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兆凤， 王振平

(1.成都工业学院 学工部，成都 611730; 2.天津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222)

一、引 言

自1985年发表《三个农民去舞会》(ThreeFarmersonTheirWaytoaDance)， 美国当代小说家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1957-)三十多年笔耕不辍，已出版十二部小说。他的作品结构精巧、信息密集，广泛而深入地观照人类命运，使其成为第三代美国后现代小说家的重要代表，也为其赢得了美国当代文坛“最具前景小说家”的美誉。鲍尔斯屡获文学大奖，他的《回声制造者》(TheEchoMaker，2006)入围2006年普利策小说奖，并获2006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最新生态小说《上层林冠》(TheOverstory，2018)获2018年英国布克奖和2019年普利策小说奖两项大奖。

《上层林冠》讲述了九位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背景的陌生人和树木有关的独特经历。他们被树以不同的形式召集在一起，去拯救仅存的几英亩原始森林。有书评称，“小说中关于树的故事就像《白鲸》中关于鲸的故事一样多”[1]，小说看似杂乱无章，却有着精密组合与内在逻辑，而逻辑的原点是自然，逻辑的主线是生态，逻辑的主角是树木。对鲍尔斯推崇备至的著名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曾经说过：“对于鲍尔斯来说，写一本枯燥乏味的书是不可能的”[2]，《上层林冠》不仅不乏味，且不落俗套，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生态小说。它是关于树的寓言，在生态叙事下通过人与树探索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鲍尔斯过去的诸多小说，如《回声制造者》、《快乐基因》(Generosity, 2009)以及《奥菲奥》(Orfeo, 2014)都从不同角度涉及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主题。鲍尔斯认为宇宙中自然环境与人类是相互塑造、相互作用的关系[3]，强调“有机联系”的生态观，认为自然富有灵性，反对人与自然的对立，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层林冠》将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人要将树木当作和自己一样的生物，与树木相处要像与同胞相处一样。袁杰认为《上层林冠》是关于人类主体与植物他者的关系的思考[4]，但本研究认为，不论是在作者的心目当中，还是在其小说的表达当中，树是以主人的形式出现和表现的，人类与树都是地球上的生态主体，地位相等，没有主次之分，更非主体与他者的关系。无论是生态叙事结构，还是生态叙事情节，都突出了树的主体作用。“树状”叙事结构将九位人物连在一个树根上，突出了树木作为“非人类叙事者”的主体地位，迫使“戏中人”与读者一起，审视自己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与角色，以及我们每个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在呈现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根源下人与树木对立的同时，作者又通过森林树木共生群体的智慧、人与树以及科技与树融合的“后人类”世界绘制了一幅人与自然以及科技与自然和谐共融的乌托邦场景。小说通过“非人类叙事”呈现非人类群体——树木的主体地位，对反思全球生态危机下的人类中心主义，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启示意义。

二、生态叙事概述

许多环境人文学者认为现代环境危机一定程度上也是叙事危机。他们认为，改变人类与环境的互动不仅需要新的故事，而且还需要以更好的方式来理解那些广为流传的老故事。此外，当今面临的环境挑战需要我们对现存叙述模式进行修改。期刊《环境人文》(EnvironmentalHumanities) 中的一些学者呼吁“打破主流叙事”，研究“与我们不断变化的世界现实相适应的新叙事模式”[5]。德洛瑞( DeLoughrey)等人指出“对叙事的批判性研究……对决定我们如何解读与缓解环境危机至关重要”[6]，克卢威克(Kluwick)对此表示同意，提出公众对环境问题的理解“与叙事策略有着内在联系”[7]。这些学者都认为，人们过去关于环境的故事都一定程度上暗含对破坏环境行为的鼓励，并呼吁人们探索新的、对环境更负责任的叙事方式。

