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丽芬， 郑建林

(1.沈阳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辽宁 沈阳110034；2.沈阳师范大学 教务处，辽宁 沈阳 110034)

1997年5月，当时世界公认最优秀的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与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研发的超级计算机“深蓝”再次对弈，结果“深蓝”以二胜三和一负胜出[1]，卡斯帕罗夫在关键局第19手弃子投降。赛后棋王要求重赛，IBM婉言拒绝并迅速将“深蓝”拆卸，使卡斯帕罗夫痛失雪耻机会，饮恨无限。在此前的1996年，卡斯帕罗夫曾经以三胜二和一负的成绩战胜过功能尚不强大的“深蓝”。1997年人机智力大战卡氏的落败，使他首次取胜带来的那种流溢许久的得意和欣喜顷刻消散，荣光不再！在复杂智力活动领域机器战胜了人类精英，使这一事件变得足够敏感，以至于理智世界不得不深刻地思考那个令人困惑已久的问题：人工智能是否会超过人的智能？人类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的智力尊严和优势何以为继？心理学界对此尤为关注，并从专业角度重新审视人的智能、认知的研究取向和范式转换以及其间的原委由来、得失利弊问题。

认知(cognition，习惯上心理学译为认知，哲学译为认识)问题在心理学中的基础性地位及其在心理发展和社会文化进步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素来为哲学和心理学高度重视。认识论曾经长期统领哲学其他领域，大多数哲学问题都牵涉认识问题，并通过认识角度的讨论而得以深入展开和求解[2]。在中国，甚至因重要政治人物的个人偏好和独特理解，使得“哲学即认识论”的等同观一度广为流行。西方哲学史上的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交互并存并持续至今的论争也构成了理智文化发展演变的主线。众所周知，成长并脱胎于哲学怀抱的心理学在走向独立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也得益于感官生理学、心理物理学有关感受性及其测量等属于认知范畴的基础性问题的先行探索，首先从感觉、知觉、记忆等初级认知形式的实验研究入手，才确立了学科的独立地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学派分流时代先后登场的心理学诸派系，除了出身非学术领域的精神分析学派外，都以认知问题的研究为主或者将其视为自己的中心论域[3]。及至20世纪60年代，在心理学“融合趋势”下，出现了“机械主义阵营”和“人本心理学集团”两大“准范式”[4]，其中，标举科学主义旗帜、坚守实证主义哲学和方法论路线的“机械主义阵营”，其核心成员首推认知心理学，尤其特指“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几乎就是该阵营的代名词。这一阵营也因方法论上追求与自然科学趋同而成为此后心理学的正统和主流，独尊地位迄今难以撼动。顾名思义，认知心理学就是专门研究认知过程的心理学，除了认知问题几乎别无旁骛。认知心理学这一称谓与其理论和实践也因此而恰如其分、名副其实。至此，心理学对认知问题的推崇程度已达到极致状态，研究布局前所未有地集中到认知领域，并因新兴技术手段的改进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引进和人机类比研究的开展，在量化研究方面多有突破，取得了骄人的业绩。然而由于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对计算机技术的过度倚重和追随，也滋生了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关涉心理学学科的独立地位和人类智力尊严的问题，即人作为认知主体其整个有机体在认知过程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和是否可以替代的问题。本文借用时下流行的术语将这一问题的要义解析表述为心理学认知研究的主体异化离身与回归涉身两种取向和范式的缘起及利弊得失问题，并对其加以论述和追问。

