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家金

(福建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 外宣与翻译研究所,福州350118)

国防话语指国防或军事领域的各类话语实践[1],是“国防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2]和和平时期国家之间军事较量的主要手段和形态。 修辞是运用话语手段进行说服以赢得信奉或认同的话语实践[3]。 国防话语的军事和政治属性必然伴随着各种解释、证当、驳斥等修辞干预,修辞与论辩因而必然内在于其中并成为其最本质的要素之一。 然而,或许由于理论视角和旨趣的局限,学界对于我国国防话语的说服手段和修辞施为过程等国防话语最为典型、重要的内涵、特征大都所涉不多。 本文基于语料库探讨我国国防部新闻发布会话语针对不同话题和论辩对象在诉诸道理修辞策略运用上是否存在差异,分析机构修辞者如何通过适切策略和说服模式达成话语修辞目标和实现修辞认同,助益国防话语这一方兴未艾的领域的深入研究。

一、 研究背景

国外国防话语研究主要集中于涉军涉战话语合法化构建,从内容和视角上看,大都通过分析新闻报道或总统演讲,从批评话语分析、认知隐喻和修辞等角度探讨美国冷战宣传[4]、美国伊战或反恐话语[5-8]和其他国家国防话语[9-11]的合法化运作。 国内学界相关研究主要包括:(1) 国外战争合法性话语研究[12-13],主要基于隐喻、系统功能语法或评价理论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探讨美国伊战或反恐相关新闻报道或总统演讲等语料的战争合法性建构；(2) 涉中国防话语研究,包括中美国防白皮书的身份构建[14]、话语传播[15]和文化异同[2]研究以及涉中军事新闻报道的批评性话语分析[16]。 总体上既有研究在内容上大都专注于对国外战争话语特别是反恐话语的语义表征和合法性构建；方法和视角上大多限于定性的隐喻或批评话语分析,基于语料库的定量研究虽有却多为字词层面的分析,国外少数的相关修辞研究多为个案探讨而无定量分析,国内极少数的修辞研究[17]探讨的也是国外涉中话语；研究对象大多集中于新闻报道、演讲或国防白皮书,对其他很重要的国防话语如国防部新闻发布会少有涉及。 我国政府新闻发布会是“中国话语与西方舆论进行竞争、实现中国话语权的重要窗口”[18]。 国防部新闻发布会是和平时期最重要的国防话语和舆论阵地之一。 然而,极少数对国防部新闻发布会的语言研究尚只是针对如逃避等某类型策略的分析[19],而少有从西方修辞学视角较系统地探讨说服策略和修辞认同过程的研究。

二、 诉诸道理修辞策略与修辞认同

(一) 诉诸道理修辞策略

Aristotle 在《修辞篇》中提出了三类修辞说服策略,即基于事实、因果、比较等论题或“理”进行说服的诉诸道理(logos∕rational appeals),基于品德、威信等施为说服的诉诸修辞人格(ethos∕credibility appeals)和诉诸人的愉悦、愤怒、怜悯等情感来说服的诉诸情感(pathos∕affective appeals)[20]。 现实生活中,“道理”所意味的理性和逻辑与其反面不讲理、非理性或毫无逻辑形成的反差使得诉诸道理具有很高的说服力和话语权威。 Perelman[3]继承Aristotle 的修辞思想,区分了类逻辑、基于事实结构和建立事实结构的三类修辞策略。 类逻辑策略运用矛盾、等立、包含、比较等类逻辑∕数理关系进行说服；基于事实结构类策略基于因果、手段-目的、程度、过程阶段等事实共存或同现关系来说服；建立事实结构类策略如示例、类比 论 辩、 诉 诸 模 范 等。 Connor & Lauer[21]在Aristotle 和Perelman 策略分类的基础上,梳理出包括14 种诉诸道理、4 种修辞人格和5 种诉诸情感的修辞策略体系,用以评估美国学生的论说文写作。 Connor& Gladkov[22]261将该策略体系稍加精简并引入语料库用于分析慈善募捐信函的说服实践。 其中,诉诸道理类策略包括描述性∕叙述性举例、分类∕定义、比较、对比、程度、权威、因果∕后果∕手段-目的、模范、过程阶段、理念原则和事实信息。 Connor 等[22]280的修辞策略体系可操作性强,但对上述之外其他类话语的适用性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以Perelman 和Connor & Gladkov 的修辞策略分类为参照,结合国防部新闻发布会话语特点,保留二者共有的策略分类、前者的诉诸矛盾策略和后者的诉诸理念原则和信息策略,同时将后者的分类∕定义归并到等立策略、描述性与叙述性举例归并为示例、因果∕后果归并为诉诸因果,最终将诉诸道理修辞策略分为12 种(考虑到篇幅暂不探讨诉诸情感和诉诸人格)。 这12 种策略及其内涵、示例见表1。

