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蒙蒙

(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山西晋中 030619)

随着时代语境的不断变迁，经典和非经典往往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之前被奉为经典的作品，后世未必仍将其视作经典；而先前不受重视或被边缘化的作品，由于与当下的社会思潮、时代精神、价值观念、文学标准等相契合，则可能成为经典。1994年以来，穆旦诗歌经过漫长的前期积累和必要铺垫，在“大师事件”的推动之下，其传播量和读者群不断扩大，穆旦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得到确认，穆旦诗歌的经典化建构得到初步实现，并且这一建构在多元接受的过程中被不断深化。

一、穆旦诗歌经典化的显在标志

经典的形成虽是以作品自身的审美品质与艺术特征为基础，但“经典的最终确认是一个文学制度共同运作的结果”[1]。批评家的阐释、文学史的形塑、文学教育的孵化、权威选本的推介、文学评奖等因素既是作家作品经典化的渠道和机制，又是经典化完成程度的参照和证明。1994年以来，穆旦在“大师事件”中被推选为经典；其诗歌选集、全集不断出版，对其诗歌进行研究的成果日渐丰硕，在一定时期形成出版和研究的热潮；其创作价值被重点写入多个版本的文学史和新诗史，其代表作被选入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穆旦作为典范诗人的形象已然生成，穆旦诗歌被初步经典化。

经典化是一个曲折漫长的复杂过程，一些标志性事件的出现往往对经典化进程产生震荡效应。“大师事件”在穆旦诗歌经典化过程中起到了推动和加速作用，它是穆旦诗歌被广为人知的重要途径，也是穆旦诗歌真正走向经典化的第一步。所谓“大师事件”，指1994年王一川、张同道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打破既定的文学史秩序，以纯文学视角重新审视二十世纪文学，形成了“金庸首次入选，穆旦新诗列第一；茅盾名落孙山，毛泽东散文称雄”[2]的新局面，在当时引起了轰动效应，同时推动了一批新的文学经典的生成。穆旦作为该文库诗歌卷首推的“第一人”，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引发了民间的广泛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知名度，打出了穆旦诗歌经典化的鲜明旗帜。该文库诗歌卷编者以热情洋溢的语句，如“穆旦是中国现代诗最遥远的探险者、最杰出的实验者与最有力的推动者”[3]等，对其在新诗发展史上的关键地位予以充分肯定，将穆旦其人其诗推向世纪巅峰的位置。可以说，“大师事件”使穆旦诗歌被熟知和经典化的时间大大缩短，成为穆旦诗歌经典化建构过程中的关键节点。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伴随着文学研究界的“经典焦虑症”和国内理论界对经典建构与重构问题的热烈讨论，一批以“经典”命名的文学选本和丛书集中出现，旨在总结文学发展成就，为世纪文学树立经典范本。其中最突出的是1996年谢冕、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8卷本)和谢冕、孟繁华主编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这两个选本对穆旦诗歌的收录无疑将其提升到世纪经典的高度，并使其与一个时代的典范之作共同分享某种“象征资本”，从而对穆旦诗歌经典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出现了许多由专家、学者、诗人、普通读者等共同参与的关于经典诗人的评选活动，这些评选活动的结果比较直观地呈现了文学经典秩序。在一些影响较为广泛的评选活动中，如“二十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世纪文学60家”等，穆旦及其作品榜上有名，甚至多次名列第一，其经典身份再次得到确认。总之，在传播媒介多形式、多轮次的强烈推介之下，穆旦及其诗歌已经走出沉寂无名的状态，成为喧嚣中被重新改写的历史范本。

穆旦诗歌出版热与研究热现象的出现也体现着穆旦诗歌经典化建构的充分进行。相比之前穆旦诗歌在选本和选集中的有限传播，1996年以后对穆旦作品的整理和出版工作进入高潮阶段。1996年，《穆旦诗全集》出版，这是第一部具有总结性意义的穆旦诗集，对穆旦诗歌的成就和价值给予充分肯定，是穆旦诗歌经典化建构的标志性成果。值得一提的是该诗集被列入“20世纪桂冠诗丛”，该丛书旨在推广现代诗歌经典，推动新诗创作，首批仅推出里尔克、瓦雷里、穆旦三人的作品。2005年，《穆旦译文集(1—8卷)》出版，穆旦作为优秀翻译家的身份得到确认，同时对于深入推进穆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2006年，《穆旦诗文集》出版，到2018年《穆旦诗文集》第三版(增订本)出版，完整呈现了穆旦及其丰富的诗歌世界和精神世界。此外，还有十几种穆旦个人诗歌选集出版，如《蛇的诱惑》《穆旦代表作》《穆旦精选集》《穆旦作品新编》等。这些成果既推进了穆旦诗歌的经典化进程，又为穆旦诗歌的阐释研究夯实了文献基础。

