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云霞，李正栓

（1.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上海 200241；2.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24）

仓央嘉措（1683-1706）是中国最受世人欢迎的藏族诗人之一。他出身寒微，自幼被选为转世灵童，在不同寺院接受教育，红教出身却成黄教领袖。他创作的66首诗成为其抒情言志的工具，这些诗到底是情诗还是道歌，还是披着情诗外衣的政治寓言，人们莫衷一是。他采用的是藏族谐体民歌的体式，多为每首4行，偶有6行或8行，每句（行）包含6个音节，3次停顿，即“四句六言三顿”。其诗格律结构严谨，节奏明朗，余味不尽。仓央嘉措诗歌巧妙地运用民歌的语言和表达形式，把藏族民歌推向一个新的艺术高度。他的诗在藏族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在汉语文化圈中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广泛。三百年来，作为家喻户晓的艺术珍品，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多种译本。

一、仓央嘉措诗歌的域内翻译与传播

仓央嘉措诗歌在中国的翻译（包括汉译和英译）与传播被称为域内翻译与传播。1930年于道泉的《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错情歌》（藏、汉、英对照本62节66首）在北平出版，是仓央嘉措诗歌首个汉译本；1932年刘家驹搜集整理的《西藏情歌》收录了仓央嘉措诗歌100首；1939年刘希武的译本为五言古绝60首，发表于《康导月刊》第1卷第6期；1939年曾缄译的七言绝句66首发表于《康导月刊》第1卷第8期；1950年代后期西藏自治区文化局本66首；1980年青海民族出版社本74首；1981年北京民族出版社本124首。”[1]（P19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大刊物如《中国民族》《西藏旅游》《意林》等陆续刊载了仓央嘉措诗歌。[2]（P10）截至2020年，共计有24本仓央嘉措汉译本，其中四部出自藏族译者之手，①精通汉藏两门语言的译者用流畅的译文再现了藏语诗的诗学文本特征，促进了仓央嘉措诗歌在汉地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广泛传播。

除汉译本外，国内出现了三个英语全译本：1930年于道泉译本《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错情歌》，该译本汉藏英三语对照，非常忠实原文，属于学术型翻译，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但读者较少，因为懂汉藏英三语的读者毕竟不多；2011年中国藏学出版社编《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诗三百年》收录斋林·旺多的74首藏英翻译，其藏语母本是1980年青海人民出版社的版本。斋林·旺多认为，于道泉译本（汉语和英语）能做到词义忠实，但诗意文采稍有欠缺。此外，校正了于道泉藏译汉中个别不足之处。斋林·旺多精通藏汉英三种语言，其译本在文体风格上略带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语言特色，诗歌韵律节奏感强，个别词语使用古雅，有省音和缩合现象，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原作的情感色彩，②有助于读者了解仓央嘉措诗歌所处的时代特征。但是，译本毕竟为当代人阅读，而不是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读者服务，故斋林·旺多的翻译观念还是有些落后；201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正栓和王密卿合译的《仓央嘉措诗集》（汉英对照），该译本的汉语来自于道泉1930年的藏汉英三语对照本。李正栓认为，于道泉的汉语忠实藏语，语言朴素，也不乏诗意。在翻译方面，李正栓译本注重诗歌的音韵及风格的把握，达到以诗译诗。此外，还对仓央嘉措诗歌的文化背景做了补充，增加了解读和阐释。李正栓译本是从汉语转译为英语，从这个角度看，该译本延续了于道泉译本的生命。王宏印教授和荣立宇博士认为，李正栓英译本兼具比较文学要素，是一种翻译实践和研究的创新，极具艺术价值。需要提及的是，李正栓不懂藏语，但非常喜欢藏族诗歌，致力于将藏族优秀文学作品传播到英语世界。

