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蕾　何云峰

摘 要：人类现有的思想价值观念整体上呈现为延续西方工业思想体系的文化价值观念，在劳动价值观上则体现为劳动功利主义。劳动价值观上的功利主义强调劳动的物质性和经济性，将劳动当作获取财富、名利、地位的主要手段。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劳动将发生深刻变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然而，在当前的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视域下，人工智能的发展反而可能对人类的谋生劳动造成冲击，进而使人类的生存意义、主体性以及生存本身面临深层次挑战。换而言之，在工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已经无法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发展，急需变革。根据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劳动绝不是只有物质、经济、手段价值，劳动具有创造人、成就人的本体价值，人们理应在劳动中感到幸福。因而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应塑造劳动幸福价值观，并充分利用智能革命的发展契机，实现每个人的劳动幸福。

关键词：劳动功利主义;劳动幸福;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1）12-0003-09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人类对劳动的价值认知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与资本自身的广泛渗透有着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资本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资本带来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另一方面，资本带来普遍的相对贫困化、劳动的异化。同样，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念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激发出人的主体能动性，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也进一步加深了人的异化，使人片面发展。在西方工业思想价值观体系之下，劳动是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主要手段，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发展。人们通过付出劳动可以获得物质、地位、权利等，劳动是大多数人维持生存与获得发展的主要手段。与此同时，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也对人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随着信息科技、人工智能的发展，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诸多弊端不断显露，其把人工具化甚至物化，使劳动与对人的类本质确证越来越不能相向而行。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时代恰恰提供了使劳动更加符合人的内在需要的新契机。为了抓住这个契机，人们需要改变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确立劳动幸福价值观。

一、劳动价值观上的功利主义及其表现

功利主义作为一种伦理思潮，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学说。伊壁鸠鲁学派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符合人类的最大利益。第一位对功利主义理论作出系统论述的是边沁，他在前人关于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的基础上，确立起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基本框架。边沁在1789年出版了《道德与立法的原理导论》一书，他在书中指出，政治、立法与道德应该建立在功利原则基础之上。所谓“功利原则”是指对某个行为的评价主要基于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边沁认为，能够产生最大幸福的行为就是道德上正确的行为，趋乐避苦是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其他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因而功利原则也被称为最大幸福原理。最大幸福原理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也就是说，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实质是效用思想。换而言之，功利主义强调的是事物的有用性，并以效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价值尺度，追求现实利益的最大化。但正如张运霞[1]所指出的，虽然表面上看来，功利主义要求最大化实现人类整体的幸福，但在现实运用中，个人的切身利益常常优先于虚幻的公共利益，最终导致人们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此外，在边沁看来，幸福主要是物质性和生理意义上的，即获得物质所引发的生理感受——一种物质上的快乐，如此，从物质层面来衡量，幸福就是可以计算的。总而言之，功利主义主要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强调物质、生理上快乐的量的增多。

不可否认，功利主义在增加资本主义物质财富方面曾产生过积极影响，使人们从传统的道德禁欲主义中解放出来，鼓励人们追求物质享受，从而创造出丰富的物质世界。然而，随着人们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上，人们的精神世界却日益萎缩。人类在追求物质享受和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价值、意义世界不断失落，有些人甚至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不择手段。原本物质财富的增长是为了实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现在却在资本增殖逻辑和功利主义价值观的驱使下发生了倒置，即人类的存在是为了实现物质财富的增长，人从最终的目的沦为手段。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将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逐利的、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特殊性当成是普遍的人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对此展开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2]指出，“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进而，马克思批判道，边沁只是幼稚地把现代“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人”。也就是说，边沁把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特殊人性当成普遍永恒的“人的一般本性”，消解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差别。如此，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理表面上是追求大多数人的普遍利益，实际上却是为了实现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大化。功利主义仅仅看到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工具性价值，而忽略了人本身的目的价值，使人进一步沦为手段。应该说，这种功利主义价值观弥散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体系之中，从而使人们的各种观念普遍带有功利主義倾向，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人的劳动价值观。

