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利明

（丽水市档案馆，浙江丽水323000）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就是革命政权，或称红色政权。2019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于都考察时强调：“我们一定要牢记红色政权从哪里来的！”浙西南是革命老区，较早就有党组织和革命武装，也曾建立过大大小小的红色政权。这些红色政权对浙西南革命有着深远的影响。

尽管浙西南红色政权建立的时间放到全国范围来看不算太早，除个别区域外其延续的时间不是太长，留下的史料也非常有限。但是，无论什么理由，到目前为止，还极少有人把浙西南红色政权建设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有的地方党史几乎没有涉及或忽略了这方面的内容。这与浙西南革命历史的丰厚研究和伟大的浙西南革命精神的践行弘扬来比，不能不说是一个很明显的缺憾。在此，笔者试图对浙西南红色政权建设情况作一粗浅的梳理和探析，并以此抛砖引玉、请教方家。

一、浙西南红色政权建立的思想、组织和干部基础

1.先进文化的传播为红色政权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新文化新思想在丽水的传播，丽水各地各界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反帝斗争，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此时，《新青年》《每周评论》《社会主义史》《解放》《向导》等报刊、书籍，通过邮寄、送递传播到丽水各地，在社会各界广泛传阅。青田华侨也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形势、苏维埃红军的情况，通过各种途径传回国内。丽水进步青年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以改造变革社会为己任，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命运，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他们或在家乡组织进步团体学习进步思想、迫切要求投身革命，或赴外地投奔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后，带来了中央苏区的新思想，带来了红军学校第五分校编印的《政治常识》等。这一切为以后中国共产党在丽水开展革命活动、组织革命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奠定了思想基础。

2.中共党组织为红色政权的建立做好了组织保障

在国共合作进行大革命的浪潮中，中国共产党开始在丽水创建地方组织。青田籍中共党员周定奉命返回家乡以小学教员身份开展革命活动，介绍当地进步人士入党。遂昌籍党员唐公宪返回家乡发展党员，1927年1月在遂昌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建立中共遂昌支部，隶属中共杭州地委领导，这是中共在丽水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地方组织。随后，丽水大地上中共党员和党组织活动频繁。在西部，党组织筹备成立农民协会，开展“二五减租”斗争，在纸槽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和提高工人觉悟，成立了遂昌县委；在南部，建立中共青田支部，动员农民成立农会，开展减租斗争；在东北部，中共宣平独立支部、缙云县特别支部先后建立，还召开了缙云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革命武装，打击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1935年6月上旬，红军挺进师在松阳小吉召开政委会，为加强浙西南地区党的工作，决定成立中共浙西南特委。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浙西南建立红色政权就有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3.革命武装和农民暴动为红色政权的建立培养、锻炼了干部

中共遂昌县委把建立农军、开展武装斗争作为首要任务，在发展壮大党团、工会组织的同时，从领导工人、农民开展经济斗争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筹建工农武装。1928年4月，遂昌县委挑选出经过实际斗争锻炼考验的200余名党团骨干和农民、工人积极分子，组建遂昌县工农革命军，下辖3个大队、1个青年突击队和1个侦察队，以鸟枪、土铳、大刀等为武装，以打猎为掩护，在深山老林开展军事训练。7月，他们在梭溪庙召开大会，誓师暴动，但不久就被镇压，暴露了其不成熟、以弱击强的一面，革命力量遭受了严重损失，教训深刻。但是，这次暴动“为拒捕开展武装斗争是应当的”，“奋斗精神是英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丽水地区首次领导开展的武装斗争”[1]。1930年3月，400多名浙南红军从缙云、永嘉边界出发，奔袭丽水，翻越城墙，袭击丽水警察局，但在进攻大衙门省保安队时失利，牺牲分队长以下数十人。虽然这些暴动和斗争都失败了，但它让丽水人民了解、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觉醒了民众，显示了丽水人民团结起来的力量，树立了反抗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旗帜，鼓舞和推动了丽水的革命斗争。1935年3月，红军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实行声势浩大的武装割据。这些武装斗争都为以后的革命斗争培养锻炼了干部，为浙西南红色政权的建立打下了干部基础。