随着仓央嘉措诗歌汉英译本的不断出现，翻译研究也随之开始。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发表的论文逐年递增，由1981年的3篇跃至2020年的12篇，总数量约422篇。在这些论文中，有两篇博士论文非常出色：一是2013年南开大学荣立宇的《仓央嘉措诗歌翻译与传播研究》，分析了仓央嘉措诗歌汉、英译介的统计学特征；二是2016年陕西师范大学巴微的《生成·译介·阐释——跨文化视域中的仓央嘉措诗歌研究》，从跨文化视域角度对仓央嘉措诗歌的意象和主题进行分类和阐释，通过运用统计列表等实证方法进行考察。[3](P1)[4](P1)除学位论文外，学术论文也不少，典型的有：王密卿与闫曼茹的《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的〈汉英对照仓央嘉措诗集〉探析》、陈一兰的《仓央嘉措与李煜诗歌抒情风格比较研究》等。这些论文或借用外国理论，或采用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丰富了研究视角，有一定的创新。李正栓与于阳的《仓央嘉措诗歌英译原则探析》从保真、求善、存美的英译三原则来具体呈现诗人丰富的情感[5](P1)，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缺憾。这些研究结合计算机统计技术对诗歌进行本体研究和量化统计，革新了传统文本分析研究的片面性和主观性，使研究视角更新颖，也更客观，对发展壮大民族典籍翻译事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除翻译之外，仓央嘉措诗歌还以各种形式在国内传播。20世纪90年代末期，还只停留在藏学研究或与藏地关联密切的文人学者中。[2](P10)随着大众媒体的飞速发展，仓央嘉措其人其诗以各种形式响彻全国，或深或浅地影响着读者的文化消费。荣立宇（2016）认为，以仓央嘉措及其诗歌为主题而进行的文艺创作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相比趋向多样化，有专职作家、文学爱好者、学者以及网络写手等。文体涉及小说、散文、随笔等，[2](P13)大众文化特征明显。另外，随着电影《非诚勿扰2》的热播，《见与不见》的迅速走红，《武林外传》中《那一世》的吟诵③及电视剧《不负如来不负卿》等被搬上荧屏，仓央嘉措及其诗歌传播呈现出多种样态，产生了较大影响。

与仓央嘉措相关的创作、评论、散文或解读，燃起了人们直接了解仓央嘉措诗歌的热情。2003年至今，国内有关仓央嘉措诗歌著作出版的数量逐年递增，解说性的作品如随缘散人的《当仓央嘉措遇见纳兰容若》；文学赏析性的作品如霍洪声的《只为途中与你相见：仓央嘉措情诗赏析》；中外名家经典诗歌之仓央嘉措卷《信仰》等；传记文学如马宁川的《仓央嘉措诗传：我就在这里》、夏风颜的《仓央嘉措：我是凡尘最美的莲花》等；仓央嘉措诗歌（新译或重译再版）精编集的陆续问世，如廖伟棠的《寻找仓央嘉措》、龙冬的译著《仓央嘉措圣歌集》等；唐鸿棣的长篇小说《仓央嘉措的天路》等主要针对仓央嘉措本人所进行的创作；高平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傅林的《最好不相见》等以及一些游记性文字著作；还有马辉、苗欣宇的诗歌研究专著《仓央嘉措诗传》等。这些作品使我们对仓央嘉措其人、其事、其诗有了更深的了解。

如今，仓央嘉措已被视为一种文化符号并通过各种方式来呈现这种优秀的民族文化。2011年7月3日和2012年6月30日在青海省刚察县举办的仓央嘉措音乐会将仓央嘉措诗歌演绎的精彩绝伦，至2017年7月5日，在青海省已成功举办了十届仓央嘉措诗歌音乐会。2017年9月13日首届仓央嘉措诗歌节在四川理塘隆重开幕，节目以《工布少年》诗朗诵配以舞蹈的形式拉开序幕，以“遇见仓央嘉措”为整台节目的主题，让观众重温仓央嘉措其人其诗。2017年4月29日以及2018年4月16日在拉萨连续举办的两届仓央嘉措文化节让更多的文人学者以藏汉文书法大赛、诗歌创作大赛、学术讲座等形式参与其中，感悟仓央嘉措诗歌的魅力与艺术价值，使更多的人对仓央嘉措文化有了深入了解与体验。为了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仓央嘉措诗歌文化，从2012年开始至今，共举办了七届仓央嘉措诗歌文化旅游节。总之，仓央嘉措诗歌的多元发展日益增多客观上反映了汉、藏文化日益密切的文化融合和交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仓央嘉措诗歌的海外英译与传播

