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以龙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北京100190)

很高兴参加王仁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和大家共同缅怀王仁先生。

我讲两点。

第一点是根据我个人的研究经历。1960年我还在大学里念书，要学的课程是材料动态力学性质，那个时候，唯一可以找到的一本参考书就是王仁先生组织北大的几位老师翻译的，考尔斯基刚刚出版的《固体中的应力波》，而且这本书也是国际上这个专业当时新出的为数不多的书，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靠这本书进入到固体动力学这样一个全新领域的，可见王仁先生的眼光和前瞻性有多高。

最初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王仁先生的认识都很不足。记得1980年我在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有一次英国皇家学会会员Bill Johnson在一个公开场合评论国际上塑性动力学的进展，他特别提到了王仁先生，说Alexander Wang在塑性动力学的工作是开创性的，他说这话时还特地瞟了我一眼，我当时却没有反应；接着，他就又恨恨地瞪了我一眼。这时候，我才意识到，Bill是在说王仁先生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在国际上真正享有盛名，且很有影响力。

再后来，听说王仁先生去做地球动力学，我当时并没太在意，之后才慢慢意识到，这是王仁先生在开拓一个新的方向。而我自己最近一、二十年也转到地震方面的研究。所以我就在想，我从1960年开始接触力学，到现在已经60年了，期间如果有一段研究生涯和某个人是相近的，不足为奇。而王仁先生从塑性动力学转到地球动力学，我从爆炸力学转到现在做地震相关的研究，这60年中，我们两个人不在一个单位，而且年龄差了近20岁，竟然两度重合，我总觉得是王仁先生一直在什么地方指引着我，我感到这很神奇。

第二点，我讲一讲力学界。1990年起，我和王仁先生在中国力学学会共事，他那时担任中国力学学会的理事长，然后找我做秘书长。说实在的，我脑子里那会儿是空白的，不知道该干什么事，反正王仁先生说干什么事我就跟着干。但干了几年下来，我发现王仁先生对力学界的工作，就像他的科学研究一样，是高瞻远瞩的。

当时，我们因为中国申办1992世界力学家大会未果，有些泄气。但是，王仁先生对力学界的发展是从根上来思考和布局的，那几年跟王仁先生共事，我深有体会，他对中国力学界的科学研究、教学、国际合作都是从根上来考虑和培养的。所以在他的指引下，学会那几年成立了和产业结合的工作委员会，另外还有一个同国际合作的委员会。例如，开始时，我对IUTAM Symposium等这些都没概念，于是王仁先生带着我们走，我跟他去湖南，一件一件具体落实，举办了流变学的IUTAM Symposium，等等。这使得一批中青年能基于国家需求开展研究，走上世界学术舞台，与世界上的一线、一流学者直接交流、交锋。王仁先生还把一批中青年的同志推举到国际和创新的前沿，使他们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些同志也没有辜负王仁先生的期望，都在各自的领域有了很好的成果，并在中国办成了世界力学家大会。

从我个人的研究经历和中国力学界这两点来缅怀王仁先生，令我最有感触的是他的高瞻远瞩。不管是具体的科研布局，还是中国力学界的整体、长远发展，他都站得很高、看得很远。开始有时候我都不理解，但是就像我说的，后来发现科研上我被他引着走，力学界的发展也在跟着他的规划走。

王仁先生对自己的科研布局和中国力学界发展的高瞻远瞩，很值得在座的年轻人学习，特别是咱们国家要建设成世界一流科技强国，更需要从0到1的科研工作，就像王仁先生当年开拓塑性动力学和后来的地球动力学那样。年轻一代要大大发扬王仁先生的精神，做出更多从0到1的创新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