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展

气候是影响中国北方游牧族群南侵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几乎已是共识。通常认为气候的影响体现在生态恶化导致游牧族群南迁进行资源争夺，或是生态条件的优越促使其四面扩张。不过，气候有年际和季节性的干湿、冷暖交替，但游牧族群南侵却是任何季节都会发生，且几乎贯穿于整个历史时期。显然，气候对游牧族群南侵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本文在整理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梳理早期历史上中国北方游牧族群南侵史事，对此问题做一反思。文中对游牧族群的界定主要参照哈扎诺夫（Anatoly M.Khazanov）的观点。哈氏指出，欧亚草原匈奴等族群的经济生业属于半游牧的畜牧业（semi-nomadic pastoralism），符合游牧概念[1]。因此，本文的思考范围主要限于中国北方以蒙古高原为核心的草原游牧族群（以下简称北族）。至于东北、西北方诸族群，如鲜卑、羌等，由于农业在其经济结构中占有较高地位，不纳入考量范围。

一、气候与北族南侵关系研究回顾

在研究气候与北族南侵关系时，不可避免地要与自然科学成果相联系。不同古气候数据间有些差异，这是史学研究无力解决的。不过，气候作用于北族南侵的机制本身是一个人地关系的问题。对此，多数学者在近百年的讨论中获得了较为统一的见解。近年来，少量研究则提供了一些不同思路。以下择要梳理该问题的研究历程：

20世纪初，克鲁泡特金（Prince Kropotkin）即认为迅速干旱迫使今内陆亚洲民众迁移[2]。不久后，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3]也根据西亚与加州气候变化曲线提出气候脉动（climatic pulsation）理论，并将游牧族群入侵视作干旱导致的资源竞争。在此基础上，Curry[4]、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5]等提出游牧族群移动与干旱气候周期性对应的观点。随后，西冈秀雄从季节性移牧出发强调气温的影响，进而根据日本和中国台湾的树轮资料指出：严寒和寡雨往往叠加，导致家畜冻饿，促使游牧族群移动[6]。可见气候脉动观点从干旱驱动向干冷驱动推进，不过北族南侵从根本上被视为资源危机导致的迁移。

此后，“干冷驱动南迁”的观点在历史学①如[美]布雷特·辛斯基著，蓝勇等译.气候变迁和中国历史[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2):50-65；N.Brown.History and Climate Change：A Eurocentric Perspective[M].London:Routledge,2001∶70-73.、人类学②如李吉和.古代自然生态环境与游牧民族的迁徙[C]//孙振玉主编.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人类学高级论坛2004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401-412；管彦波.民族大迁徙的地理环境因素研究：以中国古代民族迁徙为考察的重点[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122-125.等领域不断被作为定论来使用。同时，一些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继续讨论气候与北族南侵的关系，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作对前人观点的验证。其中，定性领域的学者主要通过排列史料、比较族群边界等途径加以论说③如张利.气候变迁与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南下[J].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4)∶81-85；王会昌.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J].地理科学，1996(3)∶274-279.；定量研究的学者则热衷于通过统计分析来计算气候与北族南侵的相关性，其所得结论也无外乎干冷、降温、干旱与迁移相关①分别如J.Fang&G.Liu.Relationship between Climatic Change and the Nomadic Southward Migrations in Eastern Asia during Historical Times[J].Climatic Change,1992(2):151-168；刘璐等.中国西汉至清代北方农牧民族战争及其与温度变化的关联[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2016(4)∶450-45；Q.Pei&D.D.Zhang,Long-term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nomadic migration in historical China[J].Ecology and Society,2014(2):68.。大体来说，从整体历史看气候与北族南侵关系的学者多得到如下影响机制：

A.干冷气候—生态恶化—资源危机—南侵（迁移）

与此同时，深入历史情境的个案分析渐受重视，以下两例中可见不同的影响机制：其一，许倬云考察了汉末至南北朝时期历次北族南侵的不同表现，并区分了短期气象灾害和长期气候背景两条不同脉络。不过，他最终将南侵视作干冷气候下生态恶化所致的迁移行为，这与前人的认识是一致的[7]。许氏对灾害的关注被后世沿袭[8]。由此，许氏补充了与灾害相关的另一机制：