一、离身取向：心理学认知研究的异化

离身一词首要自明的含义是指脱离肉身之体[5]。“离身认知”就是认可认知过程中认知主体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计算机之类的智能机器这种观点，并且认为二者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和所导致的结果是等价的，后者在多数情况下可以代替前者，还具有优于前者的特点。这种看法主要来自人工智能领域和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被誉为“计算机第一人”的数理奇才阿兰·麦席森·图灵就极力淡化人机差别。他于1936年提出“有限状态自动机”模型构想即所谓的“图灵机”，其基本思想主张就是用机器模拟人用纸笔进行数学运算的过程，并与他随后设计的“图灵测验”共同奠定了人机对比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首开人机等价、电脑代替人脑之先河。至今图灵机还是计算机理论研究的中心课题。继图灵机之后，由于大脑和恰当编程的计算机是同一类装置的不同特例，因而可以在形式系统中通过运用规则操作和符号演算来生成智能的思想开始流行，人类的认知和智能活动完全可以转换成计算机程序，用机器进行模拟的主张被人工智能专家普遍接受，其简洁的民间表述即“机器是人”。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领域的领袖人物西蒙也于1965年豪迈地预言：“在20年内，机器能做人所能做的一切。”[6]在计算机科学的启发和从计算机这个独特的援手那里屡屡获得帮助和启发的切身感受影响之下，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的许多从业者也把人类的复杂认知活动加以简化，把它看作是类似于计算机的信息输入、存储、加工组织和输出过程，认为认知主要是大脑的功能，脑的功能与计算机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是等价的，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人的智能活动的认知是在脑内完成的，与作为物理实体的肢体联系较少，“身”或肢体在认知活动中的作用无关紧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这就形成了心理学认知研究的离身化取向和范式，它一直主导此后认识心理学的发展方向和实际研究工作。

离身认知取向源自功能主义假设和计算隐喻。这种假设和隐喻把人和其他有机体的认知看作是类似于通过输入、表征、存储和输出符号的过程进行信息处理的一种功能，把人类心智比喻为计算机，其核心思想是“人要雷同”和“认知可计算”。不可否认，基于上述假设和隐喻而在计算机技术引领下形成的离身范式对心理学的认知研究确实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和精确性，成就了对认知的物理的、符号的和语义的三个层次的深刻解读[7]。但也导致了计算机对于人的某种程度的反客为主的事实的出现，使人类的智能和认知研究沦落到步其后尘、追随模仿甚至崇拜计算机的被异化状态，使心理学的认知研究脱离生活实际，研究成果因生态效度过低而失去意义，难以推广和发挥社会效用。尽管这种研究可以较好地解释像史蒂芬·霍金那样的不世出的精英何以在肢体高度残障而仍然智力卓异超群的特例，但对于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儿童、青少年等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开发培养这一事关家国大计的问题来说，却未能提供什么理论支持和有实际意义及可行性的实践指导。

二、涉身取向：心理学认知研究的回归

离身认知曾经铸就了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持续经年的辉煌，引领心理学认知研究蓬勃发展，取得了跨越世纪的长足进步。但奉行心智的“人机等同论”对符号表征及其计算假设过于依赖，有意模糊“人工智能”与“人的智能”之间的界限，忽视人类认知的特殊性，对身体及其周遭的环境因素的重要作用视而不见、存而不论，也不能对诸如直觉、创造性等只有人类才具有的高级智能进行有效的模仿并作出合理的解释，暴露出离身认知范式的盲目自信和不切实际等诸多缺陷。此外，人类认知必然涉及的背景知识和环境的高度复杂变异性必然产生的“指数组合爆炸”“计算乌云”[8]等问题，遵循演绎推进和运算法则的人工智能亦不能从容应对，而人类在这些方面却拥有“启发式”策略这一独有之长可资利用。在心理学认知研究的离身范式面临这些疑难和困扰苦于无路可循之时，一种主张放弃人工智能等同于人的智能、一切心理都是可计算的“人工智能强纲领”假设的思想开始抬头，并向“部分可计算”的“认知主义弱纲领”假设转换。随着“计算乌云”因清风徐来而逐渐消散，心理学的认知研究又重新把重点由人机类比转向脑和躯体四肢及自身置于其中的环境，涉身认知范式悄然形成。

涉身认知的基本含义就是强调人的认知必与身体不可分离，在身体的介入、参与下才可能顺利进行，简言之，系指一种强调认知主体的不可替代性并对认知主体与置身于其中的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在认知发生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及效能进行理论说明，其核心主张可以概括地表述为：涉身是认知的必要条件。涉身认知建立在如下经验假设之上，即多数认知活动发生在特殊的复杂环境中，是在身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的，依赖于主体既有的相关知识经验。心理学认知研究的这种取向实质上是向包括脑和神经系统在内的有机主体及其所拥有的个体主观知识经验的回归。这一趋势本非新潮，别无太多新意。传统的心理学对心理与生理、认知与脑及外部刺激的关系早有系统阐述。在这种意义上，主张回归认知主体，到脑和神经系统及维系其存在和与之发生交互作用的机体中去寻找制约人的认知活动的因素，而不再执迷于到冰冷的计算机中去破解认知和心智的奥秘，充其量只是心理学认知研究的迷途知返之举。

