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雅 于 昶

（辽宁大学哲学院，辽宁沈阳 110036）

荀子是先秦时期继孔、孟之后的又一位儒家大师，也是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批判者和总结者。在政治思想方面，荀子主要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并形成了带有自身特色的政治思想体系：首先将社会状态分为治世与乱世，表现在具体国家上为王、霸、危、亡四种形态，并对其主要特征进行了描述：“乱世之征：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①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73页。具体为哪一种形态主要取决于君主采用何种执政理念，“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②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85页。显而易见，王、霸属于治世的范畴，危、亡属于乱世的范畴。鉴于战国时期的社会态势，荀子不排斥“王霸兼用”，但仍坚持王政理想，此为荀子政治思想第二点。第三点是主张判断治乱的核心在于是否有礼义，“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也。”③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4页。因此，荀子确立了以义为核心“义立而王”④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99页。的思想。

一、好利恶害：人之所生而有也——“义立而王”的人性依据

人性论是荀子哲学思想的基石和逻辑起点。荀子继承了孔子关于“性相近”⑤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177页。的观点，认为：“彼人之才性之相县也，岂若跛鳖之与六骥足哉！”⑥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2页。又说：“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⑦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27页。在荀子看来，人与人之间才性的差别很小，绝非如瘸腿的乌龟和六匹骏马的差别那样巨大，所以圣君和暴君、君子与小人在本性上是一样的。

至于人性究竟是什么？荀子从人所具有的性、情、欲三个侧面及其关系中进行考察，发现“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⑧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15页。性是天生的，是自然生成的，是“不可学、不可事”⑨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21页。的；情是性的实质，“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⑩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99页。性的这些实际内容即为情；欲则是情的反映，应情而生。徐复观先生认为荀子虽然将性、情、欲三者在概念上分别加以界定，但在事实上，性、情、欲是一个东西的三个名称而已，荀子性论的特色，正在于以欲为性。⑪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211页。

针对当时人们对欲的一些看法，荀子为欲进行正名，他批评宋子寡欲的思想，认为“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⑫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12页。事实上，“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⑬王先谦:《荀子集解》，第63页。又说：“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⑭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07页。好利恶害是人生下来就有的本性，是无所依待就如此，哪怕是圣人如禹，恶人如桀也都如此。所以，人的欲望是与生俱来的，人对各种美好事物进行追求的欲望是理所应当的，具有合理性。但是，人的欲望还具有得寸进尺、不知满足的趋向，因此可能带来唯利是图的后果。“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⑮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25页。“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⑯王先谦:《荀子集解》，第67页。所以，荀子得出“人之情为欲多而不欲寡”⑰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35页。的结论，其依据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⑱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20页。所谓“顺是”就是顺“人之情为欲多而不欲寡”的本性而任其发展，这样必然会让人变得为所欲为，并滋生各种争端和祸乱。

既然从人性、顺人情必将导致争端和祸乱，如何才能去乱止争呢？荀子认为可以通过“礼”，他分析：“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⑲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37页。礼义产生的根源或者说礼义制定的首要目的就是引导和约束欲望，即礼者“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通过人为设置的礼义使人们在欲求和物质资源之间建立必要的平衡，防止人们出现无序的争夺。“在没有礼义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为了满足欲望而向外追求，结果是陷入争夺、混乱之中，反而无法实现自己的欲望、欲求；有了礼义之后，个人的欲望虽受到一定的限制、约束，结果却是每个人更好实现了欲望、欲求。”①梁涛：《统合孟荀的新视角——从君子儒学与庶民儒学看》，《哲学动态》2019年第10期。礼义的这种功能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及满足自身欲求具有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荀子认为礼义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为调节人的欲望而人为制定的。礼义的制定是为了“养人之欲，给人之求”，②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37页。并且是按人的等级差别来“养”与“给”，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③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12页。人都有希望得到世间美好事物的欲望，王道之治要做的就是“广焉无恤亲疏，无偏贵贱，惟诚能之求。”④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14页。天子只需要选贤任能，保持公正，善用赏罚，就可以引导天下人的欲望朝着礼制预定的方向发展。这样，就引出荀子政治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同时也是礼义的另一个始基——君子。