长久以来生态批评家在叙事与环境的联系上徘徊，但却没有明确地触及叙事理论。尽管明确的生态批评的定义如今仍然有待讨论，但是批评家们通常引用美国生态批评家格罗费尔蒂(Glotfelty)的说法：“生态批评研究文学与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正如女性主义批评从性别意识的视角考察语言和文学，马克思主义批评把生产方式和经济阶级的自觉带进文本阅读，生态批评运用一种以地球为中心的方法研究文学”[8]。事实上，这种对生态批评的界定，更多地是提出了一个研究领域，而不是具体在该领域操作的一套工具。物质生态批评学者谈到“物质叙事代理”以及“故事化的物质”，认为“世界上的物质现象是一个庞大的代理网络中的结，可以被阅读以及阐释成为叙事和故事”[9]。物质生态批评肯定了非人类自然具有的叙事力，“文本的范畴可以拓展到所有物质，这就为解读包括人类、非人类物种和其他物质世界的叙事和故事提供了新思路”[10]。理查德·格鲁辛(Richard Grusin)将这些学者的思想归类在“非人类转向”(nonhuman turn)的标题下。非人类对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例外论提出了激进的挑战，削弱了(人类)主体和(非人类)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11]。

当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环境危机下叙事研究在生态批评中的重要性，爱琳·詹姆斯(Erin James) 在其专著《故事世界协议:生态叙事学和后殖民叙事》(TheStoryworldAccord，EconarratologyandPostcolonialNarrative, 2015)中首次提出了生态叙事学(Econarratology) 概念，将环境叙事提升到理论层次。生态批评偏向于在主题和内容层面涉及环境的现实(通常是非虚构的)文本，在处理那些没有明显地将环境主题化的叙述时，生态批评效用有限。因此詹姆斯认为，从内容和主题问题转向正式选择和策略问题可以帮助生态批评与这些叙述相适应。这就是叙事理论发挥作用的地方：“关注结构，尤其是叙述结构，将生态批评话语拓展到一系列之前生态批评无法解读的文本中”[12]。随后在詹姆斯最新的作品中，她提出了作为一个最新理论生态叙事学发展前景的三个方向：叙事中“非人类”主体的呈现、叙事的伦理倾向特别是环境责任和关怀、叙事的认知科学转向[13]。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叙事中的“非人类”呈现，她认为以往的叙事理论在叙事方式上都带有深深的以人类为中心的痕迹，但是她质疑这些以人为中心的叙事体裁如何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人类与地球其他有机体以及物质之间的关系。伯纳茨(Bernaerts)等人研究了“非人类叙事”(nonhuman storytelling)现象， 指出“读者在阅读非人类叙述者(无论是动物、植物还是难以定义的实体)的虚构故事时，会反思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14]。

综上，本文在生态叙事理论框架下，重点从“非人类叙事”方面讨论鲍尔斯如何在《上层林冠》的叙事中给予“非人类”生命集合——树——更多话语权，并以此质疑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三、《上层林冠》的“非人类叙事”

尽管鲍尔斯获得了许多文学大奖，但他的小说往往因对思想着墨太多、人物刻画不够而遭诟病。2014年，他的第十一部小说《奥菲奥》引发了“鲍尔斯问题”的讨论，有人批评他“以牺牲人物为代价而过于强调思想”以及“他明显的失败是刻画人物时欠缺有趣的动机以及饱满的情感”。2009年，詹姆斯·伍德在《纽约客》上评论鲍尔斯的作品“将诸如基因、音乐、电脑、意识等元素巧妙结合在一起，但是人物之间的联系却呆板而机械”，导致小说的“人物塑造显得苍白无力”[15]。有不同的批评声音，一方面表现了评论家眼光的准确性或局限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作家作品的特异性和先锋性。人物难道是小说唯一应该关注的对象吗？其他对象，比如世界、科学、思想、环境等，可不可以成为故事的主角或论述的主题？面对批评，鲍尔斯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创作初衷和表现方法，并试图用这本小说来回答这些问题，他选择回答的方式是“非人类叙事”，以此来回答：人物不一定是小说叙事唯一的中心，人的情感表达也不一定是小说唯一的落脚点。他甚至认为，从道德的角度来看，鉴于我们世界正面临环境灾难，人类成为艺术作品的主题，不但不一定，或许还不应该。

