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晋商著名字号长盛川是嘉庆末年开设的茶庄，东家为山西祁县渠长盛、渠长发、渠长瀛三兄弟，早期贩运茶叶，后期曾在湖北开设茶厂，兼营票号生意，资本雄厚，商业规模巨大。民国中后期，由于俄国茶叶托拉斯影响，被迫停办。长盛川是万里茶道上的劲旅，为中俄贸易往来做出过巨大贡献。

【关键词】晋商；长盛川；万里茶道；渠氏；茶庄；票号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自明清以降，山西商人的足迹逐渐踏遍大江南北，规模浩大，从业者众，遂有“晋商”之称。数百年来，晋商与徽商并称，成为中国近世最著名的商帮。作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分支，晋商研究要想进一步系统深入，对各个字号进行微观考察，系统蒐集史料，夯实基础，是绕不过去的永恒课题。晋商巨族祁县渠氏，与祁县乔氏、榆次常氏、太谷曹氏等一起，由于经营范围广、时间久、规模大、成就高，普遍被视为晋商代表。清徐珂《清稗类钞》“山西多富商”条估计渠氏资产为三四百万两白银，实际上渠氏资产远远大于此数。渠家字号众多，著名者如三晋源、长顺川、长裕川、百川通、书业诚、晋裕诚等，每一个字号，何时创立，又是何人所创，主要业务是什么，何时败落等基本问题，都有必要一一查证，落实清楚，这是研究晋商的基本点。渠氏著名字号长盛川的基本问题，尚未见专文考证，谨撰小文，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创立年代

卫聚贤《山西票号史》第二章《概况》“祁县帮”中提到了长盛川：“长盛川，嘉庆末年成立（按祁县火神庙道光二年碑上已有“长盛川捐银三两”），光绪初年改为票号，光绪末年歇业（按光绪三十二年日升昌总结账上交平晋会票处尚有“长盛川九月初十日会平本平足纹五千两”）。资本十六万两，余未详。股东，渠某，祁县人。”这是晋商研究著作中最早涉及长盛川者。卫聚贤依据祁县城内火神庙道光二年布施碑中有“长盛川”字号施银记录，推断其设立时间在道光二年以前，于是卫氏定在“嘉庆末年”，基本算是合理的。实事求是地讲，长盛川设立时间严格表述应该为“清道光二年（公元1822）以前”，这是目前所知长盛川最早的年代推定，尚未见到确切资料可以撼动这一观点。

二、创始股东

晋商文物收藏家宋庆林先生藏有一张《祁邑字号》的抄页，罗列祁县各大字号，其中位列第一的即长盛川：“长盛川，茶庄，东：巨长盛、發、瀛。本五十万两。”祁县方言中，“渠”与“巨”同音。此处十分明确地指出，长盛川是茶庄，股东为渠长盛、渠长发、渠长瀛三兄弟。据渠家历代递藏的清抄本《祁县渠氏族谱》，渠长盛三兄弟为祁县渠氏第十六世，其生卒年月如下。渠长盛：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阴历十一月二十日生，咸丰三年（1853年）阴历正月十九日卒，享年80岁；渠长发：乾隆五十二年阴历正月十七日生（1787年），同治四年（1865年）阴历九月二十一日卒，享年79岁；渠長瀛：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阴历三月初十生，同治二年（1863年）阴历七月十六日卒，享年70岁。祁县渠家十六世为“长”字辈，而渠家著名字号“长源川”“长盛川”“长顺川”“长裕川”皆以“长”字开头，“川”字殿尾，其中的关系显而易见。长盛川字号名称应该就是从渠长盛的名字中间选取的，殿以“川”字，谓生意川流不息，求吉祥寓意。如此，长盛川的创始人，可以确定就是以渠长盛为首的祁县渠氏三兄弟。考道光二年时，渠长盛四十九岁，创立长盛川字号已有数年，急公好义，祁县火神庙鸠工办事，捐银三两，怡然理顺。嘉庆共历时十三年，乾隆六十年时，渠长盛二十三岁，渠长发才九岁，渠長瀛才两岁。长盛川创设年代范围应该在嘉庆末年到道光二年之间。上节引述卫聚贤观点为“嘉庆末年”，应该是合理的。