B.旱寒灾害—生态恶化—资源危机—南侵（迁移）

其二，佩德森（Neil Pederson）等利用蒙古国中部松树年轮重建了当地近1000余年降水记录，认为1211—1225年持续的温暖湿润为帝国扩张提供了良好生态基础，并指出此前诸多研究关注气候恶化（deteriorating climate）的影响，而较少考察改善的环境（ameliorating environment）与帝国崛起的联系[9]。由于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等历史学者的参与，该团队得以更好地实现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兼容。此前，吴文祥等根据中国、中亚和蒙古高原等地气候重建资料也指出该时期蒙古族群主要生活区域较为暖湿，为扩张提供了良好物质基础，这亦可参考。但他们进而认为这是向西（而非向南）扩张的原因，这似乎有些牵强[10]。可见，气候对族群移动也可能存在积极影响。其机制如下：

C.暖湿气候—生态良好—资源丰富—南侵（扩张）

以上，前人认为气候影响北族南侵的途径包括气候背景和气象灾害，前者较缓慢（机制A、C），后者则较迅速（机制B）。不过，相关研究的思路是否存在不足？我们又该如何把握气候资料的意义与价值？针对气候与北族南侵的关系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二、气候与北族南侵关系研究反思

根据上文，气候影响北族南侵的途径有气候背景和气象灾害两类。然而，上述研究过程以及所用资料的科学性，是值得反思、探讨的。以下笔者提出3个问题，并据以阐述个人的一些见解，以求教于方家。

其一，多数学者皆将古气候资料生硬地套用于历史事件中。20世纪中期时，穆尔扎也夫（Э.M.Mузаев）曾指出:将自然界衰落过程作为历史事实的直接原因是错误的，并强调了生态变化的缓慢性与北族南侵急剧性的差异[11]。此后，李克让[12]、韩茂莉[13]等学者也都提到过气候因素在历史研究中的局限性。值得一提的是，亨廷顿在早年间曾指出某些迁移并不是因为气候变化，而是因为人口压力等[14]。不过，他最终将周期性干旱作为最重要的原因[15]。汤因比的研究则使亨廷顿的理论“变得更机械化”[16]。二人的观点因具有气候决定论（climate determinism）色彩而曾受到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7]、斯帕特（Oskar H.K.Spate）[18]等的批判。而近期出现的大量将气候数据与南侵时间、次数、边界等因素简单对应的研究则表现得更为生硬和机械化[19]。

其二，虽然研究范围针对蒙古高原，但学者所用气候数据却多与当地无涉，而是多以中国等地资料作为参照。对此，詹金斯（Gareth Jenkins）早已提示内亚地区在湿度上与常见大陆天气系统并不相关，这是亨氏理论最大的缺点[20]。近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和使用蒙古高原自身的气候重建数据，如前引佩氏等对蒙古帝国崛起的个案研究。实际上，蒙古高原的气候变化机制与中国等地不同。汪卫国等曾指出，蒙古全新世气候变化存在两种不同模式：杭爱山以南 “水汽来源可能与夏季风有关”，表现为“冷干—暖湿”的模式；杭爱山以北地区“降水主要发生在夏季，但其降水多与西风和局地的对流云系有关”，表现为“温度升高时，地表蒸发加大，气候变干；反之气候相对湿润”的“冷湿—暖干”模式[21]。近来王维等的集成研究则将蒙古国南戈壁地区作为分界线[22]。这大致可作为漠南、漠北气候变化模式的参考。因此，机制A中干冷的气候背景并不成立，佩氏文中的暖湿气候应是短暂的气候特征。

不过，湿润气候与北族南侵或许确有联系：与多数学者不同，波科凡科（N.A.Bokovenko）将叶尼塞河流域中部库图日科夫（Kutuzhekove）湖的气候重建数据与历史时期北亚游牧文化比较，发现与游牧族群迁移相对应的应是湿润时期[23]。此论十分重要。不过，林幹曾指出“鄂尔浑河上游地区（乌兰巴托西北）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历来建庭之所在”[24]；德罗姆普（Michael R.Drompp）也曾提出“鄂尔浑传统”的概念，指出“亚洲东部的几个主要政治实体拥有同一个地域中心——鄂尔浑河谷”[25]。因此，为使地理位置更为精确，我们以鄂尔浑河上游优贵（Ugii）湖的古气候资料作为气候背景。根据王维的研究，该湖在3170—1600 cal.yr BP（公元前 1220—350年）气候凉湿；1600 cal.yr BP（公元350年）以来气候波动较大，其中 1390—1020 cal.yr BP （公元 560—930年），870—680 cal.yr BP（1080—1270 年）和 380—87 cal.yr BP（1570—1863年）气候凉湿[26]111。可见，如匈奴、突厥、蒙古等给中原王朝造成强大军事压力的北族政权多兴盛于气候冷湿期。这大致与波氏研究相符。不过在草场载畜量增大的时期，他所说的迁移能否反映北族南侵目的？这是下一点要讨论的。

