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星

(内蒙古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呼和浩特010022)

《自然辩证法》一书是恩格斯晚年尚未完成的书稿,但是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论述具有重要价值,为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准确定位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核心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围绕恩格斯所强调的辩证自然观的内涵”[1],是在西方科技革命与哲学革命背景下产生的,它实现了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其深邃的生态思想也成为我国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源头活水,不管是对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论建构,还是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的制定都具有普遍的科学和实践意义。 当前,党中央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难题予以了高度关注,“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2]209,也是央视网推出的微视频《八个字,习近平道出生态文明真谛》中所诠释的“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生态观的精髓所在,是对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因此,深入挖掘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经典文本并具体阐释其中的生态思想对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汲取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所蕴含的智慧对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诸多环境问题正是《自然辩证法》一书所应凸显的新课题,要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和新的时代高度去继承、发展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并与中国传统文化所涵具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凸显保护自然环境的因子相结合,突显传统文化思想“历经劫难依然具有的旺盛生命力”[3],以求《自然辩证法》的生态思想的在中国的土壤中得以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一、 尊重自然规律:防范“自然的报复”

恩格斯认为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与利用看似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是“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4]519。 人类必须融入自然界并与之和谐共生,不要试图统治自然界甚至主宰自然界,如若如此,必将得到无情报复。 恩格斯指出,人类虽然取得了第一步相对预期的结果,但是接下来的第二步和第三步往往会适得其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4]519。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区别于动物与自然界的关系的根本在于,人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能够自觉地利用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 习近平认为生态修复需要遵循自然规律,要以保持生态环境的平衡为基础,“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5]。

恩格斯认为自自然科学取得重大突破以来,人类需要正确认识自己的生产行为会带给自然界的可能的影响,要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4]519以保证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恩格斯撰写《自然辩证法》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地持续发展。 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诚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讲到的资产阶级在过去的百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405。 与此同时,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大工业生产所造成的空前灾难致使人类所处的这个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严重失衡。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对于生态问题有诸多详细的阐发:阿尔比斯山的意大利人对松林的破坏,致使“高山畜牧业”面临着基础被毁、山泉枯竭以及洪水肆虐的难题[4]519。 另外,恩格斯还援引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等地居民对原始森林焚烧导致水土流失的案例,重在从理论的高度,阐发尊重自然规律、保护大自然的重要性,“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7]394。

自然界具有强大的自我调节的能力,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自然界基本能够恢复到它最原初的状态以保持自然生态的平衡,一旦超越了大自然所能承载的限度,就将惨遭毁灭性的“报复和惩罚”。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我们也曾经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因为片面追求重工业的发展、片面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甚至以牺牲农业、牺牲农民基本的生活资料为代价,其最终的结果是既造成了重大资源的浪费,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进而造成自然生态的严重失衡。 恩格斯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一重要问题上在其《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有着较为深入而系统的研究,留下了许多重要的论断,至今仍然熠熠生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恩格斯提出的‘报复论’”[8]。

恩格斯提出了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论断具有重要意义,两者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 要彻底解决当代最为棘手的全球生态问题,需要到恩格斯那里去寻找答案,那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需要我们汲取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那些妨碍人们认识自然规律的做法,从根本上破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9]。 “自然规律”客观上指导着人类活动的开展,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的退缩”,同时也表现为“自然的进攻”。 人类所取得的进步,都能清晰地看到自然界存在影子并直接地承担自身活动的后果。

