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玉梅

一、引言

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贫困治理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彰显，为世界反贫困实践提供了中国经验和智慧。以史为鉴，探析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农村贫困治理范式嬗变历程，深刻总结百年来农村贫困治理范式的嬗变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情感治理的视角探析从“行政绩效”到“社会绩效”治理逻辑转向的背景下，扶贫项目有效性与贫困地区居民幸福感与获得感偏低之间的矛盾问题，以此说明，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情感治理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百年来农村贫困治理实践的历史演进

(一)农村动员：战争时期的“均分式”贫困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书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1]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要想从根本上摆脱中国人民的贫困，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2]这一时期，农村贫困治理的关键字眼是“全民动员”与“资产均分”。李大钊指出，全国的绝大多数人口为农民，必须充分考虑到农村的力量。[3]此时，中国农村土地不足的情况导致较多地方的雇工难以找到工作，无地可种的闲赋劳动力因生活的困境只能选择入城做劳工抑或是沦为兵匪之流。[4]虽然李大钊已经指出要将农民组织起来发展革命，但却没有找到消解农村贫困治理的道路。土地革命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贫困治理政策有所调整，进行了相对科学的调查方法，并将农村作为重要根据地。从经济保障方面来看，这些相对科学的农村贫困治理方法是土地革命获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对当时的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是调查研究的经典代表，坚持党在农村工作中唯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以更好地践行党的群众路线。[5]毛泽东指出：“打倒半地主性质的富农、平富裕自耕农的田以及分富裕自耕农的谷是毫无疑义的，这个时期要在农村争取更为广泛的群众。”[6]其核心是通过农村财产的分配现状来划定农村的阶层关系。

(二)扶贫救济：建国初的“合作式”贫困治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峻的内外形势和一穷二白的经济现状威胁着国家安定和人民生活安宁。这一时期农村贫困治理的关键字眼是“社会改造”与“合作救济”。依据当时的情况，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进行充分的分析和判断，认为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根源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走出贫困泥潭，彻底解决贫困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直到1956年底，伴随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得以确立，为消除贫困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这一时期，在农村地区大力推行的土地改革以及农业合作化等举措，使农村贫困群体得到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农村社会救助系统逐步形成。在这一系列农村贫困治理实施方案下，广大农民逐渐走出贫困泥潭，贫困程度得到极大缓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贫困治理主要是以“合作式”扶贫救济为主。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粮食总产量激增，劳动人口上涨，这些都为社会主义图景下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扶贫开发：改革开放后的“普及式”贫困治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分田到户，自负盈亏”拉开了农村脱贫的实践序幕。这一时期，农村贫困治理的关键字眼是“改革开放”“全面兜底”“综合开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影响下，农村经济作物产量增加，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这一时期，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带动了农民就业，农村商品的自由流通增加了农民收入，农村的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国家扶贫压力逐渐减轻。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区域性贫困问题逐渐凸显，国家开始用以区域为锚的扶贫开发策略来平衡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为实现“普及式”的贫困治理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改革开放的春风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和城镇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农村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我国东中西部以及城乡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愈发显著。在此情形下，国家为了进一步消除贫困，开始实行大规模的普及式开发，在农村进行全面经济兜底和综合开发，重点关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例如，建立扶贫机构、到村至户开展扶贫、构建扶贫监测系统、东西部协作帮扶、发展扶贫产业等。[7]进入新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村贫困治理实践获得了显著效果，国民经济迅速发展，贫困区域、贫困带逐渐转向贫困点。党和国家为了激发广大农民参与贫困治理的内生动力，同时防止返贫现象发生，在农村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解决了农村贫困人口的后顾之忧，让农民敢于进行农村实践或者是走出村庄谋生。这一系列的举措为农村扶贫工作的深入与农村贫困顽疾的根除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四)精准扶贫：新时期的“靶向式”贫困治理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随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实施，我国进入了精准脱贫攻坚的新阶段。这一时期，农村贫困治理的关键字眼是“民族复兴”与“精准扶贫”。在精准扶贫阶段的靶向式农村贫困治理中，结合当地实践经验，分析当地致贫原因，依据当地的资源，实现异地扶贫搬迁、驻村干部帮扶等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促进了帮扶区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在当地逐渐形成了国家、市场与社会三位一体的贫困治理格局，对贫困地区及贫困户进行脱贫。[8]这一系列精准扶贫靶向式贫困治理的成功经验，不仅证明了我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脱贫攻坚战的正确性，也证明了我国随着时代发展进行扶贫模式转变的有效性。中国共产党通过先进的理念方针和自身实践经验进行的精准扶贫，是多元协同下的中国路径与新时代中国经验的恰适性体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农村贫困治理工作中占据领导地位，整合多元行为主体，统筹兼顾各项资源，减贫成就斐然,在体制机制建设、政策实施过程、评估监管等方面积累的实践经验,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为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提供了可行性理论与路径。[9]精准扶贫在理论和实践中获得了显著效果，在坚持原有的刚性扶贫的政策方针中，引入了教育、文化等柔性的扶贫指标，除满足贫困群体的基本物质需求外，加入了精神性的需求满足，使得精准扶贫阶段的成果更加深入、具体和多元，打开了物质与情感双重导向的贫困治理新格局。

