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哲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中国与西方海洋文明最大的不同是以农业立国，由此造就了国人极其浓郁的乡土情结，反应在文学上则是作家们对乡土旷日持久的抒怀。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作家已经告别乡村走向了城市，但他们依旧在回望中凝视着乡村，书写着乡村，或者书写城市中的乡村故事。直至近年，城市与文学才逐渐有了更多的交集，“构成了一代人写作的底色和基调”。梁晓声的《人世间》，徐则臣的《北上》，陈彦的《主角》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关涉乡村，但更多地触及了城市空间本质与独特的文化价值，几乎可以称作文学城市化的书写典范。城市作为“一种‘概念化的空间’是蕴含着道德秩序、仪式行为、习俗传统的精神心灵的存在”，[1]所以对城市意象与空间话语建构必然具有时代意义。

西京亦称西安、长安、镐京，作为十三朝古都，历史文化悠久绵长，自古便被无数的文人墨客所关注与讲述。进入当代，无论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亦或陈忠实的《白鹿原》，均对于西京的历史与文化有所指涉，但真正具有代表性的西京城市文本当属贾平凹的《废都》与《暂坐》，其中又尤以《暂坐》最为典型。虽然评论界将贾平凹界定为乡土题材作家，但实质上并非如此，这一点在《暂坐〈后记〉》中也得到了作者本人的印证，40余年的城市生活使作者对西京的历史文化与空间形态有着独特的体验与深刻的反思，他总是能以敏锐的眼光发掘出具有深广度的城市意象与空间话语，以此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

一、城市意象——生存状态的瞭望口

继《废都》后，贾平凹第二部城市题材的长篇小说《暂坐》于2020年出版，较之近30年前的《废都》，《暂坐》具有更加浓郁的空间意识与地理认同感。《暂坐》最大的特色体现在篇章的命名，作者以人名、地名作为篇章标题贯穿文本始末，一改往常以时间为轴线的叙述方式,“用空间的‘同时性’(Simultaneity)取代时间的‘顺序’(Sequence)或系列”，[2]对新世纪独立女性的生存困境与现代城市文化风貌进行解码。同时，作者在把时间空间化的过程中赋予西京城、拾云堂、家庭、医院、茶庄、饭店、街巷以及其他公共场所等城市符号情感特征，使其担负起叙述故事背景和绘制现代城市文明地图的双重作用。贾平凹通过“特有的意象展示、审美地实施着作为现代思想主潮之一的社会批判。这种审美化的社会批判，……原创地使现代性批判获得了一种特有的审美形态，即借助于意象展示而不是概念阐释。”[3]

《暂坐》自俄罗斯女留学生伊娃满怀期待重返西京始，至她黯然神伤离开西京终，西京作为主要的城市意象贯穿文本始终，不仅统摄着其他城市意象成为故事展开的背景，而且也成为“西京十玉”精神诉求的物质表达。贾平凹笔下的西京俨然与传统社会相异，他所展现的是在现代性消费文化繁荣兴盛后，西京暗合了人们的现代性体验，然而人们在追求物质享受的过程中却将自我囿于精神的樊笼，西京在贾平凹的笔下已然物化，它在实质上超越了一个生活场域的定义，所代表的是一个物化场域，这种物化最为直观地体现在“西京十玉”追求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精神上所显现出的困顿。“西京十玉”作为新世纪独立女性的代表成为西京城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她们个性鲜明、生活优渥，并不为生计所累，然而看似自由洒脱的人生，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在追求经济独立、个性解放的同时陷于生活的漩涡却并不自知，她们已然在西京这个物化场域中迷失了自我。而相较于“西京十玉”，伊娃虽为城中人，但更多地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所以她更能以清醒的眼光去打量这座城与生活在这座城里的人，她亲眼见证了“西京十玉”泼烦琐碎的生活与精神世界的迷茫困顿，也领悟到了所谓的“经济独立”并不意味着女性的真正“解放”，因为在西京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中即使是她眼中的强者——“西京十玉”，也不免迷失自我，所以最终伊娃带着伤心与遗憾出走也便成为了必然的选择。文本中每一个人物的生存状态均是透过西京城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每个人在进行自我审视与自我批判的同时也在这座城中寻找精神的慰藉与心灵的皈依。

