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党在应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过程中，也在改造改变着自己的思想观念及看待事物的根本方式与方法，形成了其独特的“中国化”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所表现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看待事物的唯物辩证立场、实践性掌握事物的认识方式等，是在我党长期坚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有机结合的过程中内在形成的，现已成为我党的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并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主体自觉性及强大的实践力与行动力等不同于一般思维方式的个性特征。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思维方式;形成;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1）05-0063-09

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同时也是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从认识论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实质就是我党团结带领人民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使之转化为中国社会主义实在客体的过程。正是在这一长达百年的非凡历程中，我党也在不断地改变自己的主观精神世界，并由此形成了既遵从和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又着眼于中国具体实际的“中国化”基本思维方式。本文试就此作些分析探讨。

一、我党思维方式的形成及表现

对思维方式这个概念，我国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其中常见的是把它解释为人们思考问题的基本方式或者说看待事物的思维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思维方式与人们思考问题的基本思路、思维习惯、思维定式等概念，在涵义上具有彼此互通性，不存在实质性差异。思维方式的形成与特定的思维环境如生活环境、文化环境、工作环境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定的思维方式总是体现着特定的思想内容和思维方法。人们生存生活的文化环境不同，所从事的职业、工作有别，日积月累，就会养成各种不同的思维习惯，形成彼此互有区别的群体性思维方式，如商人有商人的思维习惯，军人有军人的思维方式，政治家有政治家的思维定式，儒家文化圈有儒家文化圈的思维特性，等等。人的思维方式一旦形成与确定，就会变成一种思维定式而被固化下来，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表现出它独特的思维特性。比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长期经商，到晚年才做了美国总统，长期的生意人生涯让其养成了唯利是图、自私狭隘的商人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习惯被他带进了白宫，并对其四年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影响。与一般思维方式不同，我党的思维方式有其独特的形成背景及表现形式。

首先，我党的思维方式是在长期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极其特殊的认识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换言之，我党在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过程中，同时也实现了对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并形成了独特的认识、看待问题的基本态度及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式。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主体改造客观事物的实践过程并不是简单地改变事物既有样态的过程，它同时也是主体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过程。在现实实践过程中，一方面，主体借助对自己有用的手段和方式使客体朝着有利于满足与实现自己需要的方向改变，另一方面，主体的思想观念与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即他们认识和看待事物的思维方式，也必然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我党思维方式是在我党长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认识论立场来说，它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实现的过程，而毛泽东所说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1]534，即是这一理论实现过程的一个重要认识环节。一方面，以高度抽象性为思维表征的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具体指导中国实践的，而必须使其具体化，将它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另一方面，人们要改造特定客观对象，必须首先认识和了解该对象，形成对该对象的认识与反映。同样，我党要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改造中国这个客观世界，也必须首先认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2]378。然而，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与看法，会因其立场及看待事物的方式、角度等不同而有所区别，即使是对待同一事物，因为不同的立场、态度，其认识与看法也有所不同，甚至会存在根本性的差别。既然我党选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那么，她就必然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为自己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根本方法论，必然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掌握并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来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看待中国，否则，就无法实现和达到改造中国的根本目的。“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哲学作为关于世界的根本观点，是世界观;运用这个根本观点去认识、评价、改造世界，就是方法论。”[3]5因此，我党作为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必然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中国、看待中国和改造中国。思维方式是通过思维内容集中体现的。在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走向中国实践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对于世界的根本看法就成为了我们党认识、看待和改造中国的根本方法论遵循，并被我党创造性地转化成了自己的价值理念，以及全党遵照执行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及工作方法等，同时赋予了它们以中国式表达，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等等。思维方式是人们思考问题、看待事物的根本方式，因而，特定的思维方式必然有其独特的对于外部世界、自身以及同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态度、基本理解和基本看法。随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被我党以路线、方针、政策、方法等各种形式与方式，加以明确、规范并使之固化，这些内容就构成了党的思维方式的核心内容即党的基本价值观，集中体现了我党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立场与价值取向，成为了全党共同遵守的基本规范，以及用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式与方法。反过来，从我党的一系列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以及我党制订与实施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战略、计划当中，也可明显看出，它們所遵循与信奉的价值理念都是完全相同、根本一致的，实际上都是党的思维方式的行为化、具体化，它们所共同表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独特价值取向、认识与看待事物的独特角度以及解决问题的独特思路和方式方法，是与迄今为止的其它任何思维方式类型都完全不同的。由于这一思维方式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导的这个十分独特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孕育和形成的，因而，我们将它称之“中国化”思维方式，也应是名副其实、名正言顺的。

