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利利 刘 枚

（1.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2.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2016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等。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工作者应该加倍努力，解决在外国文学领域存在的 “亟待解决的问题” 。外国文学研究，是我们在本国的语境下去研究非本国的文学。那么中国的语境包含了中国的视角、中国的需求等。满足国家 “一带一路” 战略发展的现实需求让我们对外国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东方文化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对其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极其地重视。因为中国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用比较的眼光审视外国文学作品中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既是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研究体系的关键所在，也符合习总书记所提出的打造文化互融共同体的需求。

在我国进行 “一带一路” 建设的大背景下，在 “一带一路” 建设所必须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的需求下，通过对杜拉斯作品的分析，我们试图找出杜拉斯在其出身地的东亚文化和其母语文化法国文化之间，是如何经过文化缺失、文化冲突、文化认同、最终达到文化融合这一过程的。通过对杜拉斯作品中东西方文化融合的路径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体现出习总书记 “一带一路” 倡议中关于建立全球文化互融共同体的需求和优势。

一、研究综述

国外对杜拉斯的研究从1950年起就开展得如火如荼。她的第一部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刚一出版，就引起了批评界的瞩目，法国各大报刊、杂志陆续出现批评她的文章，后来更有关于杜拉斯的专刊、专号。目前，用英法双语出版的杜拉斯批评文集及专著就有100多种，学术性研究专著有50本左右。对于一个作家的博士论文的数量，可以证明其影响力的大小，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外就已经有了研究杜拉斯的博士论文。在法国，仅2008年到2018年这十年期间，就有290篇关于杜拉斯的博士论文。另外，来自世界多个国家会员组成的杜拉斯协会，每年都会负责组织有关杜拉斯作品的学术会议及出版论著等活动。而且，国外关于杜拉斯的研究，不仅存在着庞大的研究队伍，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不论是从形式研究还是从内容研究方面，都是范围广，角度多，非常的全面且成果卓越。

国内对于杜拉斯的研究开始于1980年王道乾在《外国文艺》上发表的译文《琴声如诉》，比西方晚了整整二十年。国内对杜拉斯的研究出现了四次集中研究：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情人》的传播；第二次是1996年杜拉斯的逝世引发的纪念性的研究高潮；第三次是2006年纪念杜拉斯逝世十周年的研究活动，第四次则是出现在2016年纪念杜拉斯逝世二十周年之际。在我国，关于杜拉斯研究的硕士论文在逐年增加，但是相关的博士论文却寥寥无几，专著也为数不多，最有代表性的研究型专著是户思社2007年12月1日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玛格丽特·杜拉斯研究》，黄荭2014年10月1日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杜拉斯的小音乐》等。关于杜拉斯的各种研讨会也陆续出现。杜拉斯的作品被大量地反复地译介到中国，我们现在几乎可以在国内找到杜拉斯的所有作品的中译本。

国内关于杜拉斯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在展开，尤其是近二十年以来出现了若干成果，但从整体来看仍属于小范围的研究，且大部分集中在以《情人》为代表的个别作品的研究，以及出版社对杜拉斯的热爱，而学术界对于杜拉斯的研究的角度还是很单一，大部分只是从女性主义角度进行的研究，研究深度也不够，多是停留在印象式的读后感的层面，研究缺乏多元化。随着杜拉斯作品在国内译介的丰富和全面，随着对其研究的逐渐深入，关于其作品的研究角度会越来越多样化，研究深度也会加强，尤其是在我们国家 “一带一路” 建设的大背景下，关于杜拉斯作品中的东方文化，东方因素或者东方情结的研究会日益增多。一方面，在中国视角下对外国文学的研究是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研究体系的关键；另一方面，东西方文化在杜拉斯作品中从悬空到融合的路径研究符合 “一带一路” 倡议的文化融合的战略需求。

二、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1914年出生于法属印度支那嘉定市（即后来越南的西贡市）的玛格丽特·杜拉斯，自1942年开始发表小说以来势不可挡，其作品体裁不仅涵盖了小说、戏剧和电影等，数量和质量也是令人称赞。尤其是1984年，其小说《情人》获得当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之后，声名远扬，作品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1992年，电影《情人》在中国放映，杜拉斯和她最后的情人27岁的扬·安德烈亚的恋情被报道之后，杜拉斯瞬间在中国引起了轰动，让中国读者开始对这位法国作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很多从来没有读过杜拉斯的人也开始去翻阅、接触她的作品，知道了她的名字和她的中国情人，也了解了她与中国、越南等东方文化的神秘渊源。

