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涛

（西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1929 年出现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泥潭，资本主义在国人心中的吸引力也大大降低。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原来西方不是只有一个，西方是可以分为欧美式和苏俄式的。此后，随着一大批知识分子努力，马克思主义在经历大革命失败的低迷后突然高涨起来占据社会思想主流。

一 20 世纪30 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

20 世纪30 年代，由于外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内部的军阀之间的相互倾轧，使人们迫切希望有一个高效有力的政府。因而，在中国知识分子眼中，马列主义就是最吸引人的思潮，在中共政治家眼里马列主义则是“革命的文学”。二者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了不同的历史，一个是看到了当时知识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另一个是看到了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1]

（一）知识界的“主干思潮”

马克思主义流行于五四期间。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两个危机，一个是传统儒家思想体系的崩溃，另一个是人们一直向往的西方令他们产生了质疑。在经历了新文化的“破”之后，“立”的思想还未建立起来，此时思想界的迷茫为新思想的出现准备了土壤，马克思主义思想随着当时复杂社会条件的变化逐渐成为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口中津津乐道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也就成为了一种潮流。

首先就体现在学者群体中。自近代以来就作为传统“士”的一部分的知识分子群体就一直以忧国忧民的急迫心情在思索中国的发展道路，30 年代以来，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更是让知识界进行了多次关于“中国往何处去”的论战。在关于社会史的论战中，如果仔细去看论战双方的文章，就会发现他们的思想内核和语言范式本质都是马克思主义。以至于，当时那些旗帜鲜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受到了潮流的影响，行文中也时不时显露出马克思主义的踪影。自由主义大将张东荪就明确指出：“我看见好些人都是反对马克思的，但他们的思想却都落在马克思的窠臼中。”[2]

其次是体现在一般学生群体。20 世纪30 年代中国教育界经历一次文实之争，争执的焦点就是是否应该“抑文重实”，显而易见就是因为文科学生过多。这些数量庞大的文科生就是潜在的马克思主义的受众，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在清华大学的一次入学考试的国文试卷中，学生从《苦热》《晓行》《灯》《路》《夜》中选一个题目进行写作，最后选《苦热》的最多，而且学生在写作过程中使用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词汇，还时不时从正反两个层面来进行表述。还有的学生甚至在自己的文章的注释中写明“读诸杂志上谓时代渐趋于普罗文学，生遂追时代潮流”，从“时代潮流”这词中就可以知道这个青年人害怕落伍[3]。在当时占据庞大数量的学生中，马克思主义成为流行思想，学生竟会因为害怕落伍而学习这种思想，这也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占据了那个时代的主流。

（二）“左翼文化运动”

左翼文化运动就是在国统区宣传马克思主义，其本质是属于中共政治运动的一部分。

最先开始的就是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在1928 年召开的中共六大的决议上就提出了此类要求，“发行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布哈林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领袖的重要著作”[4]。据不完全统计，在土地革命时期，全国范围内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恩列斯的著作，译著在数量上也远远超过大革命时期。另外，还有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本。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统治者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者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了反查禁斗争。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査禁对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者署名或封面常采用伪装的办法。如《列宁青年》曾经化名为《美满姻缘》，《布尔塞维克》曾化名为《少女怀春》[5]。

然后是办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了和国民党当局争取宣传高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以下简称社联）应运而生。在中共的领导下，左联和社联创办了部分刊物，经常刊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以及有关苏联的介绍。为了应付国民党的查禁，左联和社联建立自己的出版机构发行书籍，有时他们还用假书店名号来发行，出版了大量社会主义书籍的“笔耕堂书店”就是在这一时期由李达创办。除此之外，左联和社联根据党的指示还想方设法在当时的公开报刊上发表文章，如在当时主流报刊《北平晨报》《大公报》就发表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章。在左联和社联的引领下，马克思主义书籍成为畅销书，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报刊社的经营是完全以营利为目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的供不应求一定程度上也反应了其在人民群众的受欢迎程度。

二 20 世纪30 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特点

九一八事变前后，原来中国思想界中西对峙的“道出于二”变成了一中二西鼎立的“道出于三”[6]，由此也出现了20 世纪30 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相比近代以来的其他思想史上的思潮，30 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有其独到的特点。

（一）强烈中国化倾向

20 世纪30 年代，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中国思想界的各个流派都开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盲目引进西方思潮的深刻反省，由此出现了“学术中国化”浪潮。马克思主义在传播的过程中也开始逐渐注重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得到了大范围传播，而且在中西文化论战展示了其科学性的一面，但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主要是以唯物史观的面貌出现的，当时学界大都将其作为一种探讨“问题”的学理来看待。

自20 世纪30 年代起，一批知识分子就已经逐渐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进行初步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主要是通过通俗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此之前虽然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入但一直没有深入群众。