恩格斯的“自然的报复”理论对于解决当代所凸显的“环境问题”或“生态危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由此,恩格斯的“自然的报复”也迫使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时候需要重新反思其《自然辩证法》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重要思想的独特价值。 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一个预言性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通过《自然辩证法》思想的合理之处阐明其生态思想的现实意义。 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思想极为丰富,尽管这些思想散见于他各时期著作中,但《自然辩证法》一书表现得尤为突出。 人类应该尊重自然规律,成为爱惜自然、保护自然的守护人,人类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恩格斯指出:“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因而本质上是绝对的。”[4]577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论述,特别是关于自然界“报复论”的阐述对于当今人类摆脱因破坏生态环境招致的水资源污染、大气污染以及土壤污染所带来的生存危机,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积极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寻求出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 保护自然资源:留下“青山绿水”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提到一个重要的论断,那就是要告诫全人类一定和自然界和谐相处,要成为朋友而不是走向朋友的反面,“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4]519,其实对于这句话,可能在翻译的过程中用“统治”一词都是有待商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身就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我们首先要肯定人类是自然界的一员,人类本身都属于自然界。 既然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就需要好好地保护好命运与共的大自然。 恩格斯一再强调: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给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蒙上了厚厚的阴霾,带来的是不可修复的重度污染,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严重危害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健康状况”[8]。 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所处的世界面临更为灾难性的环境危机,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水资源污染、大气污染以及食品污染,尤其是大气、水、土壤污染严重,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7]390,而大气、水和土壤的三大污染分别对人体的肾、肺和胃造成致命的伤害。 目前的癌症发病率逐年上升,以山东为例,受困于某些高污染的化工企业,甚至出现了“癌症村”的现象。在这些问题上,政府已经做好了应对措施,“加大环境污染综合治理。 要以解决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问题为重点,全面加强环境污染防治”[7]395,人类只有正确处理目前的水源污染、废气污染以及食品污染问题,才能维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刚刚出台的十四五规划指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要守住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保护好自然生态安全的边界就是要节约、保护和恢复自然。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深入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领域起关键作用的“统筹协调机制”进行具体完善与发展,构建完备的生态文明体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从而达到全面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 党的十九大也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着力推进绿色低碳、环境质量、生态系统、资源利用,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实现社会经济的低碳、循环发展,推动社会经济的绿色转型,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应有的贡献。

当今社会自然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人类必须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四者之间的关系,加大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10]31,致力于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局面已经刻不容缓。 制定正确的环境保护政策是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关键,“生态环境问题是全人类共同的问题”[11]。 要正确认识到造成环境危机的根源并积极克服,只有全世界人民共同携起手来才能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使人类真正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 “加快推进生态保护修复。要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7]396,要深入推进生态的一体化的修复与保护措施,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快荒漠化治理以及大规模的国土绿化行动以推进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

破坏森林导致水灾和旱灾的频频发生；耕地锐减、人口增长致使淡水短缺与粮食危机发生；而大气污染带来一系列全球问题,带来全球变暖、臭氧层变薄等重要的气候灾难。 是人类对大自然无限索取而遭到最严厉报复和惩罚,也是过去的百年里人类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威胁。 对于生态失衡问题也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论语》有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可是一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转嫁“环境危机”,在最需要团结一致,解决全球环境污染的时候,他们却以邻为壑、输出污染,通过种种方式变相地成为麻烦的制造者。 这种恶性循环如果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地球和人类的毁灭只是时间问题。 对待环境保护问题,我们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既不可竭泽而渔,又不能缘木求鱼,只有正视问题,立足当下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为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我们要运用辩证思维,深刻领会习近平的“两山”论重要意义,积极推进“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回顾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条件下,人们却栖身于鸟语花香的“绿水青山”,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金山银山”却成了遥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打破了自然景观与财富梦想的界限,利益的驱动由此展开的一场对大自然展开的疯狂掠夺,必然导致人类在未来的一天必将失去我们赖以栖息的家园。 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就应该而且必须成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7]392。 在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环境污染日益恶化的今天,留下“绿水青山”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最大的优势,也是我们最大的品牌。

三、 建设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恩格斯认为,人类利用自然、驾驭自然的能力之所以要强于动物界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人类“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4]519。 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人类的行为一旦违背了生态平衡这一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必将遭到自然界的惩罚。 “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7]519-520,绝不可把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近平反复强调的重要命题。 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本身就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重要的组成部分。 恩格斯提出“人猿同祖论”的重要命题旨在表明:人类只是自然界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人类涵具在自然“之中”,而不是游离于自然“之外”。