即便如此，心理学认知研究取向重归正途，并且对认知与脑和躯体及其周围环境的联系重新加以强调亦属可贵。依据立足于涉身认知范式的看法，人的认知和智能与身体的物理属性高度相关，中枢神经系统和外周神经系统以及躯体结构特征不但对感知等低级认知活动有制约作用，而且对思维等高级认知过程也产生影响，某种意义上，是身体及其活动方式塑造了思维等高级心理活动，脑通过身体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对于理解高级认知过程至关重要。有关实验研究结果表明，认知过程的进行直接受躯体状态的影响。而躯体是嵌入在周围环境中的，大脑是嵌入躯体的，因此环境可以间接地影响大脑以及参与大脑重要机能的认知过程[9]。简而言之，在回归的意义上来理解涉身认知，就是使人的认知活动过程回到大脑，归还躯体，嵌入环境，与文化结缘，最终是回归到它本然的常态，然后再加以研究描述。

引发心理学认知研究回归躯体的起因，除了研究实践过程中遭际的困顿和迷惑之外，相关哲学理论的启迪和指点迷津之功亦不容淡忘小视。关于涉身认知的哲学思想渊源，西方学者特别强调胡塞尔的现象学、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杜威的经验哲学以及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其中胡塞尔和梅洛—庞蒂有关“生活世界”的涉身哲学思想所起的影响作用尤为明显。胡塞尔从现象学的哲学立场出发，认为我们所谈论的世界与我们的主观感受之间的相关性是先验的，存在就是显现的存在和存在的显现。人们参与其间的生活世界并非是一个自在的纯净的世界，而是与人的活动相关并受到人的活动扰动的世界，它已经为人的意向性视域所筛选弃取。在作为认知主体的人能对世界进行反思和科学地给予解释之前，人已经处在对世界的感知过程之中了，与世界形成了互涉的意向性和生存适应性关联，所以认知不可能仅在脱离身体的处于封存自闭状态的大脑中进行和展开。梅洛—庞蒂在他的名作《知觉现象学》一书中把现象学与心理学融合在一起，提出了他的涉身哲学思想。他认为，知觉的主体是身体，知觉、身体与世界是一个统一整体，身体镶嵌在世界之中恰如心脏嵌入人体一样。世界整体绝对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认知对象，而是一个广阔的视域，它将人们围裹在其中，人们生活在视域里并与世界相互纠结在一起。为人们所能认知的世界是进入人的实践领域和视域的世界，认知的范围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得以拓展。在生活世界中，人们面对许多感性形态的特殊事物，因此经常要从哲学认识论的理性简单性回归到生活世界的感性复杂性，从身心分离的人回到涉身心智和涉身经验的人，从灰色暗淡的理论状态回到绚烂常青的生存状态[7]。

行文至此，已经不难发现，耗费了许多新颖名词术语费力描述的心理学认知研究涉身取向的回归之途及其哲学思想根源，乃至于这一研究范式所标榜宣扬的许多思想主张，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并不十分生疏，都有似曾相识之感，与既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心理学存在许多暗合、相似和一致之处。这或许正是“回归”称谓的由来和另外一层意义所指。即便如此，假如我们能够冷静地回顾、审视心理学认知研究的曲折发展轨迹和丰硕的研究成果以及在理论和实验研究中尚存的一些问题，仍然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对回归之后涉身认知研究范式存在和必须直面的某些问题进行反思和检讨，以期使日后的心理学认知研究少走弯路，毋入极端，再创学术佳绩。