其三，除佩氏等的研究外，北族南侵多被视为摆脱资源危机而进行的迁移（机制A、B）。不过根据匈奴“穷则稽首，安则侵盗”[27]695，突厥“强则进兵抄略，弱则窜伏山林”[28]等记载，在资源危机导致族群羸弱时北族一般不会选择南侵 （其中后者为突厥人暾欲谷所说，更具参考价值）。内田吟风曾指出，匈奴因自然灾害导致食粮不足进而侵寇的事例“一个也不存在”，饥饿反而“成为诸部投降中国的原因”[29]。此论大体无误，唯建武二十二年“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一句，结合匈奴在此前两年（44年、45年）两度冬季南侵来看[27]2940,2942，大有铤而走险之感。这仅是个例，且显然不以迁移为主要目的。因此，机制B中迁移这一目的至少在匈奴历史上无法成立。气象灾害所推动的北族南侵有什么样的目的，值得在具体考察每一事件后做出判断。此外，北族需依靠漠北的环境来进行必要的生业，一般不会轻易变更族群中心。以处于优贵湖暖干期的柔然为例。崔浩曾说：“夫蠕蠕者……漠北高凉，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则北迁”[30]816，柔然因而有“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30]2289的生计方式。因此，当考察气候背景对南侵影响时，应更关注“暖干—冷湿”模式下如机制C的扩张等目的①汤因比曾将游牧族群南侵看作迁移或爆发 （eruption）,可参A.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Ⅲ [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5:396.不过随着干旱、干冷气候与南侵在时间上被对应，学者逐渐将南侵等同于迁移。。

或因过于重视草场资源、土地面积等自然因素，学者在分析气候与北族南侵关系时，总是将南侵目的与族群生存空间相联系。那么在迁移、扩张之外，北族南侵是否还有其他目的？当然是有的，例如王明珂认为南下劫掠是游牧族群的“辅助性生业”之一[31]134。萧启庆认为北族南侵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共同推动的：1.天性嗜利；2.气候变迁；3.人口膨胀；4.贸易受阻；5.作为游牧生产方式的掠夺；6.维系团结；7.分庭抗礼观念[16]。诚然，气候对北族南侵确实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不可过高估计。概言之，良好的气候使资源丰富、族群壮大，进而促使北族追求南侵的各种目的；反之，则限制其目的的实现。但是当气候的限制作用达到某种极端状态时，或将迫使北族进行一种不合常理、铤而走险式的南侵。

三、早期北族南侵与气候关系的蠡测

如萧启庆所说，南侵行为是诸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不过，不同时空背景下南侵的主导原因存在差异，例如：匈奴在西汉初年数度“背约南侵”，这主要是政治、经济因素推动的结果[32]；前揭匈奴在建武年间两度冬季南侵，则显然肇因于自然灾害。因此，我们需具体考察单个北族南侵事件中气候所起作用。拉铁摩尔强调应区别天然环境及加到这种环境上的社会作用，并更重视后者[33]。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则认为“内陆亚洲游牧国家以‘帝国联盟’的方式组织起来”[34]6，“这种结构的稳定通过从草原之外榨取资源以支撑国家的方式而得以维持”[34]11。可见作为社会作用，游牧政权对农耕王朝的依靠关系随着社会组织形态的发展而深化。反观萧氏总结，第4～7个因素需基于与农耕王朝的接触，而第1～3点的动力则直接源于族群内部，且人口膨胀“可视为气候变迁的一个变形”[15]。同时，“嗜利”作为“天性”相对恒定。如此，不妨回溯“帝国联盟”成立之前的情况，以尽可能弱化农耕王朝对游牧政权的政治、经济影响，从而提高气候在南侵影响因素中的占比。这实际上是考察诸“胡”最初南侵的气候背景[35]。