童年时代的她，除了在法国有过一次短暂的逗留，在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一直生活到十八岁，童年作为人生的起点，是对一个人的人生有着深远影响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在印度支那的东亚文化环境里的生活构成了杜拉斯的文化之根， “我在湄公河边生活了十年之久，它留在了我心中”[1]。在十八岁之前的杜拉斯的心中，印度支那文化就是她的母国文化，是滋养她人生的源泉，她不止一次地提起她的故乡是越南平原上充满泥土味的河流的故乡，是越南沼泽地的故乡。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这些记忆不能永远带在身边，但她会把它们珍藏在自己的心底。

1932年,十八岁的杜拉斯回到了法国。生活背景、生活习惯的重大变化让她措手不及，面对法国文化她显得格格不入，她的内心是彷徨的，她的不知所措来源于对法兰西文化的缺失，对西方文化接触的空白。她在《话多的女人》中反复地提到她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她在法兰西的生活中步履蹒跚，因为那里的一切对她而言都是那么的陌生。这个时候，其母国文化法兰西文化是她最大的障碍，她人在法兰西，却是一个没有西方文化之根的悬空者，这是她作品中东西方文化会产生碰撞和冲突的根源。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在杜拉斯的作品中有着显而易见的体现。首先是其创作所使用的法语与叙述的内容之间的冲突。杜拉斯在写作时所使用的是法语，这是象征着法兰西文化和特色的语言，是法国人的母语。作者使用这种语言不惜笔墨地在其作品中叙述了她童年、少年时期在印度支那的经历，作者在叙述其经历本身所处的环境、所接触的人物时运用的词汇又勾画出一幅具有非法语文化特征的异国他乡的生活场景。此时此刻，具有法兰西文化特征的法语语言就不可避免地和具有异国文化特征的异国生活经历、异国生活环境所创造出来的人文景观发生冲突。[2]其次是杜拉斯法国人的外表与所讲的语言越南语、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等的冲突。杜拉斯具有法国血统，法国人的外表，但与其说她是法国人，不如说她是越南人，她跟那些越南小孩一样说越南语，跟他们一样不穿鞋，跟他们一样生活在印度支那的蓝天下。在杜拉斯的观念中，作为白人的她不是白人，她在白人中间属于另类。作为白人的杜拉斯在越南殖民地受到白人殖民者的排斥，这些就加剧了作为西方文化的法兰西文化和作为东方文化的印度支那文化在她身上的冲撞带给她文化认同的模糊感。 “置身于一个侨民、普通白人、安南人和中国人混居的世界，多纳迪厄一家既不属于白人殖民者，也不属于被殖民的黄种人。”[3]杜拉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她没有了故乡，成为了一个永远也回不到故乡的人，她生在 “无处” 。于是，面对东方和西方都不是自己的故乡时，生于 “无处” 的杜拉斯在写作中努力寻找着自己的根，努力地让东西方两种文化在她身上融合统一。

三、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东方的民族精神、价值取向、风俗习惯，伦理规范和法兰西文化的模式是完全迥异的。对杜拉斯而言，首先要建立起法兰西文化模式，要发自内心地认同法兰西文化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因为文化模式往往是以一种内在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每一个个体的行为。杜拉斯如何让浸润了东方文化模式的童年生活的人和事融入她写作时每天都在体验着的西方文化的模式中呢？也就是说，经历了以法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缺失，经历了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在她内心的巨大碰撞之后，杜拉斯如何让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融合呢？这注定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第一阶段，杜拉斯在其作品中单刀直入西方文化，对她童年时期经历过的东方文化避而不谈，这是为了达到与自己的母语文化法兰西文化直接地、快速地融合，在她看来，也许越是远离童年时期的东方文化，越是能很快地融入其母国西方文化。