二、君子——“义立而王”的保障

“君子”最初的含义本为西周时期贵族统治者的统称，孔子在此含义外将君子延展为具有仁义礼智信诸品德于一身的人及一切人皆可追求的理想人格。荀子把君子看作一个不断依礼义修身养性之人：“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情性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⑤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43页。“纵情性”只会成为小人，想成为君子则须谨言慎行，重视积累。“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斲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⑥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43页。所以，君子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通过“积礼义”而修成的。

为什么“积礼义”就可以成为君子？这是因为礼义与君子有着紧密的相互关系。一方面，“无君子则道不举……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⑦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56页。余英时认为：“在‘礼坏乐崩’之余，‘道’以重建政治社会秩序为其最主要的任务。但是‘道’的存在并不能通过具体的、客观的形式来掌握。它既不化身为人格性的上帝（Personal God），也不表现于教会式的组织；而只有靠以‘道’自任的个人——知识分子——来彰显。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⑧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0页。所以，荀子将君子视为礼义法度的始基：“君子者，礼义之始也。”⑨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61页。礼也是人们行事的标准，即“礼者，表也。”⑩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11页。礼的落实离不开践行礼的人，“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⑪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26页。礼义法度不会自动发挥作用，不会自动施行，必须依赖于君子这样的人。有了君子，礼义法度虽简，却可打造治世；没有君子，礼义法度虽繁，也只能是乱世。另一方面，礼义本身对君子具有感召力。荀子说：“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义备而君子归之。”⑫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55页。倘若礼义完备了，君子就会聚集过来，体现出礼义对君子的反作用。

礼义与君子之间的密切联系源于礼义本身的各种内在性规定与君子修养之道十分契合。“礼者，所以正身也。”⑬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4页。楼宇烈指出：“修身的根本途径可概括为‘礼’。凡身心内外，包括血气心知、饮食起居、言行举止等都需要由礼……礼义重在治内，通过‘治气、养心之术’，则进一步阐明了礼对内在生理、心理、思维的重要性。”⑭楼宇烈：《荀子新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9页。君子是能够自觉做到这一点的人。“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⑮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76页。在荀子心中，君子是可以正确把握仁、义、礼关系之人，所以君子能够“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⑯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7页。面对各种利益的诱惑，“君子之求利也略”，⑰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5页。君子不会过多在意外部的利益，并把义作为行事的重要依据，“利少而义多，为之……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①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8页。只要道义多于利，君子就会去做，更不会因贫穷而懈怠道义。“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②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93页。君子清楚明白礼义才是“养生安乐”的根本，而不会好利恶害、唯利是图。

这样的君子不仅指君主身边贤能的重臣，也包含君主自身。如《君子》篇，虽然题目为“君子”，但实际上通篇论述的是为君之道，在《君道》篇中更是常称君主为“君子”，如：“故械数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数，君子养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③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28页。结合上下文可知，这里的“君子”即为“上”，指的就是君主。荀子继承了孔子“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④程树德：《论语集释》，第864页。的思想，认为所谓“君子养原”，就是君主必须加强自身修养，以礼义约束自己，率先做到“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而后文武百官才能“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