批评家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本能否被保存下来取决于一个不变的文本和不断变化着的评论之间的结合”[4]。因此评论家持续不断的阐释、批评和研究是作家作品经典化建构的必要保障。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穆旦研究逐渐进入“强烈焦虑、大力鼓噪”[5]的阶段，出现了大量原创性研究成果，使得穆旦诗歌在阐释层面被经典化。一是研究成果不断增加。2004年以来，陈伯良、段从学、易彬、王宏印等学者出版了16本穆旦研究专著。从1997年第一篇研究穆旦的博士学论文出现，到2019年以穆旦或查良铮为直接研究对象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已经超过116篇，期刊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更多。《诗探索》《新诗评论》《文艺争鸣》等期刊纷纷开设穆旦诗歌研究专栏或专辑，集中刊发了一批质量较高的专题研究论文，在一定时期内促发了“穆旦研究热”。二是研究内容日趋全面深入。研究者从穆旦的诗歌创作到诗歌翻译，从其不同历史时期的创作，从文格到人格，从审美艺术到思想主题等方方面面，对其经典性与历史价值进行了多维度考察，达成了穆旦作为经典诗人的共识。三是学术影响不断提升。迄今为止，学术界已成功举办了7次较大规模的关于穆旦诗歌创作和翻译的学术研讨会。这些研讨会旨在缅怀穆旦的文学成就和精神风范，积极寻求穆旦与当下时空的关联度，提高穆旦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并将其沉淀为一种承载着丰厚内涵的文化符号。总之，穆旦诗歌在学院派知识分子中获得了广泛而持久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批评家经典”的意味。

在界定文学经典时，入史和入教是重要的判断标准，即真正的文学经典应该是那些能够进入文学史并在其中占据一定位置的、能够被国家教育体系接纳并被写入教科书的文学作品，“我们对经典的界定，……可从标识特征介入，能入史、能入教这是经典的标识”[6]。在入史层面，作家作品的入史率可以作为评价其经典化程度的重要参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穆旦逐渐成为现代文学史和新诗史教材绕不开的重镇，被作为重点诗人推介，其诗歌作品得到全面深刻的解读，其价值意义和诗史地位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其名字频繁出现于现代文学史和新诗史教材中，且所占篇幅较大。如1997年张炯等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第7卷·近现代文学编现代文学(下)》，第二十章第五节以“穆旦等的《中国新诗》群体”为标题，充分彰显穆旦的代表性地位。2000年程光炜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十九章以“穆旦与西南联大诗人群”为标题，并在第二节“穆旦：新诗现代性的冲突与整合”中予以专节叙述。同时，穆旦的现代主义诗歌风格得到文学史著作的客观公正评价，他对传统诗学的反叛和对“新的抒情”的探索获得重视，他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成就及意义被进一步廓清。一些权威的文学史著作倾向于从新诗现代化和新诗发展的整体意义上考量穆旦诗歌，并将其经典化。如1998年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认为穆旦诗歌在思维、艺术、语言的现代化方面都跨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是中国新诗现代化进程中的标志性诗人。2003年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更是明确指出穆旦在“九叶派”乃至整个中国新诗坛的先锋性与经典性地位。穆旦的地下诗歌创作也逐渐进入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框架中，被列入“‘文革’中的潜在写作中最优秀的诗歌之列”[7]180，被誉为“中国新诗的宝贵财富”[8]273，且在洪子诚所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获得专节叙述。在文学史著作的确认下，穆旦作为经典诗人的文学史地位得以明确。在入教层面，“一个时期文学经典的秩序，最终需要在文学教育和文学史撰写中加以体现和‘固化’，以实现其‘合法性’，并在教育过程中普及和推广”[9]。21世纪以来，穆旦诗歌多次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成为被主流认可的新诗经典。在某种程度上，被选入教材进入国家教育体系是作家作品获得持续传播的重要渠道，也是作家作品被经典化的显著标志。穆旦的诗歌《赞美》至少两次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科书，《春》《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智慧之歌》等作品也多次被选入中小学生阅读文选、诗歌导读本、选修课本等配套读本。如果以入史和入教作为判断作家作品是否被经典化的标准，那么穆旦诗歌无疑是已经得到认可的当之无愧的经典作品。