二、红色政权在浙西南大地开花结果

1.白柘洋村创建了浙西南第一个红色政权

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标准，红色政权的建立也有其性质和形态的标准。从性质上说，红色政权必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政权；从形态上说，“应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有政府的组成部门，有所管辖的区域，有一定的执行力”[2]。浙西南的缙云、青田等处有成立红色政权的计划，甚至有“宣布”成立红色政权的行动。1929年12月，在永康中心县委代表主持下，缙云县各地党员骨干30余人，汇集黄余田（后属磐安县仁川镇）召开会议，“宣布建立缙云县苏维埃政府，具体工作由杨玉水负责，计划以括苍山为中心建立广泛的苏维埃政权”[3]64。但是这个“缙云县苏维埃政府”，既不是通过缙云县各地苏维埃代表选举出来的，也没有政府的组成部门，只是在黄余田召开一个会议，缙云全县不可能成为它的管辖区域，它也没有实际使用苏维埃的权力，可以说，作为政权形态的“三个基本要素”它一个都不具备，只是一个成立计划罢了。事实上，一个月后发起的黄余田暴动很快就失败，建立县苏维埃政府也无从谈起。1930年4月10日，中共永嘉中心县委在工作报告中发出“党之争取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以准备地方暴动，发动广大的闹荒斗争，扩大浙南的游击区域，扩充武装与红军，组织赤卫队、纠察队，准备地方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成为目前最迫切的中心任务”的指示[4]，李振声、邹耕山于4月中旬在青田县潘山村召集廿八都及廿六、廿七、廿九、三十都各村农会、农民赤卫队、党支部负责人共90多人开会。邹耕山主持会议，李振声宣布廿八都（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会议任命邹耕山为负责人[5]。“革命委员会是红色政权由临时到正式的过渡，它是暴动时期各地方和此后新开辟的红色区域组织的一种政权形式。”[6]29但是，这个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仅是在党组织、革命骨干、农协代表参加的会议上宣布的，负责人不是经过推选产生，而是组织指派的。史料显示，红十三军和其他同时期的革命武装组织，“只注重军事行动，忽视部队政治工作和思想建设，没有深入发动群众，没有建立根据地，失却根据地和群众的依托”[3]95。廿八都所谓的“革命委员会”，从永嘉中心县委发文到“宣布廿八都革命委员成立”仅几天，其后没有多长时间红十三军斗争就失败了。廿八都革命委员会没有建立完善的政权机构，也没有什么管辖区域，更没有什么执行力来发挥其“暴动时期”的作用，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革命委员会”，完全算不上真正意义的苏维埃政权。可以这样说，红十三军在青田、缙云、丽水一带的斗争和农民武装暴动，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真正翻身做主人，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的红色政权，它只是“深刻反映出被压迫、被剥削人民强烈要求翻身解放的迫切愿望；沉重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了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主张，广泛地播撒了革命火种，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打下了一定的基础”[3]95。