杜拉斯1943年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故事发生在巴黎近郊的一所农庄，其中的人物具有作者心中外省的农民的形象，自然风光也具有法兰西外省风光的痕迹，这些描写都或多或少反映了杜拉斯对母国故乡的记忆，那里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虽然还难以完全融入她的心里，虽然故乡对她而言还是远方的，是模糊的，但是她的笔端流露出的是对故乡的一草一木的真情实感，这些记忆足以燃起她对那片土地的向往之情。杜拉斯在其第二部著作《平静的生活中》，直接把主人公弗朗索的父亲的工作地点设定在比利时的R城，父亲在那里工作了十年以后才回去法国。夏季的时候，主人公要去大西洋旁边的T城， “带着我前进、驻留、后退的那双脚是我的脚，身侧那双在间隔排开的路灯下时隐时现的手是我的手。我微笑了，如何能不微笑呢？我在度假，我来这儿看海。我真真切切地走在这些街道上。我感觉自己被我的影子牢牢地包围了。我看着那投影拉长、游移、再次回到我身边。我心中对那个带我来到海边的自己生出了一份柔情，一份感激。”[4]面对法兰西文化，作者想要融进的心情是激动地、是真实的，而且作者大量地描写了诸如做祈祷、过圣诞节、开乳品作坊，做黄油等西方文化风俗，以及种植葡萄，放羊剪羊毛等充满了法国西南部农村的生活习惯和自然风光，包括主人公和其它人物的关系的处理，也是西方式的，但是作者采用的却是一种从法国的周边文化由远及近地渐入法国文化的方式，可见杜拉斯对法兰西文化的接触在初始阶段是小心翼翼的，是试探性的。这种缺少了在法兰西生活经验的，没有深刻的对西方文化的理解的深入，自然是达不到作者的预期效果。

第二阶段，作者勇敢地提及自己最不愿意提起的印度支那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自如地展现出自己熟悉的文化时空。作者回到东方文化模式的做法，是在找回文化自信。

杜拉斯的前两部小说里均未涉及她在印度支那的经历，叙述的是她刚回法国时在外省的家庭生活，外省的自然环境和与此相关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在这两部作品中，杜拉斯所描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她的童年关系不大，那么在接下来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她把笔端描向了她最熟悉的东方。尘封的记忆被打开时，作者的叙述顷刻间变得流畅、真实、自然。作者描写了一个白人家庭在印度支那的生活，她一再告诉读者，故事与她本人无关，只是一部描写东方生活的小说，然而当读者读到作品的主人公一家在印度支那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以及其母亲的生活经历时，作者杜拉斯的伤口还是被触及了。《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的内容是杜拉斯最熟悉的生活经历，小说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也是杜拉斯最熟悉的东方的人和自然。故事的社会背景是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人物的活动地点有太平洋岸边的南亚丛林，还有被海水常年浸泡的沼泽地。可以说，这部小说比较客观地再现了杜拉斯童年的生活环境和让她家庭生活蒙上阴影的那段生活。面对着带有些许苦涩和无奈的生活的再现，杜拉斯的内心深处隐藏着某种特殊的情感，因为当她把笔端伸向那里时，她叙述的过程中会充满她对过去岁月的再一次深刻而痛苦的体验，但所有的一切都已经等待在那里了，她只需要开始就行了。选择创作这样一部深深地植根于灵魂和生命的作品，杜拉斯不仅是向自己的过去致敬，她更是想重新找回自己在那个东方文化中的自信，以此来表达对西方文化模式认同的渴望和能力。

第三阶段，杜拉斯陷入了文化认同的两难境地。当她返回法国后，她脚下的那块东方土地突然间消失了，她好像被她羞于启齿的自由而狂野的东方童年抛弃了。同时，当长久以来对她而言只是一种概念，只是一种 “你们是法国人” 的存在于日常语言中的概念，在杜拉斯返回法国后突然变得清晰而实际时，杜拉斯反而觉得这种没有法兰西生活经历，没有法兰西文化之根的文化认同是很不现实的。这个时候的她，感觉好像同时被两种母语文化抛弃了，这种抛弃成了她写作上的一种痛苦。

文化认同的两难境地，让杜拉斯在创作上开始摇摆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摇摆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当时法国文坛的创作趋势和流行倾向上来。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深受萨特反思型存在文学的影响，以人类的存在为主题的文学创作成了这一时期占据法国主导地位的创作形式。1952年杜拉斯发表的《直布罗陀的水手》就是这样一部应时的小说。杜拉斯在这部小说中，没有把小说的背景放在法国的外省，也没有置身于曾经的东方，而是把背景设定为二战后的意大利，主要描写一位在世界各地游荡的水手的故事。这个时候的杜拉斯身处法国，经历过战争带给她的创伤，她不能放开眼前活生生的现实而去沉浸在对过去的岁月的回忆中。同时，受到战后人们极端低落的情绪的影响，杜拉斯对现时的生活极度厌烦，她把这种情绪通过作品中的叙述者对自己爱情的厌倦，对生活的无聊的感受，通过主人公安娜对现实的不满而追求或许压根就不存在的爱情等情节表现了出来。在这部作品中，杜拉斯是想尽快摆脱东方文化对她的影响，想尽快的融入法兰西文化之中，但又对她所正在经历的法兰西的观念，伦理道德，甚至生存感到厌烦，失去了兴趣。紧接着的1953年，杜拉斯的《塔吉尼亚的小马》中，再次宣泄了她当时的厌倦和苦闷，体现出了作者在写作道路上的犹豫和徘徊。然而，这个时期，在内心深处，杜拉斯所谓的 “痛苦之源” 依然在不停地追逐着她，纠缠着她，她必须再次进入这种痛苦的核心，进入童年的印度支那，让童年给她以钥匙，打开她内在而神秘的心结。