三、启示与反思：心理学认知研究范式转换的意义和问题

理智领域对认知问题的高度关注和优先安排由来已久，特别是在理性文化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和区域，这种倾向和特征尤为明显。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的著名命题实质就是强调认知的优先和基础地位。亚里士多德在其代表作《形而上学》一书中开篇即以箴言般的句式指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10]赫尔巴特也持有“愚蠢的人不可能是有道德的”[11]看法，此论虽然稍显刻薄，但也表达了理智为先的卓见。当社会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知识经济”“智力中轴”“能力本位”的时代，认知研究启动会因社会有效需求的加大和技术手段的丰富发达而得以加速推进，特别是信息论等横向方法论学科和计算机技术的介入，无论是认知理论的探讨、认知学科的建设，还是研究工作的开展，都堪称成效显著，业绩斐然，影响在不断扩大。如今认知科学已成为公认的显学。依据对现有迹象的分析和可预见的未来的基本判断，人们有理由认为认知科学，特别是作为认知科学中的主干学科的认知心理学，有望成为引领学术发展方向的带头学科之一。认知心理学虽不至于独领群学之风骚，但对所有学科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则绝非虚妄自欺。秉持此论的基本逻辑缘于各个学科都是一种认知工程，都以认知主体的认知能力及整体身心素质为基础。可以说，以研究人的认知规律发展和认知能力提高为主要追求的认知心理学任重道远。为使认知心理学足以承担起这一重任，不负期许和厚望，就有必要深刻反省，总结本学科历史进程中的经验教训，以求从中获得启示并发现现存和潜在的问题，为学科的后续发展提供资鉴，以便避免重犯同样的错误。就启示方面而言，值得重视之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学科自主发展，不断强化学科特色，是认知心理学在学科群中得以立足的根本条件

学科存在的前提在于自身无以替代、特色鲜明。心理学学科的后进晚生特点和方法论的模仿移植的历史事实以及根基浅薄、不尽成熟的现状，使其极易陷入过去不止一次地发生过的那样丧失学科的自主性和独特性、濒临被其他学科侵吞或收编的险境。诸如弃绝意识问题、悬搁形而上学的理论探讨、痴迷于计算机类比等历史失误，都给心理学的发展造成损失，而心理学的认知研究所遭际的创痛尤深。这些教训值得记取。就是在认知心理学回归涉身范式以后，再次偏离正确发展道路而失足落水的可能性亦不容低估，必须认真对待。比如强调涉身研究、坚持经验立场，必须涉及如何看待和处理神经科学与认知心理学的关系问题。“在现今心理学家大举向神经科学进军之际，人们尤会被后者的丰硕成果所炫目，而忘记神经科学研究对心理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但倘若它要与心理学相联系，则必然面临一个主、宾身份的认同的问题。”[8]这时认知心理学就需要警惕重蹈“生物决定论”和“生理还原论”的覆辙之险。认知心理学研究者对神经生理学的进展和业绩理应感到十分欣喜并及时向其求教，切不可忽视两个学科之间存在的质的差异和界限，更不能颠倒神经生理学对于认知心理学来说只是某一专门知识资源提供者的从属地位[8]。

(二)坚持科学合理性，着力提高研究成果的生态效度，是认知心理学繁荣兴盛的理想道路

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高度复杂性与学科迫切强烈的科学归属与认同渴望使其在方法论上处于两难困境并经常面临严峻考验；心理学重在实际应用的学科价值定位和为社会生活实践服务的社会承诺使它不得不担负着沉重的社会期许。这两个方面的焦灼困顿使心理学陷于科学性与研究成果的生态效度经常处于两难兼顾的矛盾之中。科学的合理性原本立足于科学方法的严密性，科学的方法给出学科的学术价值[12]。认知心理学为确保研究工作的学术水准，不得不经常把研究的范围向简单认知过程倾斜或在非自然条件下进行研究，结果必然脱离认知活动真实发生运行的生活常态，造成生态效度或外部效度的降低。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如同其他以实用为导向的学科一样，自身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需求和社会支持力度的制约，不能产生社会效用的研究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持续的支持，也就很难存续发展。比较侧重基础研究的认知心理学经常处于这种两难兼顾、欲进无路的尴尬境地。这种处境也是认知心理学丧失自主性、依傍追随其他学科的重要原因之一。结果导致了大量的形式上无可挑剔但却意义匮乏的近似于“祖神来归式科学”或者“刷牙经济学”之类的研究，形式看似完美，几至无可挑剔，但只能聊以自娱自乐或者用来博取利禄功名。心理学认知研究回归涉身范式，在应对脑与身及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耦合关系而形成的动力系统理论研究模式，采用建构微分方程组的高等数学描述手段研究复杂认知问题，“祖神来归式科学”可望为化解上述疑难开辟新路，但也要防止不问性质和意义而把数据引进数学模型以至使多数实际应用工作者迷惑不解的倾向。那样会加剧认知心理学的“象牙塔化”而失去广大受众和社会支持。心理学如此贴近人民，广为大众所需，那就应该格外注意贯彻思维经济性原则，在可行的范围内尽可能把复杂问题说得简单一点，而不是相反，更不必故弄玄虚。