人们关于劳动的观念与社会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不同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之下，人们具有不同的劳动价值观。在工业社会之前，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劳动主要是指体力劳动，其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卑贱”的活动。从劳动的词源来看，在大多数欧洲语言中，与“劳动”相关的词汇几乎都具有“痛苦”“不幸”“烦恼”等消极含义。基督教也把劳动看做是上帝对人的惩罚。这些都显示出在前工业社会时期，劳动地位低下，常常与痛苦、厌烦等消极的身心体验相联系。新教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劳动的态度，路德发展了早期基督教对尘世劳动的积极看法，提出了“天职”的观念，认为劳动是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上帝并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个人完成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3]。也就是说，个人的劳动是上帝赋予的天职，人们应该为了信仰而劳动。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工业社会，人们对于劳动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劳动的地位越来越高。洛克最先指出，劳动是一切财产之源;斯密同样断言，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此后劳动逐渐成为追逐物质财富的主要手段。由此也可以看出，人们对于劳动的认可主要是基于对其物质性、实用性价值的承认，再加之整个资本主义文化价值系统中的功利主义倾向，直接导致了人们在劳动价值观上的功利主义。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兴起的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人们将劳动当成获取物质利益的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2]认为，“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产生需要两个条件，大量物质资料集中在资本家手中以及市场上存在大量一无所有的自由工人。这样一来，资本家对工人就拥有了绝对的控制权和支配权，工人为了维持自身生存，不得不选择与资本家提供的生产资料相结合，不得不接受资本家的支配与控制，从而获得换取生活资料的货币。在工人看来，维持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取完全依赖于自身的劳动能力，劳动是得到物质生活资料的唯一手段。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本主义机械化大生产使人们的劳动异化程度达到顶点，使人们在劳动中感到痛苦和不幸，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机器与资本的合谋在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的同时，还进一步增加了工人的生存压力。机器的大量使用大大降低了工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与依赖，这使工人逐渐丧失斗争优势，不得不屈服于资本的统治。工人的劳动活动创造出的巨大物质财富被资本家占有，成为与工人对立的物质力量并压迫、支配着工人。也就是说，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但感觉不到本质力量的发挥，反而感到不自由甚至无力。如此，工人对劳动的憎恶也就可想而知了。总的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们的异化劳动处境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对劳动功利主义的看法，人们只能看到劳动外在的物质、经济价值，只能在大多数单调重复、片面抽象的劳动中饱受摧残，进而厌恶、逃避劳动。

诚然，我们需要承认劳动作为外在目的的手段价值，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如果片面地强调劳动的实用性，而看不到劳动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其他价值，那么这样的劳动价值观是有偏差的。也就是说，劳动价值观上的功利主义会导致人们对劳动的价值认识和价值判断产生偏差。“价值认识”一般是指人们对事物属性及状态满足自己需要的认识;“价值判断”则是人们在价值认识的基础上对事物价值的正负及大小等进行的判断。价值认识和价值判断对人们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是人们思维是否行动的前提。当前人们对劳动的价值认识主要偏重物质性和经济性，主要强调劳动的经济价值，认为劳动是获取财富、名利、地位的主要手段;在价值判断上则主要以经济价值的大小作为评价不同社会劳动的最高准则。人们对劳动价值的认识和判断上的偏差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劳动行为，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三种错误观念：

其一，将劳动分为三六九等，以利益获取的多少作为评价劳动的准则。有许多人会轻视那些辛苦的、不能带来很多利益的劳动，这里的利益不仅包括物质利益，还包括名利、地位、荣誉等。一方面，一些人轻视体力劳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脑力劳动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劳动，于是，很多人开始轻视体力劳动，认为脑力劳动者高人一等，体力劳动仿佛成为没有能力从事脑力劳动的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例如，外卖行业因服务性强、流动性大、准入门槛低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歧视和辱骂外卖员的事件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很多人盲目追求看起来“体面”的工作。例如，当年轻人求职时，公务员、教师、医生因社会地位较高、收入稳定、福利待遇好而成为“香饽饽”，而一些基础制造、建筑等传统行业却遇冷，鲜有年轻人愿意进入这些行业。正如夏剑[4]所指出的，由于不同的劳动方式确实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回报，这种现实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对劳动价值的差序认知，这种认知最终可能会导致劳动歧视或劳动偏见。然而，社会分工有不同，劳动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个诚实劳动的劳动者都应受到同等尊重，所有的创造性诚实劳动都应具有无差别的平等性。