环境哲学家沃尔·普朗伍德(Val Plumwood)呼吁对我们人类以非人类自然的方式进行“彻底和开放的反思”[16]。普朗伍德认为，自然不是消极被动，受制于人类的掌控，而是拥有自己特定物种的智能、交流和意识形式。问题是，人类长期以来忽视了这种非人类意识，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后果，不仅威胁到非人类自然的未来，而且威胁到人类的未来。对普朗伍德来说，叙事需要帮助人类看到非人类的作用，为了尊重非人类群体也为了拯救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认识到非人类自然是我们星球上生活的故事中的主角[16]。毫无疑问，《上层林冠》这部小说中处处回荡着从大卫·梭罗到约翰·缪尔再到利奥波德等美国传统自然书写的回声，但是鲍尔斯试图以一种更为“生态中心”的方式来书写，他的尝试本质上是叙事性的，是一种叙事的全新变革。小说故事情节建立在一群环境保护者与植物共生群体的类比上，其“非人类叙事”除了直接反映在叙事结构上，还体现在叙事情节。他根据“树”的隐喻来呈现小说结构，突出“树”作为非人类叙述者的主体地位；将人类群体活动与非人类群体活动进行对比的叙事情节，突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在于自然与科技的深度融合。

1.生态叙事结构

普朗伍德认为，人类有必要转换叙述模式，给自然界更多发言权。树立“自然”在故事中的主角地位，“有助于我们用更具表现力的词语重新描述世界，在与其他物种的对话和受制于其他物种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自己”[16]。鲍尔斯巧妙运用“树状”叙事结构，在形式与内容上将九个与树有关的人物编织在一起，讲述了一个关于树的故事。沙伦·兰伯特(Shannon Lambert)在她的论文中论证了鲍尔斯是根据菌丝体的模式(pattern of the mycelium)构建他的小说，菌丝体是一种真菌，通过复杂的化学网络与它的同伴交流。她认为小说人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很大程度上植根于类比”[17]。基于兰伯特的解释，本研究认为相比于与菌丝体的类比，小说结构的“树”隐喻更加明显以及具有解读空间，有利于读者了解树木的非人类世界，以及这种树隐喻如何在“非人类叙事”中挑战人类中心主义，也为作者生态伦理思想的抒发提供了富有张力的叙事场域。

小说题目中的“Overstory”意为“森林或林地中植被的最高层，通常指树冠层的树木”(1)《牛津英汉词典》解释为the highest layer of vegetation in a forest or woodland, usually the canopy-forming trees。。根据鲍尔斯以往作品的表达方式，有人认为，“我们可以把overstory看作是一个大故事，大故事里是所有的小故事和更小的故事”[18]。这部小说的叙事结构仿佛一棵巨大的树，四个部分的标题为：根(ROOTS)、干(TRUNK)、冠(CROWN)、种(SEEDS)，隐喻地展示了各个部分的关系。人的故事属于第一部分“根”，细分为八小节，小节标题是故事核心人物的名字：尼古拉斯(Nicholas)、马咪咪(Mimi Ma)、亚当(Adam)、 雷·布林克曼和多萝西·卡扎利(Ray Brinkman and Dorothy Cazaly)、道格拉斯(Douglas)、尼磊(Neelay)、帕特丽夏·韦斯特福德(Patricia Westerford)、奥利维亚(Olivia)，每小节几乎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以“人与树”为主题的短篇小说。九位主人公相互交织的故事如树根一般构成了整个树状叙事的前提，同时也是连接桥梁，一面是普通人的故事情节，一面是“非人类”世界——树木的生活。“干”的核心是“护林”，九个人中的五个聚集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反对在美国西部伐木的激进团体。叙述角度新奇之处在于：从根到干，到冠，再到种，不是人在主导树，仿佛是树在教导人，让人以树的方式和角度来看待世界。

