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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思想历史发展的四维分析

2021-12-29石宗鑫房广顺

关键词:党的纪律纪律思想

石宗鑫, 房广顺

(1.辽宁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2.沈阳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870)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1]131纵观我党的百年历程,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得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关键在于有着严明的纪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研究我党纪律建设思想历史发展的特点和历程,对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增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战斗力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一、从理论维度追溯党的纪律建设思想的理论基础不断拓宽的轨迹

我党建立初期,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标准建立起来的,可以说是“以俄为师”。早在中共一大上,虽然我党没有制定出专门的党章,却制定出党的第一个纲领,此纲领明确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即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从此以后,我们党也就有了明确清晰、科学正确的思想指导和理论依据。中共二大搭建起我党纪律建设的框架,在我党的纪律建设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奠基性意义。众所周知,在列宁党的纪律建设思想中,最为璀璨的闪光点当推民主集中制思想和“铁的纪律”思想。二大党章中尤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思想,比如“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2]162,“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2]167,地方党组织“不能自定政策”等内容体现了全党服从中央的思想;再如,“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和“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2]168等思想,也在之后成为我党“四个服从”思想原则的雏形。“四个服从”思想恰恰是民主集中制的首要原则,是对列宁党的纪律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就“铁的纪律”的观点,列宁曾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中指出:“全体党员不分上下都必须无例外和无条件地承认党的纪律!”[3]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是靠严明纪律。”[1]764从建党之初到建党百年,“铁的纪律”思想一直被我党继承和弘扬下来,成为我们党建思想的宝贵财富。

纪律建设思想成型于“以国为本”。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党的纪律建设在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原则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的党建道路。从党的三大确立国共合作开始,我们党有着自己的党纪和规矩。如党员政治行为“先审查、后实施”,要求中央领导机构的组织构成和工作程序严格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严格党内报告制度,严明党内政治纪律和宣传纪律,对中共党员特别是“跨党”党员的政治要求逐步提高。在古田会议期间,毛泽东强调严格执行纪律,重申必须遵守“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规定,着重解决纪律松弛和执行纪律不当的问题,奠定了工农红军统一纪律的基础,也是党领导人民军队执行纪律的典范。党在经历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严峻考验期间,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适合自己国情、带有自己特色的纪律建设思想。如“四个服从”思想成为重要的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原则,成为全党组织领导方面的核心纪律;确立的“思想建党”的传统,对“思想建党、思想整顿”的要求,成为建党的传统和政治规矩;提出“党内法规”这一原创性概念,使其成为党内生活规矩;确立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指导方针,成为党内监督执纪的经典指导思想和原则。

纪律建设思想发展于“以势为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十分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此次会议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使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也使党的纪律建设重回正轨。党的十二大党章在党的纪律建设思想的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体现出来具有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一是明确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增强党员的政治责任感和组织纪律性;二是专辟一章讲“党的纪律”,纠正错误,重新将党的纪律拉回正轨;三是明确了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地位、职责和作用,为新时期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重要依据和根本遵循。党的纪律建设思想在随着时代前行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党的十四大党章中首次写入从严治党方针,也首次将反腐败纳入党的建设总体要求之中,使肃纪反腐成为改革开放的有力保障。

纪律建设思想创新于“以时为进”。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党的纪律建设任务更加繁重更加艰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八项规定入手抓作风建设,从抓作风建设开局抓全面从严治党。在全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解决“四风”问题,抓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不断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之后的“三严三实”“两学一做”专题教育,都是旨在改进作风建设,将纪律和“规矩”并提连用,明确党内规矩的四大方面,提出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的思想,明确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的思想等,都是对党的纪律建设理论的创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的建设不仅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思想的精髓,而且将其发扬光大。纵观世界历史,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犹在眼前,但我们党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推动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始终将纪律挺在前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党真正成为坚强有力、人民拥护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二、从历史维度厘清党的纪律建设思想的发展历程