第四阶段，让自己奉为母语文化的东方文化逐渐融进法语文字中，让承载法兰西文化内涵和模式的语言拥抱具有东方文化模式的经历，从而达到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失去文化根基的杜拉斯日益迷茫，她在1965年出版的《副领事》中，把因为被母语文化抛弃而产生的痛苦借助女乞丐表现得淋漓尽致。秃头女乞丐因怀孕被赶出家门，到处流浪，可是她每次出发后，转来转去还是离不开自己的故乡，为了给她刚出生的女儿寻找一个好人家寄养，她怀着这样美好的希望，唱着故乡的歌，与故乡的土地离别，与故乡渐行渐远，故乡在她身后的记忆历经十年逐渐模糊后，她终于在远离故乡的加尔各答给女儿找到了可以托付的白人妇女，也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从此便在加尔各答扎根生活。女乞丐的迷茫、恍惚与痛苦就是杜拉斯的迷茫与痛苦，女乞丐给孩子和自己寻找归宿的过程就是杜拉斯寻求文化认同的艰辛写照。杜拉斯在迷茫中像《副领事》中的女乞丐一样寻找着属于她的家，她的根。与被自己认可的东方文化割裂的痛苦，比不上西方文化对于她的巨大空白带来的痛苦。她身处法兰西，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得到，但又难以全身心介入的西方文化让她的痛苦无以言说。这种介于似曾相识又不认识，有所感受却又难以融合的恍惚而矛盾的情绪在其文字的表达中越来越突出。在经历了《伊甸影院》和《林中的日子》中的模糊不清的主人公之后，经历了身份认同的痛苦之后，杜拉斯在1984年的《情人》中突然豁然开朗，完全把自己从文化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没有了对文化根源的恐惧，她不再担心自己不是法国人，不再担心自己缺乏文化根基，她自由地开始满怀着激情，用法兰西语言叙述着她心目中的东方文化，昨日的东方文化完全融入了今日的叙述语言所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内涵中。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的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5]在《情人》这段涉及形象的叙述中，杜拉斯终于把遥远的过去与现在的现实放在一个平面去理解，由陌生男子引起的话题开始，杜拉斯有机会可以去和自己的过去对话，自己过去的种种经历随着当年在法兰西卷起的异国风情热，搅动了法国人的民族情结，让那些曾经在印度支那生活过的法国老人心中泛起了对失去岁月的悠悠的追忆之情，让年轻人开始憧憬着去寻求那色彩斑斓的异国情调。杜拉斯终于在经历了文化碰撞带给自己积极身心的撕裂般的痛苦后，拥有了对文化认同的沉醉般的愉悦享受。

四、结论

“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是每个人都必须有的，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文化，只要‘一带一路’进入建设阶段，就一定伴随着文化传播和文化融合的问题。”[6]文化是一个由各要素组成的系统，不同的要素用以满足人类的不同需要。文化表现在人身上，有表层结构,中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之分。表层结构表现为人的一般行为习惯和日常行为模式，中层结构体现为人对真善美的认识的价值标准，深层结构则表现为人的生命观和信仰。不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二者之总和即是 “文化” ，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二者之总和即是 “整个世界” ，因此，他们两方都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依附，彼此渗透，也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新事物，才能发展，这是一种必然。在东方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杜拉斯，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寻求文化认同的过程注定是艰苦的，是曲折的，是漫长的。她在创作生涯中经历了以法兰西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缺失，经历了印度支那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冲击后，她逐渐地让刻骨铭心的东方文化和她的母国法兰西文化进行磨合，最后让双方完成了和谐统一的融合，这样的路径是痛苦无奈的，但又是令人沉醉的。东西方文化在杜拉斯身上的相互渗透，完美融合，构成了杜拉斯创作的整个世界，也让作为读者的我们有机会去欣赏外国文学发展史上这位瑰宝级的作家及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