针对这种情况，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在社会学领域李达编写了《社会学大纲》被人称作经典之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艾思奇编写了《大众哲学》成为了人民津津乐道的理论书籍，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沈志远编写了《新经济学大纲》为群众了解政治经济学打开了窗口。这些知识分子的努力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人民心中生根发芽，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充分显示出30 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中国化”倾向。

（二）缺少学理性

翻开五四时期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时期无论是“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还是各类“社会主义之争”都无一不展现出严密的学理性。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下，当时“南陈北李”与以胡适为主的自由主义以及国民党右派知识分子进行了激烈的论争。陈独秀在论争中对反对社会主义者的诘难一一进行了批驳，详细阐明了剩余价值、唯物史观、社会主义本质等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李大钊也在论争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关系进行形象的描述。五四时期喷涌而起的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让马克思主义学者突然意识到了孕育在民众之中的巨大力量，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也经历从理论到实践的蜕变，具备了一定的实践和学理价值。

30 年代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众多知识分子由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失望以及对苏联“一五计划”成果的向往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他们关注马克思主义有着很强的价值倾向，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在学理上的深入探索。笔者翻阅资料了解到，1933 年《东方杂志》，进行了“新年梦想”的征文，在所有的投稿中，有七分之一的文章提及了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但基本上没有任何一篇文章从深层次的学理角度去探讨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计划经济，仅仅是表达了对计划经济的向往。同时期的《申报月刊》也进行关于“现代化论战”的征文，结果也有来稿表明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但依旧是没有展开学理上的论争。因此与五四时期相比而言，30 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更多受到的是外力影响才发生的，许多人并没有深入地去探究马克思主义，其在学理上缺乏建树。

三 20 世纪30 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

自20 世纪30 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产生以来就占据着思想界的主流，尽管在“七七事变”后被掩盖于抗日战争的浪潮之下，但其对国共双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对国民党的影响

1922 年“陈炯明事变”后，由于形势所迫，孙中山不得不选择借助苏俄的力量来发展国民党。自此以后国民党就与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后者也间接影响了国民党的政策的实施和左派知识分子的思想。

首先是对经济政策的影响。起始于1929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席卷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也陷入了危机之中，世界上出现了各种应对的政策，美国实行了罗斯福新政，苏联开展了“一五计划”。这些对策本质上都属于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即统制经济（亦可称为计划经济）政策。此时的中国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冲击，经过讨论，当时的学者一致认为，中国不应该对经济放任自流，但也不能全部实行统制经济，而是应该讲将自由主义经济和统制经济结合起来，实行有计划的部分统制经济。知识界的提议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认同，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以及实业部部长陈公傅都公开表示了这一政策的必要性。另外，自30 年代起，国民党就陆续成立“全国经济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和中央银行对全国经济进行强有力的干预，这一切都表明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对国民党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次是对左派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苏俄与国民党合作之初，就一直将国民党划分为“左、中、右”三派。马林就曾声称，“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多阶级的联盟’”。国民党也自认为自己是全民族的代表，而不是一个阶级的代表。30 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盛行，对国民党“左、中、右”三派都有一定的影响，对国民党“左派”的影响最甚。国民党“左派”代表戴季陶就提出了自己的“社会革命观”。戴季陶的“社会革命观”既回应了资本主义，也回应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个既发展工业能力有传化中国传统资源的方法为中国提供了一条发展的选择。如果我们仔细去剖析戴季陶的“社会革命观”，就会发现其思想旨趣和中共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很大的相似性，二者都提倡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由此可以从侧面证明马克思主义思潮对国民党左派知识分子的影响。

（二）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30 年代初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但在“西安事变”后逐步在西北站稳了脚跟。经历了实践的淬炼后，中共认识到了理论的重要性，有意识的在全国范围内宣传马克思主义。虽然马克思主义思潮是由中共引导出现的，但思潮反过来也对中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0 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使中共引领了思想潮流。近代以来，随着科举制的消失使得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解体，科举的废除打断了人的上升途径，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使士成为一个历史范畴。而与此同时新式教育产生了部分游离社会的边缘知识分子[7]，白话文的出现更是让这个群体的人数急剧扩大。他们徘徊在城乡和精英与大众之间其，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起到了联系和沟通城乡及精英与大众的作用，即可以一脚踏在知识分子一边一脚踏在不能读写的大众一边，这种特性使其有时恰更容易被双方接受。所以说，在那个年代谁抓住了边缘知识分子，谁就可以引领大众。30 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为了争取边缘知识分子，大众化的受众就是这一部分边缘知识分子，他们在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可以上下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边缘知识分子的认可，也就促使中共引领了社会的思想潮流。

30 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潮促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早期的中共由于共产国际和自己内部的原因导致了一次次危机的出现，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的不彻底、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30 年代在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推动下，思想界进行了“社会史大论战”“唯物辩证法论战”以及“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论战”，这三次论战使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也为中共提供了理论支援。除此外，在当时思潮的推动下，出现了大量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著作，这也为中共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养料。在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努力形成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