其二，在能夠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情况下逃避劳动，视劳动为苦差，认为不劳动才是幸福。在这些人看来，劳动意味着被束缚于一定的时空之下，意味着要付出体力和脑力，要服从一定的制度设计和规则安排，其认为劳动是痛苦的、无趣的、使人不自由的。当基本的生存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就会屈服于自身的自然必然性，不得不去从事某种劳动。一旦因财富积累或依赖他人而能够获得基本生存需要时，他们就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他们只有在吃、喝、休闲等活动中才能感受到快乐。这样的人虽然不是多数，但却很容易因标新立异而被个别人推崇。例如，在深圳等地出现了所谓的“三和大神”[5]，他们谋求薪水日结的工作，工作一天玩三天。当手头的钱可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时，他们就会选择不劳动。还有一些“啃老族”，他们依赖于上一代人辛勤劳动积攒下来的物质财富生存，而不愿意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独立。他们通常认为劳动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喜欢宅在家中打游戏，或拿着父母的钱周游世界。其实，劳动既具有辛劳的一面，也有展现人的属人属性的一面。只看到劳动的辛苦而看不到劳动的属人属性，这样的观念有失偏颇。

其三，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不劳而获的心态日益滋生。当利益获取的多寡成为衡量劳动的准则、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成为劳动的最终目的时，人们会更加看重物质利益结果，而不管获取物质利益的过程。此时，一切职业的价值都是以所获物质利益的多少来衡量，功利主义抹去了任何职业的神圣光环，其将一切人都变成了被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在这样的观念下，拥有大量财富的人被视为成功的、值得尊敬的“能人”。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辛勤、诚实地付出劳动，而是幻想不劳动或是付出极少劳动来获得超出一般人的物质利益。例如，越来越多的人当起了“网红”，在网上做直播，通过一些夸张、奇特的行为博人眼球，试图“一夜爆红”“一夜暴富”。众所周知，劳动的成果需要通过分配等诸多环节后才能进入人们的实际生活中，进而产生真实的生存意义。而就劳动本身作为人的生命存在形式而言，它具有重要的生存意义。只是后面这种生存意义的劳动过程与前面那种生存意义的劳动结果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有的人对劳动过程的生存意义容易持否定态度，更容易直接享受劳动结果的生存价值。这种功利主义价值观的错误在于把本来的劳动过程和结果之间的辩证统一割裂为两个部分，只势利地取结果部分。殊不知，没有劳动过程哪有劳动结果？如果每个人都只知道不劳而获，那么结果必然是所有人都毫无所获。

以上三种错误的观念显然将劳动的价值外在化，只强调劳动的财富创造方面的工具价值，而没有看到劳动过程本身对人的价值实现、对人的类本质确证、对人的属人属性的丰富等所具有的独特目的性价值。

二、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构成挑战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6]。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使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人工智能自1956年被正式提出以来，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后，人工智能迎来爆发式增长。我们正在被卷入一场智能革命之中，这场革命具有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它将开启新的智能文明。正如施瓦布[7]所说，人工智能与其他技术融合带来的革命是前所未有的，其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都迫使我们反思国家的发展方式、组织创造价值的方式以及人类自身的意义。应该说，随着人工智能革命的不断展开，人类越来越以信息方式存在[8]，人类的劳动也将达到新的发展水平。一方面，人们获得了实现劳动解放的客观物质条件。人工智能的发展既可以为人们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又能尽可能多地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为人们迈入以人的发展为根本目的的“自由王国”创造了现实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人的信息存在方式使人类超越了物质和能量的自然限制，在一个更高的存在层次上通过信息实现对物质和能量的合理控制。另一方面，人类的劳动将越来越是一种信息创构活动[8]，人的创造性特质将获得实现。随着智能革命的不断展开，信息的重要性得以凸显，虽然物能仍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但信息越来越成为驱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人类劳动也从物能性劳动转向信息性劳动。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将从事信息性劳动，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体进化的基础上，信息性劳动的创造性得以凸显，劳动越来越从常规劳动转向创新劳动[9]。简而言之，人工智能的发展要求人类的劳动越来越具有创新性，在此过程中，有利于人的创造性特质获得实现。

