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郑州位于河南省中部偏北，北临黄河，西依嵩山，处于东经 112°42'～114°14'，北纬 34°16'～34°58'，总面积7567平方千米，流经郑州市域的黄河河道长约162千米，最高点位于登封少室山，海拔为1512米，最低点位于中牟县韩寺乡，海拔为73米；属于温暖带和亚热带的过渡型大陆性季风气候，冷暖适中、四季分明、雨热同期，适宜人类生活生产；人口高度集中，农业非常发达，相对稳定的生产和生活促进了文化的兴盛繁荣，文化积淀深厚，历史连续性极强。从黄河文化的演进史来看，因政治、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差异，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并可以分为形成期、成熟期、鼎盛期和再生期4个时期。

一、形成期：黄河文化的缘起

郑州地区黄河文化的形成期，也是黄河流域早期人类的形成时期。从10万年前的人类居住遗迹，到几千年前“满天星斗”般的聚落遗址，郑州先民在黄河岸边生产生活，创造了丰富的黄河文化。郑州早期人类的发展由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阶段组成。从1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黄河岸边的荥阳织机洞原始人开始，到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为止，郑州先民就一直生活在黄河岸边，促进了黄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是郑州地区文化繁荣的见证，荥阳织机洞遗址出土石制品多达6000件，有石锥、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等，石制工具已经相当成熟。此外，还有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和鸟类化石，并且发现了用火遗迹17处，见证了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形态。距今5万—3万年的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老奶奶庙遗址，发现了以灰烬堆积为中心的活动面遗迹，表明人类已经开始定居，形成以基本营地为中心，各类临时活动地点呈放射状分布的遗址群，这说明华夏先民已经开始进入聚族而居的时期[1]。距今10000年左右的李家沟遗址，石器制造技术日益精细，出现了雕刻器、石镞、细石叶等，遗迹大量留存的动物骨骼碎片和红陶片，表明在此阶段人类文明开始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距今10000—8000年的新郑裴李岗遗址的发现，是黄河岸边先民进入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重要证据，这里出土的锯齿石镰、条形石铲、三足陶钵、筒形罐、陶纺轮等生产工具和陶塑猪头、羊头等原始艺术品等，不仅说明在这个时期郑州地区的先民生产工具的进步，而且也说明这个时期先民们的精神生活已开始丰富。

位于黄河南岸的大河村遗址、双槐树遗址，标志着这里开始由史前文明迈向新的时代。以彩陶艺术为例，在这个时期，大河村和双槐树等遗址出土的彩陶，器形多样且功能丰富，而且非常注重陶器的图案、外形的设计，表达了先民多样的生产生活情景，也展现出了早期人类的审美观念。先民们在观测天气的变化、月亮的盈亏、昼夜的变化中，感触自然种种迹象的规律，并把它们描绘在陶器上。早期的刻画符号、陶器技艺、农耕技术、天文认知等，都展现了形成期黄河文化的雏形，也为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和文化体系的构筑奠定了基础。

二、成熟期：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

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771年，是中国早期王朝夏、商、周时期，也是黄河文化的成熟稳定期。中国历史上夏和商两大王朝都在郑州建都，由此确立了郑州早期国家文明的中心地位。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文明古国，农业对水的依赖性较强，而水既可以给农业带来丰收，也会给人们带来灾难，治水成为人类生存乃至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尧舜时期，黄河中下游河水四处决溢泛滥，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为解决水患，传说出生于嵩山脚下的大禹，为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史记》说他“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制服了泛滥成灾的洪水，避免了洪水对部落生产生活的危害。大禹治水的过程加强了各个部落之间的协作，也加强了部落间的团结和认同，为国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2]。大禹也在治水过程中树立了威信，得到了各部落的认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今天的登封王城岗，即大禹的国都之一，是史书上记载的“禹都阳城”。大禹将自己的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由此开启了中国王位的“世袭制”传统，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夏王朝延续471年，形成了黄河流域国家文明的基本架构。夏王朝已经有了规模宏大的城邑、宫殿、手工业作坊、陶窑等，有了陶器、青铜器、玉器、漆器等成熟的手工业制品。