三、贩茶业务

宋庆林先生收藏的《祁邑字号》抄页，应当是长盛川早期情况实录，其中清楚地表明长盛川是茶庄，经营贩茶业务，即从福建武夷山、湖南安化、湖北蒲圻等地区采购回茶叶，在当地销售一小部分，大部分运往蒙古、中亚俄罗斯进行交易。最近，中国商业史学会理事、晋商研究专家畅显明先生发现山东图书馆所藏清末抄本《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贸易涉讼篇》中有《西商运茶案》，其中具禀商号有：“阜源甡、大泉玉、源盛川、天春裕、兴隆茂、顺泉昌、源隆奎、乾裕魁、恒来茂、统源成、大昌玉、达顺诚、义泉贞、复盛聚、长盛川、独慎玉、大涌玉、裕盛川、源顺奎、祥发永、三德玉、慎德玉、义成集、大升玉、巨贞和、德长义。”《西商运茶案》时在同治十二年，可见同治年间长盛川所经营业务依然是茶叶贩卖，且已在汉口经营业务。清光绪三十二年石印本《汉口山陕西会馆志》中，则更为明确地记载了祁县渠氏长盛川。汉口西会馆于咸丰年间由于战事频仍而凋敝，同治庚午（1870年）冬，山、陕两帮公议重建会馆，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二十五年间，山西、陕西两帮商号共捐厘银并息二十五万两之巨，《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即由此编纂纪事。祁县渠氏长盛川等茶庄积极参与其事，书中详载会馆中宫殿楼宇所悬匾额，其中涉及长盛川者有四个。春秋楼匾：“光绪七年孟冬月|千古正人|……长盛川……|山西太原府盒茶帮众号仝叩”；财神殿匾：“光绪十年孟冬月|元功继圭|……长盛川……|山西太原府盒帮众号敬叩”；天后宫匾：“光绪十年孟秋月|包孕万千|……长盛川……|山西太原府阖帮敬叩”；关圣殿匾：“光绪七年九月|天地同流|……长盛川……|太汾两帮敬叩”。并对联一副：“春秋大一王，拒北和东，诸葛尚非知己；纲目存正统，崇刘抑魏，紫阳方是同心。光绪七年菊月，太汾……长盛川……敬叩”。据此可知，同治光绪年间，长盛川在汉口主要经营的是“盒茶”，也就是所谓帽盒茶。长盛川属于盒茶帮。《汉口山陕西会馆志》卷上《经收布施筹捐开光费总》载：“长盛川，筹捐银一千四百零一两六钱八分；长裕川，筹捐银一千二百八十三两六钱九分；长顺川，筹捐银五百九十九两五钱七分。”长盛川捐1401两余，在所有商号中位居第二，高居茶商榜首，可见其实力之雄厚。

又，据此书《公同议定抽捐条规》可知，茶商筹捐银多寡，乃是依据各号营运茶量计取。议定：“红茶每箱抽捐五分；三九茶砖每箱抽捐一分捌厘；三六茶砖每箱抽捐一分二厘；二七茶砖每箱抽捐一分二厘；半斤茶砖每箱抽捐一分二厘；五斤贡尖每包抽捐一分二厘；天贡尖茶每包抽捐二分五厘；千两茶每卷抽捐一分二厘；盒茶每串抽捐二厘二毫；皮包茶每包抽捐二分二厘；洋庄茶大箱抽捐五分、小箱抽捐三分。”據此，盒茶每串抽捐二厘二毫，长盛川筹捐银共为一千四百零一两六钱八分，那么长盛川经营总量则为六十三万七千一百二十七串帽盒茶，允称商业巨头！

四、设立茶厂

晋商研究专家范维令先生于2010年11月2日下午到祁县古城北街基督教会采访百岁老人闫敦瑾，闫老是祁县乔家大德诚茶庄驻咸宁柏墩办茶人，他讲述道：“我在咸宁柏墩，在姓何的一家（行老板）茶厂。工人都是江西人。行老板有楼房，负责收购毛茶、制茶。在那里当时有祁县茶庄大玉川、长盛川、天巨川、宝巨川、巨贞川。”闫敦瑾老人虽然不是长盛川茶号的从业人员，但是代表乔家在咸宁柏墩何氏茶厂办茶，对当时行业内的情况应当非常熟悉，所述应当可信，这从下文引述的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蒲圻志》记载：“民国初年，本县制茶工业仍较发达，俄、英、德、日等国洋商仍设庄制茶，本国商人也争相在羊楼洞建砖茶厂。”据此可以推测，长盛川在湖北设立茶厂，大约就是在民国初年。民国九年《湖北全省实业志》卷三载。咸宁县属工业：长盛川砖茶厂，男女工157名，每年制东口黑茶砖3000箱，值洋24400元；蒲圻县属工业：长盛川砖茶厂，男女工226名，每年制东口黑茶砖5000箱，值洋75000元；长盛川在同书列表中与长裕川、天聚合、大德生等字号相比，规模都属于较大者，在咸宁、蒲圻两县的砖茶厂中位居第二。东口即张家口，据乔家大院顾问胡育先先生口述，长盛川东口坐庄掌柜，是祁县贾令人袁继周。《蒲圻志》记载：“1920年（民国九年），羊楼洞长盛川茶庄老板张仲山（山西人），从武汉购得旧火车头一部，供压制砖茶动力之用。”又载：“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较大的长盛川、义兴等砖茶厂改用锅炉气压机及水汀装置，但多数厂家仍用旧式机械维持生产，因而竞争力落后。”据此，我们可以肯定，民国初年渠氏长盛川羊楼洞的掌柜名为张仲山，是山西人，至于是否是祁县人，尚无法考证。按常理，操办分号大事的都是本号掌柜，多为东家同乡亲信。长盛川在当时经济实力雄厚，设备先进，在同类茶厂中属于佼佼者。渠氏长盛川开始直接在湖北蒲圻县开设茶厂的时间尚不可确考，但结束的时间有明确史料记载，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湖北羊楼洞老青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载：“羊楼洞之用锅炉汽压机制造茶砖者，原有长盛川与义兴两家，设置义兴较为完备，长盛川只有汽压机，而无水汀装置，曾经营数十年，只因年来亏本太巨，已于上年停闭，故汽压制砖，本年只有义兴一家。”《湖北羊楼洞老青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为民国二十五年《豫鄂皖赣四省农村经济调查报告》第十一号，叙述当时茶商情形极详，文中称长盛川“已于上年停闭”，当指民国二十四年，即1935年。对于长盛川停闭的原因，同书《绪言》有很好的解释：“二十年前，羊楼洞一镇曾有制造茶砖之茶庄十余家，全由山西茶商经营，资本雄厚，年产茶砖十万余担，自行运销消费市场，获利颇丰。后因俄国统治国际贸易，设立茶叶托拉斯部（Tea Trust），统一茶叶之购买，并划我国内外蒙古为其经济范围，我国茶商无法前往与消费者直接交易，故所制茶砖，几全须经俄商之手。年来羊楼洞之制砖茶庄数目锐减，二十三年只剩五家，制砖总额，亦仅有二万担。”从清代同治年间的《西商运茶案》到民国中期的茶叶托拉斯，长盛川与众多晋商茶庄一样，与俄国不断地进行博弈，在外忧内患中艰难运营，为万里茶道的构筑，为近代中俄往来贸易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五、兼营票号