(三)加强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提高学科理论水平和预见能力，是认知心理学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

心理学是脱胎于哲学才走上独立发展道路、获得独立学科的学术地位的。这一背景因素使心理学对理论思辨格外反感，极端推崇经验论的归纳路线和实验研究方法。试图通过研究方法选择限定来提高学科的科学水准原本无可厚非，但拒斥形而上追问，弃置高层理论的探讨，视唯理主义的演绎和思辨为洪水猛兽，则不利于从业者理论思维水平的提升，也将给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带来目光短浅、视野褊狭、过度关注局部和技术细节、匠气过于浓重等弊端。提高学科专业人员理论思维能力的最有效的途径是从事或参与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的必要性主要在于建构学科的理论体系和训练从业者的理论思维能力。理论具有概括既有事实、预见未来发展、说明特定事物、解释复杂现象、指导具体实践的强大功能。无论是个人或群体，一旦理论修养不足、理论思维能力薄弱，势必难有远见卓识，极易迷失方向，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认知心理学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自主性不足和研究取向的摇摆迷失，与学科队伍因缺乏理论眼光而难能“先立其大”、无力掌控学科发展的方向不无关系。作为研究复杂的精神观念现象的学科，认知心理学面临着方法手段不足等诸多困惑和欲进无路的迷茫，也就容易出现更偏重于实用技术的倾向，以及“有病乱投医”之类的不尽明智成熟的选择，造成偏离学科发展的正途或常走极端和弯路等不良后果。理论状态的学人应该“道”与“技”兼修，那样才有望成就真正的学者和思想家。

(四)珍惜学科的历史成就，遵循继承创新的普遍规律，是心理学学科加速前进的阳关正道

学科演进发展有共同的规律可循。学术事业通常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历史积累和继承的特点，这是人类加速发展机制在特定专业技术领域的具体体现。任何行业都不可能离开既有的基础而空谈创新和发展。心理学在为时不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继承少于否定批判，发生过多次“颠覆重建”事件，其中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从心理学认知研究的演变过程来看，由于认知受生理因素特别是神经系统的结构和机能的约束，其发展变化比其他心理过程表现出更大程度的稳定性，所以研究范式屡变、经常改弦更张，甚至出现追求时髦、轻视既有研究成果的意义和价值的现象，对学科进步多有不利。比如，对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学说、加里培林的智力内化论等重要成就，至今还缺乏透彻的研究总结，对其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认识和评估也不够深刻到位。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追问便知认知科学的源头就是为涉身认知所坚决排斥并视为“乌云”的认知计算主义的开山鼻祖，其卓越贡献及其对心理学认知研究的积极影响也不可低估。可以说，没有1936年的图灵机概念，就没有对人类认知和智能的真正的科学研究。正是对“能行可计算”这一直观概念的数学刻画和丘奇—图灵论题的提出，才使人类对智能的研究从一种哲学思辨式的争论、依赖于直觉的猜想或停留于过分经验式的观察结论，开始转向对智能的产生和认知本质的理论研究[6]。这是无可争议的既成历史事实。对于历史性的成就，不能因随后的发展和观点立场的转变而像社会政治历史领域那样予以断然否定或虚无化地处置。如同心理学永远不能否定存在诸多历史局限性的冯特一样，只有坚持客观公正的学科史立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公允地审视和评价学科的历史成就，科学地处理“破”与“立”之间的辩证关系，避免新的追赶“时髦”，才有利于学科的健康成长和走向成熟。