“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或许已经成为整个人类共同的心声，然而机械工业时代的蓬勃发展却使这一理想化为了泡影，人们显然无法放弃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去追寻所谓的“诗意”，基于此，贾平凹在文本中设置了拾云堂这一精神栖居之所，让“诗意地栖居”成为可能。拾云堂本是作家弈光的书斋，其中却蕴含了深刻的禅意，即人生恰如过眼云烟瞬息万变，拾云虽已不再可能，但人活于世依旧要抱有上进的心态与超脱的精神。在此意义上拾云堂已不仅仅是弈光的书斋，更成为他感悟人生的摇篮，特别是当“西京十玉”在谈论皈依的话题时，弈光曾说:“苦恼就是有了自我，有了分别，引起了不自在，不满足，不完整，欲望之下造出的恶为，必然将接受未来的果报。”[4]他对人生有着自我的独特感悟，同时通过具有禅意的话语借以劝告“西京十玉”如何达到一种超然的人生状态。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拾云堂作为与西京截然相对的城市意象，能成为现代文明聚集的城市中的一方净土，并且为众人提供精神的栖居是难能可贵的。但即便如此，读者也不难发现，文本中依旧随处可见众人的精神窘态，这便是人的本性使然，人作为世俗性的动物是无法脱离世俗社会而独善其身的，所以“西京十玉”也好，弈光、伊娃也罢，纵使他们处于拾云堂这一精神栖居之所的氛围中，也未能全然摆脱自身的世俗性。但这种“形而上”的精神高格与“形而下”的凡俗生活却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冲击，作者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对人类的生存法则予以审视的。

在传统的社会中，“女人的历史就是一部陷入家庭的历史。男人的空间是世界、宇宙，而女人获得的却是一块狭窄的天地”[5]。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逐渐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投入时代的洪流，然而她们在获得更多的话语权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精神的荒原，此时的家便不再是物质意义上的栖息之所，“而成为承载女性精神自由的更高层面的载体。”《暂坐》所讲述的是新世纪独立女性的市井传奇，因此文本中提及家的章节并不多，所指涉的人物也十分有限，但透过她们的处境依旧能够窥见当代女性在社会现实面前的举步维艰。“西京十玉”作为西京城的风向标，她们经济独立、个性十足，但她们毕竟是这个社会中的少数，并不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所以在她们身边围绕的是与芸芸众生无异的普通人，既是普通人也就意味着她们将承受比旁人更多的无奈与辛酸，她们需要一个空间——家，以此“治愈伤痛”。贾平凹在文本中塑造了两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即辛起与夏自花的母亲，这两位来自社会底层的女性深感命运之轻却不得不承受生活之重。辛起光鲜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伤残的心，婚姻的不幸与现实的残酷，令她迷茫不已，所以从家属院离开的决然与在希立水家痛彻心扉的哭泣，让读者体会到家之于一个人的特殊含义；夏自花的母亲身体孱弱，却因女儿生病卧床不得不独自抚养着外孙，一位年过半百的母亲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依旧要强颜欢笑，只有回到破旧的筒子楼才能够做回真正的自己。透过文本中两位极为普通的女性，读者所看到的除却生活强加在她们人生中的种种困苦，更为重要的是人对精神自由的追寻最终还是要回到家中，唯有这样才能卸下生活的负累，去直击内心的灵魂。