一百多年来，仓央嘉措诗歌海外英译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至30年代为滥觞阶段，译者身份多是海外藏学家；20世纪60年代为初步发展阶段，全译本开始出现；20世纪80年代至今为多元发展阶段，译者身份多是诗人兼翻译家，创作与翻译联系密切。[6](P110)

20世纪30年代前，仓央嘉措诗歌已经零散地在一些藏学家的著作中出现，奥康纳(William Frederick O’Connor)于1906年在伦敦赫斯特&布莱克特（Hurst and Blackett）有限公司出版了《西藏民间故事》（Folk Talesfrom Tibet），他翻译了4首仓央嘉措诗歌，展示了原诗短小精炼的特征。贝尔(Sir Charles Alfred Bell)是西方公认的“东方通”，是“西藏最有影响力的英国官员”[6](P111)，他于1927年在《西藏的过去与现在》(Tibet:Past&Present)中翻译了7首仓央嘉措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诗歌总体的意境。这一阶段的英译引起了人们对仓央嘉措其诗与其人的注意，起到了很好的导引作用，数量不多，但非常关键。

第二阶段出现了两个英译本。1961年邓肯（Marion Herbert Duncan）英译了66首。邓肯是藏学家、诗人和翻译家。他出版的译著名为《西藏的情歌及谚语》（Love Songsand Proverbsof Tibet）。该译著独辟蹊径，尝试用11个英语音节数对译原诗中6个藏语音节数（In eleven English syllables from six Tibetan syllables）[7](P119)的实践是译诗的一大特色。1969年惠格姆出版了译著《蓝色翅膀的蜜蜂：六 世 达 赖 喇 嘛 情 歌》（The Blue Winged Bee:Love Poems of the VIth Dalai Lama），只译了32首，其翻译过程是，藏族友人先译成英语，之后他对英文进行润色。他没有遵循或模仿藏族诗歌的规律与特征，而是进行创造性改写。无论他的“译”诗有多美，也不过是利用仓央嘉措诗的骨架在重新构建符合美国阅读品味的“新”诗。这一阶段译者不多，出现了翻译加改写的倾向。为什么自1927年至1961年30多年间未出现英译本？其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

第三阶段，有关仓央嘉措诗歌的英译本陆续问世，译者身份也渐趋多样化。自1980年至2018年，出现了11个译本。这些译本在英国、美国、印度和尼泊尔出版，多为单行本，偶有在期刊上发表，多数译本为66首，或许受到于道泉66首英译本的影响。译者身份有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和中国人。

塔兹（Mark Tatz）是佛学家和翻译家，他英译的66首出现在《西藏期刊》（The Tibetan JournalVol.4）1981年第4期上，名为《第六世达赖喇嘛的歌》（Songsof the Sixth Dalai Lama），从佛学角度诠释了仓央嘉措诗歌，有明显的宗教倾向。

格桑顿珠（K.Dhondup）是藏族学者兼翻译家，他的译著也命名为《第六世达赖喇嘛的歌》（Songs of the Sixth Dalai Lama），在印度的达兰萨拉（1981）和新德里（1996和2003）出版。他打破了藏族谐体民歌的体式，随性自然，自由灵活，某种程度上迎合了读者的阅读口味。此外，他的藏族身份也赢得读者的信任。