可以看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引发人类劳动的深刻变革，人类的劳动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在现有的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之下，人工智能的发展反而对个体的谋生劳动造成冲击，进而对人类的生存意义、主体性以及生存本身构成深层次挑战。与其他技术相比，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失业风险是空前的。从人工智能对人类谋生劳动取代的范围来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造成大范围失业。普通机器对人类劳动的取代是有限的，它只能部分取代人的体力劳动，整个生产体系仍然离不开人的参与，同时资本增殖的本性将会催生出越来越多的人类劳动形式。然而，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取代却是无限的。目前，专用人工智能因运转速度快、不易出错、不易受外界干扰等优势在生产和生活中被广泛运用。智能机器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可以自主学习，并通过分析和处理各种复杂的数据形成认知和进行决策，因而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取代各种程式化、模块化、常规性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随着专用人工智能向通用人工智能发展，人类谋生劳动将被大范围取代。即使在此过程中创造出一些新的岗位，数量也十分有限，同时这些岗位需要人机协作，要求劳动者具备更高的专业技能以及更多的创造性。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使人类面临空前的失业风险。就人工智能对人类谋生劳动影响的深度而言，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造成对人的根本性替代。工业的机械化生产虽然减少了人工的使用量，但人的活劳动仍然是机器体系的一部分，即机器体系对人的排挤并不是根本性的，机器体系的运转仍然离不开人的操作，人仍然具有机器不可替代的身心能力。但人工智能对人的替代却可能不仅仅是工具性的，而是根本性的。当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算法可以使机器不断获取新的知识后，机器的智能就可以不断发展，从而具有无限潜力。强人工智能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自组织系统，由机器控制机器，从而将人类完全排挤出生产体系。

由此，人工智能将对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构成挑战。当然，人工智能对个体的生存意义和对人类的生存意义所引发的挑战是不一样的。对个体来说，人工智能的大量引入可能导致个体工作机会的丧失，进而使其价值无法真正得以实现。对于人类来说，人工智能的引入可以大大解放人类劳动，特别是帮助人类摆脱那些显著的危险性和折磨性劳动。但人工智能在促进人类解放的同时，也给人类的自身发展带来挑战。例如，大量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之后，未来的人类在生理结构上可能发生一定的变化。在个体意义上，纯粹的劳动功利主义则会带来许多心理和社会问题。没有工作机会的状态必然不是绝大多数人真正向往的生存状态。多数人仍然希望有工作机会，希望通过劳动的参与实现自我成就人生。在人类意义上，纯粹的劳动功利主义会带来人类的畸形发展，偏离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轨道。也就是说，在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之下，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对人的生存价值构成深层次挑战。

其一，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造成人类生存意义的失落。上千年来，由于生产力水平有限、物质资源匮乏，人类为了生存繁衍而忙碌辛劳一生。虽然这是一种压抑、片面的异化生存状态，但至少人的生存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即人从一生下来就注定要为自己的生存而付出劳动。也就是说，谋生性质的劳动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意义，正是人类不断发展的劳动能力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人工智能的类人程度越来越高，达到通用人工智能甚至强人工智能水平时，此时的人工智能几乎完全可以取代人类从事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这意味着人类整体的生存在人工智能的协作下已经不再需要过多的人类体力耗费和脑力劳作，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从过度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人拥有了自由劳动的物质条件。然而，对于长期为了获得生存条件而持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的人类来说，这可能不是解放而是灾难。当人们不再需要谋生，劳动所具有的物质价值和经济价值就不复存在，奠基于其上的人类生存意义也就荡然无存。

其二，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使人彻底丧失自身的类特性。正如前文所述，当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程度，其可能完全取代人类从事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此时，人们就能从必要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劳动的条件。应该说，人类正是通过劳动为自然立法，在自然界中确立了自身的主体地位。人之所以成为主体，就在于人的活动是自由自觉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作为类存在物，区别于动物的特性）。然而，如果按照当前劳動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观点，劳动给人们带来痛苦，不劳动才是一种幸福。这样一来，一旦人不再需要进行必要劳动，那么人很可能会选择不劳动，从而丧失自身的类特性。与此同时，当人工智能可以比人作出更合理的决策时，人类很可能会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把一切都交给人工智能管理，如此，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原则将进一步变得同质化、片面化和标准化。也就是说，技术在弥补人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不足的过程中，可能造成人原本能力的退化。鲍德里亚[10]曾对此作出批判：“我们被技术操纵简单化了。进入数字操纵阶段之后，这一简单化进程变得疯狂起来”。即人类很可能会彻底依赖人工智能的供养，从而“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总之，在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之下，人们追求劳动解放，进行自由劳动、创造性劳动的动力和能力会不足，从而可能会在“无所事事”中完全退化到动物的生存水平。

