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迪 许恒兵

摘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葛兰西发表了《反〈资本论〉的革命》一文认为，十月革命是“反《资本论》”的革命，它充分体现了主体意志在创造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而《资本论》只是提供了一个决定论的分析公式，因而无法给予十月革命以有效的解释。但是，葛兰西既误读了《资本论》，也误读了十月革命，《资本论》绝不只是要呈现一个决定论的历史图景，而是通过科学揭示资本系统运行规律及其历史界限，为无产阶级主体对抗奠定坚实基础;十月革命也绝不只是单纯的主体意志狂欢，而是牢固地建基于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之上的一次革命，而列宁对这一客观必然性的揭示正是通过活用《资本论》的科学逻辑分析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而实现的。

关键词：葛兰西;《资本论》;十月革命;反思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21）04-0109-07

早在十月革命爆发以前，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列宁便开始展开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遵循《资本论》确立的逻辑，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到底能否搞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这一争论一直未曾停息。人们围绕着十月革命到底是遵循还是违背了《资本论》的精神持续展开争论，并一直延续到现在。作为较早对此问题发表意见的代表者之一——葛兰西明确提出：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1]。这一论断不仅消解了《资本论》对十月革命的阐释效力，而且误读了十月革命。通过深入分析葛兰西对《资本论》和十月革命的误读，对于激发《资本论》的政治潜能，更好地继承和用好十月革命的精神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资本论》是否要呈现一个决定论的历史图景

总体上来看，葛兰西之所以将十月革命判定为是反对《资本论》的革命，源自其对《资本论》的单一式的决定论解读，而这种解读恰恰与十月革命所彰显出来的主体力量形成了强烈对比。对于《资本论》，葛兰西指出，它确立了既定的论证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式，按照这一公式，先产生一个资产阶级，开启资本主义的时代，然后才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布尔什维克否定了卡尔·马克思，并用毫不含糊的行动和所取得的胜利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不象人们可能认为和一直被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1]10与此同时，葛兰西对第二国际理论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称他们“把根据西方世界经济和政治活动正常发展的各个阶段构造出来的抽象的一般图式，套用到俄国的历史上去”[1]28。不可否认，葛兰西的这一批判的确切中了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之要害，但其将《资本论》解读为仅仅提供了一个关于历史的决定论的图景，按照这个图景，所有民族和国家首先经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阶段，然后开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进程，实为对《资本论》的严重误读。

首先，这种误读背离了马克思对《资本论》所揭示的“必然性”之适用范围的限定。正是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1881）等篇章中，马克思针对米海洛夫斯基等人企图将其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普适化的错误，明确强调将“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2]。从当时的实际来看，这一历史运动只是现实地发生在西欧社会，尤其是获得了发展的典型形式的英国。马克思强调，这绝不是说，《资本论》所揭示的“历史必然性”可以无条件地适用于俄国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进而指出，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绝不是按照既定的统一模式向前发展的，“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2]467。而葛兰西指认《资本论》所揭示的“怎样会必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又怎样会必定开始一个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进程并未在俄国成为现实。相反，俄国是在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直接开启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革命，但由此判定十月革命是反《资本论》的革命，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误读。

其次，这种误读更深层次地体现于葛兰西对《资本论》论证逻辑根本旨向的理解中。正如前面所述，在葛兰西看来，《资本论》就是遵循单一的客观论证逻辑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决定论的图景，按照这一图景，资本主义必然产生并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遵循此种解读，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彻底否定无产阶级的主体对抗在颠覆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的作用，并由此彻底消弭《资本论》的政治意义。例如，与葛兰西的解读路径一致，詹姆逊同样得出了“《资本论》（第一卷）没有政治结论”[3]的错误结论。而葛兰西甚至由此得出“在俄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1]9的结论，从而彻底消解了《资本论》动员政治行动的意义。

的确，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指出的，“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4]，而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需要采取客观论证的方式。为此，马克思强调“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4]10，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由此否弃主体对抗逻辑在颠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正是在《资本论》中，即便为了确保客观论证逻辑的一贯性和彻底性而不能同时更多地阐扬无产阶级的革命地位和作用，但马克思却适時地赞扬和肯定无产阶级为捍卫自身的利益所进行的英勇斗争，特别是明确强调“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5]的重要论断。在《资本论》中的“所谓原始积累”一章中，马克思基于资本集中和资本主义生产日益社会化、国际化的分析指出：“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4]874，从而基于客观逻辑论证引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对抗逻辑生成的历史必然性。就此而言，马克思注重客观逻辑论证，绝不是要彻底取消主体对抗逻辑的作用，而是要以此为主体对抗逻辑奠定基础。对此，马克思早在反思和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就曾指出：“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6]。的确，正如葛兰西所认为的，革命对抗当然离不开革命意识的塑造，或者说达到革命的思想自觉，但是革命意识的塑造绝不是通过脱离现实的空洞说教就能实现。因此，马克思在1857年12月1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就明确指出，他全力以赴推进政治经济学原理方面的研究，就是为了“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7]。在马克思看来，基于科学的客观逻辑论证把握资本的本质及其历史局限，对于塑造具有实际效力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并进而推动革命发生，具有不可或缺的前提性作用。

