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芸双

（湖南科技学院 国学院，湖南 永州 425199）

一 作者生平

（一）李笠其人

李笠（1894－1962），字雁晴，曾名作孚、雅臣，浙江瑞安人。民国时期著名的文献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据记载其为明瑞安义士李伦的后裔，因其祖父急功近利，家道中落。李笠家境贫寒，父亲在米市做生意，收入仅够养家糊口，三岁母亲离世，由父亲单独抚养成人。十五岁时由亲戚资助进入“瑞安私立中学堂”就读，因无力购书，教材大多由他自己手抄。中学毕业后，李笠一边做家教一边自学，他通常选择藏书比较多的家庭。后来，他又幸运地结识了朴学家方宏源、古籍专家杨绍廉，为其提供了更多接触到古籍善本和珍本的机会。这都给李笠日后的学术研究之路奠定了基础。

李笠年幼时曾于瑞安“明伦堂”听过一次孙诒让先生的演讲，在此基础之上对孙氏进行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被他的治学精神所打动，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1924 年，致力于《史记》研究的李笠出版了《史记订补》一书，一举成名。自此先后执教于中州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由于日寇入侵不得不回到了家乡，暂任瑞安中学的语文教师。1945 年抗战胜利之后又返回中大继续任教，同时在上海暨南大学兼课，又转聘中央大学。1957年思念故乡的李笠应复旦大学之请前往执教，1962年10 月病逝于上海。

（二）李笠的学术成就

李笠这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在各大高校之间任教，其任教课程包括目录学、校勘学、文字学、训诂学、甲骨文、中国古代文学史等等，即使战乱不断，他也没有放弃过教书育人，培养了一大批可用之才。在此期间还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例如《国学用书撰要》《史记订补》《墨子间诂校补》《中国目录学纲要》《中国文学述评》《读诗随笔》等，著作颇丰，亦能看出他学问之广。在其涉足的领域之中，对《史记》的研究最为精深，《史记订补》一书出版发行后，引起轰动，得到了史学界权威杨树达先生的高度评价，并亲自作序。[1]

二 版本信息与内容概述

《三订国学用书撰要》一书，前有党蕴秀之序和叙例，正文以甲乙丙丁戊进行编目，将国学经典书目分为哲学、史学、文学、文字学、类书辞典等五类，每一类分别列举其书目并注明版本，末尾附有《评胡适书目》《评梁启超书目》。

目前，笔者仅见此书两个版本：（1）1927 年1月北京朴社初版，京华印书馆印刷，32 开，封面2页，版权1 页，合计140 页；（2）1931 年4 月北京朴社再版，北京书局印刷，32 开，封面2 页，版权1 页，合计140 页。两版的封面均是李笠在中山大学任教时的好友黄际遇所书，字体为楷体，结构紧凑，挺拔爽朗。部分书籍将《三订国学用书撰要》记作《三订国学书目撰要》，实则有误。此书未出版前曾在《东方杂志》第21 卷第9 号和第10 号发表，名为《国学用书撰要》，但当时还未有单行本刊出。本书重订时杨子林增补文学评论数本，李仲骞增改佛经目录，陈绳甫校补文字学类书目，部类并没有改动，由于有三人的增改，所以在此书出版时被命名为《三订国学用书撰要》。

党蕴秀的序中提到了这本书出版的契机，李笠当时任中大中文系“目录学”一课的教师，便将此前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的《国学用书撰要》加以润色，作为课程参考。文中也提及当时我国编书目的四种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为了便于学习研究，将书籍分类并选择重要的书目编为一编，如龙启瑞的《经籍举要》。但当时分类择要编目者不多，龙启瑞和张之洞所编的书在当时也并不适用，胡适和梁启超所编书目虽然有分类择要的趋势，但仍有缺漏，这也是李笠编写《三订国学用书撰要》的原因。党蕴秀认为读此书便能够窥见我国图书之要，目睹我国书籍之凡。

在叙例之中提到了目录的三种种类：第一种是不分辨图书的优劣，将一时之书或一地之书以网罗为目的，这种方法称之为“簿记式”；第二种以一个问题或者一种学科为标准，按照类别搜集或者抽取其卷，或者裁去其篇，被称之为“索引式”；第三种是不限制空间时间，不限制种类，择其精华，去其繁复，这种方法被称为“配剂式”。李笠指出：自西汉《七录》以来，编目多为簿记式。清儒整理古籍渐渐重视索引式。张之洞的《书目问答》是学者注意配剂式的开始，但过于繁杂，仍有不足。胡适和梁启超的国学书目中只包含了配剂式书目，并不适合用来给学生学习。李笠则吸取前人经验，以索引精神结合配剂式的编目方法创造了新配剂式目录。在编撰此书时，作者列举出来的每一本书都将注释最善的注本放在首位，有校订修改者则附缀于下。如未有最优注本则将各家的考证注释罗列，保证读者有可以遵循的读本。本书共分为五类，书目之后附有对于各家注本价值的评估，判断其美恶，兼论读书的方法，以下为书籍分部详述。