对于所有人而言，世间事尤以生死最为重要，死比生更为重要，而与生死有所牵连的均是医院。《暂坐》虽未涉及到生，却对死有着细致的描摹，进一步说，《暂坐》是以生病住院的夏自花为线索铺陈开来的。《暂坐》中活跃着数十位女性，但唯独夏自花是个特例，从故事的开始夏自花便已生病卧床，到夏自花的生命结束故事也接近了尾声，自始至终夏自花的岁月都是在医院中度过的，所以医院便成为了夏自花与其他众女子产生交集的中介。在此，医院除了能够医治病痛带给人无尽的希望，还有人对生命的沉思，它是希望、恐惧和遗忘的发源地。对于患者而言，医院永远是希望的摇篮，他们祈求在此得到救治并能够回归生命的常态，但伴随死亡的一步步逼近，这里便成为了恐惧的地狱，无论是患者还是他者此时想到的是逃遁，逃避死亡所带来的恐惧，而当死亡真正来临之时，对他者而言也只能通过遗忘来抵抗死亡的恐惧。面对医院压抑的氛围与夏自花生命的消逝，“西京十玉”看到生命之于历史的长河与浩渺的宇宙是何其渺小，由此对人生的稍纵即逝感油然而生，从而她们也明白了“日常生活的平凡远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神圣，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年代，比较难找到意义，个人应该与日常生活和解，检查一下自己的日常生活”，[6]卸下人生的负累，在并不神圣的平凡生活中找到自己存在的位置，以乐观的态度接受日常生活的解嘲和互嘲形态。

《暂坐》的叙事风格与以往作品的叙事风格不同，即使与30年前的城市文本《废都》的叙事风格也迥然有别。《暂坐》既没有前期作品那般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也没有前期作品那样血雨腥风的情节展现，但却比前期作品多了几分烟火气息与人文情怀。在《暂坐》中，贾平凹开辟了城市书写的新路径，别出心裁地将西京的时空坐标统一于笔下。虽然文本中没有作者，但作者似乎又未游离于文本之中，以“燕不离人又不在人中，筑巢屋梁，万象在下”[4]的姿态审视着西京与西京中的众生，通过对西京城、拾云堂、家庭以及医院的全景展示还原了当下西京的真实面貌，使读者对城市意象的认知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不再局限于城市“仅仅是钢筋水泥所铸的物理性存在，它更是一种‘概念化空间’”，蕴含着人们的情感、道德、风俗等精神品格。

二、公共场所——空间话语的叙事场

小说作为时间的艺术无可置疑，但小说的写作一定是在空间之中进行的，它“无非是在空间的改变之中寻找悲哀与欢乐，寻找种种主题与种种美学趣味。空间不仅仅是改变关系的因素，同时也是故事得以发生的场所。故事得放进一定的场所中去编织。”[7]这种空间意识在贾平凹的小说中是一以贯之的，但在《暂坐》中贾平凹则对以往的空间意识进行了置换，在《暂坐》中他是以“回到空间本身”的姿态进行文学叙述的，空间话语的表现形态较之从前的创作经历了从“空间憧憬”到“空间返魅”的嬗变，这种空间意识在打破线性逻辑的同时赋予文本以延展性的生命力。由此，文本中出现的茶庄、饭店、街巷以及其他的公共场所便具有了明确的指向性，这些公共场所作为整个文本空间话语的叙事场，令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游离而独自活动，进而使作品本身的表现力得以增强。

《暂坐》写城里事，但所指涉的却是人生，小说以“暂坐”茶庄为叙事基点，以茶庄老板海若为叙事轴心，讲述了“西京十玉”的人生遭际。作为叙事基点的茶庄成为文本出现频率最多的话语空间，也成为“西京十玉”关系脉络延展的中心。贾平凹以茶庄为圆心，以“西京十玉”活动的范围为半径，将整个西京城囊括进这个圆中，并用对话的方式讲述她们互相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关系的脉络里寻找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在贾平凹笔下，茶庄承载了“西京十玉”所有的喜怒哀乐，使时时陷入孤独、怀疑、迷茫深渊的她们在此得到慰藉，因此无论是应丽后与严念初在金钱面前所发生的龃龉，还是司一楠与徐栖之间难以名状的暧昧情愫，以及辛起面对失败婚姻进退维谷的窘境，在茶庄这一空间内均得以消解。同时，茶庄作为经营生意的场所，迎来送往的日常充斥着极其浓厚的世俗气息，这正暗合了“西京十玉”泼烦琐碎的生活，所以她们在茶庄里的诉说他人的事，诉说社会的事，终究实在诉说自己的事，诉说自己的泪与笑，苦与甜……。或许贾平凹对“暂坐”茶庄及“西京十玉”凄凉惨淡境况的描摹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出自作家内心的无意识流露，但这却毋庸置疑地建构了生命的本真形态，也彰显出人性的弱点与残缺。“西京十玉”的人生遭际不仅照应了悬置在文本中的“暂坐”二字，也暗合了城市文明中“现代人”的普遍精神症候。