浙西南第一个红色政权在白柘洋村瓜熟蒂落。早在1926年，与浙西南庆（元）景（宁）边毗邻的闽东地区就开始有了共产党活动。在共产党的影响和组织下，1930年10月，浙闽边的寿宁县大安建立了全县第一个党的外围组织——秘密农会。“农民协会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后，就由秘密转公开，成为乡村中的实际权力机构。”[6]29事实也是如此，1932年10月，中共寿宁县特别支部成立后，“秘密农会”的活动已逐步走向公开化，并正式定名为“赤色农会”，公开打出旗号，更加活跃地开展革命斗争。“土地革命初期的红色政权有农民协会、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三种形态，它们在组织上是由低到高发展的一个过程。”[6]31这个赤色农会已具备革命政权的最初形态，由其组织的这些革命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统治，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为以后组织工农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7]56-57。庆元县官塘乡白柘洋村是浙闽边一个不到百户人家的小山村，与本省的景宁和福建的寿宁相毗邻，自古就有相互攀亲结友的传统。闽东党组织和寿宁的红色政权组织农民暴动、攻打反动民团、打土豪开仓济粮的事，白柘洋的群众不但早有听说，而且攻打西坑底反动民团的壮举还有不少人亲自参加。1933年秋，寿宁游击队副队长、中共党员张立贵以探亲为名到官塘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其母舅官塘村民吴先模听了宣讲，当即表示赞同革命，支持外甥张立贵的革命行动。张立贵又到白柘洋村岳父吴先熙家，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动员群众勇敢地参加革命，并鼓励亲戚朋友向其他群众进行宣传发动。张立贵这一行动得到了上级组织的肯定和赞许。11月，张立贵带领寿宁党员陈庆重再次到白柘洋村，与胡正理、吴先振等村民商量成立村苏维埃政府相关事宜。他们召集全村各户代表开会，会上，动员全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当众推选胡正理等7人组成村苏维埃政府，并进行了分工。胡正理任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吴先振为军事委员（兼肃反队长，一说先锋队长），吴先锦为交通委员，吴志（史书中“志”误为“先”，经查家谱纠正）端为粮食委员，吴志瑞为情报委员，吴先蕃为经济委员，吴先春为生产委员，简称“七部委”①参见庆元县档案局（史志办）编：中国共产党庆元历史第一卷（1933—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1版，第21页；并参照白柘洋村吴发让记录的《吴志庆、吴思炎、吴存旺、吴存裕四人访谈录》，1989年10月2日。，直属寿宁县苏维埃领导。“苏维埃是直接之民众政权，苏维埃的组织必须经过群众大会或者代表会议选举，绝对禁止由党部指派式之组织。”[8]显然，白柘洋村苏维埃政府是由各户派代表推选出来的，不是党组织指派的。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庆元播下了第一颗革命种子”[9]，开创了浙西南地区人民建立红色政权开展革命斗争的新纪元。1934年12月，张立贵、陈庆重到白柘洋村召集党员会议，决定建立中共白柘洋村支部，胡正理任书记，隶属中共福（安）寿（宁）县委领导。这就是庆元县境内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在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白柘洋“村里先后成立了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儿童团、贫农团、民兵队等组织，配合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还到景宁上漈坑、家地、坪坑、春岱一带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斗争”[10]。他们为闽东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提供安全的隐蔽活动地、物资供给地，在为红军游击队救治疗伤工作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在这过程中，白柘洋村苏维埃政府往来交通、搭寮住宿、安排米菜、医治护理、看护安保等事务的成员分工十分具体明确，这里成为“闽东党组织和红军的重要据点”。白柘洋村苏维埃政府不但是经过推选产生，而且进行了细致分工，建立了各种群众组织，开展了各种革命斗争，发挥了红色政权应有的作用。可以说，白柘洋村苏维埃政府是浙西南组织健全、活动频繁、作用明显、影响深远的第一个真正的苏维埃政府。

2.红色政权在浙西南大地如花绽放

1935年8月，在建立中共寿（宁）景（宁）庆（元）县委及区乡党组织的同时，建立了寿（宁）景（宁）庆（元）县苏维埃政府，辖包括庆元官塘、白柘洋等2个区在内的6个区苏维埃政府，白柘洋区委书记兼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张立贵，官塘区委书记是陈庆重，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吴先松，官塘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吴先模。“是年10月，官唐、上北（寿宁）、左溪、张村等寿景庆边区30多个乡村相继成立了乡、村苏维埃政权，各乡村游击队、赤卫队、贫农团等革命组织亦随之建立发展起来。”[7]1701936年11月，范式人率闽东红军二纵队到官塘村，与叶潘率领的中共寿景庆县委游击队会合，商议决定将庆元东部重新划分为官塘、竹坪、南阳、荷地4个区，并分兵庆景边各地，召集赤贫农民开会，宣传党的主张、发动群众参战，并向土豪富户筹款，进一步扩大了游击根据地。