马克思主义思想绝不是教条主义,而是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科学理论体系。我党之所以能带领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就在于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二大确立了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党的纪律建设基础。随着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党的队伍也在迅速壮大,建党之初将党员质量问题提到了重要位置。1926年,中共中央出台《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成为党的历史上最早的反腐倡廉文件。1927年4月,蒋介石政府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变化,党的纪律作出深刻调整,不仅要求“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4],而且还对党的纪律建设内容进行了新的补充和修订,明确党组织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规范审查违纪行为的程序方式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发展和党员队伍不断扩大的必要之举。随着大革命的失败,我们党被迫从城市转向农村。为了得到广大农民的真心拥护,赢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只有依靠严明的党纪军纪,树立良好的形象,才能让百姓真正信服。鉴于此,“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应运而生。其核心是坚决听从党的指挥和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和服务群众,这些纪律的规定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充分体现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解决历史周期律这个历史困境,巩固来之不易的革命政权,只能是狠抓党的纪律建设不放松。面对执政以后个别党员贪污腐化的问题,执政后的中共坚决严肃处理,绝不手软,从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可见一斑。新中国成立之初,部分党政机关存在着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通过“三反”运动,整肃党风党纪,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程度的蔓延。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高饶事件的处理,进一步加强了党的政治纪律,让全党懂得:政治纪律是带电的高压线,不管什么人,不管他的职位有多高,只要违反了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都必将受到党规党纪的严肃处理。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设立了“党的监察机关”,对比原来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地位更高,权威更强,是实现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党内监督的重要举措,“任何党员和党的组织都必须受到党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5]。八大党章中明确了监委和党委的关系,探索实施派出常驻监察组的制度等思想对于监察体制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影响。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在于对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当时的一个重要决策是重新设立党的纪律检察机关,重建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我们党纪律建设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党的十二大着重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的纪律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四大,首次将“从严治党”写进党章,标志着我们党正式将其作为管党治党、严明党纪的总遵循和根本原则。十四大之后,我们党按照“从严治党”的方针原则,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成了“三项工作格局”;加强党规党纪教育,开展“三讲”活动,提高党员干部思想意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多变,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反腐倡廉建设”的概念,并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首次写入了党章,推动了我们党自身建设理论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也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实践载体。制定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十六字”方针;进一步健全了监督和从政行为规范的相关制度;制定了问责、审计等相关制度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党的纪律建设摆在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将党的纪律建设全面“提速”。一是以转变作风建设为切入点。中央政治局在十八大闭幕不久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随后,聚焦“四风”问题上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等主题教育,体现出党的纪律建设的驰而不息和深入推进;二是以完善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为着力点。先后重新修订和制定出台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10余项,制度更加全面、规范、科学,正风肃纪更加有力;三是以创新执纪方式为关键点。2015年以来,中央纪委创新了执纪方式,积极探索实践监督之际的“四种形态”;纪委工作职责更加明确,成为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巡视的内容及任务进一步扩展和深化,定位精准,范围明确;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制定监察法,实现国家监察全覆盖;四是以惩治和预防腐败为支撑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纪律建设的成就还体现在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上。“打虎”“拍蝇”“猎狐”一起抓,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三、从价值维度总结党的纪律建设思想历史演进的鲜明特点

任何事物的价值都在于是否接近自身的本质。党的纪律的价值性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党的纪律的内容和要求势必与该政党自身本质相符合的价值观相契合,与阶级利益也就是最高价值追求相符合;第二,党的纪律的主体是由党员构成的政党,党的纪律的价值追求也反映出广大党员的主观愿望和利益追求,即更好地坚持和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第三,党的纪律的价值追求体现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有机统一,始终围绕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而调整策略;第四,党的纪律建设思想既要立足现代,也要面向未来,要将世界性和民族性有机统一。

任何政党都有与自身属性和本质相关的价值追求,这是政党所固有的属性。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宗旨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任务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就需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决服从党的指挥,所有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步调一致地行动,使党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而不懈奋斗。

政党的价值追求的奋斗目标和最终归宿要看其“为了谁”和“依靠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征就是人民性,政党的奋斗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观点中,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6]。列宁也曾深刻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来维持的,是靠“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既有无产阶级群众也有非无产阶级群众“打成一片”来检验的,是靠“政治领导正确”“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来加强的[7]。只有拥有上述条件,建立起自觉纪律,才能形成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新世界的强大力量。可见,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从创建开始一直秉承的理论原则和所特有的显著特征。在中共二大上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的两大基本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坚持深入群众。在党的纪律建设的发展过程中,纪律的制定和执行都是围绕群众的需求和利益而制定的,最终目的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党的奋斗目标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围绕这个目的,要结合世情国情党情做出策略的调整和变化。当然,原则不能改变。放弃了党的领导,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抛弃了党的纪律,无产阶级政党就像失去了灵魂和方向,最终只能走向灭亡。1923年,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十分不好,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和统治,仅依靠工人阶级是不够的,需要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三大的中心议题就是国共合作问题。结合形势的变化,我党做出适时调整,如提高党员入党门槛和纪律要求,细化组织纪律相关条款;逐步完善会议制度并首次提出“票决”的规则;完善中央和地方执纪监督机构等。这些举措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既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又推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

