫山19岁入县学，病中梦紫衣僧拉着他的手要其从人间“归来”，但又许下17年的期限。期限将至时，紫山常对家人笑谈，淡然处之。“忽一日早起，焚香沐浴，索朝衣冠着之，曰：‘吾师已来，吾去矣。’”并在弥留之际口诵“来原无碍，去亦何妨。人间天上，一个坛场(场所)”，“跏趺(佛教中修禅者的坐法)而逝”。《棺床》中的老翁，“平日一切达观，以为自古皆有死”，故70岁后“即作寿棺，厚糊其里，置被褥焉，每晚必卧其中，当作床帐”，以为自己大去之期的“演习”。这种颇有些荒诞滑稽的异样行为，自然将路过借宿的秀才吓得不轻，却集中表达了作者坦然面对死亡的生命观。

二、《子不语》人物殒命情节中所表现的作者生命价值观的成因

所谓“生命价值观”，说到底就是对个体生命如何才算是“活的值得”的一种执念、主张和研判，“活的值得”为有价值，反之便是无意义。一方面，思想立场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生命价值观；另一方面，不仅每个人生命价值观的形成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经过日积月累的发展、变化，最后才能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观念，而且每个人生命价值观的形成都有多方面的思想来源。袁枚生命价值观的形成，就受到诸如个人经历、家庭背景、社会环境及文化传统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一)个人经历的影响

袁枚作为出生于“纷纷人物敌京华”的钱塘宝地之人，“幼有异禀”[3]，年仅12岁即补县学生员。弱冠之年，“巡抚金鉷见而异之，试以铜鼓赋，立就，甚瑰丽”[3]。于是写信推荐他应博学鸿词科考试，在全国200多应试者中年龄最小。乾隆三年(1738)中举，四年(1739)即考取进士，以文学优长选为庶吉士，时年24岁。可谓年少得志，前途无量。然而当他踌躇满志地踏上仕途后，却多年转徙，虽然政绩显著，官职却始终不见迁升，不过几任知县而已。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载：“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声，而忽摈外；及为知县，著才矣，而仕卒不进。自陕归，年甫四十，遂绝意仕宦，尽其才以为文辞歌诗。”[4]201“卜筑江宁小仓山，号随园，崇饰池馆，自是优游其中者五十年。时出游佳山水，终不复仕。”[3]可见政治道路上的大起大落、怀才不遇，由“兼济”而“独善”，由“立功”的家国情怀转而到“立言”的扬名于公卿及市井负贩，虽然“百余年来，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4]202，但其间的几多不平，几多无奈，自不待言。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袁枚对当时官场生态的看法和态度中获得较深的体会。他当年在《答陶观察问乞病书》中陈述自己辞官的原因，用现代汉语概括表述就是“做不来”。为什么呢？他解释说，在江宁做县令，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很少能够用于处理民事，为百姓解忧的正经事，大多都用来参拜和招待上官，送往迎来，为其备办财物；稍有不慎，“西迎东误”，或者本以为备办周全，临机却又缺供；生怕落后，却又被别人抢了先，只好到处跪拜赔罪，“瞪目受嗔”，实是“为大官作奴耳”[5]1492。如此生态的官场，假如有人说它是干净的、清廉的，试看有谁相信？这自然不是原本要不惜“苦吾身以为吾民”[5]1492且生性旷逸不羁的袁枚所能忍受的，否则我们就读不到他的《平阳令》《火烧盐船一案》等反对官员贪暴及作者正义感的作品了。

(二)家庭背景的影响

袁枚轻财重义、乐善为仁等生命价值观的形成，还与其特定的家庭乃至家族背景关系密切。袁枚祖上东汉袁安，早年逢大雪，洛阳令出来巡视，见家家出来除雪，有人家中断粮还在向别人家乞食。等到了袁安家门口，未见除过雪，以为他不是饿死了就是被冻死了。命人除雪，进门看到袁安安静地躺在床上。问他为何不出门，袁安答曰：“大雪天人们都在家饿着呢，不该去叨扰别人。”洛阳令觉得袁安品德高尚，推举为孝廉。此即历史上著名的“卧雪”故事，表现了袁安清高、安贫和推己及人的情操。如果说，祖上的这种操守与高义不对袁枚产生正面影响，是说不通的。袁枚的父亲袁滨，虽然自己一生没有什么功名，但他生性正直，因担心儿子在官场上误入歧途，曾经微服到溧水县百姓中探访儿子的官声，听到县民交口称赞袁县令是“大好官”而喜不自胜。袁枚幼时颇得祖母、母亲和姑母的怜爱，三位女性长辈都影响了袁枚的成长。袁枚的孀姑给他讲过“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的故事，并且独到地认为郭巨为使母亲能吃饱饭而意欲埋掉自己3岁的儿子是不近人情的；祖母柴氏曾向袁枚讲述其祖父豪侠仗义，帮助沈秀才和杨大姑这对有情人私奔的故事。至于母亲章氏，对袁枚的影响更是不可磨灭的。袁枚幼年时，家里很穷，父亲在云南、广东做幕僚，远隔万里。奉养婆母，教育独子，照顾小姑，全赖母亲操持。据袁枚《先妣章太孺人行状》[6]1741，母亲认为儿子自尊心强，所以平日教育袁枚“不以常儿待之”，而是“自幼至长，从无笞督，有过必微词婉讽，如恐伤之”，使得袁枚“因此愈加悚惧，常伺察于无形无声之间，有不怿，必改自悔，俟色笑如常，而后即安”。母亲独特的教育方式，是袁枚形成乐善重义生命价值观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母亲“仁心体物”，即便是“童仆微劳，必厚犒之；邻里贱妪，必礼下之”的所为，也使袁枚自小耳濡目染，养成了爱民恤病，反对恃强凌弱、为富不仁的思想感情。

