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灏,邓婷婷, 孙佳茜,张静秋△

(1.成都师范学院教育与心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2.西南民族大学哲学学院)

1 引言

在高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移动智能手机因其即时满足性、易得性和功能集结性等特点逐渐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1]。截止2020年12月，我国网民中有99.7%的比例为手机网民，规模已达9.86亿[2]。使用-满足理论认为个体可以通过智能手机的使用来满足其多元的心理需求[3]，但如果过度依赖这种心理体验且不对自己的行为加以控制，则可能发展为手机成瘾，给个体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4]。在不同群体的研究中都发现了手机成瘾与一系列情绪问题的产生密切相关，如焦虑和抑郁等[5-9]，严重的手机成瘾有时还可能引发明显的躯体不适[10，11]，同时手机成瘾还会影响个体的认知能力[12，13]，并对工作任务的达成产生负面影响[14]，Chóliz 的研究指出“干扰学术或职业活动(interference with academic or occupational activities)”是手机依赖症状之一[15]。所以病理性手机成瘾作为一种新型行为成瘾，已成为继网络成瘾之后出现的新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社会大众与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16]。

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学生作为手机使用的主要群体，同时也是手机成瘾的易感高发群体，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黄俊霞等人一项调查中显示大学生手机成瘾的检出率为15.3%[17]，陈祥真针对高职学生群体的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18]，研究还发现手机成瘾会对学生群体的心理、生理和学业等方面产生广泛的负面影响，如导致身心健康水平的下降[19]，影响睡眠质量[20],此外，还可能在行为层面上导致学业拖延和倦怠的产生[21，22]。因此，智能手机的过度使用和依赖已成为阻碍当代年轻人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深入探索其手机成瘾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已成为现今重要的公共卫生议题，同时职业院校的学生群体同为手机过度使用的高危群体，但在既往的研究中常常被忽视，需要加深对该群体手机成瘾影响机制的了解。

2 理论与假设

2.1 负面评价恐惧与手机成瘾

学生群体手机成瘾与许多因素有关，众多研究表明个体对人际社交活动的负面情绪倾向是导致其过度依赖手机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社交焦虑被认为是引发学生群体手机成瘾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23]。社交焦虑是社交回避的主要表现形式，社会认知理论认为存在社交焦虑的个体更容易消极评价环境与他人，而这种负面评价导致个体回避真实空间的社交转而对手机产生依赖，其成瘾概率更大[24，26]，近年来针对社交焦虑与网络成瘾的研究发现负面评价恐惧(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FNE)作为社交焦虑的核心特征，作为加剧网络过度使用的风险性因素，最终影响个体的网络成瘾水平[27,28],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认知-行为”理论认为负面评价恐惧作为网络成瘾的易感特质和风险性因素是网络过度使用行为产生的远端原因[29,30]，个体对他人负面评价的恐惧可以直接预测个体的网络成瘾水平，也会与其它风险因素共同影响网络使用倾向，如负面评价的恐惧所带来的一系列孤独感与失调感引发的人际关系、情绪等问题很容易导致心理发展受阻从而形成手机成瘾行为[26]。社会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认为由于对自我表征的不准确，对自己行为的高标准预设和对于外界评价的高预期使个体产生负面评价的恐惧，长期体验负面评价恐惧会导致个体陷入认知失调之中，而手机的强大的娱乐功能所具有的补偿性，容易使个体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中获得满足，导致个体形成病理性补偿，促进其手机成瘾的形成。因此，本研究基于认知视角来理解负面评价恐惧对职校学生手机成瘾的影响，提出假设H1：负面评价恐惧能显著预测职校学生群体的手机成瘾水平。

2.2 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体验回避模型(Experiential Avoidance Model)认为个体在负面情绪中感受到痛苦时会激发个体进行调整，但如果个体情绪调节能力不足，则可能无法形成良好的情绪调节策略，而更倾向采取消极回避的方式来减轻情绪带来的不愉快体验，成瘾行为则是较为常见的体验回避行为，这预示负面评价恐惧可能是通过干扰个体的调节能力间接对手机成瘾产生影响[31]。在众多因素中，自我控制(self-control)作为一种对自身欲望和需求进行克制，并通过调整固有行为思维方式，以达到与外部环境和谐相处的能力，是自我意识结构中自我调节的基本手段，已有研究证实，青少年自我控制与手机依赖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相关[32-35]。自我控制越好的个体手机过度使用的水平越低，同时，保护性-危险性因素理论模型认为当个体存在危险性因素时(如负面的情绪与认知)，保护性因素可能修正、改善或改变个体对具有潜在适应不良的危险性因素的反应，良好的自我控制能力是个体适应人际和调试情绪反应的重要因素，是降低网络过度使用的保护因素[36,37]，研究还发现高自我控制水平的个体能及时察觉到自己行为的失衡，并通过调整自我内部需求，使网络行为符合社会期望和规范，而低自我控制能力的个体则无法很好地完成行为的调整[38]。自我控制的能量模型[39]认为当个体有限的心理资源消耗到一定程度时，用于个体自我控制的心理资源减少，会导致控制的失败，而惧怕负面的评价作为一种消极的情绪认知特质，会持续消耗个体有限的心理资源，进而诱发自我控制失败[40]。基于上述模型和前人研究基础，本研究提出假设H2：自我控制在职校学生负面评价恐惧和手机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