据前引卫聚贤《山西票号史》所称，长盛川是渠氏所创办的票号，且云“光绪初年改为票号，光绪末年歇业”。据前文所论，长盛川茶庄业务一直从嘉道年间持续到民国中期，因此所谓的“改为票号”实际上因当时增设票号业务。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第三节《票号之后起者》中也提到：“迨光绪初，大局底定，后起票号，亦复有不少家数焉……祁帮有长盛川，资本十六万两，东家为祁县渠姓。”范椿年（1878—1951），字芝寿，笔名春宫、芝叟，平遥金庄村人。青年时代，即入平遥蔚盛长票号作练习生，后参加科举考学，中汾阳府头名秀才。1912年3月被蔚盛长票号派往汉口整理旧业。1924年，与他人合股创办大来银行，后任总经理，并兼平遥商会会长、山西省商会理事。《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分述“票号之产生”“票号之继起者”“票号之后起者”，其所述票號创始年代，由于去古未远，甚至是亲身经历者，因此基本是可信的。光绪年间，由于经营茶业投资大、资金回收期长，流动距离远，因此茶庄对钱庄、汇兑庄的依赖度趋紧。财力雄厚的茶商开始设立汇兑庄，祁县乔家设立大德通、大德恒、大德源票号，渠家设立三晋源、长盛川票号，大盛魁设立大盛川票号，既解决旗下茶庄的资金融通问题，又可将贩茶利润投入票号，以钱生钱，同时利用资金优势，赚取茶业的更大利润，并且降低资金投资风险。最近编纂出版的《祁县渠氏人物志》中，“渠源潮”一节中说到：“光绪十年（1884），渠源潮又在‘长盛川茶庄基础上，增办‘长盛川票号，总号设在祁县城内，资本银20万两。该号在太谷、汾阳、归化、包头、北京、天津、通州、张家口、赊店镇（今河南社旗县）、上海、汉口沙市、兴化等地设有13处分号。历经25年，于宣统元年（1909）歇业。该号在其经营的25年期间，约获得红利银近百万两。”所述基本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六、结语

我们根据地方志、档案、民间流传的文物以及口述史材料，基本描绘出了祁县渠氏长盛川商号的概况，至于其他更为深入细致的历史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随着近年晋商史料的大批量公布，研究者的爬梳整理，长盛川的历史也会越来越清晰。另外，根据闫敦瑾老人提示，范维令先生找到了长盛川茶庄总柜地址，在祁县北大街韩友林所住宅院，为三个套院。如此著名的商号，其总柜旧址应当尽早挂牌，列入祁县古城保护规划之中。

参考文献：

[1]卫聚贤.山西票号史[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2]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史部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下）[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9.

[3]范维令.万里茶道劲旅：祁县茶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

[4]湖北省蒲圻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蒲圻志[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5.

[5]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1辑）[M].武汉：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1984.

[6]范维令.万里茶道劲旅：祁县茶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

[7]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J].中央银行月报，1935（1）.

作者简介：孙琪（1984-），女，汉族，山西大同人，硕士研究生，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艺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