思维方式与语言密切相关。人们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视不见形、摸不见物的东西，它必须要通过语言这一载体来表达和表现，人们日常使用的自然语言即是用以表达思维的主要方式和重要工具，而思维方式则被人们看作是特定话语体系生成与发展的深层机制。人们的思维方式不同，其用以表达思维方式的言语也不完全一样，不同的思维方式具有不一样的言语风格。因此，作为人类思想文化的载体及人的思维方式的表现工具与手段，语言能够表达与表现出其特定使用者群体的思维取向、价值理念及社会特性等。我党的“中国化”思维方式，也有其独特的表达与表现方式，它所包含的思维内容和思维方法，不仅以党的宗旨、思想原则、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等形式加以明确规定，而且形成和创建了系统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体系，同时，在党的各种报告和文件中，我国电影电视、期刊报纸等各种文化载体中，乃至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的言语表达及工作用语中，党的思维方式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与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得到体现与彰显。

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必然对其使用者的行为方式、行为倾向形成影响，不同思维方式的使用者有着不同的行为表现与行事风格。随着我党思维方式的形成，它深刻地影响着全党自上而下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不论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时期都是如此。就拿去年以来的全球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来说，世界各国不同群体的反应及其应对行动就有着相当大的差别。我党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充分发挥我党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仅在较短时间内率先控制了新冠肺炎疫情，而且快速实现了经济恢复及人民正常生活，这是我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独特思维方式的具体表现，它与号称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形成了最为鲜明的对照。在去年全国驰援武汉抗疫行动中，铿锵有力的“我是党员我先上”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这一特定群体独特思维方式的生动体现。每当国家出现重大灾难、人民生命财产遇到重大危险之时，“我是共产党员”就像一道美妙的音符在中国大地回响，并谱写出一曲曲壮丽的乐章。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发展历程既是我党团结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实践成果的过程，也是我党取得重大理论成果、创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独特话语体系的过程，同时它也是孕育和形成我党独特的“中国化”思维方式的过程。这种人类世界独一无二的思维方式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从革命、建设到改革的百年历史征程，而且正在深刻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它不仅深刻影响着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刻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和各个方面，而且也已经开始在世界其它国家及其人民与政党当中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

二、我党思维方式形成过程的认识论解读

人的思维方式虽是通过思维内容与思维方法来表现的，但它的形成并非杂乱无序，而是有其规律性的。我党的“中国化”思维方式的孕育与生成，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过程为母体、为摇篮的，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的发生发展逻辑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与规定了我党“中国化”思维方式的形成过程及特点。

从认识论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征的是理论在实践中实现的过程，即理论从观念形态转化为实在客体的过程，它所遵从的是人的认识辩证运动发展规律。根据这一认识规律，马克思主义要在我国实现中国化，它首先要经历一个重要认识环节，这就是理论具体化，使马克思主义具体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其中又包括两个基本方面：