(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发展的终极目标

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终极目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它是对绿色发展与低碳发展原则、规律及特征的的融合与升华,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或发展模式的继承与发展。绿色发展理念从发展方式的视角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最为有效、最为和谐中庸的发展模式,是相对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经济社会所采取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所必然带来的高物耗、高污染型经济模式的纠偏救弊。 所谓绿色发展旨在强调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所突显的唇齿相依的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重要作用,它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先进生产力,又在客观上要求人类的发展活动必然成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一种价值指向,唯有由此,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发展图景,从而实现“五位一体”中生态文明建设的现代化。 绿色发展意味着社会经济发展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不是矛盾的、对立的、截然二分的关系,而是共生的、统一的关系,继而能够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的关系。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绿色发展的经济体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的发展任务,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十四五规划“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任务。 要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管控好农村城镇化发展,切实保护耕地资源,减少人类社会对于自然空间的攫取或占用,推动重点领域与重点行业的绿色改造,从而推动能源清洁,达到安全、高效绿色发展的程度。

制定绿色发展战略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经济发展。 推动绿色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是要制定切实可行的绿色发展战略,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带动整个国家社会发展战略朝着“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推进。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结合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国环境保护宏观战略目标的设定,根据中国绿色经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综合考虑国家中长期发展的整体目标,尽快制定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战略。 完善绿色制度体系,加快“绿色化”发展进程。 推进国家的绿色经济发展的根本还是要建立健全绿色制度体系。 对于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创新、清洁生产以及环保产业的健康发展所涉及重中之重的问题还是要靠制度的规范才会发挥作用。 因此,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强化绿色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保障”就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于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视。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坚持从自然界的复杂性、整体性、过程性和系统性出发,深刻揭示了生态世界观的辩证图景,成为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经典论述的重要理论来源。 要把保护生态环境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7]395,作为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辩证关系,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习近平的“生态共同体”理论为当今人类走出生存的困境,摆脱全球性危机指明了方向。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所彰显的生态思想,不是简单的、消极的放弃人类生产实践,从而陷入不切实际的虚无主义的沼泽,而是建立在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进而达到改造自然、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目的,才能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可持续发展、良性循环的和谐关系。

(二)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应有之义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指出人类对自然的实践改造必须做到遵循自然规律,做到顺应自然、善待自然,决不能逾越这个界限。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是与恩格斯的生态思想的完美契合。 “绿色”发展倡导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突出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历史责任意识和整体的发展观,“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7]397,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适合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生态思想,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也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格局重要的行动指南。 因此,“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2]208,保护环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现世的美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为子孙后代留下青山、绿水和蔚蓝的天空,而不是一味地索取、透支未来的资源。之所以在自然生态上出现这么多的问题,究其原因是“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利用、奢侈消费”[7]396造成的恶果。 因此,要力争构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生态优先之路。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以相当大的篇幅给予生态文明建设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做了重要论述,从不同侧面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也充分证明我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以及关注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大。 毫无疑问,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是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与要求。 此外,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今天,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内在地要求一种“以人为本”为导向的内生型发展模式。 这不仅是因为人民需求的变化对我国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是这种内生型的发展模式对我国转变发展模式,减少对国外的生态输出和更高效地进行国内资源循环利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构筑生态友好型社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石。 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必须突出人对自然的历史责任意识和整体的发展观,努力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之路。