郑州也是商朝都城所在地，郑州商城遗址被学界认为是商汤建都之地即亳都，商汤在郑州建都，也从侧面证明了商部落在取代夏朝统治前，就一直活跃在郑州地区附近的黄河流域。公元前1046年，位于黄河中游的周部落取代商朝，西周从周武王灭商建国，到周幽王亡国，经历275年。周武王分封天下，在郑州分封了十几个诸侯国。其中郑国是周朝最大的诸侯国之一，是西周末年由周朝的京畿迁至新郑的，是春秋时期郑州地区最大的诸侯国。战国时期，韩国是战国七雄之一，郑州地区主要属于韩国管辖的地域，现今新郑地区的郑韩故城见证了郑国和韩国500多年的历史。

西周时期，黄河文化进入成熟期，分封制奠定了后来家国一体的中国古代政权基本结构的基础，这既表现在嫡长子继承制和父死子继的封建王朝的继承制度，更表现在西周的礼乐文化经过儒家思想的改造和完善，成为对后来历代王朝统治者进行礼乐教化的根据。同时，《诗经》《周易》《春秋》等中华文化元典的出现，也标志着以黄河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成熟。夏商周三代，黄河文化体系逐步建立，民族精神逐渐凝聚和加强，并不断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拼搏进取的精神品质不断凸显。在农业生产方面，夏商周三代，黄河流域的人们重视自然现象，不断总结农业耕种知识和探寻自然规律。由此，在夏商周时期，与农业生产相配合的天文历法得以发展。这些都为黄河流域农业发展提供了条件。西周初期的统治者总结了商朝灭亡的原因，提出了 “民为邦本”“敬天保民”等思想，这是后世中国历代王朝在社会矛盾加深时士大夫们民本思想的根源，也是他们为民请命的理论依据。民本思想对我国封建社会内部矛盾的调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也是黄河文化的重要内容。

三、鼎盛期：黄河文化的繁荣发展

从春秋战国到北宋时期，郑州地区的黄河文化进入了鼎盛时期。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林立、战争不断、礼崩乐坏，但也预示着社会大变革时代的到来。春秋时期，统治阶级上层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被打破，私学逐渐兴起，文化教育空前繁荣。大量受过“六艺”教育的“士”涌现出来，思想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主要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农家等学派，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著书立说，宣扬自己的思想主张，客观上使黄河流域的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的郑州地区，是法家思想家活跃的地方。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对法家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家申不害、韩非等都是郑州人。其中，战国末年韩国的韩非对当时法家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法家强调法治，要求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为后来建立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也为我国历代王朝治理国家提供了重要依据，后来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也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统治中“外儒内法”的统治基础，还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形成的超稳定政治统治结构的根本原因。

郑州地区在秦汉时期属于荥阳郡，这一时期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楚汉战争中著名的战役成皋之战和东汉末年的官渡之战。秦汉时期，郑州地区处于连通四方的交通要道，不仅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商业繁荣，成为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而且文化上的汇聚力和辐射力也明显增强。郑州北部古荥冶铁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当时经济的发达。古荥冶铁遗址是汉代第一冶铁工场，这里的冶铁炉是汉代最大的冶铁炉，出土的大量冶铁模具和铁器说明汉代冶铁技术处于当时世界领先水平。郑州汉代的碑刻遗迹数量庞大，新密打虎亭汉墓石刻、壁画，以及中岳庙的汉三阙石雕石刻，折射出当时雕刻绘画艺术的繁荣。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郑州地区经济文化繁荣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隋朝的巩义洛口仓是当时最大的粮仓，表明当时郑州地区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为郑州地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隋唐时期，郑州地区文化发达，人才辈出。唐三彩是唐代工艺品的代表，巩义黄冶唐三彩窑址，是唐三彩的重要生产地，这里生产的唐三彩种类繁多、艺术形式丰富，是唐三彩艺术的代表，反映了郑州地区绘画、雕刻及瓷器制作技术的发达。唐代郑州地区出现了不少名流名家，有被唐玄宗称为 “诗书画”三绝的荥阳人郑虔；有忧国忧民，“一饭未尝忘君”的诗圣杜甫；有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利用诗歌针砭时弊，诗歌语言通俗易懂，以至于老妪能解的白居易；等等。