总之，穆旦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已经出现经典化趋向。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传播媒介、文学研究界、教育界的协同作用下，在读者的共同接受中，穆旦诗歌的经典地位得以确立。

二、穆旦诗歌经典化的阐释共识

在新诗以现代主义为主流的发展背景下，穆旦在新诗史上的地位及其对中国新诗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逐渐得到充分认可。

穆旦诗歌经典化的阐释共识体现于学术界对其在现代主义诗歌史上的先锋性与经典性地位的高度认可。其一，穆旦走在20世纪40年代新诗现代化前列这一说法得到公认，在现代主义诗歌序列中的先锋地位得以确立。90年代以来，在现代主义诗潮研究热的推动下，以卞之琳、冯至和中国新诗派诗人等为主体的4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的真实面貌得以恢复，并被认定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史上的成熟阶段与中兴期，穆旦在其中的代表性地位得以凸显。不同于卞之琳和冯至诗歌对于内心世界的过分倚重和对古典诗意的亲近，穆旦诗歌呈现出更多的现实感与反传统色彩。他兼顾内在现实与外在现实的统一，有意识地反叛古典诗歌传统的艺术实践，使其诗作显露出更多的张力与开放性特征。在中国新诗派中，穆旦诗歌在现代化的强度与深度方面远远超过其他人的诗作。他对灵魂与生命主题的探索，对现代自我的体验与建构，对现实、象征与玄学的深度融合等，使其诗歌呈现出一种难得的丰富性，从而成为该诗派的代表。正如郑敏所言：“40年代没有人有他那么浓的西方现代主义的东西。”[10]在研究者的阐释下，穆旦成为40年代崛起的现代派诗人中的旗手，其诗作代表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最高成就，成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夹缝中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成果。其二，继蓝棣之明确提出“穆旦诗正是在现代主义精神和现代派艺术手法方面，给中国新诗带来了比闻一多、李金发、戴望舒更新的东西，并且也区别于冯至和卞之琳，从而给后世以启发”[11]的说法之后，研究者进一步提升穆旦诗歌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谱系中的地位，认为其诗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走得最远”的象征，在新诗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穆旦诗歌触及现代主义思想与精神的内质，呈现出更为深厚多元的现代文化理念。如穆旦从具体的现实生活和切实的人生经验中发掘出自我的分裂与破碎、灵与肉的撕扯与搏斗、个体的孤独感与异己体验等丰富的现代命题，“真正把中国现代诗歌提高到了人生哲学的高度，……他把诗的激情同人生哲理的发现更紧密地结合成了一个艺术的整体”[12]。穆旦的思考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他始终关注现代文明对个体的压抑与异化、历史深层矛盾的悖谬性以及多重夹击下个体的生存境遇等问题，使得现实与玄思在其文本中交织并进，从而以灵魂探险者与现实沉思者的双重姿态超越于同行。在诗歌艺术表达方面，穆旦反叛古典诗歌传统的自觉性及其现代化探索的成熟性也远超其他现代诗人。他拒绝走中西融合的老路，在知性与感性交融的诗歌思维、富于隐喻与暗示的抽象化抒情方式、戏剧化的诗歌结构、富有张力的语言表达等方面突破了中国传统诗学范式的束缚，呈现出强烈的陌生化与异质性特质。穆旦的现代主义诗歌探索在中国新诗现代化历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独立的主体姿态、对传统的反叛和对新的表达方式的探索等已经沉淀为宝贵的精神资源与艺术资源，对后来的朦胧诗以及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起到示范效应，“不是别的现代诗人，正是穆旦，对新时期的年青的现代诗人产生直接的启示作用”[13]。总之，研究者以现代主义为标尺，对穆旦诗歌进行经典化建构，使其“被当作‘现代’标准件在橱窗展示和风光”[14]。