(三)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对“天人合一”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凸显的生态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阐发有诸多契合之处。人类只有认识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只有在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内从事实践活动,才能真正成为大自然的主人,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在中国有其传播和发展最适宜的文化土壤,并且受“中国文化的内在发展规律所决定的”[12],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本土化资源的科学文化现象,“深度发掘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的内生性的价值”[13]具有重要意义。 《齐民要术》上也强调“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 意思是说,只有顺应天时,按照规律办事、裁量地理,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荀子》)。 意思是说,草木开花生长的繁盛时节,不宜砍伐,否则会阻断它们的生长。 同样的例子在老子那里也多有阐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老子旨在表明尊重自然规律的重要性,这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人类同自然本来应该是和谐共生的关系,只是在大工业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和谐的状态被破坏,甚至形成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只有“将儒家文化注入现代化社会体系之中”[14],将其所蕴含的生态思想与现代社会进行融合,才能达到儒家所谓“天人合一”的臻美之境。 作为西周盛世局面的周文王就曾颁布《伐崇令》:“毋伐树木,毋动六畜。 有不如令者,死无赦”,旨在说明要尊重自然规律,提出不要破坏自然环境的重要举措。 人们通过考察和研究发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天然和谐的农业时代；二是你死我活殊死搏斗的工业化阶段；三是人类开始疯狂掠夺自然资源而步入的急功近利时代,只要有利可图,无所不用其极。 因此,人类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人和自然之间关系密不可分,而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依然在传统文化思想中也有重要的理论支撑。 《易经》有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易经》主要强调对自然现象观察、分析,才能达到了解、掌握其规律的途径,强调自然界有其固有的自然规律,而这样的客观规律是不可逾越的。

四、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的启示

恩格斯在未完成的哲学手稿《自然辩证法》的最后篇章谈到供给与需要之间在由相互协调到绝对对立的转变过程时指出德国发展的现实表明“每十年一次的工业循环的过程展示了这种对立”[4]522,恩格斯似乎要对十年一次的“工业循环”造成的德国“崩溃”展开深入探讨,只可惜手稿还没有完成就与世长辞,而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制度上的保障。 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10]32,对于当代中国而言,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需要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环境保护的制度保障,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制度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必须更为有效地维护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的关系,才能更好促进“生态文明的实践自觉,让生态文明建设落地生根”[15]。 要充分发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爱护环境的优良传统,对生态文明进行更为有效的宣传教育,更好地“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2]210。 和谐社会关系的营造需要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而物质利益兼顾与否也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 要强化制度的执行力度,加快制度的创新,用最严格的制度体系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10]31。 构建生态文明以推动绿色的发展理念,最大限度地规避生态制度创新中出现的问题,“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7]396。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技术上的创新。 近代科学革命的影响,加速了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生产之间的转化,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是一个新型能源的利用大国,而不是能源强国。 只有在生态技术核心领域,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和力度,选择适合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自主创新技术路线,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不断完善法律保障体系和技术政策支持体系,我们的生态文明基础创新体系才有可能得到完善,中国也才能在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上,占据核心技术的“制高点”。 全球环境问题成为亟需解决的重要难题,只有更好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才能实现人类自身的永续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亟需思想上的解放。 恩格斯认为人类只有认识自然规律并得以正确运用之后才能达到最终的预期目的,“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4]574。 只有让自然规律充分指导人的思维,才会成为一种强大的规范力量。 恩格斯一方面强调自然界始终以其必然性的方式制约着人类的发展,自然界的不可抗力因素诸如:洪水、地震、瘟疫等自然灾害都对人类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甚至决定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同时也强调人在自然界中的自由性,“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4]574。 客观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批判思维旨在寻求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更为和谐、圆融的微妙的发展关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的本体论,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确立合理的生态价值。 我们要解放思想,不能因小失大、固守传统,要以崭新的姿态开启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方案”的历史性实践。 “生态保护运动尽管形式多样、思想和观点也有所区别,但其都有着保护生态和环境的思想”[16]213,我国始终把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10]31,要充分认识到决不能为了“金山银山”而丢了“绿水青山”。 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才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17]76,只有重新挖掘经典文本中的卓越生态思想,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们只有保护环境,热爱这片赖以生息繁衍的土地,保护我们周围的自然环境,热爱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208。 只有全面深化改革,进行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从实践中探寻规律方法,形成一套体系完备的制度体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臻美之境,也正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