三、百年来农村贫困治理实践的嬗变逻辑

(一)从身份管理到资源管理：从救济到发展的转向

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对个体进行身份认定，以制度实现对人的身份管理。以制度构建形成的身体表征，使人们通过身体形成具有一般意义的身份，藉由单位制的管控，实现社会秩序井然有序的效果。这种与计划经济具有一致性的强制性管控，到了市场经济的时代则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与体制的改变，由身份管理模式走向资源管理模式。在这一贫困治理进程中，国家扶贫资金迅速增长，财政支出占比阶段性增减交替、总体上增加，使得全国大范围扶贫得以实现，开发式扶贫有了资源。[10]由此，国家由身份管理到资源管理，向贫困地区发放资金、物资和项目等资源，发展了当地经济，极大缓解了农村贫困。随着中国共产党农村扶贫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减少，农村贫困地区出现集中式转化。

(二)从资源管理到需求治理：发展到技术的转向

从改革开放前的身份管理到改革开放初期的资源管理，均以“管理”作为核心。救济和发展扶贫均以国家的宏观调控为主，这种方式卓有成效：农村贫困地区呈现出集中式转化——由全面分布转向点状、线状分布。农村贫困地区转化特征的出现，意味着农村贫困人口特征的转变，主要表现在农村贫困人口更加集中。统一的发展扶贫的“自上而下”扶贫资源直接输送取向可能会造成扶贫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由此，更精确的技术扶贫作为一种必要手段开始显示新的作用。另外，在这一阶段，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原有的制度体系不断进行改革，这决定了我们不能继续沿用旧管理模式，而应逐渐走向依托供需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治理模式，即从资源管理走向需求治理。伴随着从资源管理转向需求治理的变迁，扶贫模式也必然会导致从发展式扶贫到技术扶贫的转向。在“管理阶段”时期，国家通过物质帮扶及定点支持等扶贫政策，帮助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解决普遍性的贫困问题。改革开放后，伴随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技术扶贫成为了扶贫措施的主要手段。

(三)从需求治理到情感治理：技术到符号的转向

“需求治理”植根于我国新的社会治理体系。伴随着社会需求多样性的发展，人类社会需求逐渐呈现复杂性与层次性的特征。人类社会需求基于现实产生，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现实，迈向更高的层次。伴随着人类社会需求层次的转向，社会治理逐渐向情感治理转变。这一转向体现在扶贫领域就是代表着治理方式与手段的革新，也引领着扶贫实践从技术扶贫转向符号扶贫，从实物与技术的支持到精神符号的支持。

技术扶贫的概念源于国家治理中的技术治理，是一种相对科学的治理技术。在贫困治理实践中，不仅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信息处理，对贫困进行更有效的界定，也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对贫困治理工作进行考核与评价，以技术手段敦促其成效。当然，在贫困治理实践中过度使用技术也会产生一定的问题。过于强调数据增长而未能将数字有效应用于贫困治理的实践中，反而耗费大量的成本与资源，因此要注意科学的使用技术手段。基于从需求治理到情感治理的转向，纯技术手段的贫困治理实践逐渐转向情感治理，将获得感作为符号机制，由此形成一种符号扶贫。

四、情感治理：百年来农村贫困治理实践的新时代启示

从身份管理到情感治理的转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治理实践的时代性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内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11]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的改革，重视情感治理，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寻求民众获得感提升，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一)情感获得：通过高质量发展的双重逻辑产生获得感

在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获得感”的概念，伴随着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工作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概念广泛传播。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农村贫困治理实践蕴含着从身份管理走向需求治理最后再到情感治理的整体性脉络，贯穿一条从救济扶贫到技术扶贫再到精神符号扶贫的主线。精神扶贫代表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从救济转向符号的目标就是为其建立获得感。获得感是指在客观获得基础上的主观感受，是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满足。