(三)社会环境的影响

从社会环境来说，袁枚所处的乾隆朝官员贪腐盛行，这也是封建官僚政治日趋腐败的必然结果。就在这“盛世”之下，官员贪腐不仅案件多发，赃贿数额动辄万千银，而且上自部院督抚，下至胥吏衙役，几乎无官不贪。如此官场乱象自然导致了袁枚的痛恨和不满，甚至是深恶痛绝，不屑与之为伍，以致年仅三十余岁便挂“正处级”之冠而去。袁枚的深恶痛绝可以从其“我闻苛政猛于虎，蠹吏虐于蝗”[7]50的诗句中体会到。此外，《随园诗话》载，尹文端公(尹继善)论“言为心声”曰“古今来未有心不善而诗能佳者”，“从未有阴贼险狠，妨民病国之人”能写出好诗来，流露了这位政声显赫的一代能臣嫉恶如仇的立场和态度。但更值得品味的其实还是下面袁枚的“不同意见”：“余笑问：‘曹操如何？’”表面上是在为难或者调侃尹公，实际上他的痛恨“阴贼险狠，妨民病国之人”与尹公并无二致。至于其《子不语》中的《图公为神》《猴怪》等作品里循吏善政获得美誉的事例，以及《火烧盐船一案》《平阳令》等作品中官员贪暴终致恶报的事例，也恰从正反两个方面寄寓了袁枚在对社会政治现象——特别是“官场现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观察后，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不难看出，《子不语》中存在大量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品，尤其是对一些“酷吏”的批判，向世人展现出当时社会官场的腐败与黑暗，而常常将对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国”的追求投射到冥界仙域。正因为官场那种黑暗腐败的环境，对袁枚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其业已形成的极富正面意义的生命价值观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他才毅然决然地早早“归去来兮”了。

(四)文化传统的影响

袁枚的生命价值观大抵是受了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儒家舍生取义、成仁成圣，以及道家“鼓盆而歌”，坦然面对死亡的生命价值取向的影响。正如他所自曝的：“问我归心向何处, 三分周孔二分庄。”[8]188袁枚年轻时投身仕途，想要在政治上实现自己解民倒悬的理想，种种努力，可以说是“三分周孔”的证明。正是因为年轻时积极入世的理想追求，使袁枚形成了乐善为仁、体恤民瘼的人生价值观。中年的袁枚经历了各种磨难，官场的黑暗，俗不可耐的世人的眼光，选择了归隐小仓山，纵情山水的生活。随着阅历的加深，年岁的增长，人生体悟的积淀，袁枚的豁达生死观便逐渐显露出来，即所谓“二分庄”。自古世人都避讳言“死”，袁枚则秉承庄子及陶渊明看淡生死的精神，并且远超前人对生死的态度，甚至邀请友人一同作自挽诗。《腹疾久而不愈作歌自挽，邀好我者同作焉，不拘体不限韵》中便反复表述自己对生死的态度，是“人生如客耳，有来必有去”[9]923。在《答钱竹初》的书信中，袁枚也表白了自己正视人生总有一死的坦然态度：“人在天地间，不有生，何有死？”并引用自己的旧作称“若云死可悲，当知生已误”[10]328。袁枚82岁高龄时写下的《病剧作绝命词留别诸故人》中更有这样的诗句：“千金良药何须购，一笑凌云便返真。倘见玉帝先跪奏，他生永不落红尘。”[11]1079-1080自知大限将至，却不屑于像俗人那样希望寻得长生不死之药来延缓自己的寿命，而是要“笑”对死亡。这就难怪，《子不语·棺床》中的老翁为什么“平日一切达观，以为自古皆有生死”，甚至闹出颇有些荒诞滑稽的“先为演习”，无非是作者坦然面对死亡的人生态度的自然流露而已。

(五)个性主义思潮的影响

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明清时期迎来了个性觉醒的时代。在反理学、反复古的文艺风气下，袁枚吸取明代袁宏道等人的学说，高举“性灵”大旗，主张文艺作品应抒写胸臆，其诗文、小说便充满了对“个性”的张扬与鼓励、对“真情”的褒奖与向往以及对抑制“人欲”的批判与不屑。因此，在袁枚的笔下，重情之人是何其值得赞扬。特别是其《子不语》中，对男女之情始终持自由开明的态度，对为追求真情而受难甚至殒命的人物所持的态度，与传统儒家大不相同。正如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中所欣赏的刘锡五的诗句：“闲来志怪都根理，语必惊人总近情。”[12]660

另一方面，以“性灵”大旗为引领的康乾间的个性主义思潮，还在袁枚身上体现为不仅看淡死亡，而且珍视生命(即庄子所谓“尊生”)的态度。他曾不无向往地说“人生有寿原为福”[13]933，可见他并非因为看淡死亡而厌弃生命，相反，他是十分珍惜生命的。而这恰恰是《子不语》中经常对无辜生命被暴行剥夺表示极大愤慨的原因。

三、结语

袁枚《子不语》虽然在艺术水平上与《聊斋志异》存在差距，但其中殒命情节所体现出来的作者的生命价值观，是值得研究探讨的。本文结合《子不语》的相关作品，对所反映的作者的生命价值观及其思想来源进行了论述和剖析，发现《子不语》中的人物殒命情节，传达了作者对为非作恶之人的痛恨与不耻，对为民请命的“好官”的赞赏与推崇，对男女之情的肯定与欣赏，以及对死亡的坦然与率真。应该说《子不语》人物殒命情节中所表现的作者的生命价值观，有着超时空的价值，必将对后世读者持续产生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