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隽， 余凝冰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合肥 230601)

一、引 言

《野草在歌唱》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于1950年发表的处女作，该小说在伦敦一经出版便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五个月内重版七次，在这部非洲殖民题材的小说中，莱辛一反宣扬殖民扩张的帝国主义传统叙事，“向西方读者第一次毫不掩饰地展现了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部非洲的社会现状”[1]226。迄今为止，对该小说的国内外文学评论颇丰，呈现出多元化的文本阐释，如西玛·阿加扎德(Sima Aghazadeh)从性别政治的角度解析女主人公玛丽在父权制和殖民制度下自我的丧失[2]；赵晶辉以空间结构为切入点揭示小说中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再生产[3]；姚成贺和田径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出发探寻造成玛丽和自然边缘化的幕后推手[4]。由于该小说主要立足于女主人公玛丽第三人称内聚焦的叙事视角，所以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该文本的篇目不胜枚举，而从男性气质视角来探析小说人物境遇的则相对较少，故仍具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和价值。本文以康奈尔(R.W.Connell)的多元男性气质研究和霸权性男性气质概念为理论背景，结合20世纪20-40年代英属殖民地南罗德西亚的社会语境，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重点考察该小说中白人农场主的霸权性男性气质问题。

作为当代西方男性气质研究的代表人物，康奈尔反对生物决定论对男性气质的本质化，批驳性别角色论对男性气质的模式化，主张从社会实践的宏观层面和个体实践的微观层面动态地理解男性气质，提出“如果‘男性气质’能够简明定义的话，那么它既是在性别关系中的位置，又是男性和女性通过实践确定这种位置的实践活动，以及这些实践活动在身体的经验、个性和文化中产生的影响”[5]97。她在著作中将男性气质复数化，指出男性气质在性别、阶级和种族的相互作用下呈现多元性，主要包含霸权性、同谋性、从属性和边缘性四种男性气质。其中，霸权性男性气质是核心概念。这个概念源于葛兰西所说的“hegemony”，但具体内涵与葛兰西所强调的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支配权有所不同，康奈尔不只是根据阶级属性划分，还融入了性别和种族这两种社会关系结构，强调霸权性男性气质支配的对象除了女性气质，还有从属性和边缘性男性气质，因此它与被支配对象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一对一，而是一对多。霸权性男性气质表征着特定时期和地域的主流男性气质价值观，是在两性之间以及男性之间的互动实践中构建起来的，而“处于从属地位的其他形式的男性气质可以服从霸权性男性气质的霸权，或者对此表示抗议和抵制以推动性别关系结构的变化”[6]245。这种可建构性和可颠覆性为研究《野草在歌唱》这部经典之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有助于探寻莱辛如何用其犀利的笔触揭示殖民地白人农场主霸权性男性气质的畸形建构，从而批判了殖民主义的残酷性和非正义性，又如何通过深刻的剖析对这种霸权性男性气质进行多重解构，为性别、阶级和种族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二、白人农场主霸权性男性气质的畸形建构

1.与殖民扩张同步化

男性气质具有历史属性，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形成和发展的，霸权性男性气质的具体内涵也因时因地在动态变化着，在康奈尔看来，“男性气质的历史发展和西方社会的帝国主义扩张之间存在‘关联’(connections)，她试图用这个词说明，男性气质受到帝国主义扩张的影响，但男性气质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积极主动的建构作用，助长了帝国主义的扩张”[6]122。英国在早期的殖民扩张中注重对领土的武力占领，受到这一扩张理念的影响，勇于冒险和开拓的鲁滨逊式男性气质成为主流，占据支配性的地位，而这种“海上英雄”和“开拓疆土” 式的霸权性男性气质同时也强化了殖民者的正面形象，助长了帝国主义扩张。随着扩张浪潮的不断推进，英国的殖民目标发生转变，以争夺原料产地、劳动力资源和产品倾销市场为重点，聚焦开拓全球性的贸易市场。于是，殖民地的农场经济被纳入帝国主义的经济体系之中。在小说故事发生地南罗德西亚上，“以营利为目的的大英帝国托拉斯及其‘显而易见的帝国主义地方代理人’一起将南罗德西亚农业无情地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7]102，查理等白人农场主开始大力种植烟草，顺应殖民扩张目标转向下的农场新秩序。该殖民地的白人男性气质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内涵，白人农场主式的霸权性男性气质逐渐占据主导。这一霸权性男性气质所产生的经济推力也进一步促进了英国的殖民扩张。由此可见，殖民地南罗德西亚上白人农场主霸权性男性气质的建构既是殖民扩张的产物，也是维护和加速英国殖民扩张的武器，与殖民扩张的步调同步、方向一致，于是建构该霸权性男性气质所需的机构权利基础形成，正如康奈尔在其研究中所指出的，霸权性男性气质的支配性“只有当文化的理想与组织机构的权利之间存在某种一致性时才有可能建立起来”[5]106。在获得官方权威支持的基础上，白人农场主继而转向黑人和女性，推进霸权性男性气质的建构。