饭店是现代性城市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类汇集地，各色人等聚集于此，在推杯换盏间演绎出人生的酸甜苦辣。《暂坐》中先后有四节是以人物、饭店命名，节与节之间既同中有异，又异中有同，所谓的同即是通过在饭店这一空间的交谈道出了人物的生存状态，然而各自的生存状况又形态不一，这便构成了所谓的异。首先，所有人物的第一次集体亮相便是源自虞本温的请客吃饭，作者虽未对于席间就餐过程做细致的描摹，但透过虞本温与弈光的交谈读者可以大致明白陆以可的人生处境；其次，司一楠与应丽后的香格里拉饭店之行不仅让读者窥见了其中所充斥的蝇营狗苟，更为后文“西京十玉”凄凉惨淡的结局设下悬念；再次是应丽后与严念初因金钱发生龃龉后出现在泡馍馆，通过几人在餐桌上的交谈作者更是将人性中的自私、阴鸷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表现出女性想要在社会中求得生存仍然要依附在男性的话语权之下；最后，在夏自花离世后众人再一次聚集在饭店，此次相聚与第一次相聚前后形成了呼应，作者在进一步交代司一楠与徐栖暧昧情愫的同时在文本中做了大段的留白，给读者以无限的想象空间。在中国，饮食文化具有极其丰富的意蕴，内含着“精、美、情、礼”等儒家思想，但进入后现代社会中，这种儒家思想反而逐渐淡化，饮食实践往往成为人类各种社交活动的竞技场，人逐渐失去了作为行为主体的地位而被异化，这与海若曾说的“表面上是请客吃喝，其实这是我们过去业的缘故吧，也更是我们每个人想着解决生活生命中的疑团的想法和力量才聚成的”[3]形成了二元对立。作者在《暂坐》中对饮食文化的书写正是后现代社会中饮食文化的一种表现，其中既有对“西京十玉”生存状态的忧虑，也有对人类逐渐异化的一种反思。

“城市在街道上既表达它清晰的世俗生活，也表达它暖昧的时尚生活。街道还承受了城市的噪音和形象，承受了商品和未来……它承受的是时代的气质和生活的风格”[8]。街道作为一个公共场所可谓是集聚了城市的所有态势，更为重要的是它作为人们活动的公共空间具有无限包容性与延展性，贾平凹在作品中对于街道的叙述也作如是观。贾平凹对于建业街与登丰巷的描写只是作简要的叙述，将其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更多的故事则是由其他人串联起来。女性对于街巷的敏感度往往要比男性更加强烈，她们往往能够感知关于街巷的一切，从历史到现在，从自我到他者……。在文本中，陆以可与海若由看西京鼓乐走进建业街进而引出家住建业街的徐栖，在将叙述空间进一步扩大的同时，话题也由戏曲聊到饮食、股票、养生与街边风景，众人的谈话看似散漫且随意，实则不仅触及到西京城的文化景观，更显现出众人对待生活与生命的态度，海若的包容、陆以可的洒脱与徐栖的热情尽收作者笔端；文本对于登丰巷未做一丝一毫的叙述，它仅仅是事故的发生地，但从这场事故中除了看到司一楠的果断与应丽后的胆怯外，作者也触及了当下一个热点话题——碰瓷，此时街巷又扮演了人性善恶的展示场。由此可见，街巷作为空间话语的叙事场已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载体，同时也内含着多重的意蕴。