(二) 修辞认同

修辞的目标是运用一切话语手段进行说服以赢得受众对特点观点或立场的认同。 人作为修辞动物运用各种象征话语顺应以“差异(differentiation)与分隔(segregation)”为基本特征的各种修辞情境以寻求合作[23]268。 赢取受众对特定观点或立场的信奉和认同要求修辞者基于对受众和修辞情境的判断,运用包括诉诸道理在内的适切策略和说服模式对受众进行话语诱导或劝说。 国防话题的特点决定了国防话语总是涉及与异质声音竞争和对舆论的引导、管控与争夺,国防话语场中的机构修辞者必须克服“差异与分隔”,不断运用象征手段去异求同,占据软力量较量场的主动权。

认同包括同情认同(i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对立认同(i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和潜意识层面的误同(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 同情认同通过强调修辞者与受众的共同点、向受众展示友好姿态等策略建立起和谐关系从而赢得受众认可与支持。 对立认同是“以分求合”,通过强调共同的对立方、外患或敌人来赢得团结和认同。 同情认同和对立认同可视为显性说服。 误同指诱导受众潜意识下将他人或外在事物的优点譬如汽车的速度优势误识为自身能耐或拥有的品质而实现认同[23]268-270。 误同多诉诸潜意识来产生隐性影响。 国防部新闻发布会时间约束强、理性话语互动频繁,而非广告话语那样诉诸视觉元素施加潜意识影响或隐性劝说,我们因而将探讨限于同情认同和对立认同。

三、 语料建库与分析框架

(一) 研究问题

本研究具体探讨以下两个问题:(1)国防部新闻发布话语各类话题的诉诸道理修辞策略运用有何特征或异同? (2)各类话题如何通过策略运用实现修辞认同?

(二) 研究语料

本研究以我国国防部官网公布的2016 年、2017年国防部每月例行记者会问答①见http:∕∕www.mod.gov.cn∕jzhzt∕node_47321.htm。为研究对象,藉此自建小型语料库。 问答文字实录中的非问答说明性信息和图片均删除不入库。 其中2016 年11 次计5.98万字,2017 年11 次计5.32 万字,两个年度的月发布会共计22 次,总字数11.30 万。

表1 诉诸道理修辞策略

(三) 语料建库与分析

在多遍通读语料的基础上,我们将相关问答话题的标记参数分为我军军队内部事务(再分武器开发、军演军训、军队反腐、军队改革、军事院校和军地协作6 个话题)、军队国际交流(再分联合军演、国际军赛、亚丁湾巡航、友好访问合作和维和援助5 个话题)、国土权益(再分4 个话题)和外国涉中安全(再根据不同国家细分5 个话题)4 大类,并藉此建立语料库。部分问答可能兼涉上述两类,如外国涉中安全话题可能也会牵涉国土权益,我们将根据问答主旨和话题重心将其归为其中一类。

通过对语料进行采样阅读,以前述12 种诉诸道理修辞手段作为策略参数和4 大类20 小类话题作为话题参数和建库框架,进行人工识解和标注。 我们参照Connor & Gladkov[22]的方法,由本领域两位研究者在熟悉策略分类和特征的基础上,先对20 个问答进行预标注,再相互比照不一致之处并修正统一策略界定标准,在此基础之上再对另50 则问答进行标注,再次相互比照和校对修正,而后完成剩余语料的标注,最后再认真复核一遍。 之后借助AntConc 3.5.0 语料库软件对标注后的语料进行检索和统计,再进行定性分析,梳理、探讨此类话语的修辞策略运用特征和修辞认同实现。

四、 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 诉诸道理修辞策略的分布特征

考虑到修辞策略多数体现在句子或跨句层面和新闻发布话语的特点,策略运用频数的确定不以通常的每千词为基准参照,而是以不同问答话题库所涉及的问答(简称QA)数量为基准,即频数=策略运用次数∕问答数(简称R∕QA)。 频数既可反映同一话题内不同策略运用的密度和修辞施为强度,也可用于比较同一策略在不同话题之间运用的密度和强度。 频数越高,策略密度和修辞施为强度越大。