北宋时期，郑州地区文化进一步走向繁荣。北宋王朝虽然军事力量较弱，但是统治者高度重视文化发展，科举取士的名额相对于唐代大大增加，大大鼓舞了读书人的仕进热情。宋代出现了活字印刷术，图书的刊印数量大大超过了唐代。在此基础上，北宋形成了文化上的开放、多元、包容局面，文化也丰富多彩，极具活力，出现了文化盛世景象。宋代文化思想集中体现在理学上，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洛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以苏洵、苏轼、苏辙等为代表的蜀学和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反映了宋代学术空前开放。其中，洛学的代表人物——程颢和程颐，曾在嵩阳书院传道授业，使嵩山一带成为宋代理学思想的重要阵地。科学技术发达是北宋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体现，北宋著名建筑学家、郑州新郑人李诫在建筑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不仅主持建立了开封府廨、太庙及钦慈太后佛寺等大规模建筑，而且编写了中国第一本详细论述建筑工程做法的著作《营造法式》，该书是北宋建筑方面的理论总结。

总体来说，从夏商周到北宋，郑州地区成熟的农耕文明、发达的商业经济、繁密的人口、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促使了文化的繁荣，也使位于黄河中下游的郑州作为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存在。繁荣的文化深刻印记在民族思想和价值世界中，构成了民族的基本性格、品质和思维方式。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生发出了浓厚的伦理秩序和道德风范，尤其是儒家知识分子积极入世，怀揣修身正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理念，秉持以天下为己任的志气，引领着文化的风向，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四、再生期：黄河文化的蜕变与复兴

从1127年南宋建立到1911年清王朝结束，黄河流域的文化核心地位发生了变化。在国家政治和经济中心南移的过程中，黄河流域文化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黄河流域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坚实的农业基础和文化的轴心地位，决定着其依然有着振兴的条件。而且黄河文化在不断与长江流域文化、游牧文化及其他文化碰撞和融合中更加成熟，促进了周边文化的发展，同时也给自身的转化与再生奠定了基础。黄河文化也在与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实现了自我的再生和重构。元明清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南北之间移动，汉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深度融合，使中华文化圈再一次拓展和扩大。

近代以来，由于铁路的兴起，郑州文化重新获得了发展机遇。随着京汉、汴洛铁路的修建，两大铁路干线在郑州交会，构筑了中国铁路史上第一个“黄金十字架”，郑州一跃成为当时全国铁路第一大枢纽，成为全国重要的农副产品集散地和中原地区百货集散地。1948年10月22日，郑州解放，揭开了黄河沿岸这座历史文化古城发展的新篇章。1952年，毛泽东同志视察郑州时指示，要把郑州车站建成远东最大、最完善的客运大站。1953年，郑州站改扩建工程动工，并先后分离出货运站、编组站和以运输旅客为主的客运站，逐渐成为中国铁路的心脏。地理位置优越、区位优势明显、交通发达的郑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获得了强劲的动力，纺织、商贸、加工业等加速发展，工业体系日益形成，郑州成为河南省乃至国家的经济和交通中心。郑州境内的黄河文化开始在现代文明的曙光中冉冉升起，在与现代工业文明的融合中焕发出新的生机。郑州城市建设、工业经济等的快速发展，为黄河文化的繁荣增添了新的动力，同时也改变着传统的农业观念、生活习惯、价值理念，塑造出了更具韧性的社会体系、组织机制和文化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再度走向繁荣和兴盛的郑州黄河文化，已经不再是早期农业文明的恢复，而是以黄河自然风貌、黄河的历史积淀为基础，以现代创意理念、现代科技、工业制造等新技艺为动力，构造出的新的文化综合体。新的文化既蕴含着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又兼具现代文化的形式，一个满足新时代发展需要的黄河文化体系正在形成。

坐落在黄河岸边的郑州，其灿烂文化如日月一样耀眼，遗迹如星辰般众多，三教荟萃于此，山河交相辉映，农耕文明、商业文明、城市文明、交通文明等一幅幅画卷在黄河岸边展开，是千年黄河文明的缩影，彰显着大河文明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