在对地下文学的发掘和对另类声音的寻找过程中，穆旦于1975—1976年创作的“潜在诗歌”从少为人知到广受欢迎，并因其思想的深刻性与艺术的成熟性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穆旦最好的作品，是潜在文学和当代文学中的典范。其一，穆旦对社会、历史与个体生命思考的深度远远超越“文革”时期的主流诗歌以及其他地下诗歌创作，具有他人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度和不朽的思想史价值。穆旦诗歌对于现实的质疑与审慎，对于造成悲剧的原因与机制的洞察，对于真理、理想与信念的坚守，对于人性、人情与人生的关怀，都呈现出强烈的思辨色彩与现代智慧，折射出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理性精神与主体意识，使得新文化传统得以存续[7]170。面对时代的荒原与生命的寒冬，穆旦从未屈服，而是以坚韧的生命意识和英雄主义情怀直面生命的痛苦与折磨，在压抑中继续喷发创作激情，其厚重的生命意识中蕴含着“平和中的成熟，沉静中的洞察，夕阳中的温馨，寒冷中的智慧”[8]273。这种思想高度与文化立场对于当代知识分子而言具有深刻的启示与警醒作用。其二，穆旦“潜在诗歌”的艺术价值获得充分肯定，成为潜在写作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穆旦的“潜在诗歌”创作对个体心迹的表露、对诗歌艺术的忠诚和对诗艺手法的探索，还原了诗之为诗的本质，从而在根本上区别于“文革”时期主流诗歌对于政治话语的服膺、对于大我的单一表现和对于工农兵趣味的追求；又因其诗歌具有高度成熟的艺术品格和鲜明的现代主义特征，与同一时期的地下诗歌拉开了距离。穆旦的“潜在诗歌”创作自觉融合了多种诗歌资源与艺术传统，呈现出丰富厚重、典雅幽远、明净晓畅的整体风格，成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经典之作。其三，穆旦“潜在诗歌”创作的诗歌史意义得到广泛认同。穆旦融通西方现代主义、浪漫主义与中国古典诗学精粹的综合艺术实践，承接中国新诗对于多重艺术手法与多元美学价值的追求，对当代诗歌的后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反思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探讨民族化与西化问题的背景下，穆旦“潜在诗歌”艺术探索的重要价值得到突显。穆旦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诗学思考、对古典与现代艺术的自觉融合、对叙事性的追求等，凝结为一种宝贵的艺术经验，对于当代诗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先行者姿态和以整个艺术生命探索中国新诗道路的初心也广受尊重。

三、穆旦译诗与主体精神的经典化建构

穆旦诗歌经典化是包含诗歌创作、诗歌翻译及诗人文化人格于一体的综合建构。穆旦译诗的经典化与穆旦主体形象的经典化作为重要的方面，与穆旦诗歌创作的经典化共同构成了“三位一体”，割裂三者之间的统一性无疑是对穆旦其人其诗的简单化与狭隘化。

与其诗歌创作相比，穆旦译诗的成就较早得到公认，成为诗人译诗的典范。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研究者和翻译文学史著作就曾以“最成功”“成就最大”“空前”“不朽”等修饰性词语将穆旦译诗推向经典的位置。90年代研究者的目光较多聚焦于穆旦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到21世纪，穆旦译诗研究又重新获得重视，研究专著与论文数量持续增长，新生代研究力量不断涌现，且研究视野不断开拓，多元系统理论、诠释学等跨学科研究理论和方法得到广泛运用。穆旦译诗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译诗与诗歌创作的互动、诗歌翻译思想与翻译艺术、诗歌自译现象、译诗的不足等方面都得到深入探讨。《穆旦译文集(1—8卷)》的出版标志着穆旦的译诗成就及其作为翻译家的身份得到确认。

穆旦译诗的经典化共识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一，穆旦译诗的原则与方法为中国译诗提供了宝贵经验。事实上，确认某一作家作品的经典地位，就是在确认一种文学标准和文学法则[15]。穆旦译诗既追步原作，努力保持原诗的节奏和韵律，又为照顾整体和谐进行局部调整和创造性实践。他以诗人译诗的特有敏感实现了译才与诗才的统一，他对译作反复修改、精益求精的态度和精神成为照亮后世译诗的丰厚遗产。其二，穆旦译诗的成就与其产生的影响力得到高度认可。穆旦译诗对现代汉语的激活和更新以及在语言方面的典范价值得到广泛认可，其译诗语言被王小波称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16]，滋养了无数作家与翻译家的艺术生命。同时，研究者也肯定了穆旦译诗对于中国新诗发展的贡献，如“为中国新诗带来了新观念、新结构、新词汇”[17]等。穆旦晚年对现代派诗歌的翻译直接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借鉴，具有启蒙价值。其三，穆旦翻译的普希金、丘特切夫、欧根·奥涅金、拜伦等诗人诗作在单个作品译介谱系上的位置得到凸显，被认为是同类译诗的精品和典范，其中尤以他翻译的英国诗人拜伦的诗作《唐璜》最为突出，是穆旦译诗中公认的杰作和《唐璜》众多汉译版本中的经典范本。其四，对穆旦译诗的经典化建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其译诗行为的文化立场与精神立场的肯定。在20世纪50年代，穆旦以“查良铮”的身份重生，在意识形态与自我的诗艺追求之间寻求平衡，以勤勉的翻译工作为新中国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文革”时期，穆旦的“潜在翻译”更是以持续的艺术探索、彻底的反叛姿态和独立的精神立场，表征着穆旦对其“一生所认定的诗歌价值的深刻理解、高度认同和心血浇铸”[18]。穆旦译诗被广泛写入翻译文学史著作，成为考察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俄国、英美文学翻译成就以及“文革”时期地下翻译状况无法回避的对象。如杨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十七年及“文革”卷》，认为穆旦是20世纪50年代对普希金诗歌译介贡献最大的诗人和翻译家。王友贵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翻译文学史：1949—1977》中也高度肯定了穆旦对普希金诗歌的翻译，认为穆旦是这一时期英诗汉译领域不可多得的诗人翻译家、20世纪最有才华的诗歌翻译家之一[19]。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穆旦译诗一直拥有较大的出版发行量和持续不断的民间阅读潜流，受到两代以上读者的热烈追捧和广泛好评，这也是穆旦译诗经典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公刘曾在1984年指出：“作为诗歌翻译家——另一种意义上的诗人——穆旦是不朽的。他的许多译诗是第一流的,……人们将铭记他的功勋。”[20]