2.将黑人土著物化

在小说《野草在歌唱》中，南罗德西亚的白人农场主查理·斯莱特和迪克·特纳是作为殖民者的身份出现在南非土地上的，因此其霸权性男性气质的建构首先是确立自身在当地黑人土著中的支配地位，而将土著物化无疑是固化他们边缘性男性气质地位的有效手段。正如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提出的“殖民主义=物化(colonization=thing-ification)”，殖民者与黑人之间“没有人的接触，而是一种控制与屈服的关系”[8]6。查理对待黑人劳工极其苛刻，在他的眼里，农场是一架赚钱的机器，黑人是一件无生命的生产工具，他“是主张用犀牛皮皮鞭来经营农场的，皮鞭挂在他的大门口，好像是刻在墙上的一条格言一样：遇到必要，打死人亦在所不惜”[1]7。与查理相比，迪克似乎没有站在支配者的地位对待黑人，他既不使用象征着殖民霸权的皮鞭鞭打黑人，也不愿让妻子玛丽呵斥刁难他们。然而，细读文本可以发现，迪克这一系列人性化的举动不过是意图维护农场经营的无奈之举，他关心的并非是黑人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而是黑人作为劳动工具的生产价值，因为黑人劳工的流失会对他的农场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只要能捍卫自己农场主的霸权地位，黑人的权益在迪克眼里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点在其习惯性的抱怨中可以看出，他“发牢骚发得溜了嘴，便干脆痛骂起政府。原来当地政府受了英国那些偏袒黑人的团体的影响，不肯强迫土人干庄稼活，不愿意派出卡车和士兵，用武力把这些土人为各个农场主押送回来。政府根本不了解农场主的困难！根本不了解！接着他又迁怒到那些土人身上，这些家伙居然不愿意好好地干活，真是无法无天！”[1]145此外，这些白人农场主们还企图用文明教化来掩盖其将黑人物化的行径，扬言“这些土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劳动的尊严，没想到要在艰苦的工作中改进自己”[1]76。

3.将白人女性气质规约化

在康奈尔看来，“男性气质这个概念是与其他概念存在天然联系的，如果没有女性气质相对照，它也就不会存在”[5]92，因此白人农场主霸权性男性气质的建构除了取得在黑人土著身上的支配地位外，女性气质也是其建构道路上的牺牲品。与阳刚勇猛的男性气质不同，英国父权制社会下的白人女性气质被规约成“家里的天使”，贴上顺从、贞洁等传统美德的标签，即使是跟随着父母或丈夫移民到南罗德西亚的白人女性也无法挣脱这些标签的束缚，在小说中，玛丽多次提及与母亲的相似，“从母亲身上继承了一种刻板的女奴思想”[1]30，这正是规约化的白人女性气质在殖民地的延续。这种规约对于殖民地白人农场主的霸权性男性气质有三方面的建构意义：一是形成白人农场主在家庭内部空间的男权支配地位，以消减初到殖民地的白人男性移民因流散在外而产生的不安全感，从而避免这种不安全感所造成的男性气质的削弱。这点从查理早些年对妻子的态度中可以观察到，“他对妻子很苛刻，开头的时候曾经使她受过许多不必要的折磨”[1]7，这种苛刻折射出从属的女性气质对查理男性气质的补偿和强化作用；二是通过规约化的女性气质来突显白人的文明，将黑人女性他者化，正如穆特瓦(Anias Mutekwa)所言“尽管殖民主义是以男性的模式制定的，但女性也涉及殖民使命，白人女性气质被用来作为将非洲女性气质他者化的标准”[9]731，从而进一步加深对黑人土著的支配地位，建构和维护白人农场主的霸权性男性气质；三是充当一种削减白人与黑人土著矛盾的政治手段，通过规约女性气质直接对白人女性进行思想和身体上的规范，降低白人女性与黑人男性发生禁忌关系的概率，避免因严惩越界的黑人男性而激化民族矛盾，从而减少威胁白人农场主霸权性男性气质的暴力因素。正如文中玛丽的父亲从小禁止她和佣人讲话，并以“土人是怎样的下流，会对她做出恶劣的事情来”[1]56为由不允许她单独一个人出去散步，而这不过是以保护为名对女性进行规约，进而达到维护男性统治的目的。