总之，“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⑤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62页。君子是礼义之始、天地之参、道法之总要、法之原、治之原，没有君子，礼义就没有头绪，天下就会大乱。“彼国错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谁子之与也。故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⑥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04页。荀子强调治国的重点不在于国家领土的大小，而是走什么样的治国之道，任用什么人来治理国家。倘若任用君子来治国，就会称王。因为君子身上具有超越常人的优秀品质和卓越才能。荀子在评价君子时直言：“聪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欲得调壹天下，制秦楚，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致大，甚易处而綦可乐也。故明君以为宝，而愚者以为难。”⑦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12页。又说：“故人主必将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后可，其知惠足使规物，其端诚足使定物，然后可；夫是之谓国具……其德音足以填抚百姓，其知虑足以应待万变然后可，夫是之谓国具。”⑧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39页。君子有着过人的聪明才智，可以事半功倍的取得很大的功名，还非常容易相处而又极其乐观。他们“知惠足使规物”“端诚足使定物”“德音足以填抚百姓”“知虑足以应待万变”，所以君子是君主不可或缺的“国具”，是君主实现治世的重要保证。正如“汤用伊尹，文王用吕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⑨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18页。商汤、文王、武王和成王这些圣王们之所以能够成就伟业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任用了伊尹、吕尚、召公和周公旦这样的君子。荀子注意到了政治实践的复杂性、具体性，在政治领域中需要“职而通”“无隐谋”“百事无过”，⑩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50页。要做到以上方面，“非君子莫能”，⑪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50页。从而把政治实践主体的作用提到了突出的地位。所以，治国的核心不在他处，而在君子。正是在此意义上，荀子在分析秦国治国情况时指出：“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⑫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97页。秦国虽然具备了若干符合治世的条件，但与王政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儒者。由此可见，荀子眼中王政的核心乃是包括君王在内的一群信奉并践行儒家理想的君子，正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⑬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20页。这些君子使义得以确立，也是义的践行者，“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⑭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05页。

三、愿民、治法、美俗、贤士——“义立而王”的要素

荀子认为君主要想掌握政权，治理好国家的关键是选择什么样的政治路线，“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⑮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99页。其中王政的重要表现为“天下归之之谓王”，⑯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20页。立义之所以可以让“天下归之”，因为“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⑰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98页。义对内可以调节人心的种种欲望，对外可以调节万物，所谓万物即基于利益而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义的实质就是“内外上下节者”。君主行礼义，就会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其结果就是“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①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16页。

依此，荀子总结出王政应具备的四个要素：“无国而不有治法，无国而不有乱法；无国而不有贤士，无国而不有罢士；无国而不有愿民，无国而不有悍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两者并行而国在，上偏而国安，在下偏而国危；上一而王，下一而亡。”②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15页。当一个国家同时具备愿民、治法、美俗、贤士时就会称王。

愿民是指淳朴、谨慎守法的民众。荀子突出了民众在君主治理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他说：“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③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51页。民众是水，君主是舟，民众安政，君主的统治才能稳固。所以，王政的实现离不开愿民，君主的职责就是造福于人民。所谓“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④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87页。这种对民众与君主关系的定位，是荀子王政思想的关键，决定了君主对民的态度和方式方法，君主必须重民爱民，荀子认为重民爱民须要富民，让民众变得富裕。因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⑤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82页。富民的举措为：“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⑥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82页。民众生活富裕，自然会拥护君主的统治，“故仁人在上，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无它故焉，其所是焉诚美，其所得焉诚大，其所利焉诚多。”⑦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79页。百姓富裕，国家也会富强，君主就会受到全国民众的拥护和爱戴。从政治统治的层面分析，政治权威的确立即是政治统治获得合法性的过程，而执政绩效是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荀子的富民强国主张就是通过提高执政绩效来增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体现的是儒家处理君民关系的民本思想。⑧参见彭正德、唐玉环：《荀子政治权威思想的伦理意蕴》，《伦理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64页。

同时，荀子认为倘若一味顺应人好利恶害之性而不加以整饬，人性就会趋于恶，这也是他性恶论之意。所以，必须在使民众富裕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教化，通过教化引导民众有礼有节地满足自身的欲望和需求，使人性趋于善，此即“化性起伪”“不教无以理民性”，也是荀子对孔子“庶富教”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荀子并非一味强调毫无原则地给予百姓利益，他说：“圣王之生民也，皆使富厚优犹知足，而不得以有余过度。”⑨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29页。养活百姓要使他们富裕，但还要让他们知足，不能有过多的财物，不可超过限度。所以，还需“节用以礼，裕民以政。”⑩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75页。所谓“裕民以政”指的是：“轻田野之赋，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⑪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77页。可见，使民众富裕的政策主要指那些可以很好规范民众生活生产的各种法令制度，即治法。