其三，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使大部分人沦为“无用阶级”，扩大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泰格马克[11]曾在他的著作中引用莫拉维克的海平面理论，形象地描述了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能力的追赶。莫拉维克将人类具有的各种能力，例如，语言表达、定理證明、社会交往、艺术创造、科学研究等描述为一座座丘陵或山峰，并称之为“人类能力地形图”。人工智能像水一样均匀分布在任务区域上。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水面不断上升，依次淹没人的初级能力、中级能力、高级能力。不断进步的机器智能将会把人的所有能力岛屿都淹没在水中。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以往的技术发展只是取代了人的部分能力，人们这部分能力被取代后还能发展自身的其他能力，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则可能全面取代甚至超越人的各种能力。如此，人类的劳动能力就会完全被智能机器取代，在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之下，大多数人将失去存在价值，沦为“无用阶级”。“无用阶级”是一群“没有任何经济、政治或艺术价值，对社会的繁荣、力量和荣耀也没有任何贡献”[12]的人。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背后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人与人之间处于普遍的对立状态，即人们尽可能多地攫取物质利益，抢占他人资源。如此，人工智能创造的财富将被少数精英侵占，其他人则被剥夺、被控制、被圈养甚至被毁灭。人与人之间、不同的阶层之间将产生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人工智能技术继续在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下发展，那么人类最终的结局或许会如赫拉利在他的书中所描绘的，将彻底分化为两个物种，“一类是绝大多数无用的普通人，另一类是一小部分经过升级的超人类”[12]。

总之，在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视域下，人工智能的发展将逐渐消解人类传统意义上的生存意义和价值。一方面，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强调劳动的手段价值、工具价值、物质价值、经济价值，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降低这些传统价值，进而消解人类依托其上的生存意义。另一方面，在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之下，一旦人工智能可以完全替代人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人们无需纯粹为了生存需要而劳动时，有些人很可能会放弃劳动，整日沉迷于享受当中，从而进一步沦为依附于智能机器体系的寄生虫，沉迷于动物性的快乐而彻底丧失人的类特性。此外，劳动功利主义还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对立，人工智能的发展更会使人与人之间、不同的阶层之间产生不可逾越的鸿沟。简而言之，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类现有的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构成挑战。

三、人工智能时代需要塑造劳动幸福价值观

人们的劳动观念往往取决于劳动现实的发展水平，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符合工业时代的劳动发展状态。随着智能革命的不断展开，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使人们开始进入信息文明的智能化发展阶段——人工智能时代。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劳动将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与此同时，人们现有的劳动价值观将受到冲击，新的劳动价值观需要重新确立。正如工业时代劳动价值观完全颠覆了农业时代的劳动价值观，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观也将发生彻底的变革。然而，新的劳动价值观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现有的劳动价值观总是会顽固地阻碍观念的变革，进而阻碍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现有的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已经无法适应甚至会阻碍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发展。在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视域下，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的不是劳动解放与劳动幸福，而是一部分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的丧失并沦为“无用阶级”。因而我们应主动变革人们的劳动价值观，更好地把握人工智能革命的发展机遇，促进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在人工智能时代，人们的劳动观念变革是全方位的。一方面，要正确认知劳动的积极性和消极性及其辩证关系。夸大劳动的消极性，只看到劳动的消极性，在劳动消极性面前退缩、逃避、任性，都是不合理的劳动观念。要利用人自身独有的属人属性去消解消极性，从而使劳动的人性元素更加丰富多样，最终展现出劳动幸福。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人工智能在人类生存意义上对劳动消极性的消解价值（促进劳动解放）与在个体生存意义上对劳动积极性的价值消解（剥夺劳动机会）之间的辩证关系。个体只有投入到劳动现场中去才能展现人的价值，并实现劳动幸福。而大量人工智能的运用却减少了个体投入劳动的机会。于是，个体需要用重新学习、终身学习、自我完善来应对。这需要人对劳动准备（教育和培训）过程有新的认知。此外，劳动涉及最广泛的社会关系，需要有良好的社会治理做保障。与人工智能时代相适应的劳动治理新型观念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大数据的广泛运用可以有效提供劳动岗位需求信息，及时加强劳动力结构的宏观政策调控。劳动治理将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影响下，个体需要进行劳动岗位转换，社会治理者需要进行有效跟进，因而在教育和培训资源配置方面需要作出必要的调整和重新规划，而且这样的动态变化将成为社会治理的常态。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确证人的类本质，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展示。正是劳动使人从自然界脱离出来，创造出丰富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劳动不仅具有外在的手段和工具价值，更具有内在的目的价值，其本身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其发展水平决定了人性的发展水平。也就是说，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所欲求的内在目的，也是人之为人的内在需要。在确证人的本质劳动活动中，人们感受到幸福、愉悦，因而“劳动幸福是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所蕴含的自然逻辑假设”[13]。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劳动绝不是只有物质、经济、手段价值，而是与人的类本质直接关联，是人的存在方式和内在需要，应该成为最终的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与幸福应该是统一的，幸福的感受应贯穿于劳动的整个过程[14]。当然，在现实社会中由于种种因素，劳动可能出现异化，即劳动与人的幸福出现实际的背离。人们在异化的劳动中感受不到劳动的幸福，反而感到痛苦和折磨。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需要重新塑造劳动幸福价值观，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对劳动消极性和否定性（即劳动折磨性、单调性和危险性等）所带来的不幸福感进行消解。所谓劳动幸福价值观，即要认识到劳动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本真意义，认识到劳动创造人、成就人的本体价值，认识到劳动是幸福的唯一源泉，主动追求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在劳动活动中感到享受、愉悦，并积极通过劳动实现自我。劳动幸福价值观既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满足人的类特性实现的需要。可见，从劳动功利主义走向劳动幸福，是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观变革的必然趋向。