我党的建立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是坚持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政党组织。在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蓬勃发展,尤其振奋人心的是列宁带领布尔什维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无产阶级政党执政掌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过令人扼腕的是,苏联作为世界超级大国,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榜样,却在执政近70年后轰然倒塌,使世人顿足惋惜。随着苏联的解体,西方敌对势力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共产党,阻挠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党结合国情民情,蹚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血路,不仅没有被西方资本主义的围攻击倒,反而越走道路越宽广。2020年的新冠疫情,中国给全世界交出了一份标准答卷,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我们党一心为民、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发展方式和坚强作风,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中国样板和中国智慧。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也必将为各国政党建设提供丰富的执政经验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从创新维度探寻党的纪律建设思想的当代启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在“从严治党”之前加上“全面”二字,体现了党的建设的鲜明时代主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提出了总要求,提出了党的建设遵循的根本方针,确定了党建工作思路,明确了不断提高党建质量的目标任务,在从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中提出了八个方面落实的总要求,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弘扬,同样也是对其的创新与发展。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要以推进党的思想理论的与时俱进为根本。习近平总书记曾形象地比喻:“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8]要想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全面从严治党,首先就要解决党员的思想意识问题,加强党员的思想纪律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选拔干部的问题上择优录用,优中选优,党员干部的受教育程度和能力水平处于整个社会阶层的上游。这样的形势下为何党员干部违纪腐败行为屡禁不止?党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培养不可谓不多,不可谓不严,但是成效不大的结果值得全党反思。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思想建设方面提出,要求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县处级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对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开展系统性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活动,原原本本地学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将理论同社会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结合,同群众实际关心的问题相结合,同党的建设的目标任务相结合,同党员自身能力素质提升的需要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开展学习。以此来不断筑牢理想信念,做到虔诚而执着、致信而深厚。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要以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为关键。完善的制度是执纪的基础,正如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9]。党的纪律的制度建设不只是在党章和宪法上规定几条,党的领导人几次讲话就能够自然健全、自动完善的事情,制度建设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脉络,有一条基本的主线,有一套完善的配套,有一个完整有效的运行机制。党的十八以来,我们党在自身建设上进行深入思考,在制度建设方面狠下功夫。自2012年出台《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之后,仅在2015—2019年的4年间就相继出台了十余个制度规定,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党的领导弱化、党的纪律松弛、党的组织软弱涣散的问题,通过这些制度,不断健全了党的纪律建设的体系,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使党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领导。制度不在多贵在精,制度不在全贵在管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的讲话中提到的那样,“增强制度的执行力,制度执行到人到事,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10]。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要以抓住领导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一定要注意对于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监督管理和教育引导。这是由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所处的特殊地位和职能所决定的。党的十八大之前,部分群众对党怨声载道,个别的腐败案例引起群众对党的执政能力和作风建设的强烈质疑,这就是部分违法乱纪的腐败分子产生负面效应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关于从严治党的讲话中,强调“十个必须”,对全体领导干部提出明确要求。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再次提出了“四个必须”“五个要”的要求,这是对党的纪律建设中干部队伍建设的新发展。在维护党中央权威,严守政治纪律,执行中央决定上提出了明确的政治纪律要求,在人事安排、工作关系、组织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些措施不仅对党员干部习惯在受约束和监督的环境中工作,自觉形成廉洁自律、遵纪守法、爱岗敬业的良好工作习惯和思想意识,而且通过上述要求让党员领导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杜绝特权思想,保持党内政治生活和社会风气的风清气正。抓好选任用人的正确导向,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完善干部监督管理制度体系,坚持两手抓,既抓加强教育、培养自觉,又要抓加强管理,强化监督,使党员干部真正成为人民满意又信赖的表率和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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