（一）哲学及教育类

甲部为哲学及教育类书目，其又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论著，二是评传。在论著之下，有专著、撰录、译述。

专著所收书籍皆为讨论一种问题，文笔出自作者本人之手，如《周易》《老子》《庄子》等。作者在选取《周易》注本时，以程颐《周易传》为最佳，此书为金陵书局出版。李笠指出各个时期在对《周易》进行注释时所侧重的方面有所不同，汉代的儒者注《周易》重点论述象数，宋代的儒者则更加注重义理，宋注之中以程颐所注为最善。汉注到清代开始复兴，其中以王引之《经义述闻》最宜参读。此外作者还提出学习《周易》而不读易例、易说、通释等书，那也无法正真领会《周易》的精神及其内涵。对于初学《周易》者，李笠推荐阅读朱寿昌所刻的《汉儒易义针度》以及刘师培所著经学教科书的第二册，如只求对易学有一个初步了解读程颐《周易传》即可。

撰录之中，所收书目均是摭取前人文章，编为一册的著作，如《礼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关于《礼记》的注本颇多，李笠将郑玄注、孔颖达疏的注本放在首位。梁启超在谈读《礼记》时建议：“《礼记》有极纯者，有极破碎者，吾希望学者将《中庸》《大学》《礼运》《乐记》四篇，熟读成诵；曲礼、王制、檀弓、礼器、学记、坊记、表记、缁衣、儒行、大传、祭法、乡饮酒义诸篇，多浏览数次。”[2]32-33作者对这一读书方法提出批评，认为读书最忌读节本删本，要使学术大放光彩，就不能够省去读全本这一烦琐的环节。他指出类似于《礼记》这种为前哲所重视的书目，应当通读全本，然后根据读者自己的兴趣或者读书的目的再进行选择。

译述之类，选取了部分翻译过来的书籍，多为佛教经典。如由鸠摩罗什所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玄奘翻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在整理出版这部分书目时，由时称“永嘉七子”之一的李仲骞对其进行增改，可供佛学爱好者参考。

评传之列，收录了《晏子春秋》《孔子家语》《汉学师承记》《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作者提到若想观清代考证学之大概，则阅读《汉学师承记》以及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即可。在这一部分书目中作者并非都持肯定态度，对部分书籍也提出了批评。对于《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一书，其认为此书“墨子编”最为精彩，但其论述《庄子》主观色彩浓厚，语言偏激，而论述《周易》过于浅显。作者认为胡适在著书之时，以书治书，先确定自己的目标及观点，然后选取符合自身观点的材料，这样一来书籍的客观性大大减少，主观色彩反而浓厚，并不可取。对于《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梁启超自述：“将读先秦经部、子部书，宜先读《哲学史大纲》与此，可引起兴味，并启发自己之判断力。”但李笠的观点与此相反，认为若先读政治史与哲学史，则会先接触到胡梁二人的观点，而这二人对于古籍持轻视鄙薄的态度，对于读者来说根本没有益处。他认为初学者读经史子集之所以感到无趣是因为文词艰深，版本脱伪，而解决这一问题就要选取善注本去读，这样才能体会到阅读古籍的欢娱。

（二）史学类

乙部是史学类书籍，李笠将其分为两大类：一是载笔，二是史论。载笔之下又分别史、通史、史志等三类。

载笔即史传，李笠在这一类书目中首先提到的是别史，即纪传史和断代史。别史一类收录了《尚书》《春秋左传》《国语》等。《尚书》的注释版本以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为最佳，作者提出清代做《尚书》研究之学者，以江著为最精良，后又有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一书。学习《尚书》能将二者著作结合起来阅读为最好，在这两者的著作中没有收录的诸篇，可读孔颖达的《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注本中将杜预注、孔颖达疏本置首位，虽均有缺陷，但仍值得参阅。《国语》一书以韦昭注、黄丕烈札记为最佳，《史记》一书以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为最精良。

通史之中，将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列入。其中收录了《竹书纪年》《通鉴纪事本末》等书。《竹书纪年》一书为后世编年史之滥觞，所以将其列入首位。李映碧认为《竹书纪年》一书胜于其他古书的之处在于“体制之别创，谱牒之咸具，纪述之靡舛，论次之最覈”[2]65。