3 方法

3.1 研究对象

2021年4月在四川省成都市2所职业院校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760名学生作为被试参与了本次调查，回收有效问卷749份，回收率为98.55%，其中男生314名，占41.9%，女生435名，占58.1%；参与调查的被试年龄在14-23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7.87±1.07岁。

3.2 研究工具

自我控制量表(Self-Control Scale, SCS)。采用谭树华、郭永玉[41]修订的自我控制量表，共19个条目，包含冲动控制、健康习惯、抵御诱惑、专注工作和节制娱乐5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1分“完全不符合”到5分“非常符合”，条目中 2、3、5、6、7、8、9、10、12、13、15、16、17、18、19项为反向评分。将所得粗分进行相加，再进行评定，总分愈高，说明自控能力愈好。本样本中此量表的α系数为0.763。

负面评价恐惧量表(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FNE)。采用陈祉妍[42]修订的负面评价恐惧量表，共12个条目，单维度，采用5点计分，1分“和我完全不符合”到5分“和我完全符合”，其中反向计分题有4个，将反向题目正向处理后所有条目得分越高代表对负性评价更恐惧，本样本中此量表的α系数为0.893。

手机成瘾指数量表(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MPAI)。采用黄海等人[43]修订的手机成瘾指数量表，共17个条目，包含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4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几乎没有”记1分，“偶尔”记2分，“有时”记3分，“经常”记4分，“总是”记5分，无反向计分，每个项目相加即为总分，受试者在17个条目中，对8个条目做出肯定回答，即被界定为手机成瘾者，本样本中此量表的α系数为0.835。

3.3 统计分析

用 SPSS20.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性分析。采用Hayes[44]开发的PROCESS宏程序进行中介检验，并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抽样重复5000次)构建95%置信区间进行验证。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数据来自被试的自评报告，容易出现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因此，根据Harman单因素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分别对三个量表的每一个条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出11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并且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2.77%，低于40%的临界标准[45]，说明本研究不存在较为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4 结果

4.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对负面评价恐惧、自我控制和手机成瘾三个变量进行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负面评价恐惧与自我控制之间呈显著负相关(r=-0.364，P<0.001)，与手机成瘾呈显著正相关(r=0.447，P<0.001)；自我控制与手机成瘾呈显著负相关(r=-0.549,P<0.001)

表1 研究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4.2 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Hayes开发的SPSS process宏程序非参数Bootstrap法，抽取5000个样本估计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采用模型4来确定自我控制在负面评价恐惧对手机成瘾水平中的中介作用。如表2所示，负面评价恐惧对手机成瘾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β=0.68,95%的置信区间为[0.58,0.77],P<0.001)，研究假设H1得到验证；纳入中介变量后，负面评价恐惧对手机成瘾的直接预测作用仍然显著(β=0.43,95%的置信区间为[0.34,0.52],P<0.001)；负面评价恐惧对自我控制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0.42,95%的置信区间为[-0.49,-0.34],P<0.001)；自我控制显著负向预测手机成瘾(=-0.59,95%的置信区间为[-0.67,-0.51],P<0.001)，此外，自我控制的中介效应bootstrap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为[0.18，0.31],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假设H2得到验证。负面评价恐惧不仅能够直接预测手机成瘾，而且能够通过自我控制间接预测手机成瘾。如表3所示，该直接效应(0.431)和中介效应(0.245)分别占总效应(0.676)的63.8%、36.2%。

表2 中介回归路径分析结果

表3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由温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46]可知，自我控制是负面评价恐惧影响手机成瘾的中介变量，在两者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见图1。