索伦森（Per K Sorensen）是德国藏学家，其译作《神性的世俗化：仓央嘉措诗歌特质及形式研究》（Divinity Secularized: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Form of the Songs Ascribed to the Sixth Dalai Lama）于1990年问世，包括66首仓央嘉措诗歌，发表在维也纳大学《西藏与佛教研究》（(Arbeitskreis Fu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Universitat Wien）上。索伦森对每一首诗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阐释与解读，并附上459首诗歌手稿的拉丁字母转写，研究价值较大。

巴克斯（Coleman Barks）是美国翻译家、诗人。他翻译了62首仓央嘉措诗歌，书名为《冻湖上的公马——六世达赖喇嘛情歌》（Stallion on a Frozen Lake—Love Songsof the Sixth Dalai Lama）。1993年由美国的Maypo Books出版，2004年由Pilgrims Publishing再版。巴克斯特别关注诗歌的形式和音响效果，保证了诗歌的韵律性。

菲尔兹（Rick Fields）是美国心理学家、人类学家、诗人和记者。他和布莱恩·卡迪罗（Brian Cultillo)于1994年全译了67首仓央嘉措诗歌，译名是《绿松石蜜蜂：六世达赖喇嘛情歌》（The Turquoise Bee—the Love Songs of the Sixth Dalai Lama）。其翻译风格与仓央嘉措诗歌的风格比较贴近，其中还用了一些英语的古老词汇，以期更好地贴合藏族诗歌古老语言的特点。此外，菲尔兹对藏传佛教有着深入研究，但译诗未体现宗教倾向。

维克汉姆-史密斯（Simon Wickham-Smith）是英国音乐制作人、翻译家，他于21世纪初两度对仓央嘉措诗歌进行翻译，一个是《仓央嘉措诗歌》（Tshangs dbyangs rGya mtsho’i mgu glu），收录了66首诗；一个是《瑞钦仓央嘉措诗歌》（Rig’dzin Tshangs dbyangs rGya mtsho’s gsung mgur），收录了460首。这个数量上的突破不可轻信，不知他从哪里搜来并相信是仓央嘉措的情诗。译者从形式到词语的表达上，都努力体现原诗的风貌、情调以及汉藏民族的民族特点。遗憾的是，这两个译本未出版。

威廉姆斯（Paul Williams）是布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的文学教授，2004年译出66首仓央嘉措诗歌，书名是《情爱的歌，悲伤的诗：六世达赖喇嘛的艳情诗》（Songsof Love，Poemsof Sadness:The Erotic Versesof the Sixth Dalai Lama），由伦敦的I.B.Tauris出版社出版。书名中的Erotic在西方读者眼里更有“色情的”“性爱的”和“性欲的”的意思。这样的译名有哗众取宠、博读者眼球之嫌。

沃特斯（Geoffrey R.Waters)是美国诗人。他于2007年译出120首仓央嘉措诗歌，收录在白松出版社（White Pine Press）出版的《白鹤：六世达赖喇嘛情歌》（White Crane:Love Songsof the Sixth Dalai Lama）中。其译文保持了四行诗体式，有零散的韵脚，自然随意。他的译本是收入仓央嘉措诗歌数量最多的英译本，远超其他译者的数量。

加里·休斯顿（Gary W.Houston）出生于美国，获藏语、蒙语博士学位和神学硕士学位。他英译了53首仓央嘉措诗歌，书名为《白鹤的翅膀：仓央嘉措诗歌》（Wings of the White Crane，Poems of the Tshangs dbyangs rgya mtsho），1983和2008年在印度两次出版。该译本由三部分组成：藏语手稿、拉丁字母转写及英语译文。该译本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诗歌的原意。

希尔（Nathan Hill）＆托比·费（Toby Fee）毕业于哈佛大学。2008年两人合译的12首仓央嘉措诗歌刊登在文学杂志《哈佛倡导者翻译专刊》（The Harvard Advocate Translation Issue Winter）2008年冬季号上。