传世文献中，“胡”最早见于春秋中期“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36]2883后，“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36]2883。其中，晋文公攘戎翟当为 “作三行以御狄”和 “作五军以御狄”，在鲁僖公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 （公元前632—公元前629年）[37]3966,3976；由余伐戎王在秦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23年）[36]194。《史记索隐》有“林胡，楼烦，东胡，是三胡也”[36]1810，《风俗通义》也有“楼烦胡”的说法[38]。顾炎武曾指出“盖必时人因此名戎为胡”[39]，可见这“林胡、楼烦之戎”的“戎”字或反映了族称的过渡状态。从考古材料看，一些年代在春秋中期至战国前期，具有重视畜牧业、重视武器、骑马术发达等特征的墓葬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被发掘[40]，其中出现“与现代蒙古人种北亚类型颅骨形态特征相似的一类群体”[41]73。可见一些北族至迟在春秋中期已南下并与中原产生联系。

那么，最初北族南下是基于何种气候背景？相关讨论不多，仅林沄推测其与“距今4000年前后开始的普遍气候干冷化”相关，故“蒙古高原上的居民应该也有南下追逐适于放牧的水草之地的趋向”[40]。根据上文分析，这一结论恐怕要重新讨论。

张全超根据体质人类学研究指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居民大部分与蒙古中央石板墓居民较为相似，而如新店子、阳畔墓地人群则与外贝加尔石板墓居民较亲近[41]85-87。从当地古气候研究来看，王维指出，优贵湖地区于3170—2340 cal.yr BP（公元前1220—公元前390年）时在远山森林草原发育扩张，半荒漠草原退缩，气候总体凉湿，末期湿度条件达最佳[26]93-104,112-113；施旺哈特（Wolfgang Schwanghart）等则将这暖干向冷湿的转折点确定在2.8ka（公元前9世纪）[42]；同期贝加尔（Baikal）湖也体现出湿润化趋势[43]。可见，其间正值“改善的环境”，对族群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同时，策比克塔洛夫（Alexsandr Tcibiktarov）将石板墓文化分为楚鲁塔 （公元前13—公元前8世纪）和阿查伊（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阶段，后一阶段文化特征发生较大变化，例如，衣物更加华丽，劳动工具急剧减少，陶器也大为减少，随葬武器较为常见，且在末期出现为数不多的铁器等[44]。阿查伊阶段之始大致对应北族首见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时间。可见，石板墓文化进入阿查伊阶段以及北族最初南下之时处于气候冷湿时期，抑或是暖干向冷湿的转折期。不过，学界对石板墓文化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在断代问题上也还有不同意见[45]。假如以上对石板墓文化的分期无误，那么最初北族南下应在漠北冷湿期气候背景下。战国初年“赵襄子逾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36]2885，“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诸胡”[36]1809，是直接与诸胡接触，这发生在赵襄子元年（公元前475年）左右。[36]1794根据 《史记·赵世家》[36]1809《战国策·赵策》[46]679等史料，赵武灵王论“变服骑射”的理由之一即在“备燕、三胡、秦、韩之边”，可见双方存在冲突。不过此时北族南侵规模应当不大，因为诸胡处在“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36]2883的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匈奴列传》载：“秦昭王时……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36]2885-2886据此，战国末期，秦、赵、燕3国在短时间内先后通过修筑长城来防御胡人。其中，《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昭王已立三十六年”时，昭王谓范雎曰：“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36]2406，知“伐残义渠”在秦昭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1年）稍前，修长城在其后不久；《史记·赵世家》载，赵武灵王二十年（公元前307年），“西略胡地，至榆中。 林胡王献马”[36]1811，修长城当在此时至赵武灵王退位之间 （公元前307—公元前299年）。李春梅考证秦开破东胡当在“战国燕昭王全盛之时”（公元前284年左右），修长城当在其后不久[47]。此时，相距北族首现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已有三百余年①杨建华指出：“在这之前，他们征伐其北邻时没有使用过这种筑墙的办法，是什么使得他们改变了战争的对策？一定是胡的作战方式与以往北方诸族有所不同。”见杨建华.中国北方东周时期两种文化遗存辨析——兼论戎狄与胡的关系[J].考古学报，2009(2):174.其未注意胡人南下与修长城的时间差。。中原诸国也并非刚学会修建长城，例如《左传》载，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知齐长城修建由来已久[37]4265。因此，战国末期各国纷纷修筑长城说明北族威胁较此前增强。《战国策·齐策》载，苏秦对齐闵王说：“昔者，齐、燕战于桓之曲，燕不胜，十万之众尽。胡人袭燕楼烦数县，取其牛马。”[46]421《说苑·君道》则有：“燕昭王问于郭隗曰：‘寡人地狭人寡，齐人取蓟八城，匈奴驱驰楼烦之下。 ’”[48]对此，徐中舒考证“齐、燕战于桓之曲”，即“齐、燕权之战”，且其发生于公元前295年[49]；李春梅则认为“胡”自此同于匈奴[50]。可见修长城主要为抵御形成中的匈奴联盟。