史志一类，分典制、地志、书目。典制之中收《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五礼通考》等书。《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被合称为“三通”，在清代时与官修的《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等六书合称为“九通”。这九本书详细的记述了中国历代典章制度，可称完备，但这九本书卷帙浩繁，如果不是专门研究典章制度的学者，阅读“三通”即可。《五礼通考》一书，由徐乾学先撰《读礼通考》，但只有凶礼一门，又由文恭补撰四礼，戴震修观象授时，此书才算完备。地志之中，又收《山海经》《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书。其中作者认为《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二书文辞优美，作为百读不厌的地理类图书，能做到供人欣赏的，惟此二书，由此也不可将其简单视为考据之书。书目类收《汉书·艺文志》《郑堂读书记》等。《汉书·艺文志》的注本以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为最佳，又收顾怀三《补后汉书艺文志》，作者对于此本的评价颇高，以为此本搜罗宏富，以后诸本不如此本精博。《郑堂读书记》一书，当有部分亡佚，作者认为全书共七十一卷，而集部仅仅数卷，此部应多散佚，但并不影响此书的价值，称赞此书：“治目录者，以此书配《四库提要》，可称珠联璧合，大快人意矣。”[2]75

史论分论史事和论史法两类书，这类书目有《史通》《文史通义》《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记》《读通鉴论宋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六本，收录较少。其中《十七史商榷》为考订之书，《史通》《文史通议》专论史法，《廿二史札记》兼及史事，《读通鉴论宋论》则为专论史事之书。

（三）文学类

文学类书目被划分两类：一是作品，二是文评，作品中分诗文和小说戏曲两种，文评中分总论和专论两类。

诗文一类，作者注重总集，故先列总集书目后列专集的精良之书，与其他目录书先列专集后列总集有所不同。在总集之中，先列《诗经》《玉台新咏》《彊邨丛书》等。李笠共列《诗经》注本四种，其中以毛氏注、郑氏笺、孔颖达疏为最佳。清代诗疏中陈奂《毛诗传疏》最为精深，但其专论毛诗之说，作者认为其有门户之见，诗本是主张性情的文体，与其他经书不同，不需固守师说，可有不同见解。马瑞辰《诗传笺通释》在参考毛郑注疏之上，对《诗经》进行了新颖的阐发，引人深思。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可特别研读，感受《诗经》文学之妙。《玉台新咏》的注本以吴兆宜《玉台新咏注》最为精良。《玉台新咏》一书专收抒情之作，是总集之中最有系统的一本书，在考订《古诗十九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做文学研究者不可忽视的一本书。《彊邨丛书》一书中共刻诗词集一百二十七种，校对精审，是词集之中的集大成者。李笠评此书时提到读此书之后就不必再读朱彜尊的《词综》，可见其价值。专集之中，列《楚辞》《杜工部集》《苏东坡诗集》等。《楚辞》注本中的王逸注、洪兴祖补注置于首位，作者认为此注本注释精良，用词优美，适合初学者通读，又附朱熹《楚辞集注》等诸多善本。《杜工部集》收录“诗圣”杜甫的多篇诗文，在此李笠将仇兆鳌《杜工部诗详注》置于首位，评价诸本时又以宋麻沙本为最佳。此处的“麻沙本”是指福建建阳县西麻沙镇书坊所刻的书，麻沙之地在宋元时期以刻书著名。另有校对异文最为详细的玉钩草堂本。《苏东坡诗集》注本，作者以冯应榴《苏诗合注》和王文浩《苏诗编注集成》为最详备。

小说戏曲一类，分为两类：一是小说，收录《列仙传》《世说新语》等；二是戏曲，又分独著和纂合，独著收《玉铭堂四梦》《红雪楼九种传奇》《笠翁十种曲》等，纂合收《太平广记》《元曲选》等。《列仙传》为汉代刘向所著，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叙述神仙的传记，作者以《王照圆校正本》为最佳。《世说新语》主要是记载东汉到魏晋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及故事，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小说”的代表之作，在其注本之中李笠将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置于首位。《玉铭堂四梦》由明代戏曲学家汤显祖所著，包括《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紫钗记》等四个故事，被称为“临川四梦”。《红雪楼九种传奇》由蒋士铨所著，包含冬青树、桂林霜、一片石、第二碑等九个部分。《笠翁十种曲》是李渔所作的喜剧集，分为怜香伴、风筝误、蜃中楼、意中绿等十个部分。《太平广记》是我国第一部文言纪实小说的总集，宋代李昉、扈蒙、李穆、徐铉等14 人奉宋太宗之命编纂。《元曲选》由臧晋叔编，收录了元代最流行的作家作品，为历代传颂。