这些独立的叙事情节呈现出一个重要的共同点：现在时态，它是小说的主导时态。在小说序言中描述了“今晚”在公园里发生的事情，由此小说整体呈现的是现在发生的事情。从叙事学的角度讲，现在时态的使用是一种策略，当叙事由一个使用第一人称代词的同质性叙述者讲述时，它会使目的论远离叙事[19]。 在小说中，这种叙事效果是不同的：不仅仅没有第一人称叙事情境中固有的受限视角的问题，而且这种现在时在某种程度上延伸到小说人物的整个生活。因此，这种被放大的现在不是历史的现在，而是从一棵树的角度看待时间的叙事对应物。在小说开始部分，作家生动描述了一棵20世纪的树，对于霍尔一家而言，一代代人来来去去，家族盛衰起伏，只有树是真真切切的存在，其他的都已随风而逝：

那是一代又一代的怨恨、勇气、忍让和出人意料的慷慨：一个人可能称之为故事的一切都发生在他的相框之外。在相框内，经过数百个季节更替，只有那棵孑然兀立的树按照它该有的速度生长着，树皮的疤痕显示，它刚及壮年[20]20-21。

整部小说中，鲍尔斯不断强调这一对比：人类脆弱渺小，寿命短暂；树坚韧壮观，生命力旺盛持久。他曾写道“There are, in fact, redwoods thirty stories tall and as old as Jesus”[20]75(其实有的红杉树有三十层楼高，和耶稣同龄)。在这里，几百年的人类时间被浓缩在树环中，这样的反差提醒我们，地球上除了人类，还有更为宏大的生命，甚至意识。这些描述强调了人类和树木的时间无可比拟性，并强化了一棵树作为小说叙述者的假设。这种既不是同时的现在，也不是历史的现在，而是树木的永恒存在的现在，是小说努力突破以人为中心的叙事视角的尝试。因此小说中的现在时态与“树”喻结构相辅相成构建了小说的生态叙事结构。小说的结尾明确表现了人类叙事视角的局限及目光的短浅。在多萝西(Dorothy)给垂死的丈夫的朗读中，读者听到了某些类型文学的局限性：

这些书像孤岛上的雀鸟一样四处飞，闪着光，但它们以人为核心这一点都显而易见，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不对的：地球上远不止人类这一种生命，而世界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没有一部描写其他物种生存竞争的小说能让人感兴趣，让人感兴趣的都是莫名其妙的人与人之间的争斗[20]357。

很难不把以上的话看作是对詹姆斯·伍德批评的直接回应：伍德对小说人物以及人物情感的痴迷实际上是受制于惯性思维和传统观念，因为他没有看到哪本小说将其他物种的竞争描写得如人的争斗一样引人入胜。《上层林冠》让读者看到了一种可能，即小说创作可以不以人为叙事主体，在人与人之间的戏剧冲突外，其他东西也可以成为故事的叙事者，比如树。鲍尔斯解释说，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是要突破以往人类中心主义，让人更加关注地球其他物种。他认为文学具有社会责任：“我们从新的视角讲故事，不是轻易地放弃社会和政治，而是要将社会和政治的主题添加到有关环境的故事中。对于未来的作家，这将是一项伟大而又意义深远的任务。”[21]随着人们生态观念的增强，随着生态文学越来越受到关注，鲍尔斯的这部小说或许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的新样态，或许以人为核心的传统叙事模式会就此动摇或有所改变。

2.生态叙事情节

评论家称“这是一部对树木世界充满强烈敬意的书，一部野心勃勃的生态寓言”[22]。这部生态寓言类似大卫·米歇尔(David Mitchell)的《云图》(CloudAtlas)，将并列式叙事结构与一首宏伟的树的赞歌巧妙结合，其结果是普利策委员会所称赞的“一种结构巧妙的叙述”——“树状”叙事结构，其中树的隐喻以及现在时态都最终服务于小说的中心主题，即树木的智能生活以及与人类的关系。树不仅是人类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也是被人类掠夺和剥削的大自然的代表与象征。