贾平凹在文本中描述的空间十分庞杂，除茶庄、饭馆、街巷外，还涉及甜醅店、麻将室、城中村、停车场等其他公共场所，但读者不难发现作者所展现的公共场所并未涉及会所、酒吧等高端场所，而是极尽平民风格的地理空间。可知，作者并不是要将“西京十玉”塑造成高高在上的贵族，而是尽可能地将她们还原成普通人，因为只有在平民的世界中才能够实现“空间返魅”，由此，将这些公共场所作为空间话语的叙事场看似并无关联，实则是作者有意为之。同时，它们作为空间话语叙事场的共同指向是塑造人物，并将城市文化景观展现给读者。人物形象不言而喻，即人物通过外貌、言谈、行为举止等具体元素向他人所展示的有关此人物性格、内质等抽象元素在他人内心中的具体反映；城市文化景观“则是对存在于城市生活中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称，其内容包括城市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物质生活、思想观念、审美风尚、制度礼仪等。”[9]前者通过“西京十玉”在不同空间的活动已然将自己鲜活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而这种形象的呈现主要就是通过人物彼此在不同空间的对话来实现的；后者则是通过人物在不同的空间内的对话或者转述他人的话实现的。人物的塑造与城市文化景观的展现是不可分割的，人物总是在一定的空间内进行塑造，而文化景观的展现也总是源于人物间的叙述。贾平凹通过“移步换景”的写作手法，哲理性与诗性并存的写作观念，将故事置于不同的空间进行叙述，在西京这一大的空间内呈现出现代城市图景的千姿百态。

诚如贾平凹所言：“《暂坐》写城里事，其中的城名和街巷名都是在西安。在西安已经生活了四十多年，对它的熟悉，如在我家里，从客厅到厨房，由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无论多少拐角和门窗，黑夜中也出入自由。”[4]以贾平凹对西安的熟稔，通过“回到空间本身”的姿态对“西京十玉”的生存状态进行建构与解构显然游刃有余，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在选取空间话语叙事场具有“同质性”，即贾平凹在完成从“空间憧憬”到“空间返魅”的嬗变是以“差别性”或“差异性”为前提的。就文本内容而言，作者主要将“暂坐”茶庄作为最主要的空间话语叙事场，其他公共空间次之，这种“差别性”或“差异性”主要是源于“‘暂坐茶庄’是一个集商业(经济)空间、文化空间与政治空间于一体的多维城市另类空间或异托邦。”[10]它作为主要的空间话语叙事场将所有人物勾连起来，再通过其他的叙事场多侧面地对人物形态进行勾勒，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鲜活。

三、城市空间生存镜像的隐喻之维

贾平凹在《暂坐》中所建构的文学世界，既是对逝去岁月的感怀，也是对中国乡土社会变迁的展望，更是对当下都市人迷茫、怀疑、叛逆生活的沉思。作者以文学介入现实，但并未限于单一的视角，而“作家审视的角度愈丰富，作品具备的审美价值也愈加多样化，个体经验也能为读者提供愈多的伦理启示从而产生道德的实践力量”；[11]作者书写世俗的经验世界，但并未止于世俗经验世界，而是以宏阔的创作视野与明晰的现代主义意识对“西京十玉”生存镜像进行书写，对现实背后的“隐蔽人生”进行揭示。与此同时，作者在文本中运用了大量的隐喻，隐喻所具有的形象性、开放性与多义性特点造成了陌生化效果，增强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感，“使文学意象的鉴赏变成一个审美求解的过程。”读者对这些隐喻性审美意象的求解过程实则是对文本的另一种关照，充分体现出人物性格的典型性与作者的人文关怀。