(五)强调并深入研究躯体认知功能，是教育观念更新和教育实践改革的心理学理论走向和技术路径

中国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偏重书本课堂、脱离生活实践、忽视直接认知和感性体验以及动手能力培养的倾向已是无争的事实，由此造成了诸如人格缺陷、创新能力匮乏等严重的不良后果。教育理论和实践领域虽然为改变这种状况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仍在进行积极的实践探索，比如时下普遍推广的探究或研究性学习之所以备受青睐，主要是因为该种学习模式具有既重视书本知识和学科课程又重视走向事物本身和综合实践课程的“一心开两门”的策略优势[13]。展开来说，就是在保持心智与客观知识的理性世界之间道路畅通的前提下再在学校教育情境下搭建心智通往丰富的真实感性世界的桥梁，使心智获得来自波普尔意义上的“世界一”和“世界三”两大领域的丰富资源的滋养和更加广阔的操练空间，其主旨在于增加在校学生与复杂的真实感性世界直接接触的机会，通过与其相互作用来培养学生的躯体认知操作能力，促进学生认知的全面发展。这既与心理学认知研究涉身回归的追求完全吻合，也是在久已存在的相关或类似的思想主张和实验研究成果的影响和渗透作用下取得的实践成果。涉身认知研究范式强调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发端并依赖于身体及其外部动作，主张身体的构造、感官和运动系统的活动方式对认知特别是尚处于未成熟年龄阶段的个体的认知起重要影响作用，环境和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也通过肢体及其外部活动塑造认知主体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思维风格。这些思想尽管不足以使强大的社会利益诱惑机制驱使的“应试教育”取向发生根本改变，甚至也无力动摇专注书本和课堂的现行教育模式，但它至少可以引发人们重新认识“生活教育”“做中学”的深远意义和现实价值，也有助于人们探索补救中国教育偏颇缺失的救治之方，还可能对于回答“我们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所谓“钱学森之问”这一冲天小问提供某种破解思路。从作为教育的最终追求和价值集中体现的“塑造健全人格”角度来说，回归涉身认知也将对实现这一理想目标有所启迪。我们确实应该重新认识、理解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健全的精神必寓于健全的机体之中”的深刻寓意。

回归涉身认知范式，伴随一些旧有问题的解决或可望得到解决，也使某些原有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并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就笔者粗浅的思考和了解所及，窃以为其中特别引人注目且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至少有以下五个：第一，还原论忧虑是否必要以及如何化解？第二，强调外周神经系统和躯体的认知功能是否会淡化大脑在认知活动中的主导地位甚至导致大脑退隐？第三，内部心理表征研究的悬搁是否必要，其不良后果是什么？第四，现象学基础上的认知研究方法对涉身认知研究而言是否充分抑或如何开拓新的方法？第五，涉身认知研究将如何走向深入？