在穆旦诗歌经典化的建构过程中，许多研究者倾向于在穆旦和鲁迅之间建立关联，将穆旦阐释为鲁迅精神的接棒者，大大提升了穆旦其人其诗的文学与文化价值。继王佐良1946年在其文章《一个中国新诗人》中对穆旦与鲁迅的精神首次进行关联后，钱理群至少三次撰文延续了对这一命题的深入探讨，指出穆旦在反叛性与异质性精神、对残缺的美学追求、对生存状态与自我分裂的表露等方面继承了鲁迅精神与鲁迅思想体系的精髓，认为鲁迅与穆旦“构成了现代文学史与思想史上抹煞不掉的一个谱系”[21]。21世纪以来，经过段从学、李怡、易彬、凌孟华等人的研究，穆旦“接近”鲁迅的历史语境、媒介途径、具体表现、同中之异等问题得到厘清，“鲁迅—穆旦”这一精神谱系更加明晰，穆旦在主体精神层面被经典化。

研究者从多个层面阐释了穆旦与鲁迅的精神遇合。其一，大胆质疑、严于自剖的现代理性精神。作为孤独的先觉者，穆旦和鲁迅同样对现代中国保持冷静的审视态度，他们对社会、历史、人生甚至未来发出强烈质疑，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赤裸裸的揭示，力图突破一切虚伪和平庸。二者对自我的拷问、怀疑与否定，对灵魂的痛苦和分裂状况的剖析，对灵与肉搏斗的关注，都呈现出“精神自戕自拷所隐含的智慧者的大痛苦”[22]。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可以说当穆旦把他的怀疑主义彻底到对自我的怀疑与否定，他就在心灵深处接近了鲁迅，或者说得到了鲁迅精神的精髓。”[23]其二，“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是鲁迅精神世界的重要构成，它是指一种“越是清醒于‘绝望’，他越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24]，并以抗争与搏斗的姿态维系个体价值与尊严的现代精神。研究者在穆旦的精神结构中也发现了这一隐含的特质，并在“突围者”穆旦与“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的鲁迅之间建立起精神关联。如在意识到现实与理想的落差、希望的幻灭、世界的荒诞之后，穆旦深切体悟到被围困的绝望与空虚，但是他却从未走向堕落沉沦或者恐惧屈服，而是在痛苦中奋力突进、寻求新生，释放出真正的自我力量与个体价值，在“绝望的反抗中流溢着对生命的珍惜和紧迫感”[25]。其三，现实关怀、人类意识与社会使命感。作为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穆旦与鲁迅的共同特征即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对现实的深入批判以及自觉承担的主体精神，他们的写作都是对现代中国苦难历史的真实呈现，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穆旦与鲁迅的主体精神中都包含着强烈的个体关怀意识，都将个人的价值与尊严、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放在突出位置，以实现其批判、启蒙与疗救的目的。作为现代文化英雄与思想斗士，“穆旦对鲁迅精神的自觉继承和自觉的推进也再一次接续了中国20世纪文化的向前发展的最强劲血脉”[26]，他们共同促成了现代文化精神的延传，彰显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但是二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应避免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