雾霾这一意象在贾平凹以往的作品中是从未涉及的，它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直接产物，成为西京城最严重的城市病。自伊娃重返西京始，到伊娃再次离开西京终，西京上空的雾霾始终没有消散。与五年前初到西京不同，现在西京的“空气里多是烟色，初若柠檬，渐而充塞，远近不知的深浅，仿佛好像有妖魅藏着”，[4]伊娃对雾霾的形象化表述将西京城内人性的善恶和盘托出。同时，雾霾作为城市空间意象弥漫在西京上空，以其模糊、朦胧状暗示着伊娃对自己前途的困惑彷徨，以及“西京十玉”的生存困境。雾霾既存在于西京的上空，也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这便使得人的心境不再澄明，生活也随之混沌起来，活跃在西京的众人似乎从未停止奔波，但似乎又什么都没有得到，迷茫而彷徨。伊娃想通过重返西京寻找自己遗失的梦，不但寻而未果，反而徒增悲伤；辛起向往都市，在走进都市的同时也被它所吞噬，最终发现这方土地上终究没有自己容身之所。相较于伊娃与辛起，“西京十玉”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困境显然更加的复杂，掩藏在每个人心中的雾霾非但没有消散，反而使“西京十玉”落得“树倒猢狲散”的悲惨结局。海若最终被纪检委带走，夏自花抱病离世，冯迎死于空难，其他众姐妹也不得不作鸟兽散。“现代工业文明催生了雾霾，造就了不良的生活环境。而当雾霾渗透到都市个体的心灵深处时，个体面临的精神困境同样也是自己造的果和业。”[12]

“暂坐”茶庄作为“西京十玉”的聚集地本身便是一种隐喻，暂坐对于茶客来讲是一盏茶的时间，对于“西京十玉”来讲也不过是弹指之间，所以这暂坐既是茶客的暂坐，也是“西京十玉”的“暂坐”。既是“暂坐”就难逃分离，此处虽热闹非凡却也只不过是“西京十玉”的“大观园”，最终难逃笙歌散尽，群芳飘零的悲凉结局。然而“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人也不是，就像生活在沼泽地里一边扑腾着，一边沉沦着。所有人和事，都是复杂、纠缠而丰富的。”[13]就此而言，仅将“暂坐”茶庄的隐喻性囿于“西京十玉”的生存形态中显然是不恰切的，“暂坐”茶庄如同一张网，又如同一个舞台，作者在编织这张网的同时也将天地万物纳入其中，在此演绎出的不仅有众人纠葛矛盾的人生，还有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形而上层面的东西。读者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从“暂坐”茶庄中解读出恒久性的事物则是不言而喻的，当与茶庄有所牵涉的人一一走下神坛，员工小唐与海若先后被纪检委带走，直至最后茶庄在爆炸中毁于一旦，所有人在茫然无措中几近解散，而散尽的不只有群芳还有社会中不合理的存在，这才是“暂坐”所显示出的真正含义，它不仅仅指向了人，更指向了天地万物。因此，无论对“西京十玉”而言还是对世间的芸芸众生而言，人生既是一瞬“暂坐”也是一场修行，这正是小说的主旨之所在。

在《暂坐〈后记〉》中贾平凹论述道：“现实主义是文学的长河，在这条河上有上游、中游、下游，以及湾、滩、潭、峡谷和渡口。超现实主义是生活迷茫、怀疑、叛逆，挣脱的文学表现，这种迷茫、怀疑、叛逆、挣脱是身处时代的社会的环境的原因，更是生命的，生命青春阶段的原因。”[4]文本中贾平凹将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做并列叙述，在保持原有叙述基调不变的前提下增加了文本的神秘感。与“暂坐”茶庄一楼“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茶庄二楼的“静”，茶庄二楼别有洞天的设置暗含了“西京十玉”的精神追求，从屋内陈设的各色插花、飞天壁画、汉白玉佛像到供人借阅的佛经，俨然是一片远离世俗的净土，这里不仅成为“西京十玉”的聚集之所，也是她们寻找解脱痛苦之道与精神栖息之地，隐喻着“西京十玉”对超然物外生活的向往之情；而一再被人提及却始终并未出现的活佛更是构成另一重隐喻，意味着她们所寻求的对人生无尽困惑的解决之法本就是虚空，是现代都市人内心荒芜在现实生活中的投射，充满了批判的意味。“西京十玉”能够清晰地看清现实的路以及路上的荆棘坎坷，但她们所缺乏的是解脱苦难之法，于是将自我寄托于另一个超凡的世界，即希望通过不断地自我修行来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在虚无缥缈的追寻中尽显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尽管“西京十玉”将寻求精神解脱的途径寄予了虚无的“佛”，然而在看似具有浓郁的乌托邦色彩的追寻中恰恰彰显了贾平凹一贯的文化立场，即在批判现实中返回传统并于其中寻求精神资源。