小说中，在南罗德西亚这块殖民土地上，作为英国殖民扩张产物和推动力的白人农场主霸权性男性气质，其建构背后的机构权利基础是不言而喻的。在此基础上，白人农场主通过将黑人物化和女性气质规约化继续推进其霸权性男性气质的建构。而这种建构无疑是一种沾染帝国扩张血腥味的畸形建构，牺牲的是包括黑人和女性在内的多个被支配对象的利益。莱辛在《野草在歌唱》中通过刻画该霸权性男性气质的人为性和可建构性抨击了以自然选择论为依据的白人优越性论调，并且通过呈现人为建构过程中的残酷性揭露了“给未开化的送去文明”这一白人神圣使命的虚伪性。

三、白人农场主霸权性男性气质的多重解构

就《野草在歌唱》而言，揭露畸形的人为建构只是一方面的意义，更重要的是颠覆。莱辛在小说中通过精妙的人物塑造孕育了多股颠覆力量，从内部分裂到外部反抗，对白人农场主的霸权性男性气质进行了多重解构。

1.查理——利益追逐下男性气质的扭曲

查理是小说中白人农场主霸权性男性气质的代言人。作为一家之主，妻子儿女听命于他；作为农场主，黑人土著屈从于他。由于这些权威契合了父权制社会和殖民扩张的内在要求，因此查理可以光明正大地表露出来而丝毫不损其霸权性男性气质的正面形象。然而，当他的魔爪伸向白人农场主团体内部时，其霸权性男性气质虚伪扭曲的一面被揭露了出来。一方面，在关心特纳夫妇生活的表面伪装下，查理的心里时时刻刻盘算着“一等到迪克·特纳这个傻瓜破产之后，就把他的农场买下来”[1]101，为自己的牛羊开辟农场，并且这种占有迪克农场的欲望与日俱增。另一方面，查理打着“南非白人第一条行为法则”的旗号，即“你不应当使你的白人兄弟败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否则，黑鬼们就要自认为和你们一样高贵了”[1]192，将自己吞并迪克农场的行为美化成帮助同胞摆脱贫困的善举，在无情剥削掠夺迪克农场的同时却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在莱辛的笔下，查理从高高在上的殖民者形象跌落为残害白人农场主同胞的奸诈小人，其霸权性男性气质的阴暗面暴露无遗。在金钱财富的诱惑下，查理所呈现出的虚伪狡黠顿时将白人农场主霸权性男性气质的团体精神瓦解为追逐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于是，团体内部出现断裂，分化为不同的利益个体，大大削弱了霸权性男性气质的力量。此外，莱辛还看到了白人农场主的霸权性男性气质与土地之间的关系，通过将查理不断攀升的赚钱和殖民欲望与日渐贫瘠的土地多次进行对比，暗喻其暂存的霸权性男性气质终将如同这一块块被欲望和贪婪榨干的土地一样荒芜化。