所谓治法，指使国家安定的法令制度。荀子所主张的法是根据礼义而制定出来的，即“礼义生而制法度。”⑫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24页。又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⑬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1页。礼是法的纲领和准则。荀子非常重视法在治国中的作用，“隆礼至法，则国有常。”⑭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34页。荀子认为推崇礼义，重视法制，国家就会治理得井井有条。可见，荀子所理解的礼法关系不再是以往的“礼主刑辅”的主次关系或“礼本刑末”的本末关系，而是“礼体法用”的体用关系。⑮参见廖名春：《荀子法治思想研究》，《孔子研究》2015年第4期，第16页。

荀子重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法施用的对象主要是针对作为统治根基的普通民众，荀子指出：“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⑯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76页。法对百姓生活的影响最为直接，统治者在制定法令制度时必须谨小慎微。荀子说：“上之于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⑰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17页。荀子为面向百姓的各种法令制度订立了非常严苛的标准，哪怕有一丝的不合理之处，也不能加于任何人身上。法一定要体现对百姓的爱护之情，百姓得到爱护，就会拥护统治者制定的法令，如果天下所有人都认同这个标准，就会在内心通过自我反省来谨守职分，天下就会太平，这就是礼法的“枢要”。治法必须以礼义为核心，必须“临事接民而以义”。①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57页。治法与“不理”之法是相对立的，不理即不义。所以，荀子强调君主在制定法令时应：“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长养之，如保赤子。”②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80页。这说明礼义虽然主要针对的是士以上之人，但并非说普通百姓不需要礼义，普通百姓同样需要君主以“明礼义”来引导他们的生活。荀子所期望的王政是天子、诸侯、大夫等率先按照礼义的要求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进而去影响百姓也按照礼义的要求规范自身的言行举止，这样全国上下就会“政令以定，风俗以一”。③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80页。此“俗”即美俗，美俗会为王政的实现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所谓美俗，指良好的风俗。荀子之所以将美俗作为王政的要素之一，与他自身的经历见闻密不可分。荀子游历广泛，生长于赵国，浸润法家之风；居留于齐，三为祭酒，目睹齐国习俗变化；西游入秦，观察秦国风俗民情；兰陵为令，曾兴非相破除迷信之举。④参见牛嗣修：《荀子移风易俗思想研究新论》，《孔子研究》2019年第4期，第32页。因此，荀子首先非常重视环境的作用。在《荀子·劝学》篇中言：“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⑤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页。荀子列举这些自然界中的例子以强调环境的重要性，环境有时甚至会超越事物本身的属性，成为影响结果的决定性因素。环境在社会层面则体现为一个国家的风俗，如果这个国家拥有良好的风俗，必然会塑造出一派政通人和的王政景象。荀子从正反两个方面详细地论证了美俗与恶俗的形成过程，以及这两种风俗是怎样一步步左右了国家命运。从正面而言：“朝廷必将隆礼义而审贵贱，若是，则士大夫莫不敬节死制者矣。……是之谓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则有功。”⑥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25页。从反面而言：“国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夫是之谓危国，是伤国者也。”⑦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23页。荀子对社会风俗与政治治乱关系的分析透彻而深刻。其一，俗的形成过程是自上而下的，是按照君主、士大夫、百官、百吏、百姓这样的链条逐层展开的。所以，俗的源头不在田野之间，而在朝堂之上，更准确地说是在一国之君身上，君主有怎样的追求与喜好，将通过此链条最终传导到社会大众中从而形成全社会的价值偏好；其二，评价俗之美丑的核心标准是礼义，“隆礼义”则为美俗，“不隆礼义”则为恶俗。为了形成美俗，荀子提出教化的主张。所谓教化就是在上者以礼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去影响在下者，使全国上下不同身份的人都能按照礼义的标准去做好分内之事，即“天子诸侯无靡费之用，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罪，其能以称义遍矣。”⑧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34页。“如是，则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止，诚能而后敢受职，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悫。夫是之谓政教之极。”⑨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35页。当义遍行于天下时，美俗即成，王政自然就会得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荀子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因素——贤士。