文献所见早期匈奴活动地域以阴山及其以北为主[51]。但匈奴与漠北应当仍有联系，史载“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36]2887，可见匈奴是主动北迁而非被迫，这与西汉时期汉匈漠北之战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36]2911不同；同时，马利清也推测“头曼单于北徙十年积聚力量后又南下，由此也可推测出漠北很可能早就存在一个巩固的大后方，那里生活着留居漠北的原匈奴后裔”[52]226。匈奴联盟的兴起被认为是资源竞争下北方游牧部落的生存策略[31]148。而根据前述优贵湖古气候资料，持续冷湿气候下漠北草原的发育为这一过程提供了生态保障。在这样的条件下，冒顿通过“大破灭东胡王……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黎之国”[36]2889-2891，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扩张。而在“白登之围”以及汉匈结和亲约后，作为边疆政策的“外部边界战略”形成，南侵的政治性目的才显著增强[34]63。

综上，早期北族南侵当受益于漠北地区长久的冷湿气候以及随之而来的游牧经济发展。可见，气候在冷湿时期对北族南侵具有促进作用。不过，由于蒙古高原不同地区气候状况存在差异，且蒙古国古气候研究和重建还不系统，距更整体、精确的研究尚有距离。

林沄 “距今4000年前后开始的普遍气候干冷化”的观点应是参考哈扎诺夫对欧亚草原游牧化原因的考察。哈氏认为，公元前二千纪开始且在公元前一千纪达到顶点的干旱开启了游牧化进程[53]94。哈氏之说曾产生广泛的影响。除林沄以其解释北族南下之外，乔晓勤[54]、韩茂莉[55]、王明珂[31]78-96等学者也将中国北方游牧化归因于这一气候干冷化所引发的生态变迁。针对王氏的研究，钟焓指出，其忽略人种差异而将游牧化视作同一人群抉择的结果，认为应从新人种的迁入来寻找游牧化产生的原因[56]。毫无疑问这是值得关注的因素，但钟氏并未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深入，而是据一些欧亚草原古气候研究指出，公元前一千纪以后气候应从干热型向冷湿型变迁，并最终得出“湿冷化的气候条件才是促使游牧经济出现的真正契机”[57]。可见，其最终还是回到了王氏以生态变迁来解释游牧化的思考路径。并且钟氏的研究仍未摆脱所用气候数据与当地无关、不具备可比性的误区。钟氏所引皆为东亚季风区以外欧亚草原气候材料，这对中国北方不具有参考意义。他所说的湿冷气候，实际上正是如上文所述的北族南下的气候背景。而与此同时，朱开沟遗址孢粉分析结果显示第五段的植被多耐干、寒，“可以看出这时气候逐渐向冷干发展，已接近于典型的草原景观”，反映出畜牧经济逐渐从农耕经济中分离[58]。朱开沟遗址第五段的干冷化或为小范围气候变动，而蒙古高原南部整体干冷化始于公元前一千纪初[59]。所以，当漠北草原经历湿冷化的气候变迁之时，漠南则处于干冷化过程，为游牧经济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我们必须注意到漠南漠北在同一时期气候模式和变化趋势存在差异。