《暂坐》中对于超现实主义的叙述并未止于虚无的“佛”，同时也指向了陆以可与冯迎，所以对此二人的阐释具有无限的可能性。陆以可之所以留在西京从根本上来说是源于自己的父亲，当她无意中遇到与自己逝去的父亲长相一模一样的修鞋匠时，她认为这是上天冥冥之中的安排，是来自父亲的昭示与庇佑，所以决心定居西京。然而父亲这一形象的显现并不是体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从夏磊生父的身上她也看到了父亲的影子，以至连形态都并无二致。陆以可出身乡村，西京对她而言只能是异乡，她身上既体现了对原乡的依恋又体现了对城市的向往，在告别乡村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也是她寻找归属感的过程，而父亲形象的显现则在本质上隐喻着个体的情感寄托与精神依赖，所以对于众多异乡人来说，“找寻‘父亲’，便成了他们回望精神故乡的生存隐喻之一。”[12]冯迎是“西京十玉”中最为神秘的一个人，自始至终都未曾露面，关于她的一切都是通过他人转述，包括最终的死亡。在冯迎去世后作者描写了她的再次出现，这种奇异诡谲的描写令人不寒而栗，但是冯迎的出现与陆以可父亲身影的显现并不相同，陆以可只是在他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父亲的身影，影射着她对这座城市的寄托；去世的冯迎却真实地出现在了他人面前，而她再次出现的主题只涉及到了金钱问题，作者对于冯迎鬼魅般的描写，在增强故事可读性之外，更隐喻着人对生的向往外以及“人无利而不往”的价值观念。

隐喻作为一种修辞广泛地应用于文学作品中，但像贾平凹这样在作品中大量地使用隐喻却不多见。换而言之，隐喻作为一种修辞往往会使文本的陌生化效果增强，文学的诗性效果显著，但《暂坐》中隐喻的应用更具有一种哲理性。作者通过对城市空间中审美意象的解蔽揭开了“西京十玉”的神秘面纱，并对其“隐蔽人生”做了深刻的批判，这种批判既是指向“西京十玉”，也指向了肉体虽生存于城市，精神却无所依傍的人类。同时，文本中隐喻性审美意象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尤其作者将这些意象与一些反逻辑的超现实主义元素结合杂糅”，[14]它进一步构筑起了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其中的隐喻性也进一步指向了人性的层面，美与丑的交织，善与恶的碰撞，以及作者对生与死的思考，无不流露出作者的人文关怀。

四、结语

从贾平凹的创作轨迹来看，他的作品主要是以农村题材、乡土题材为叙事的基点，对百年中国的历史演变做细致的描摹，真实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与情绪，这与他的故乡情结密不可分；但40余年都市生活在他生命中留下的印记也同样无法抹去，所以对城市的书写于贾平凹而言是一个必然。同样，40余年的文学积淀使贾平凹拥有更加宏阔的文学视野与现代主义意识，特别是对西京的历史文化与空间形态的独特体验与深刻反思，使他对城市的书写显得驾轻就熟。作者在《暂坐》中对破烦琐碎的日常生活进行历史性还原，通过文学表达将城市意象与空间话语凝筑在西京这一文化场域，这种共时性的城市书写清晰地将人类在城市空间中的生存镜像进行展示，揭示出人生的真谛；而对城市物质性、精神性与社会性三位一体的本质描摹，更是表达了作者对西京及其人事的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