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贫困治理实践中物质扶贫阶段，主要是通过保证农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和福利水平的大幅度上升来实现农村贫困治理，这体现了获得感中的“获得”。获得感中的“感”是主体的主观感受和感觉，这种感受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是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的体现，这种感受强调人的主体性，其实现方式主要体现在参与到活动中，表达自身诉求并获得身心满足，从而真正实现获得感。获得感的获取应具备一定的持续性，以客观获得作为物质基础本身就意味着获得感是需要整合当下以及未来。只有在高质量发展下带来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以及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的提升才能赋予贫困治理受众较为持续的获得感。[12]贫困治理实践是一个政府和其他行为主体的互动过程，通过一系列的互动实现贫困治理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注意通过高质量发展的三重逻辑来实现情感获得：在政治逻辑方面，实现行政绩效向社会绩效的转变，切实给民众带来高质量的发展成果；在行动逻辑方面，平衡扶贫项目的公平与效率。

(二)情感评价：建立获得感提升的长效机制

情感评价是情感治理的手段，建立获得感提升的长效机制是贫困治理的结构性保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改善，注重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在建立获得感长效机制方面，积极整合多方资源，并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当前，我国已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运用科学的方法，为需要帮扶的农村贫弱群体提供专业的服务，纠正固有的、不正确的贫困评价，增强农村贫弱群体的获得感和尊严感。完善情感评价，建立获得感评价长效机制，需要构建完整的获得感维度指标体系。获得感作为一种兼具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的综合感受类指标，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从政治维度来看，政治获得感的建立主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并在参与中提升其政治获得感，增加人民群众对扶贫实践中自我主体性的认知，体会到自我掌控感、实现感和政治权利感；从经济维度来看，经济获得感的建立需要依靠国家经济发展、国民收入提升、家庭收入的提高，从而为其带来积极的主观感受，建立经济获得感；从文化维度来看，文化获得感的建立依赖于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得到满足后的主观感受，依托于国家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提升；从其他角度来看，获得感的建立是人民群众基本生存发展空间的体现，不仅要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诉求，同时也要注意实现人民的权益保障和人的全面发展。

(三)情感发展：啮合内生动力与外部助推

情感发展是情感治理的理想状态，将理性治理逻辑主导的责任关联转化为情感逻辑主导情感维系，优化贫困治理行为主体间的互动模式，以达到高效能、高评价的治理效果。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贫困治理实践中，一直重视“授之以渔”式扶贫，从改造贫困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作为核心出发点，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中获得了一系列发展成果。贫困地区“等要靠”的依赖心理，本质上是一种情感动力的缺乏，对自我发展认同不够、对帮扶发展的被动和退缩。由此应该啮合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力与政府外部助推力量，以实现人民群众的参与发展价值，达到“自动自发”的状态，从而获得高层次的情感发展。

内生外推的啮合通过人民群众主体性地位确立和多元性对接的方式实现。其一，人民群众主体性带动主动性：根据农村贫困地区的人口特征及真实需求，利用舆论宣传、知识传授、对口对接等多种手段实现增能，以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实现自尊心与自得心的满足，最大限度实现其主动性意愿的转换。其二，农村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存在差异,需要不同的外部助推力量参与才能达到真正的啮合效果。由此，多元参与及多方互动的基础上尝试不同助推力量的介入策略，激活人民群众主动性，增加民众自我管理水平、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民众的扶贫积极性、创造性，推进农村贫困地区进入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情感发展的状态。

五、结语

纵览党的百年奋斗史，其时代主旨均围绕着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一目标的实现而展开。[13]“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14]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理论与实践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观点和思维的正确指引。建党百年来，党领导的农村贫困治理实践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努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回首百年征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贫困治理彰显了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新时代，农村贫困治理的内容和效能需要贴合实际、亲和民众，治理结果评价逻辑应寻求“行政绩效”与“社会绩效”的平衡。我国的贫困治理取得了多次阶段性胜利，纵观以往的农村贫困治理研究与实践，多由理性政府视角出发，聚焦于农村贫困地区的经济扶持，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或是尚未顾及情感与价值的维度。在后脱贫攻坚时代，汲取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贫困治理经验，顺应国情与国际反贫困新趋势，重塑贫困治理路径，激活民众脱贫致富主体性，善于利用政府和社会的助推力量，最终建立完善贫困治理结构优化、农村贫困地区整体性的有机发展、各贫困治理行为体系多元参与的“情感与理性平衡”的农村贫困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