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具体实际作出分析、判断，获取关于中国现状的对象性知识或者说事实性知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国具体实际”，至少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它是指中国社会既有的具体物质性条件，如中国实践的主体及其力量、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存在形式、生产力发展水平等，这些都是在中国开展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客观条件。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分析考察直接关系到在现实实践中具体采取什么样的实践路径、手段及方式方法问题。其次，“中国具体实际”还包括中国实践主体的愿望及具体需要、需求。“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4]320实践是由现实的具体的人来推动的，在通常情况下，认识主体与实践主体并非完全一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具体化，固然要由我党来实现与完成，这是我党的职责范围与任务要求。我党既是认识主体，同时也是实践主体，但她决不是中国实践的主体力量，仅靠我党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任务的。全体中国人民才是真正的中国社会实践的主体力量。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12由于“实践主体不会盲目地或随意地选择某一思想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导，而是根据自己的特定需要、并认为某一思想理论能够实现和满足自己的具体需要或愿望而慎重作出选择的”[5]，因此，只有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认可、支持与拥护，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才会变成现实。而马克思主义能否满足中国实践主体的现实需要，这就要求我党在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过程中，必须对国家的独立富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民的解放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等广大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与现实需求，作出客观反映并纳入到自己的理论视野中，使之成为党的奋斗目标的具体内容。否则，脱离实践主体现实需求需要的理论创造，就将因缺乏现实基础而难以获得实践主体的认同、支持，无法付诸于具体实践活动。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顾名思义，它决不是任何其它思想、主义的具体化、中国化。因此，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分析、考察与判断，必须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研究的出发点。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具体实际，从其思想实质来看，就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转化为包括我党在内的中国主体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使我党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分析、认识与判断，完全“马克思主义化”[2]374。同时，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具体实际的过程，并不是将二者简单地相加或对比，而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内在联合并实现有机统一的思维整合过程，它真正实现了一种主体的世界观、价值观向另一种主体的有机转换与合理移植。如此一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固有的唯物辩证法立场、人民立场、群众观点等等，也就自然地、必然地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和基本观点。可见，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具体实际，既非抽象口号，亦非我党的率性而为，而是有其认识发展规律性的。正是遵照这一认识发展规律，我党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分析必须、也只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为立场，而决不可以有任何的改变。否则，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更谈不上去创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且，我党领导开展的中国社会实践属于马克思主义实践，是以在中国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为目的的。而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分析，实质就是对中国具体实践条件的认识、判断，是为中国现实实践的具体开展提供现实依据。因此，如果对中国具体实际的认识与判断，不是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么它就难以成为我党领导开展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依据，而缺乏现实基础与依据的任何实践活动是难以开展，更是无法取得成功的。试想，如果没有马克思主義的阶级分析方法，我们如何去认识与判断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又如何去确定与解决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一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很显然，如里没有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全面正确认识，也就不可能有我党的中国革命理论，更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成功与胜利。立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去认识、看待中国实际，也才能用马克思主义去改造改变中国实际，这是人的认识辩证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不容置疑、更是不容否定与随意改变的。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其它什么主义的中国化了，在中国实践中实现的也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其它什么主义了。

二是在取得关于中国社会的对象性知识基础上，提出实践目标及其实现的路径、手段和方式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展开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分析、考察，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既有状态的认识、反映。但对于现实实践活动来说，仅有这些有关实践对象的事实性知识是远远不够的。由于现实实践活动是以目的性和具体性为基本特征的，因此，在开展具体实践活动之前，主体不仅要预先提出自己的预见性目的，确定实践所要达到和实现的目标，而且还要对实现这一预见性目标的过程及其所要采取的路径、手段和方式方法，作出超前反映与观念性预设。在这一认识环节中，主体不仅要将已经取得的事实判断转化为价值判断，而且要将主体的愿望、意志、需要、需求等运用于客体，实现人的内在尺度与物的外在尺度的统一。而正是通过这一认识环节，对象性知识被主体作为一种理论观念和基本认识要素纳入到新理论的创造中，并作为新理论的一个基本内容。对于我党所担负的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这一工作任务来说，它除了上述通过理论性掌握事物的方式形成对中国具体实际的认识与反映之外，还必须进一步采取实践性掌握事物的方式，将已经“马克思主义化”了的关于中国社会既有状态的对象性知识具体转化为价值性知识，并有机地融入到我党的具体实践目标及实现它的实践过程、实践手段与方式方法之中，使之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内容与组成部分。正因如此，为国家谋独立、为人民谋解放等被有机融入到了我党提出的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政治目标中，成为了中国革命理论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为国家谋富强、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等成为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百年奋斗目标的主要内容。也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对于世界的根本观点和看法，成为了我党的根本方法论，并贯穿于整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中，而我党坚守并践行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思想路线、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等等，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原则在经过形式与内容上的某种变化之后的中国式表达。

显然，问题不仅在于我党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原则有机地浸透到了自己思想体系的骨肉与血液之中，更重要的还在于，我党所创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具体行动指南，被直接转化成了中国现实实践活动，并具体对象化为中国社会的现实实践成果。如此一来，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演进逻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由抽象观念形态具体转化成了我党的根本立场、价值理念及各种路线、方针、政策、方法等，并具体化为我党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从而形成了以“应该干什么”“应该怎么干”为表征的具有鲜明实践指向性和价值选择性的“中国化”思维模式。100年来，我党所组织开展的全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都无一不是我党这一独特思维方式的根本彰显与具体表现。