小说九位人类如同树的根系，向四面八方伸展，又向粗大的树干汇集，有五位汇聚到太平洋西北地区，入了护林之战抗议当地的红木砍伐，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护林者遭到暴力镇压和驱赶，奥利维亚意外死亡，亚当被逮捕，判处140年监禁，其他人各奔东西。小说中这场轰轰烈烈的冲突是有现实原型的，那就是发生在20世纪末美国太平洋西北部的“木材战争”(Timber War)。当时大批环保人士被捕，并以“生态恐怖主义”罪名被判刑。事件亲历者格雷格·金(Greg King)回忆说：“那是精心策划、积极执行的袭击。虽然造成巨大伤害，其实并没有什么‘战争’。林木代代繁衍，可持续利用，如今却遭到毁灭性砍伐。环保人士被监禁、被袭击、被喷辣椒水、被扔炸弹、被谋杀，只因为他们做了本该是那些懦弱、腐败的执法者和官员做的工作。”[23]除借鉴“木材战争”的故事外，小说中红衫遭破坏也影射了美国“西进运动”中的“伐木热潮”。西进者需要建造房屋，“淘金热”又使众多做着发财梦的人蜂拥而至，结果大量红杉树遭到肆无忌惮的砍伐。加州北部海岸已经存在了5000年之久的200多万英亩原始红杉林被砍伐殆尽。“19世纪美国开发利用森林、草原、野生动物和水资源的经历，是有史以来最狂热和最具有破坏性的历史。”[24]“西进运动”的目的是开发美国西部，这对国家来说可能是发展的需要，对人来说可能是扩大生存空间的需要，可是西部的自然环境并不需要开发，也不需要发展，因为在人类的开发与发展中，自然界的其他物种的最终结局就是一代代减少、一批批灭绝。似乎其他物种的灭绝成了人类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人类的爆发式发展或者说自然界其他物种的爆发性灭绝，就发生在刚刚过去的19、20世纪和我们生活的当下。

小说中护林者与伐木者的较量、历史上“伐木热潮”和“木材战争”呈现人与树的矛盾，将人类与自然的对立“前景化”，凸显出人类与自然的分裂状态。这种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根源，在于人类一代代信守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主体是人类，客体是自然”[25]，人类应该控制自然、主宰自然和改造自然，自然界的价值就在于为人类这个中心服务。同时，树与人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以及人尝试拯救树木集体行动的失败与自然界中树木组织形式形成了鲜明对比，树与树之间相互救赎的情节展现了树木作为自然界“非人类”群体的智慧。

小说中深入了解树木，并发现它们独特生存方式的并不是激进的护林者，而是沉默的、“圣徒”般的帕特丽夏。她因耳朵有生理缺陷而导致听说障碍，与“同类”交流困难，但她“听”得懂自然的声音，能与其他物种交流：“尽管大多数小树像帕特一样不需要说话，但它们都能交谈”[20]116。她发现树与树之间存在隐秘联系，树可以如人类一般相互交流，还发现“树是社会性生物”：它们相互交流，以巧妙的动态方式对环境做出反应：

受伤树木发出的警报，其他树木能闻得到。她的枫树在发出信号。它们通过一个空中网络连接在一起，共享一个横跨数英亩林地的免疫系统。这些树木没有大脑，却在互相保护[20]128。

她认为“森林里没有孤立存在的个体”[20]218，只有植物与真菌的共生网络，这是真正整合的集体，与协调集体活动失败的人类角色截然不同。如贾米森(Jamieson)所指出的那样，解决环境危机需要长期的集体行动，但鲍尔斯小说中人类角色所采取的传统行动形式不足以为自然保护带来彻底的变革。因此，通过呈现森林中树木和真菌的生物网络，小说建议从非人类世界中汲取灵感，开发利用另一种网络的集体参与形式——即自然与科技融合的计算机技术组织。小说通过尼磊开发的这种新的计算机网络形式来呈现如何解决人类与非人类群体的矛盾关系。