1935年3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及其政委会进入浙西南，在斋郎击退了浙闽两省的保安团和地主武装大刀会的进攻，并于5月进抵松（阳）遂（昌）龙（泉）边区，受到“青帮”群众的欢迎。6月上旬，小吉政委会后，开展“八一”大示威行动，主动出击，粉碎了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发动的“进剿”，有力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浙西南特委建立了中共龙（泉）浦（城）县委及其下辖的小北区委、大北区委，在松阳县建立了竹溪、玉岩区委，在遂昌建立了王村口区委，在遂（昌）汤（溪）边建立了遂汤区委，各区委下面建立了五六十个支部，拥有党员500余人。挺进师政委会在建立地方党组织的同时，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工农自己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政权作为革命战争的目标。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基本职责是，在中共浙西南特委和所在地党组织领导下，按照管辖范围，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协助挺进师和地方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各级苏维埃政府一般设主席、土地委员、军事委员、财政委员、交通委员等，所有成员一般由各地群众选举产生，还专门设计了红旗上绣有镰刀和斧头的旗帜代表苏维埃政府。1935年7月，挺进师地方工作团在松阳高背村主持召开2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布成立竹溪区苏维埃政府，下设财政、分田、妇女等工作机构，驻地在燕田村吴氏宗祠，下辖黄南、五部两个乡苏维埃政府，这是挺进师政委会在浙西南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3]138。接着，松阳的葛程乡苏维埃政府、玉岩区苏维埃政府及其下辖的5个乡54个村苏维埃政府成立。8月，遂昌县的后塘乡、王村口等10个乡村苏维埃政府成立，龙泉的住溪乡及其35个村苏维埃政府成立，还有更多的分田委员会同时成立，各级红色政权及分田委员会多达数百个。苏维埃政府的纷纷成立，标志着浙西南地区的国民党政权已经开始土崩瓦解，人民群众掌握了革命政权，开创了浙西南翻天覆地、前无古人的伟业。

1935年8月，随着浙西南各地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地方革命武装组织迅速发展，出现了父子一同参军和父送子、妻送郎参军的感人场面。挺进师从500多人发展到1 000余人，游击队扩编为150余支。各地在建立地方党、政、军组织的同时，纷纷建立工会、农会、共青团、妇女、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以动员组织更多群众投身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各种革命群众组织普遍建立……在党的浙西南统一领导下，各项工作不断深入开展。”[11]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就是从根本上为贫苦农民谋利益，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心任务就是进行土地革命。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在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其主要形式是查田、插标、分青苗，基本做法是按照中央苏区土地革命模式，政策清楚，任务明确，方法得当。有的农民还领到当地苏维埃政府颁发的红色土地证[3]143。这些措施和行动既标志着浙西南红色政权走向兴盛，也标志着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

三、余论

1935年10月底，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遭到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大“清剿”，中心区域丧失，各级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党组织、游击队、革命群众组织一样几乎被破坏殆尽。1937年后，国民党军对闽浙皖赣四省边区红军进行第二次大“清剿”，在庆景边区就有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第五十六师和浙闽两省保安部队等大兵压境。4月，在敌人重兵“清剿”下，官塘、白柘洋一带多次遭到偷袭，白柘洋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胡正理等许多革命干部流血牺牲，地方党组织和坚持达3年多的红色政权遭到破坏。

但是，庆景边“曾经有党的组织，有革命武装，发动了群众，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牲畜等运动，主要是建立了工农政权并进行了武装斗争，坚持半年以上时间”①参见浙江省民政厅：《关于划定革命老根据地问题的复函》（浙民函字〔84〕61号），1984年7月11日。。可以说，这一区域是浙西南最早的一片革命根据地，是闽东苏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这里也成为红军挺进师的重要活动区域。浙西南劳苦大众在共产党领导下翻身做了主人，红色政权观念已经日益深入人心。浙西南各地各级苏维埃政府是地方党组织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之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腹心地带建立红色政权的勇敢尝试，这一壮举是浙西南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大事，更是中国革命必须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之路在浙西南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