三、我党思维方式的独特表征

不同的思维方式都各有其独特的表现特征。我党的“中国化”思维方式，孕育与形成于独特的“双重改造”过程中，因而，它必然具有自身独特的表征。

首先，从思维方式的形成方式来看，我党“中国化”思维方式的形成具有一种主体自觉性。一般而言，不同地域或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多是以自发的方式、在特定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和长时期熏陶下，自然形成并逐渐表现出来的。与一般思维方式的形成不同，我党的“中国化”思维方式，是在我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同时又改造自身主观世界的过程中孕育并逐渐形成的，并且又是在这一“双重改造”过程中不断地、反复地获得表现的。因此，党的“中国化”思维方式是以自觉自为的方式形成的，即通过党的积极倡导、原则要求、自觉坚守，并主动致力于“双重改造”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并得以固化与定型的。在党的思维方式生成过程中，我党各级领导干部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不仅具有强有力的引领与示范作用，而且发挥着关键性的主导作用。党的思维方式的定型，虽是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所决定与赋予的，但同时也是我党领导人非凡创造力和卓越领导力的突出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由我党提出并作为思想原则加以倡导并践行的，党的思维方式又是在“中国化”这一独特的“双重改造”过程中形成的，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即内含了包括我党在内的中国主体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价值选择。因此，党的“中国化”思维方式的形成与一般文化意义上思维方式的自发性的历史性形成，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它明显具有一种主体自觉性、价值选择性与能动创造性。

其次，从思维方式的实际使用者来看，我党的“中国化”思维方式具有高度的集体性特征。在相同文化土壤中孕育的思维方式都是以特定群体共同使用的形式为表现的。因此，不同社会个体只要身处于同一特定文化环境并受到该文化氛围的长期熏陶与影响，他们就会很自然地认同、接受并使用该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我党“中国化”思维方式的使用者虽然也是以群体性为表征的，但这个群体并不是那种由社会个体自发形成的松散式社会群体，而是一个怀有共同理想并具有严格组织纪律性的独特的政治性群体。他们不是自发地形成的普通社会群体，而是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自觉地“走”到一起，相聚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一致的价值取向。因此，严格说来，我党的“中国化”思维方式属于一种极其罕见的集体性思维方式，这也是它的又一独特之处。这种集体性思维方式与群体性思维方式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它的使用者的特殊组成方式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使用者的社会属性、特别是他们鲜明的政治属性上。党的思维方式的使用者，尽管他们的职业不同、所从事的工作有别，但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相对于其他群体来说十分特殊的身份——中国共产党人。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价值理念与价值取向，并不因为个人的职业、地位等社会属性的不同或变化而有所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党性是党的集体思维方式的核心和灵魂。这种思维方式一经形成和定型，它就必然会借助于自己固有的价值选择性，对来自于其它群体思维方式的作用与影响作出价值评估与价值选择，主动抵御、抵制其它思维方式中消极因素的浸染与渗透，并在长期的思维方式使用过程中，自觉地纠正与改变自己过往已有的与党的思维方式存在冲突或不一致的某些价值意识、思想观念，以使自己真正成为党的的思维方式的拥有者与使用者。