其一，通过塑造劳动幸福价值观，人们可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创造出的物质成果和自由时间发展自身。作为自然存在物，人的生存离不开物质基础，为了生存，人必须要进行物质生产，物质生产领域是人类生存的“必然王国”。也就是说，为了维持人类整体的生存与发展，总是有一部分人要从事艰苦、繁重、片面的物质生产活动，而这种谋生性质的活动实际上是压抑、摧残人性的。正如林剑[15]所指出的，谋生性质的劳动仍然带有动物性的印记，其受自然必然性的支配，是不自由的，只有当劳动失去谋生的性质，表现自己的本质力量时，才表现为自由的劳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使越来越多的人从物质生产劳动中解脱出来，同时随着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人类整体在物质生产领域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越来越少，自由时间越来越多，真正的自由王国逐渐成为现实。然而，在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下，部分人认为劳动只是谋生的手段，如果不用劳动也能获得良好的生活条件，那么人们将会彻底放弃劳动，沉迷于物质享受。也就是说，即使人工智所能创造出大量的自由时间，这些人也没有发展自身的动力。与之不同，劳动幸福价值观强调劳动成就人、创造人的本体价值，即人需要通过劳动不断丰富与发展自己。幸福不会从天而降，而是奋斗出来的，即只有劳动才能创造幸福。人类正是通过劳动不断超越现实，创造出辉煌灿烂的人类文明。就劳动对人的历史生成而言，劳动不只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人在劳动中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劳动是“个人的自我实现”[16]。因此，通过塑造劳动幸福价值观，人们可以意识到劳动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本真意义，从而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所创造出的物质成果和自由时间发展自身。

其二，通过塑造劳动幸福价值观，可以激发主体进行创造性劳动的内在动力，实现自身的创造性类特质。随着信息文明发展到智能化阶段，越来越多的人将从事信息创构活动。一方面，大部分常规的、重复的、程式化的脑力劳动都将被人工智能取代。另一方面，作为信息方式存在的人越来越成为“接收、加工、理解已有信息，创构和发送创新性信息的信息体”[8]。应该说，信息创构活动就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在马克思看来，创造性劳动是最符合人本性的活动，人只有在创造性劳动中，才能确证的本质力量，进而感受到自己作为人的类特性。在创造性劳动中，人们不仅可以实现生存的意义与价值，还能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和愉悦。然而，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强调劳动的物质和经济价值，即人们的劳动是获取物质财富的手段，资本为了尽可能多地攫取剩余价值，将劳动完全吸纳到机器体系之中，人们的劳动丧失了内容，异化程度大大加深。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进行创造性劳动的动力和能力将变得不足，因而信息创构活动不一定成为大多数人的必然选择。如此，人类迎来的可能只是全面退化、无所事事的黯淡未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劳动的绝对自由是劳动居民幸福的最好条件” [17]。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所谓的“劳动的绝对自由”是借用他人表述来强调自由劳动的人类生存价值。这意味着只有自由劳动才是幸福的劳动。因而劳动幸福价值观强调，能给人带来幸福的劳动一定是能够发挥主体创造性的自由劳动。通过塑造劳动幸福价值观，劳动主体可以意识到创造性劳动的重要性，进而主动追求创造性劳动，提升自己的创造能力，实现自身的创造性类特质。