表2 是对标注后的语料进行检索统计的四大类话题问答和诉诸道理策略总体运用情况。 从中可以看出,QA 数、策略(R)总数与R∕QA 频数之间并非等比对应。 从QA 数看,按占比多少依次是军队内部事务类(33.58%)、军队国际交流类(28.63%)、外国涉中安全类(24.81%)和国土权益类(12.98%)。 但在R 数量分布上却有所不同,其占比最多的是外国涉中安全和军队国际交流两大类(分别为29.48%和29.09%),其次是军队内部事务类(27.94%),最少的是国土权益类(13.49%)。 在R∕QA 频数分布上,外国涉中安全类(2.37)和国土权益类(2.07)最高,其后是军队国际交流类(2.03),最低的是军队内部事务类(1.66)。

表2 四大类国防话题问答和诉诸道理策略运用整体统计结果

四大类话题12 种诉诸道理策略运用情况如表3所示。 就运用总量和R∕QA 频数而言,R11 最高(16.08%∕0.32),其次分别是R6(13.78%∕0.27)、R2(10.62%∕0.21)。 不同话题类对不同策略的运用有同有异。 四大类话题均相对较频繁地使用R6:其在军队国际交流(0.33)和军队内部事务类(0.27)的频数最高,但在外国涉中安全(0.24)和国土权益类(0.22)的频数也不低。 军队内部事务类占比最大、频数 最 高 的 策 略 分 别 为R11(21.92%∕0.36)、 R6(16.44%∕0.27)、 R8(15.07%∕0.25)、 R2 (13.36%∕0.22)；军队国际交流类为R11(28.95%∕0.59)、R6(16.45%∕0.33)、R8(10.52%∕0.21)；国土权益类则为R3(21.28%∕0.44)、 R2(14.18%∕0.29)、 R5(12.77%∕0.26)、R1 与R6(均为10.64%∕0.22),特别是R3 的频数(0.44)显著高于其他三类；外国涉中安全类为R7(15.91%∕0.38)、R5(12.66%∕0.30)、R1 与R10(均为10.71%∕0.25)、R2(10.39%∕0.25),特 别 是 其R7、R9、R10 频数不仅最高且较显著高于其他三类话题。可见,军队内部事务类和军队国际交流类在策略运用上较为相似,均较多运用R11、R6、R8,三者占比合计超过50%,特别是R11、R8 的使用较明显高于另两大类话题,而较少运用R4、R9、R1、R5、R10、R12；而国土权益类与外国涉中安全类均较多运用R5、R1、R2,三者频数也都最高,较少运用R11、R8、R4、R12。

表3 四大类国防话题诉诸道理策略运用总体分布统计结果

从上述统计分析中可以看出,四大类话题在策略运用上有如下特征。 (1) 总体上,各大类均较多运用R6。 (2) 前两大类话题和后两大类话题分别有更多的共性:军队内部事务类和军队国际交流类在策略运用上较为相似,均明显多运用R11、R6、R8；国土权益类和外国涉中安全类与前两大类话题相比有点相反,均较多运用R5、R1、R2,较少运用R11、R8、R12；后两大类的R∕QA 频数较前两大类高。 (3) 各大类话题的细分话题在策略运用上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反映了论辩修辞因时因形势因论辩对象不同而制宜施策的特点。

(二) 修辞认同实现

国防部新闻发布话语所涉各类话题的论辩修辞主体可分为三类:我方(我国或我军)、友方(含友好国家或地区、友好组织或个体等)和反方(指某一特定修辞事态中对我方有敌意言行的国家、地区、组织、势力或个体等)。 根据上节特别是表2 的统计结果,军队内部事务类和军队国际交流类话题的问答数明显多于国土权益类和外国涉中安全类,但后两类话题总R∕QA 频数却均高于前两类话题,表明其在话语应对中策略施为总体上更密集、强度更高,论辩与证当较多,这与后两类话题性质、主题和论辩主体密切相关。 前两类话题多涉及我国防信息发布,所涉论辩修辞主体大都为我方和友方,多通过肯定我方和团结友方①van Dijk 将西方政治话语策略模式归纳为敌我二分、二元对立的“肯定我方、否定他者”[24]33,且预设友方已然确定和包含在我方与他者中,并没有将其视为仍需话语争取、团结的对象和分立讨论。实现同情认同；后两类多关乎我国国土权益或安全等根本利益,所涉论辩修辞主体多为我方和反方,多涉及我方对反方错误言行的批驳、澄清等,以否定反方来实现对立认同,进而间接肯定我方和团结友方,故而需要付出更多的修辞努力。