2.迪克——农场经济模式转变下男性气质的丧失

较之于查理身上暂存的虚伪的霸权性男性气质，迪克的白人农场主霸权性男性气质在莱辛的笔下一步一步地消耗殆尽。在小说《野草在歌唱》中，莱辛巧妙地引入经济这一要素来解构霸权性男性气质。她将故事时间设置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农业经济模式转型时期：由玉米种植转向烟草种植来获取高盈利，这点在小说第十章明确提到，“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许多烟草大王发了横财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玉蜀黍价格的暴涨，许多农场主也获得了暴利”[1]181。当周边其他的农场主开始种植烟草时，迪克仍选择种植传统作物，这使其在经济上陷入贫困，负债累累，霸权性男性气质的丧失由此开始。首先，贫穷使作为农场主的迪克沦为南非白人农场主团体食物链的底端，成为其他农场主敬而远之的“穷苦白人”，而他也不愿接触外人，把自己的无能暴露在外，于是逐渐与白人团体脱离，除了惦记着迪克农场的查理，没有与其他白人农场主的社交活动。迪克作为白人农场主的霸权性男性气质被削弱，通过迪克对与查理对话的留恋程度，即可看出与集体疏远的他男性气质的削减程度。“他难舍的是那场谈话，那场具有男人气的谈话，这使他对于自己和玛丽的关系有了自信。他觉得在那个小房间里谈了一小时话以后，自己好像被灌注了一种新的生命力。两个男人在一边谈着他们自己的事情；两个女人在另一边，谈的大概是有关衣服和佣人的事情。”[1]77然而，迪克一贫如洗的经济状况使这种谈话的机会少之又少。再者，贫穷使身为丈夫的迪克无法给予妻子玛丽物质生活上的需求，在她面前只能卑躬屈膝、唯唯诺诺。在玛丽的眼里，迪克软弱无能，做事容易半途而废。“作为一个男人，她对他毫不关心，她简直把他看得无足轻重。”[1]86很显然，迪克在家庭里的霸权已荡然无存。莱辛通过将迪克男性气质的丧失与不稳定的经济因素相联系，揭示了霸权性男性气质的脆弱性，颠覆了其不可动摇性。

3.玛丽——权利反转下男性气质的性别逾越

除了对白人农场主自身男性气质的扭曲、分裂和丧失的深入刻画，以从内部解构其霸权性男性气质，莱辛还将笔尖转向了处在外部从属地位的女性和边缘地位的土著，用外部反抗进行再一轮的颠覆。作为小说的女主人公，玛丽无疑是这轮颠覆的首股力量。

康奈尔在其性别社会学理论和男性气质研究中曾指出“男性气质和生理上的男性并没有画上等号，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都是性别关系结构中的位置，无论生理上是男是女，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性别实践，主动习得和建构男性气质，令自己处于男性气质的位置上”[6]110。在《野草在歌唱》中，由于迪克男性气质的丧失，家庭的权利结构出现反转，玛丽通过种种性别实践逐渐占据了男性气质的位置。一方面，在家庭事务的决断上，玛丽占据了迪克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气质位置。较之于迪克的懦弱无能，玛丽身上尽显精明能干，对于迪克从养蜂、养猪、养鸡到开商店的赚钱之路，玛丽一眼便看穿这种决策的错误性和盲目性，结果不出所料，均以失败告终，不听玛丽劝告的迪克债务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在家庭农场上，玛丽占据了迪克作为农场主的霸权性男性气质位置。在迪克生病时，玛丽走出家门来到农场监工，带着象征着霸权的皮鞭，化身为农场主，让待在矿工院里的土人们重新回到地里干活，恢复了农场的运行。不仅如此，玛丽还用理性的思维超越了迪克的农场主身份，通过对农场各方面的仔细研究和书籍阅读，她“脑子里对整个农场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1]120，看清了迪克贫困的原因“并不是运气不好的问题，而完全是他缺乏能力”[1]121。 于是把农场的问题一一向迪克指出，迪克感到惭愧，他的“心中混杂着钦佩、怨恨和自怜的感情，后来钦佩的心情终于占了上风”[1]127，因为“她毫不留情地指出的每一件事，都是一针见血”[1]127，在迪克认同玛丽对农场的分析时，玛丽感觉“她得胜了！他竟然接受了她的批评！”[1]127-128而“玛丽一旦照着自己的心意制服了迪克之后，便置身事外，让他一个人去操办具体事宜”[1]132，毅然选择不再理会农场事务。这种占据了白人农场主霸权性男性气质的位置后，又选择功成身退的行为无疑是玛丽作为从属女性对霸权性男性气质最大的戏谑和讽刺。通过一系列的性别实践，玛丽实现了男性气质的性别逾越，颠覆了霸权性男性气质的男性专有地位。

4.摩西——视觉凝视下男性气质的种族逾越

与玛丽的性别逾越相比，黑人摩西的颠覆则是通过男性气质的种族逾越来实现的。在殖民统治的框架下，摩西基本是以一个被剥夺话语的沉默者形象出现，其颠覆力量主要靠视觉凝视来传达。“视觉不仅是人类进化过程中获得的生物本能，也参与着文化建构”[10]349，在视觉凝视与被凝视下摩西对霸权性男性气质进行着种族的反抗。