其三，通过塑造劳动幸福价值观，可以充分利用智能革命的发展契机，实现每个人的劳动幸福。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进一步实现了物质生产的智能化与无人化，为人类整体的劳动解放提供了契机。专用人工智能是工具性的存在，可以承担人类整体自由发展过程中的低端不自由的劳动，其在各行各业的专业系列布局使人类能从劳动细化分工中解放出来;而通用人工智能的进化可以获得一定的自主性，通过与各层次专用人工智能的结合，形成真正的无人工厂，从而构成人类自由发展的基础条件。应该说，人工智能的发展揭示了人类劳动解放的具体路径，为全人类的自由劳动创造了条件[18]。人工智能的发展使所有人从具有谋生性质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可能，进而人们可以在自由劳动中获得劳动幸福。然而，在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之下，人们将劳动分为三六九等，将待遇、福利、名譽等外在价值作为判断劳动幸福程度的唯一标准，由此人为形成劳动歧视和劳动偏见。在劳动功利主义背后是精致的利己主义，人工智能虽然为全人类的劳动解放创造了条件，但追求个人利益、缺乏公共精神、集体主义精神[19]的人们并不能自觉追求每个人劳动幸福的实现，反而可能进一步拉大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劳动幸福价值观强调所有诚实劳动、辛勤劳动、创造性劳动的无差别性和平等性，强调劳动幸福的实现在于创造性的自由劳动。更重要的是，由于劳动是人之为人的类本质，劳动幸福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20-21]，真正的劳动幸福是社会整体的发展状态，因此，劳动幸福价值观要求实现每个人的劳动幸福，在此意义上，“每个人的劳动幸福是一切人劳动幸福的条件”。因此，通过塑造劳动幸福价值观，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发展契机，进而获得劳动幸福的普遍实现。

综上，在人工智能时代塑造劳动幸福价值观，一方面，我们可以有效应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类生存价值构成的挑战。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发展契机，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在劳动幸福价值观视域下，人工智能更大限度地消解了劳动的谋生性，提升了劳动的积极性，以特有的方式提升人的存在价值，并把真正人的属人属性还给人。人工智能促进人们摆脱片面的、痛苦的异化劳动，可以真正开始通过自由劳动发挥创造性，从而获得自身的类特质。如此，每个人都能够按照自身的本性去自由劳动，表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实现劳动幸福，“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6]。因此，在总体上，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幸福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人类要用自己的智慧积极地应对人工智能给人类及其劳动带来的各种挑战，从而更充分地展现劳动的积极性，消解劳动的消极性。劳动幸福永远没有终点，只能表现于劳动的积极性不断上升和消极性不断被消解的矛盾运动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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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Labor Utilitarianism to Labor Happiness：

On the Change of Labor Values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HENG Lei1，2，HE Yun-feng2

（1.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China

2.Institute of Knowledge and Value Scienc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The existing human values are generally shown as cultural values that continue the Western industrial ideology. In terms of labor values， it is embodied in labor utilitarianism.Utilitarianism in labor values emphasizes the material and economic nature of labor， and considers labor as the main means to obtain wealth， fame and posi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man labor will undergo profound changes and face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However， under the current labor utilitarianism value，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y have an impact on human living labor. Then the significance， subjectivity and survival of human beings are facing deep challenges. In other words， the labor utilitarianism cannot adapt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cording to Marxs labor theory， labor not only has the material， economic and instrumental value， but also has the ontology value. People should be happy in labor. Therefore，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 should shape the value of labor happiness 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igent revolution to realize the labor happiness of everyone.

Key words：labor utilitarianism; labor happiness;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labor values

（责任编辑：徐雅雯）

收稿日期：2021-10-08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2020WXB004）

作者简介：生 蕾（1991-），女，江苏泰州人，博士研究生，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E-mail：senmoer@126.com

何云峰（1962-），男，重庆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管理和劳动教育研究。E-mail：yfhe@shn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