李正栓与王密卿（Li Zhengshuan&Wang Miqing）《仓央嘉措抒情诗》（汉英藏）三语本2018年由尼泊尔天利出版文化有限公司（Nepal Tianli Publication and Culture Company Pvt.Ltd）出版。尼泊尔是佛教诞生地，与我国是友好邻邦，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该书以三语形式出版，极大地扩大了读者面。

国外出版的英译本多于国内，也更加丰富，呈现三个特点：1、翻译角度更多，如佛教倾向、改写倾向、艳情解读等；2、传播渠道更加多样，包括出版社、期刊、甚至是手稿本；3、体现学术研究倾向，包括藏语原文、拉丁转写和译文，不仅最大程度上忠实了原文，也为学者的研究带来便利。总之，仓央嘉措诗歌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推动了国际上对藏族文化了解与研究的进程，提升了仓央嘉措诗歌的世界影响力，使仓央嘉措文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三、仓央嘉措诗歌翻译与传播对策建议

仓央嘉措诗歌翻译有四个系统：藏译汉，藏译汉译外，藏译外，民族语言翻译。本文关注藏译汉和藏译外中的藏英翻译及藏汉英翻译。

虽然藏汉翻译出现了不少译本和仿作，看起来很繁荣，但还有进一步翻译的空间：1、应该加大学术翻译的力度，即，译者要隐身，追求仓央嘉措诗歌的原汁原味，从思想、内容、形式等方面再现仓央嘉措诗歌的本真面貌。译本的面貌应该是：正文前要有长篇研究，体量要远远大于正文。正文是藏汉对照，辅以解释说明。最后是附录、注释、说明等，以便让更多的读者理解。这样的译文能够深入挖掘仓央嘉措诗歌的思想性和艺术内涵，提高读者的阅读欣赏水平；2、在翻译文体上要有创新，可采用顺口溜式的民歌体及喜闻乐见的形式，如图画、音像等，以增加可读性和可视性，争取更多的读者；3、加大培养藏族译者的力度。由于文化、历史、地理、语言等方面的共同性，藏族译者与仓央嘉措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能更好地体验仓央嘉措的心理，并将其融入译文中。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在新时代译出不同风格、不同文体、适合不同读者的译本，为藏族文化传播和民族团结服务。

在藏英翻译方面，国外仓央嘉措诗歌译本明显多于国内，英译角度也更加多样化，但存在的问题也比较多，如色情倾向、随意解释、真伪不分等。因此，目前还不能将仓央嘉措诗歌的英译完全交给外国人，以免伤害仓央嘉措诗歌和藏族文化。为此，国内译者要把握仓央嘉措诗歌英译的话语权，多出英译本，输出真正的藏族文学和文化。可喜的是，目前包括西藏民族大学在内的部分高校正在培养藏族翻译人才，不远的将来，仓央嘉措诗歌的英译会更上一层楼，也能得到更多读者的认可。

仓央嘉措诗歌英译的另一条路径是通过汉语转译，也就是李正栓和王密卿译本的翻译模式。藏汉之间的翻译有很长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译本质量非常高，经过汉语转译到英语是一种可行的翻译模式。有益之处是：1、汉语译本经过了出版社的把关，在政治思想内容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作为转译的母本是合格的；2、汉英双语较好的译者非常多，很容易选到合格的转译者，且能保证翻译质量；3、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英语一直非常重视，汉英双语读者较多，既能传播藏族文化，也能通过翻译学习英语，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当然，每次翻译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偏离，经汉语转译是再次偏离。为了严把质量关，最好请藏汉英三语非常好的专家学者审读，把偏离降到最低点，尽可能呈现原汁原味的藏族文化。

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在传播学中有五个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即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提出的5W模式[8](P117)。在这5个要素中，最重要的是传播效果。从这方面看，翻译是一个过程，受制于传播效果，并为传播效果服务。为了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可做好三方面工作：加强各语种译者之间的交流频次；扩大传播渠道；加大传播效果研究的力度。