1. 同情认同的实现

四大类话题总体上R6(诉诸手段-目的)普遍运用较多、频数较高,这与国防部新闻发布会的机构修辞实践性质和受众期待相关,表明机构修辞者除了发布信息外更多的是主动对我军内外动向进行解释说明,如“‘四国机制’旨在深化四国军队反恐合作,不针对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2016-10QA1),强调相关举措是为了达成正当正义目标,或是为了达成特定目标必须如此行事[3]85,利用目的-手段进行相互增益提升其正当性,回应可能的质疑或异议,进而争取国内外受众对我方的同情认同。 主动说明和回应关切可以投射出坦诚、自信的机构形象,既是对自我的肯定,也是对友方的保证,也有利于反驳敌对势力负面言行或各种传闻,有利于认同的实现。

军队内部事务类和军队国际交流类话题R11(诉诸事实信息)、R6 和R8(诉诸过程阶段)频数均明显较高,特别是R11 的运用频数明显高于其他策略,表明两大类话题均以事实信息发布为重点,突出对我军内部事务和对外友好合作目的和阶段的公开、告示、解释。 R11 运用最多、频数最高表明我方在有关军内和对外合作动向上主动增加透明度,既积极回应受众对相关话题“信息量”和确切事实的关注和期待,也隐含对友好合作及当事方的肯定和宣扬,以努力赢得同情认同。 发布事实信息本身貌似寻常却是很重要的一种修辞策略。 特别是军事信息往往政治性、敏感性、时效性强,愿意坦诚发布本身就是积极的修辞姿态,有利于修辞者投射公开、透明、自信的修辞人格。同时,事实信息以机构权威话语的形式发布也有利于其在舆论场占据流通先机而确立“推定地位”[3]25,抵消、压制相关不实或敌意话语。 该策略因此不仅仅只是公布一下信息,而是隐含对传言、质疑的回应,以宣告军力、消除误解或反击谣言,即充盈着论辩说服和赢取认同的修辞匠心。 R6 多用的修辞动因如前所述。 R8 的修辞功能与R11 类似,其频数高也说明我方对涉军动态或发展状况坦诚相告,诸如“进一步的信息将在适当时候发布”这样的阶段诉诸也有利于修辞者避开举证责任,通过将未定或不宜公开的信息归因于事物发展必然过程等客观制约,免于进一步的证当以赢得受众理解和认同。

这两大类话题R1 ～R5、R7、R9 等的运用频数大都不高,不少甚至为0,而这些策略的运用多为揭露矛盾、否定性定义、驳斥、警告等否定式修辞回应,表明修辞者在这两类话题上自我肯定多,也说明我方与外军的各类交往合作和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努力正不断得到认同而渐少成为异议话题。 这也表明我方在策略施为上的“有节”,即将某一特定当事方在不同事态中的友好言行与敌对言行区分施策,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

2. 对立认同的实现

国土权益类和外国涉中安全类与前两大类话题相比在策略运用上有较大不同,对R5(诉诸因果)、R1(诉诸矛盾)、R2(等立策略)、R3(诉诸包含)、R9(诉诸程度)、R10(诉诸理念原则)和R7(诉诸模范)的运用总体上均明显偏多、频数均较高,而较少运用R11、R8 和R12(示例)。 其修辞主体和论辩对象较多地涉及反方,问题多关乎其对我国国土权益和安全等根本利益的挑战或侵犯,我机构修辞者因而多以这些策略因应这类修辞事态施加的限制与期待,通过诉诸后果、指出矛盾或借助否定性定义以对敌意言行进行批判、警告或震慑,以否定反方来争取友方和间接肯定我方实现对立认同。

R5 在国土权益和涉中安全话题中多为诉诸后果,如“域外国家的错误行为使地区趋于好转的局面受到破坏”(2017-5QA1),通过突显特定挑衅言行导致的后果的严重性,基于因果共存关系将其负面价值传递至导致后果的言行,对之进行否定来表达驳斥、警告或劝诫。 R1 在涉外军等话题中频数较高,表明修辞者多通过揭示相关谬论或侵扰行动的逻辑矛盾或违背事实进行直接驳斥,如“对方有关说法与事实不符”(2017-5QA7),彰显我方维护根本权益和安全的决心和意志。 R2 与R1 有类似的修辞效用,但主要是基于等同逻辑以定义的方式[3]60对相关事件定性,通过对反方言行的否定性定义,如“这种炫耀武力且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事件的行径”(2017-5QA1),和对我方回应行动的肯定性定义,对事关我根本权益和安全的错误言行进行批判来施为对立认同。 R3 基于部分-整体的同质性和类逻辑关系形成说服语力[3]71,以此进行因应因而适切于涉根本权益和安全这类修辞事态的要求和受众期望,这也是为何国土权益类话题在策略运用上以R3 最为显著。 面对域外国家的频繁介入或妄议,修辞者诉诸包含策略来重申、维护我国国土权益的完整和不可侵犯,进而否定反方不当言行以实现对立认同。