图1 中介效应路径图

5 讨论

本研究揭示了负面评价恐惧在影响职校学生手机成瘾倾向过程中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是对负面评价恐惧导致手机成瘾倾向机制的探索。从理论角度来看，丰富了关于手机成瘾的影响机制的研究，扩展了成瘾的研究内容；从现实角度来看，为预防和矫正职校学生手机成瘾问题行为提供了应对方法，具有实际应用意义。

5.1 负面评价恐惧的负性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负面评价恐惧能显著正向预测职校学生的手机成瘾水平，表明负面评价恐惧越高，越容易产生手机成瘾倾向，验证了负面评价恐惧作为职校学生手机成瘾的因素这一假设，同时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者针对网络成瘾开展的研究结果一致。由于自我意识的发展，青少年自我关注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高，这时周围人对自己的看法与评价会帮助其定位自我，是其自我意识建构的重要资源，但负性评价恐惧作为一种具有生理基础的认知特质，会影响个体对环境信息的提取，使个体在社会情境中更倾向于识别和预期与自我相关的负面信息，从而催生焦虑、恐惧等情绪，这无疑会给青少年带来一种强烈的内心冲突，而手机和网络的使用为青少年缓解该内心冲突提供了一种便捷的途径，通过手机进行的虚拟社交活动因其匿名性，能大大降低个体在真实空间中的社交焦虑和对自我的评价恐惧，其社交场景的多元化可以弥补个体因真实社交活动减少带来的缺失。本研究结果也支持了认知行为模型的假设，该模型认为负面评价恐惧一部分来源于个体的错误认知, 这种错误的认知使个体形成针对自我的负性信念系统，最终导致一系列的问题行为产生，现有研究认为在临床中可以通过认知重组的方式对具有负面评价恐惧的个体进行干预性矫治[47]，另一方面，提升青少年自我概念中的积极维度也可以降低由负性评价带来的消极体验，从而起到降低其行为偏差的作用，如自尊作为人格结构中一种积极因素，被认为是抵御外部负面评价的保护因素，Van Tuijl等人的一项追踪研究表明提高外显自尊可以减少社交焦虑[48]，也可以通过提高自我概念清晰性，增强个体对自我了解的内部一致性和自信心，自我概念清晰性的提高还能帮助个体在社交活动中更加清晰地展现自我，获得良性的社交互动，以降低社交失败带来的压力[49]。可见，在临床工作和学校心理辅导工作中，可通过自我概念的积极改变帮助青少年学生降低通过手机过度依赖来获得自我认同和满足，最终达到降低手机成瘾的目的。

5.2 自我控制的保护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自我控制在负面评价恐惧和手机成瘾之间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自我控制负向预测手机成瘾，说明职校学生的自我控制水平对其手机成瘾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此结果支持了保护性-危险性因素理论模型，即负面评价恐惧作为危险性因素会提升职校学生手机成瘾的风险，而自我控制作为保护因素能调控职校学生的手机成瘾行为[50]。同时通过模型还可以发现负面评价恐惧对自我控制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符合“自我控制的能量模型”的假设，负面评价恐惧作为个体应对环境时的一种适应不良，会持续占用和消耗心理资源，这会使得分配到自我控制的心理资源减少，导致自我控制的失衡，从而降低自我对问题行为的调控能力，最终导致问题行为的高发。所以自我控制作为保护因素对降低职校学生群体的手机成瘾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提升该职校学生的自我控制水平，是除了调整负面评价恐惧外的另一条通路，现有研究指出，个体的动机水平能够调控自我控制水平，如果具备充足的动机, 即使个体处于损耗状态, 自我控制也能发挥良好的作用[51]，在学校心理工作中，通过明确学业任务目标，说明控制手机使用的重要性等手段，可调动学生的动机水平，提升其主动调控手机成瘾的水平。同时，有规律的自我控制训练也能有效提高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训练可以拓展个体的心理资源库, 同时抵制损耗，而且在某一特定领域的自我控制训练,对其他领域的控制力量提升也有明显的作用[52]。学校可以通过帮助学生明晰其在优势任务中的控制方案，优化调控策略，反馈控制成效，以强化其对自我控制能力的积极感知，树立学生自我控制的信心，并引导学生将自我控制能力的应用迁移到手机使用领域，以降低其手机过度使用的风险。

本研究为职业院校学生未来手机成瘾的干预研究提供了实证借鉴意义，职业院校可以从降低学生对负面评价的恐惧，完善自我认知和帮助学生提高自我控制能力等方面有效地预防和减少手机成瘾行为。综上所述，本研究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负面评价恐惧能够显著预测手机成瘾倾向。第二，自我控制在负面评价恐惧和手机成瘾倾向之间起着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