关于第一个问题，这种忧虑本身似乎不十分必要，个别学者已经给出了理由并有比较系统的阐释，尽管不可能是终解，仍然可资参考[14]。关于第二个问题，主要来自对涉身认知的误读。涉身认知虽然以强调身体认知功能为特色，但并没有将躯体在认知方面的作为幼稚地夸大到置于大脑之上的程度，重视神经生理学研究成果的认知意义和推崇事件相关电位、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等先进技术手段即是明证，这种偏好有时甚至给人留下关于神经机制和大脑结构、功能的研究在引领心理学认知研究发展方向的印象。关于第三个问题，事关重大，涉及对智能本质、认知发展的知识经验属性和维度以及对个体主观经验的依赖性的问题。从原则性的层次来讲，这些命题和关系早有定论，即智能和认知的形成发展实质上是在先天禀赋的基础之上通过后天的经验积累和求知活动实现的，并且是与作为个体主观知识库的建构或内部大辞典的编纂的学习过程同步实现、与时俱进的。因此，涉身认知范式断不可放弃认知内部表征的研究和追问，这一点也要求涉身认知必须长久保持与以计算主义为主旨的离身认知之间本来就应该存在的联系；倘若不研究认知的主观心理表征，就不足以深入地揭示主观知识库或内部大辞典以及涉身认知本身的奥秘，使研究工作流于肤浅。这一论题尚有待进行更为专业化的深究详论。关于第四和第五个问题，二者的联系比较密切，已经可以明确的是现象学的方法论和技术路线即便对涉身认知范式下的心理学认知研究来说也是不完备和不充分的。现象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想与实证主义哲学相比较，后者已经在坚实的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基础上实现了由抽象理论向基本原则、具体研究方法和操作技术的转换，这足以对机械论范式下的心理学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而前者还没有形成如实证论那样坚实且层次分明的方法系列，所以它对心理学具体研究的影响还停留在理论主张的层次上，并且还面临着一些不容回避的基础性的心理学理论前提问题亟待解决。比如：如何构建现象学基本立场上的能够适应心理学学科特点并足以令人信服的心理学体系或架构？怎样确保在现实生活常态中研究真实体验和活动者的个体心理而又不至偏离研究的科学性诉求？等等。可以说，时至今日现象学还仅仅是对待经验的一种态度和指导研究者看待心理问题的立场观点而已，它还不足以甚至永远都不可能完全代替机械论营垒所固守的以精确量化见长的实证方法，它长于奉献新颖的研究思路和策略，但却短于提供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对现象学深入细致的研究还有赖于已在其他硬性自然科学的研究实践中几经磨炼、屡试不爽的实证研究方法。离开实证方法的支持，现象学将流于空泛，难以在心理学认知领域继续有所进取。因此，至少目前来看现象学还不具备建构更好的心理学知识体系并提供行之有效的系统心理学研究方法及手段的条件。因此，强调现象学的作用不应否定和排斥实证主义的研究路线。只有在经历了心理学的基本训练并掌握了心理学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的从业者，才可能在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过程中从现象学中获得更多的裨益[15]。所以，涉身认知要在自己的范式下使研究工作不断地走向深入、确实有所作为并能够可持续发展，必须在方法论问题上采取广收并蓄、有所选择、各展其长的策略，使之适合不同课题、不同层次的研究工作的实际需要，并致力于技术化程度较高的合用方法手段的开发和创新。此外，涉身认知研究范式仍要思考如何解决不涉及人格等其他主体心理变量而孤立地研究认知问题的合理性和局限性的问题。

四、结语：涉身认知回归的实质及其超越

关于心理学认知研究的涉身取向和范式转换回归作为科学史事件的性质定格定位问题，笔者认为，就其实质而言仅仅是一次研究方向的调整修正和研究侧重点的再次选择、勘定以及研究方法手段的重组，还不属于托马斯·库恩所描述的在成熟的自然科学领域曾经发生过的那种“范式”转换意义上的“科学革命”[16]。即使从库恩充满歧见和争议的“范式”转换本身来说，涉身范式的独特性及新颖性也极为有限，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独立的范式。单纯这一范式还远不足以掌控支撑心理学认知研究的复杂局面和承担繁重艰难的研究任务，更无力充当心理学认知研究的船头舵手。稍加留意不难发现，被涉身范式所扬弃的计算主义离身范式也在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修正，其生命活力依然旺盛不衰，并且还将对心理学的认知研究做出特殊贡献、产生深刻影响。心理学的认知研究领域各种研究范式并存的群雄逐鹿局面还将长期存续，追求新的足以涵盖统领各种研究取向、建立超越现有各种范式的新的研究范式的努力和尝试也会再次兴发，一场真正的心理学认知研究的学科“革命”仍在期盼之中。可以肯定的是：要实现这种超越，最为重要的条件还是实证、实验研究的实质性进展和成果的丰富积累，当然也有赖于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和社会有效需求的诱导推动。在祛魅化愚、开智创新的历史任务极为繁重艰难、启蒙课程还需继续讲的社会背景下，加强心理学认知课题的研究还具有更为深远的社会意义。尚待解决的具体问题很多，而确立科学研究和推理的起点极为重要。因此，首先需要破解澄清的就是人类认知的本质问题。为此，我们不得不继续追问那个熟知而又令人困扰、至今未得其解的古老问题：人类的认知、智力、智慧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