R9 频数较高也表明我方在国土根本权益和安全等问题上多通过如“坚决捍卫”“一切必要手段”等最高级程度词的运用,表达最坚决的态度和最坚定的信念,形成高修辞势能对敌对错误言行进行断然否定和驳斥,以修辞高压震慑和批判相关图谋或举动。 R10多基于普世价值、理念来彰显我方立场的合公义性和合理性,以普世受众授权而获得的修辞语力[3]27否定反方言行,断其原则问题上的任何幻想或盘算。 例如,涉个别国家话题较集中地运用R9、R10,主要是我方就当时影响地区局势稳定的相关言行如反导系统部署,以“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的态度标示与“和平稳定”的普世价值组合进行针锋相对的立场重申和郑重警告。 R7 运用频数也较高,通过希望、劝告等向当事方表明应该有的正确言行,如“我们希望当事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双方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2016-7QA6),突显其实际所为与正确行事规范之间的偏差进行委婉话语施压和劝说,兼有纠正和劝诫的修辞意味,也说明我方并非只是一味批驳,而是又有所节制,在否定错误言行的同时兼以奉劝为事态积极改变留出修辞腾挪余地。

各话题策略运用也具有灵活性,体现了修辞发明因时因题因对象制宜的特征。 比如,前两大类话题的策略运用并不全部只关乎同情认同,一些话题也涉及对反方的否定。 如军内事务反腐类话题R5、R10 频数相对较高,语料显示军内腐败是以类似反方的方式应对,强调腐败后果和反腐的原则性,由此体现我方反腐的决心和意志。 军队内部事务类部分话题如武器开发和军演军训R1、R2 频数较高,多是因为我方先进武器和许多军演军事训练历来多为外界关注,出于不同动机也多有不实揣测甚或“中国(军队)威胁论”这样的恶意攻击,必须通过否定或定性说明对此进行澄清。 军队国际交流类部分话题如亚丁湾巡航和维和援助R10 频数也较高,除了重申反海盗、维护和平、加强友好合作等原则及价值,也是对由这两类话题引发的“中国军力扩张”“威胁论”等恶意话语的批驳,因而包含对立认同。

与前两大类话题不同,外国涉中安全类与国土权益类对R11、R8、R12 涉事实信息类策略大都用得很少,盖因国土权益和安全等根本事实和利益问题不容讨论,故多无涉信息发布。 较多地诉诸因果、矛盾、等立等否定式论辩修辞策略也表明其充盈着澄清、反驳和批判,投射出的是坚决捍卫根本利益和维护和平的机构修辞人格。

五、 结 语

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不同话题类型在诉诸道理修辞策略运用上有所不同。 军内事务类和国际交流类话题侧重事实信息策略的运用,但其修辞功用并不只是信息发布,而同时还具有抢占事实推定地位或定义权和树立自信、公开、透明的机构修辞人格等功能,进而通过肯定我方、团结友方的说服模式实现同情认同。 而国土权益类和外国涉中安全类话题多运用矛盾、等立、包含、诉诸后果、诉诸原则等驳斥和辩证意图与强度均明显的修辞策略,表明其话语出发点更多的是回应关切、澄清是非、驳斥谬论、维护利益,以否定反方的说服模式间接团结友方、肯定我方,进而实现对立认同。 “肯定我方、团结友方、否定反方”的三元说服模式也不同于van Dijk[24]33我∕他二元对立模式。 分析也表明我国防机构修辞者总体上遵循了“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25],通过诉诸道理策略的综合运用实现“有理”,通过肯定我方和团结友方达成“有利”,通过限定性、策略性否定反方,即否定对象通常限于特定修辞事态中的特定当事方或特定言行而没有全盘扩大化以实现“有节”,体现了我方“不挑事”但也“不怕事”的国家利益和和平的坚定捍卫者形象。 研究也进一步阐明了修辞之于方兴未艾的国防话语研究的关联和成效以及基于语料库进行跨句∕语篇层面实证修辞学研究的可行性；证明了国防话语本质也是一种批判性修辞对话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