文评之列，主要收录的是总评书中的重点书目，又分为总论和专论。总论中收《文心雕龙》《中国文学批评》等书，专论中收《金石要例》《诗品》等书。《文心雕龙》作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部“体大思周”的文学理论著作，注本颇丰，李笠选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为最佳，之后附其他注本数本。其中黄淑琳注、纪昀批本是黄淑琳门客所作，纰漏甚多，不推荐阅读。《中国文学批评》由陈中凡所作，李笠对此书评价颇高：“我国文学评论，自刘彦和《文心》后，皆琐屑篇章，鲜成家数。陈君此编，取先秦以来论文材料，为文学批评史；就诗赋词曲，为韵文评论；整理诠次，条枝明畅，手此一编，可抵一切。国内文学批评界，倘亦闻风而兴与！”[2]105可见此书在当时的文学批评类书籍中占有重要地位。《金石要例》为清代黄宗羲所著，包括古人金石凡例共三十六则，又附论文九则。《诗品》为钟嵘所著，它与《文心雕龙》先后出现在齐梁时代，是中国第一部评论诗歌的文学批评著作，在文学评论著作之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文学学者和研究者必读书目之一。

（四）文字学类

文字学类书目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形义，形义之下分诠文、论著、考证、攟摭等四类；二是音韵，音韵包含著录、研究两类，著录中又有方言和时代音，研究中又分图表、考证、通论。

形义一类，先列诠文，诠文之中收《尔雅》《说文解字》等书。《尔雅》一书，注本以郝懿行《尔雅义疏》为最佳，清代注疏的学者以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和郝懿行《尔雅义疏》并称，然而学者多认为邵晋涵之研究不如郝懿行。郝懿行《尔雅义疏》一书取材丰富，对于《尔雅》的解释非常精细。李笠曾在参考郝懿行、邵晋涵、严可均的著作之上著有《尔雅字源》，可作为学习《尔雅》的材料。《说文解字》一书，其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置于首位，书目末尾评此本校注详细，但也有疏漏之处，应读徐锴诸家著作加以补充订正。李笠认为在读《说文》之前可读钱大昭的《说文统释序》，来启发兴趣，且读《说文》须先明六书，近人关于《尔雅》的注本之中章太炎的《转注假借说》最为精辟。论著列《古书疑义举例》《经义述闻通说》《小学问答》等书目。其中《小学问答》一书为章太炎所撰的问答体语言文字学专著，用以阐明本借关系。考证书目中收刘师培《古本字考》、孙怡让《名原》等书。孙怡让《名原》一书，综贯音、形、义，从商周文字展转变易之轨迹，探明古文字的源流，并开启了用甲古文考证古文字史的先河，被誉为“划时代的作品”。攟摭一类，收《薛氏钟鼎款识》《经籍纂诂》《金石文字辨异》等书。作者认为这一类所收之书虽然极有价值，但是没有注明音切，使用起来仍然不便。

音韵一类，先列著录，著录中又有方言和时代音的区别。方言收扬雄《方言》、杭世骏《续方言》、章炳麟《新方言》三本书。作者认为各地方言不同，实际上是声韵的转移，扬雄的《方言》一书就是在研究音韵的转变，章炳麟的《新方言》则是从语根的角度去论述。时代音中列《广韵》《集韵》《古今韵略》诸本。《广韵》为隋代陆法言所作，《集韵》是宋代丁度所著，《集韵》比《广韵》多增二万七千余字，虽然是当时韵书之中最为广博的，但《集韵》一书修于宋代，关于六书的讲解所剩无多，后代对其注疏颇多。《古今韵略》为清代邵长衡所著，此书按照今韵编次，李笠评此书：“每韵有增删，末附叶音字，注释亦颇精当。”[2]102学诗之人，可将此书作为韵书，虽然与其他诸多校本有不同之处，但是其水平仍然高于坊间通行的《诗韵合璧》。研究一类书分为图表、考证、通论。图表类书目收清代顾炎武《古音表》、段玉裁《六书音韵表》等书。顾炎武《古音表》提到了两个重要的概念：“收入”和“并入”，这正是顾氏观察语音现象的独到之处。[3]段玉裁《六书音韵表》按音分部故得此名，提出了许多音韵学、文字学方面的理论。考证一类书目收钱大昕《声类》、戴震《声韵考》等。钱大昕《声类》发明了古时没有的轻唇音，在音学领域也颇有成就，其关于声韵之类的论述收入《潜研堂全集》之内。戴震《声韵考》是探求各代韵书沿革的著作，其中多为研究《广韵》之类韵书的文章。通论类中收顾炎武《音论》、章炳麟《国故论衡》（上卷）等。《音论》是顾炎武所著的音学五书之一，是综述音韵学源流的著作。《国故论衡》上卷从小学十一篇开始到正裔送结束，此书系统论述了文字音韵学、文学、文献学等，在音韵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五）类书辞典类