自然与科技的主题，是鲍尔斯一贯的关注点。“人类主体在处理与科技、自然环境关系时所折射的伦理问题是鲍尔斯文学创作的一贯母题。”[4]小说中尼磊是一个几乎失去所有身体机能的人，他通过大脑与虚拟世界连接，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人类与非人类结合的全新世界。尼磊从参天大树上摔下，几乎全身瘫痪，失去行动能力，却激发了他的脑力，他建造了一个可以连接无数人的王国——一个电脑游戏王国。正当他不再满足于数字堆叠的虚拟世界时，仿佛受到神的指示，他读到了帕特丽夏的书，并终于发现了他命中注定要建立的王国——一个树的王国。他把他的王国以前所未有的游戏形式植入亿万玩家的头脑中。最后，尼磊终于明白，那棵参天古树虽然摔碎了他凡人的躯壳，却赋予了他具有特殊意义的新生命。新的生命预示着人类新的未来。

与其他人相比，帕特丽夏和尼磊仿佛是护林行动的局外人，而正是这两个局外人，为解决人与自然的对立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帕特丽夏活在树的世界，甚至成为树的“代言者”，而尼磊活在游戏世界，要建立树的王国。他们最终走到一起，没有言语的交流，只是一人借助文字把有关树的奇妙思想传递到另一人的大脑中，接受者又用它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渺小脆弱的人与伟岸坚强的树融合在一起，通过想象的触须，人仿佛“进化”成了一种新的生物——“学习者”(Learners)。帕特丽夏和尼磊是鲍尔斯树状叙事这张大网上的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指明了无形树网的存在；另一个把这张无形的网变得有形。鲍尔斯提出，科技与生态的融合可能够改变人的本质，乃至世界的本质。而这两者的结合，正是帕特丽夏和尼磊共同营造的“树神”的世界。凯瑟琳·海勒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爆炸式发展，人与其他物种的界限被打破，人类借助与电脑的融合，逐渐模糊了人与物的界限，成为人与物的混合体。“当你凝视着闪烁的能指(符号/标记)在电脑显示屏上滚动，不管你对自己看不到却被表现在屏幕上的实体赋了什么样的认同，你都已经变成了后人类。”[26]帕特丽夏和尼磊创造的这个世界，这个“后人类”的世界，正是一个人与物不可分离的世界，“后人类的出现，可能使曾经傲视一切的人类失去中心地位，事关重大，既令人兴奋，又令人焦虑”[27]。科技与生态融合形成的“神树”世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形态，是更高级的后人类世界。亿万玩家将头脑与树融合，实现了某种“后人类”世界的“进化”。

“后人类主体的出发点是对非人类生命形式的尊重”[4]，人与自然、自然与科技，不仅不对立，而且还是相互融合的，这是作家在为现代生态危机寻找出路过程中构建的生态乌托邦。尽管人类还未找到比抗议更好的保护环境集体行动方式，但是小说通过计算机技术设想人类集体行动如何模仿森林树木组织：只有通过与技术对话——由尼磊开发的人工智能——才能形成一个人类与非人类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通过这样的方式，鲍尔斯的小说表明非人类主体可以在“非人类叙事”中发挥核心作用，树不再只是人存在的背景和资源，而是与人类一样有智慧，甚至比人类更有智慧的生命。当人与树在人脑中融合，或者说人脑重新被树“编码”，人与树的和平共处才能达成，各自的文明才能得到尊重和拯救。

四、结 语

“获得树的意识，是人类学会在地球上生活的先决条件，也意味着人类由此可以明白，万物的生长与繁荣并非依赖人类。”[28]人类只有转变思维模式，不再自封为“万物之灵”，不再将自然视为敌人，真正树立“地球共同体”的生态观，才能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破解人类中心主义、消除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的逻辑起点。鲍尔斯将他这些生态思想通过生态叙事——“非人类叙事”框架表达出来，在叙事中打破过去以人类中心来讨论自然群体的叙事模式。《上层林冠》以树为主角，编织了一部现代生态寓言，探究了人与自然生态失衡现象的根源，并对人与自然、科技与自然究竟该以怎样的方式共融共存给出了暗示。作家借用打破传统的树状叙事结构，凸显了树作为非人类叙事者的作用，用帕特丽夏发现“树语”以及尼磊创造“树王国”的离奇故事，解构了传统的人与自然、科技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传达了他“和而不同”的生态思想。《上层林冠》创新的生态叙事为当代小说如何多样化和复杂化其叙事形式，以应对生态危机提供了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