再次，从主体掌握事物的方式来看，我党的“中国化”思维方式与通常意义上的以理论掌握事物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它是以实践掌握事物的方式为根本表征的。人的思维方式既可以是观念地掌握和再现客观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也可以是在观念中改造客观事物的过程。前者通常称之为理论掌握方式，它关注的是事物“是什么”“怎么样”;而后者则一般叫做实践掌握方式，它侧重于对“做什么”“怎么做”的观念性把握。前面讲到，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及党的思维方式的实际内容来说，党的集体性思维方式属于一种实践掌握方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集体性思维方式的核心价值理念，因此，它思考和关注的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而是怎样做才能实现、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做才能满足中国广大人民的愿望和需求，使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最大化。实践掌握方式是人们把握事物的最高方式，它与理论掌握方式的根本性区别在于，主体在开始实践之前，就已预先对改造客体的全过程作出了超前的观念性把握。也就是说，在开展具体现实实践活动之前，主体就已经将自己的需求、需要转化为特定实践目标及实现它所必需的实践路径、实践手段及方式等整个实践过程，就已经在思维中作出了预设、预演，为实践活动的现实展开提供了具体的行动指令与指南。因此，其突出表征就在于它具有实践的指向性与操作性。军队中通常所采取的“兵棋推演”“模拟实战演练”等，属于正式展开实战前的“运筹帷幄”，从学理上说，它采取的就是实践掌握方式。正是按照党的“中国化”思维方式，毛泽东创建了中国革命理论，并描绘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以及如何赢得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中国革命的图样”[2]344。同样是运用党的“中国化”思维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理想图景，以及实现这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路径、手段、战略、政策、计划等。总体说来，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我党主要领导人、各级领导干部乃至全体中国共产党人，他们思考问题、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就是一种实践掌握事物的思维方式。也正因如此，从我党的宗旨到党的理论创造活动，从党的各种路线、方针、政策、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到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的具体要求，等等，它们都是以“应该怎么做”为突出表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中国化”思维方式属于一种实践性思维方式，这是它的独特性所在，也是其科学、合理的奥妙所在。

最后，从思维方式的类型来看，党的“中国化”思维方式是一种既具先进性又具科学性的思维方式。因为研究的特定需要，研究者往往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采取各自不同的标准，将思维方式区别为不同的类型，有传统的与现代的划分，也有落后的与先进的区别，还有以文化传统作区分的，以地域、行业为界的，等等。由于思维方式包括思维内容和思維方法两个方面，因而从这两个方面相结合的角度来划分思维方式类型，或许更为合理一些。从思维内容上看，党的思维方式无疑是属于无产阶级思维方式，而无产阶级相对其它所有剥削阶级来说，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革命性。就我党作为无产阶级新型政党而言，其思维方式也是具有先进性与革命性的。并且，以先进性和革命性为表征的党的“中国化”思维方式所表现的优越与优势，已经在我党百年非凡历程中得到充分彰显与体系性呈现。从思维方法角度看，党的思维方式是我党在实现“双重改造”的过程中孕育、形成的，而这“双重改造”过程本身，即是对认识论所揭示的人的认识辩证运动规律的遵从与遵循。换句话说，以党的思维方式形成载体为存在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本身即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而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党的思维方式，其所采用的思维方法也是严谨、规范的，都是属于科学的正确的思维方法。因此，综合思维内容与思维方法两个方面来看，我党的“中国化”思维方式是一种将科学性与阶级性相统一的思维方式，它属于真正的具有先进性的现代科学思维方式。

结语

思维方式是以思维的内容与方法为体现的，而思维方法又是以思维活动为表征的。因此，只有结合思维内容去揭示具体思维运动的基本路径、主要环节，概括出思维运动运用的思维方法，才能揭示出思维方式的活动轨迹。我党的思维方式是在“双重改造”过程中形成的，它所呈现的“做什么”“怎么做”的基本思维框架，同人的行为选择直接相关，属于一种典型的行为思维方式，这与人们通常所使用的“看什么”“怎么看”的思维方式，存在很大差异，在认识和看待问题的角度、视野上，也表现出明显的与众不同的特性。因此，对党的这种独特思维方式加以研究，是有很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一方面，借助于认识论，将“中国化”思维方式的独特思维轨迹客观呈现出来，从理论上加以把握与澄清，为党的“中国化”思维方式的合理性、科学性提供一种学理支撑，其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都是不可低估的。另一方面，从实践层面来看，党的思维方式是自觉形成的，因而对它的使用者来说，要使这种自觉成为一种自为的思维运动状态，是需要一个过程、也是需要方法论为其提供指导的。换言之，对党的“中国化”思维方式的理论探讨，特别是对其思维活动轨迹的科学揭示，可为我党理论创新活动的进一步深入开展，为使用者正确运用和自觉践行党的“中国化”思维方式，为提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执行力，提供有力指导，发挥积极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马克思主义哲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曾祥云.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的认识逻辑[J].湖湘论坛，2020（6）：5-14.

责任编辑：杨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