摩西在小说首次亮相时，其反抗的意识就隐约可见。当玛丽代替生病的迪克来到农场，以白人农场主霸权性男性气质的形象看管农场黑人干活时，摩西未经允许喝水的行为激怒了她，于是玛丽便用鞭子抽打了摩西。被鞭打的摩西无畏殖民者的霸权，“他望了她一眼，那种眼神简直吓破了她的胆”[1]124。后来，当摩西成为玛丽家的佣人时，反抗的情绪暂时被隐藏，顺从主人的态度与其他佣人并无二致。“他不大说话，玛丽无论吩咐他做什么，他总是耐心顺从。他老垂着眼睛，好像害怕看到她似的。”[1]149身为仆人的摩西处于被凝视的状态中。在玛丽的凝视下，摩西的身体健壮魁梧，充满男子气概，令她着迷，而迪克的身体因为疾病日渐瘦弱疲乏，令她厌恶。在男性气质与身体的关系上，康奈尔认为身体是不可回避的。通过玛丽的凝视，摩西从身体层面上完成了男性气质的种族逾越。随后，由于和玛丽逐渐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摩西掌握了凝视的主动权，而迪克作为玛丽丈夫的身份已经名存实亡，被摩西逾越取代。而在故事最后，面对白人托尼·马斯顿及其背后所象征的强大种族主义势力，玛丽选择用黑白对立代替她与摩西的情感关系，直接命令摩西离开。当再一次被置于白人凝视的位置时，摩西选择杀死玛丽作为自己最后的种族抗争，颠覆了霸权性男性气质的白人专有地位。

5.托尼——道德反思下男性气质的差异性生产

与当下的内部分裂和外部反抗不同，莱辛笔下的托尼从某种程度上映射出男性气质在未来的一种新走向，用未来新的可能性来解构当前的霸权性男性气质。作为一个受过教育且有些平等进步思想的英国青年，托尼从英格兰来到殖民地南罗德西亚谋求发展，结果却被卷入农场上发生的这出悲剧中。当托尼无意中看到玛丽与摩西的暧昧场景时，“尽管他很‘进步’，可他觉得这种关系等于同野兽发生关系一样”[1]200，于是在他冷言冷语的压迫下，玛丽将摩西驱逐，酿成了最后的悲剧。在这个过程中，托尼显然是个虚伪的进步者，因此许多评论家将这个人物塑造的意义仅仅看作是揭示殖民者的虚假。这种观点未免有失偏颇，只停留在了托尼分开玛丽和摩西的这一行为上，而忽视了托尼对查理等殖民者不道德行为的厌恶和对职业的重新规划。一开始来到南非的时候，托尼的目的是成为种植烟草赚大钱的农场主，他所向往的男性气质无疑是白人农场主的霸权性男性气质，这从他带的一箱子涉及种族问题、农场经营的书籍便可略窥一二。但在托尼目睹了查理和警察出于“对白种文化进行自卫”[1]21而掩盖谋杀案的真相后，“经营农场对他已没有什么吸引力”[1]24，托尼最后选择了办公室的文职工作，而“他当初之所以到非洲来，正是为了避免这种工作”[1]25。作为二十岁的英国青年，托尼在思想上和职业规划上的这种转变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莱辛对未来英国男性气质走向的美好愿景，托尼在道德反思后所做出的这种不同于其他殖民者的人生选择，使男性气质在生产上出现差异性，不再是盲目追求霸权性男性气质。这一生产上的差异性对未来性别、阶级和种族关系的和谐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四、结 语

透过男性气质的视角对《野草在歌唱》进行再解读的过程中，可以发现莱辛是一位解构高手，而在这种卓绝的解构背后蕴藏的是莱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南非二十五年的边缘化生活经历使莱辛深切体会到殖民制度下穷人、妇女、黑人的艰难处境，与宣扬帝国殖民话语的作家不同，莱辛的笔是用来解构霸权的，是用来号召更多的人参与这种解构，从而为受难者寻求平等的。正如莱辛自己所言，“作家作为一个人，一旦具有对他所影响的人的责任感，他就必须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必须把自己当作一种使人变好或变坏的工具。出版一部短篇或者长篇小说的行为，其实就是做着用自己的个性和信仰去影响他人的一种尝试。”[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