关于游牧的起源，有学者将其分为原生型与次生型：前者因气候干旱等环境危机而被迫转入专化游牧业，如南西伯利亚的安德罗诺沃人群；后者则是被外来人群带来的游牧经济所影响，如斯基泰、石板墓文化等[60]。中国北方游牧化应属于后者。原生和次生分别即起源和传播、扩张的过程。根据波氏的归纳，存在于公元前两千纪至公元前一千纪初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确处干旱气候背景[23]。另外，根据一些学者所列蒙古高原中、西部湖泊总体降水序列，公元前11世纪该地区气候迅速湿润化，这整体的湿润期持续到公元前6世纪左右[61]。石板墓文化在阿查伊阶段劳动工具、陶器减少，大致可对应游牧经济的发展[62]。 同时，吉尔（B.vanGeel）等人认为，公元前850年气候向冷湿的转变使南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半沙漠变为草原，草场载畜量提高，促进斯基泰人的扩张和迁移[63]。可见，包括肇因于北族南下的中国北方游牧化在内，扩张性质的次生型游牧化都受益于湿润的气候背景。

四、余论

春秋战国时期，北族南侵基本建立在气候湿冷、生态良性发展的基础上；秦汉以后，随着匈奴联盟的壮大，南侵才出现明确的政治目标。而限制北族南侵的气候因素可分为气候背景和气象灾害二类。两者皆通过改变资源水平影响经济生业，进而对南侵行为产生限制。其中，气候背景主要通过气温和降水对游牧经济发生作用：降水主要影响植被形态以及牧场载畜量；而气温则会影响牧草生长期[64]。至于气象灾害，则会造成显著资源短缺。

值得注意的是，气候在一年内也有季节性变迁，且对游牧生业影响显著。历史时期游牧族群依“逐水草而居”的准则来适应草原生态，并进而划定不同季节牧场，牧人因寒暑变化而转场[65]。目前所见匈奴墓葬多在冬牧场附近，符合季节性迁移的特征[52]229。此外，柔然还有“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30]2289的生计方式。因此，依照气候影响下的游牧生业来看，一年内只有特定的时间适合北族南侵，例如：王明珂指出，匈奴冬季多定居于冬场以避风寒，阴历五月进入夏季牧场，直到九月从秋季牧场往冬场转移。因此，秋季是青壮劳动力出外劫掠或参加战争的最佳时机，而晚冬、初春最为艰苦[31]121-127。同时，因气候年际变化、族群中心位置变迁等改变的气候背景也会通过改变牧草生长期来影响南侵时间。

当我们将一年之内的气候变迁也纳入考虑的范围后，会发现气候对北族南侵的影响是复杂的。在此前学者所持“干冷促使南迁”的语境中，干旱对应草场载畜量降低，寒冷对应牧草生长期以及适宜南侵时间的缩短，气候因素呈现双重限制。但以本文强调的“冷湿—暖干”模式来考察，情况显然不同。以冷湿气候为例，虽然湿润能促使草场扩张，但寒冷导致冬季变长，进而使适宜南侵时间缩短。贾衣肯指出漠南地区“为北方游牧部族冬南夏北的游牧生产活动提供了春冬牧场”[66]。那么对于游牧族群来说，冷湿气候虽能推动游牧生业的兴盛，但限制了北族适宜南侵的时间，同时也加强了其对南方冬季牧场的依赖。可见，湿冷气候是把“双刃剑”，对北族南侵兼具推动和限制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北族对南侵时间的选择不全基于气候，而是更直接地以内、外政治形势为依据①诸如社会政治组织、族群间关系等族群内、外部因素发生变化，同样会对南侵产生影响。此即萧启庆所归纳的第4～7个因素的原因。。因此，基于特定气候背景、政治军事条件以及具体事件下游牧族群对南侵季节的选择，能反映不同阶段气候对游牧族群南下的限制程度。这视角受启发于布罗代尔“三时段”理论，即将史料置于复合型的历史时间中来分层考察[67]。在此基础上，可考察更长时段气候背景下北族南侵季节乃至月份特征在不同政治军事条件、具体事件影响下的差异和联系，以揭示不同历史时期气候对游牧族群的限制作用。同样，对气象灾害影响下南侵时间的分析也能反映不同时期游牧族群应对灾害的韧性。这一视角，也不失为帮助理解北族南侵目的的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