出于对《资本论》的误读，葛兰西明确宣称十月革命是反《资本论》的革命。在他看来，与《资本论》的决定论逻辑相比，十月革命彰显的恰恰是主体能动性在创造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否定了十月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这无疑同样是一种误读。

二、十月革命是否为单纯的主体意志狂欢

葛兰西认为，十月革命冲破了《资本论》的分析公式，按照这一公式，俄国应首先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他看来，十月革命冲破这一公式的关键就在于革命主体之“集体意志”的形成，而这正是在“非正常条件”下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生存危机，包括迫在眉睫的饥荒、随时面临的由饥饿造成的死亡等，“唤起了俄国人民的集体意志”，这个“集体意志”在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宣传的鼓动和影响下被引向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葛兰西认为，这恰恰是《资本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中的“富有生命力的内在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因素不是天然的经济事实，而是人，社会中的人，彼此联系着的人，他们互相达成协议，并通过这些接触（文明）发展一种集体的社会意志;是了解经济事实的人，他们对经济事实作出判断并使之适应自己的意志，直到这种意志成为经济的动力并形成客观现实”[1]10。

毋庸置疑，葛兰西极力彰显俄国无产阶级的“集体意志”在十月革命胜利中的作用，有效回应了当时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发生在落后的东方大国的事实，并给予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理解以有力的驳斥。正是在这种回应和批判中，葛兰西与卢卡奇、科尔施共同激活了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一度被消弭的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对抗逻辑，并由此在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上“走近了马克思”。但是葛兰西由此将十月革命仅仅视为俄国无产阶级“集体意志”的结果，将十月革命的胜利视为一场特殊历史情形所激发的主体意志的狂欢，无疑从根本上抹杀了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并因此而误读了十月革命。

恩格斯早就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8]。作为改变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十月革命同样如此。毫无疑问，列宁高度重视革命主体意志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他对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崇拜“自发性”的错误倾向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认为这种错误就在于“不了解群众的自发性要求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群众的自发高潮愈增长，运动愈扩大，对于社会民主党在理论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的要求也就愈无比迅速地增长起来”[9]。但是与此同时列宁强调，激发俄国人民的革命激情，要以对革命之客观逻辑展开充分论证作为前提。也正因为如此，列宁花费大量精力，并通过活用《资本论》的客观论证逻辑分析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从中探究俄国革命所应遵循的客观逻辑。从现实基础来看，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虽然工业化水平远远低于歐洲其他国家，但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列宁就曾指出：“1861年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这样的迅速，只用数十年的工夫就完成了欧洲某些旧国家整整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转变。”[10]这就告诉我们，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至少已经是一个中等发展水平的帝国主义国家，是一个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列宁展开探究奠定了基础。

具体来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分析和研究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时就已经认识到，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竞争和信用日益发展起来，两者作为强有力的杠杆推动单个资本日益走向集中，并形成强大的垄断企业。列宁正是按照马克思的这一论证逻辑来分析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进而得出十月革命必然发生的科学结论。列宁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现在，垄断已经成了事实”[11]，“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11]112。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国家在经济上是不可能平衡发展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12]。作为这一“绝对规律”的必然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12] 8。列宁关于“一国或数国同时胜利”的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同时胜利论”的观点。以上述分析为前提，列宁进而深入到俄国革命的特殊社会现实中，从中探究即将或正在造成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态势的各种客观动因，包括当时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普遍矛盾，以及俄国在帝国主义体系中的特殊矛盾，俄国国内普遍存在的“上层”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以及“下层”不愿继续照旧生活下去的普遍情绪，等等，正是这些动因的交互作用造成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之势。

综上所述，葛兰西对《资本论》和十月革命的误读，归根到底都源自其在马克思主义解读路径上的主体转向。这种转向在扭转由第二国际理论家所塑造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形象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促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变形”。