戊部是类书辞典类，分为通用组和专门组，通用组和专门组以下小类相同，均为以事分者和以文字分者。通用分组以事分类者收欧阳询等人所修《艺文类聚》、李昉等所著《太平御览》等。作者提到古代散佚的书或文，大多数依靠类书流传至今，所以清代大儒往往推崇类书。《艺文类聚》是欧阳询等人修撰而成的，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官修类书，与《北堂书钞》《初学记》《白氏六帖》合称“唐代四大类书”。《太平御览》一书是李昉、徐铉等人编撰而成，原名为《太平总类》，因宋太宗每日参阅，故称为《太平御览》，全书以天、地、人、物等为顺序编排，共分成五十五部。以文字分者，收《佩文韵府》《骈字类编》《读书记述略》三本。《佩文韵府》与《骈字类编》应搭配使用，便于查找。对于《读书记述略》一书，作者评价不高，认为此书引用经典而不详注出处，是其弊端所在，但有类书相沿编撰，所以收录。

专门组类中以事分类的书目，列《佩文斋书画谱》和《齿谱》两本。《佩文斋书画谱》由清代王原祁、孙岳颁、宋骏业等人编撰而成，分为论书、论画、帝王书、帝王画、书家传等部，是中国第一部集书画之大成的工具书。《齿谱》一书按照人的年龄编次，从一岁到一百岁，所收材料丰富，便于检查阅读。以文字分类的书籍，收《姓氏急救篇》《元和姓纂》等。《姓氏急救篇》为宋代王应麟所著，以各个姓氏编撰而成，论述姓氏起源，是学习启蒙之书。《元和姓撰》是唐代林宝奉李林甫之命所修，书中以当时皇族之姓李为首，其它姓氏按四声韵部分，是谱牒姓氏之学的专著。

（六）附录

附录部分收录李笠两篇文章，一是《评胡适书目》，二是《评梁启超书目》。其中多阐述作者与二人见解不同之处。

《评胡适书目》中对胡适所列书目提出了诸多疑问，如：“若谓《周礼正义》卷帙太繁，则何于陈奂之《毛诗传疏》不畏繁，《正谊堂全书》六百七十余卷不畏繁，一切卑琐的小说如《九命奇冤悔恨》等不畏繁，而独畏此乎？”[2]131这里其认为胡适所著书目有取舍失当之弊。文中对于胡适所选书目提出的问题不胜枚举，可见作者对于该书目并不推崇，认为其不当之处颇多。

《评梁启超书目》一文中，李笠对于梁启超书目也是批评多于赞成，赞成之处在于梁氏认为书籍本身并没有云泥之别，读中国之书譬如开设工厂，书籍好比原料，工厂所需原料繁多，故每本书都有它存在的价值。但对于梁启超提出的某篇应精读，某篇宜浏览，这就有为学者预定何书有用何书无用之嫌，与前面提出的观点相悖。此文中李笠对于梁启超书目的态度与对胡适书目的态度相差无几，认为其仍有不少失当之处，若读者读到这两本书，还当慎重选择其推荐书目。

三 结 语

《三订国学用书撰要》正式出版之前，先刊于《东方杂志》，之后又经过数次考订更改才出版，可谓用心良苦。在着手此书时，李笠并未照搬前人之法，而是评析张之洞、龙启瑞、胡适、梁启超目录学之书的利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此基础之上编撰成书。他将推荐书目分为五个部分，每个部分列数本书目，其后附对于各个书目的注本的评价，字字句句都是肺腑之言。

《三订国学用书撰要》一书，最初是作为中山大学中文系“目录学”一课的教材，选目精审，注释准确，评陟颇具匠心，价值远远超过了同期大学教材，与现代很多教材相比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此书不仅适用于研究目录学之人，而且对于刚刚入门学习国学、文学、哲学、史学等科目的青年学生来说，也可从其中受益良多。作者在推荐书目之后的评语中常常会提到对于入门之时的学生哪一种注本更适合阅读，可见其编此书的目的之一就是便于青年学生学习，指明学习的方向，从这一方面来说，李笠先生除了是一名严谨的学者之外，也是一名优秀的教师。总之，《三订国学用书撰要》一书实为不可多得的好书之一，通读此书定能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