所谓贤士，即贤德之士。荀子在劝说齐相时说：“然则胡不驱此胜人之势赴胜人之道，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托王焉，与之参国政，正是非？……贤士愿相国之朝，能士愿相国之官，好利之民莫不愿以齐为归，是一天下也。”⑩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89页。荀子认为能够有效引导天下合义的关键是“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这些人就是荀子口中的贤士。

在荀子看来，贤士与君子具有相同的属性，所以在《修身》《非十二子》等篇章中均有“士君子”之说，只是王政中的贤士特指那些具有君子品格辅佐君王的能臣。从君王方面说，在春秋战国复杂的社会形势下，能够让贤能之士来为自己做事，这是维护统治甚至完成大业的最为重要的一步。因此，从平原君的“养士”到战国末年稷下学宫的“不治而议论”的制度，均可视为统治者有意识地招募贤士以为己所用的制度设计。⑪参见干春松：《贤能政治: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个面向——以〈荀子〉的论述为例》，《哲学研究》2013年第5期，第51页。

因此，荀子将辅佐君王的士君子视为王政的重要基础，他论述道：“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当，所使要百事者诚仁人也，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⑫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18页。如果君主在朝廷上制定的最高政治准则（礼义）得当，所任用的百官是真正的仁人（君子），哪怕君主自身安逸，无须过度操劳也会博得美名并成就伟业，这也是荀子无为而治政治思想的体现，即荀子所谓的“至约”①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09页。或“大形”。②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34页。

虽然荀子将愿民、治法、美俗、贤士列为王政的四要素，但它们之间并非完全独立的，而是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荀子言：“故人主欲强固安乐，则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则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俗，则莫若求其人。”③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31页。所以，人民是君主维护统治秩序的根本，为此需要搞好政事来归附臣下统一人民，而想要使政治美好、风俗淳朴，就不如寻求有才能的治国之人。荀子认为，人民和君子相比法制和风俗更为重要，王政实现的根基在人民，而王政实现的过程则依靠君子来推动。但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位以礼义为治国之基的君主，诚如荀子所言：“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诗曰：‘介人维藩，大师为垣。’此之谓也。”④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32页。由此可见，君主才是王政能否实现的决定因素和首要前提条件。美国学者牟复礼认为在荀子的政治主张中，“君主的地位被抬升到时人无法想象的地步。”⑤〔美〕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王重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4页。

四、小结

章太炎在评价荀子政治思想时指出：“若以政治规模立论，荀子较孟子为高。荀子明施政之术，孟子仅言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使民养生送死无憾而已。由孟子此说，乃与龚遂之法相似，为郡太守固有余，治国家则不足。以其不知大体，仅有农家之术尔。”⑥章太炎：《国学概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11页。荀子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为君主构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以礼义为施政原则，以君子为施政关键人物，以愿民、治法、美俗、贤士为施政四要素的“王政”政治蓝图。在这份政治蓝图中，荀子以人性为逻辑出发点，丰富和发展了自孔子以来的儒家“仁政”思想，为君主如何治国安民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行动指南。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荀子的王政思想强调重民爱民，但其王政思想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于维护统治者的政治秩序，其目的在于通过打造一个以礼义为原则的、有着严格等级差别的国家为君主“保万世”，⑦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34页。重民爱民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这种观点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均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