三、葛兰西理解路径转向的多重思想史效应

十月革命胜利后，葛兰西发表了《反〈资本论〉的革命》（以下简称《革命》），力图通过阐扬主体对抗逻辑抵制资本主义牢笼、建构欧洲革命策略，其所形成的独特观点为后来者从不同侧面、不同学科展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向度提供了重要资源，产生了深远的思想史效应。正如琼斯在《导读葛兰西》中指出的，“葛兰西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产生了影响，以至于它们已经帮助其他学科产生了意义——如历史学、地理学、电影研究等。”[13]

葛兰西对《资本论》主体解读最直接、最重要的思想史效应，在于其凸显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维度。如前所述，《革命》一文认为，俄国人民的集体意志在十月革命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集体意志”恰恰成为葛兰西所设想的底层无产阶级争夺霸权的一个重要环节，以致在长达两千多页的《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将“形成人民—民族的集体意志”[14]连同“精神和道德的改革”一起，作为架构全书骨架的两个基本要素。对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集体意志的整合，既是对分散、落后意志的打破，更意味着他们对自身历史地位和历史必然性产生了清醒、积极的认知和自觉。葛兰西关于重塑革命主体的思想的观点极大拓展了抵抗资本的斗争领域，为后来者不断重构主体性力量，以寻求“新型主体对抗”为切口进行现代性批判提供了重要资源。例如，奈格里和哈特建构的作为自治主体的诸众、拉克劳和墨菲力图建构的“多元主体”、当代西方左翼学者提出的 “智力无产阶级”“认知无产阶级”和“认知工人”等概念范畴，都体现了寻求新的革命主体，推动形成新的社会运动的努力。

葛兰西对《资本论》解读的第二重效应是直接促成了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面对组织化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渗透，以及福特制所导致的社会结构与组织结构的总体转型，葛兰西力图开启文化—道德的新战场，并“为非革命环境和状况下的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一种马克思主义战略”[15]。这种批判逻辑的重构及其对政治、经济、文化之关系的总体性建构，尤其是对文化领导权即在文化战线或意识形态领域取得领导地位的强调，在“文化主义”转向中起到了重要的枢纽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斯图亚特·霍尔和约翰·菲斯克等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面对文化研究中精英主义精神传统（以利维斯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和民粹主义立场（如文化主义）对大众文化或贬抑或过誉的迥然态度，他们期望重寻另一种理论来克服以上两种范式的对立与不足。霍尔深受葛兰西的启发，他说：“在某一时刻，我被葛兰西绊倒了，然后我说：‘就在这里，别走了！” [16]霍尔将葛兰西的“接合”概念，即创建联结的过程进一步理论化，认为接合不是一个静止的完成的物件，而是一个在多样化的过程中寻求统一、不断的接合——解接合——再接合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既表明文化与经济的“接合”并非决定关系，而是指明接合的斗争意义。约翰·菲斯克提出将消费文化纳入权力模式结构中分析，视大众文化为重要的斗争战场，显然与葛兰西的领导权一脉相承。总之，伯明翰学派借鉴“文化领导权”理论推动大众文化研究走出两难困境，逐渐拥有较为成熟的存在形态，即承认大众文化是包含抑制和对抗的双向运动，即通过大众文化，统治阶级实施霸权、被支配阶级反抗霸权，二者不断进行协商、斗争。

葛兰西对《资本论》解读的第三重效应是为后马克思主义展开革命策略的新建构提供了思想资源。英国学者蒙克指出：“葛兰西马克思主义的可塑性，或许必然地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垫脚石。”[17]这种奠基性作用体现在：其一，从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中获得思想启发。拉克劳指出，马克思文本中最不可解释的矛盾就是“无矛盾的对抗”与“无对抗的矛盾”之间的抵触。具体来说就是，在他看来，马克思文本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原理的论述与阶级斗争理论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逻辑冲突。对这一所谓“抵触”的思考，很显然受到葛兰西在《革命》一文中对社会生产力发展之客观规律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阶级斗争之地位二者之间张力的揭示的启发;其二，以对葛兰西“霸权”概念的重新解讀开启新的理论建构。同样，在葛兰西思想的启发下，拉克劳和墨菲对发达社会新的斗争形式作出了判断，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但是它加入了所有社会构造特性中的多样化方面”[18]。所以，与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全面转向微观现实领域和伦理道德文化的批判不同，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并没有放弃现实冲突和对抗的宏观领域，他们沿着波比奥的思路，将葛兰西与阿尔都塞相结合，从后结构主义视角探讨适应社会多样化形式建立反资本主义斗争阵线的可能，使霸权概念成为建构激进民主主义的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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