仓央嘉措诗歌译者的交流包括国内译者交流与中外译者交流两部分。国内译者主要是藏译汉，其次是从汉语转译为英语。交流方式主要通过翻译类期刊（《民族翻译》《中国翻译》等）进行交流，面对面研讨的机会非常少，最好能成立“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会”，定期召开会议，讨论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翻译问题，确保翻译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此外，还可邀请国外的译者来中国参会，或走出去，与国外译者进行交流，开阔视野，取长补短，共同做好仓央嘉措诗歌、藏族作品及中国民族典籍的翻译与研究。

国内译者的译本多在国内出版，国外译者的译本多在国外出版，由于国内外出版方面存在的障碍，国内译本很难传到国外。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可采取：1、与国外出版社联系，争取国内译者的译本在国外出版，如李正栓和王密卿译本在尼泊尔出版，发出中国译者的声音；2、请国外藏学家或华人华侨写文章，对译本进行介绍与评论，发表在藏学期刊，或有影响力的报纸上，争取更多的读者；3、利用网络技术和新媒体，把译本电子版发布在网上，可通过邮件发给国外的藏学机构、藏学家或译者。此外，还可通过抖音、快手等新媒体进行传播。总之，要把传统传播渠道与新技术结合起来，使传播渠道更加通畅。

译本传出去不是结束，更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翻译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要了解传播效果，以改进自己的译本。为了取得良好效果，需要跟踪调查：可通过图书馆的借阅量获知借阅人数，可通过媒体上的书评获知评论家的观点和看法，可通过网上书店读者的留言获知读者的感受，可做问卷调查，可采访相关藏学家或国外译者，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说到底，就是通过尽可能多的渠道收集反馈信息，摸清读者的感受，为此后的仓央嘉措诗歌翻译提供可靠的依据。

结语

新时代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因此仓央嘉措诗歌及藏族典籍的翻译与传播要与国家和西藏的需求结合起来。特别是国内译者，不能仅仅考虑翻译与传播问题，还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边疆安全与稳定等纳入到翻译与传播中，要在译本中体现国家的需求，要有为国家服务的意识。有这样的思想作为指导，翻译与传播才不会迷失方向，更不会走入歧途。同时，对国外译本中破坏中华民族团结和分裂西藏的言论和倾向进行反驳与批判，禁止谣言的传播。总之，新时代要有新时代的译本，要为新时代服务，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复兴做出贡献。

[注 释]

①出自藏族译者之手的四部汉译本分别是：1932年刘家驹(格桑群觉)的《西藏情歌》，1939年刘希武的《仓央嘉措诗歌》，1956年苏朗甲措的《仓央嘉措诗歌》，2013年羊本加的《心儿随之而去：仓央嘉措诗歌新译》。

②西藏大学旅游与外语学院副教授索朗旺姆在“译者与译文:斋林·旺多、于道泉、G.W.Houston与《仓央嘉措诗歌》”中对斋林·旺多的译作风格、翻译策略、韵律节奏等方面进行了详尽地阐释，详见索朗旺姆，译者与译文:斋林·旺多、于道泉、G.W.Houston与《仓央嘉措诗歌》，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118-122.

③有资料称，《那一世》为1997年朱哲琴演唱的歌曲《信徒》的歌词，而非仓央嘉措所作；《见或不见》为扎西拉姆·多多所作，也非仓央嘉措；而《十诫诗》前四句“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第二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于道泉版本）为仓央嘉措所创作，后面的诗句为后人在仓诗的基础上添加。无论是否仓央嘉措之作，它们均有仓央嘉措的影子和诗风，其中至死不渝的爱情观，引起了读者的情感共鸣，爱而无果的嗟叹令人动容，激发了民众相同的情感涟漪，客观上促进了仓央嘉措在汉地的广泛传播，扩大了诗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