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东

（西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藏拉萨 850000）

作为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在引领前进方向、教育引导人民、凝聚奋斗力量、服务社会大局、推动全面发展等方面均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担当，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全面加强文化建设，从理论和实践维度形成了关于文化建设系统性、科学性的规律认识。在遵循文化建设普遍性规律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国家政治需要和少数民族地区历史、社会背景、文化传统等特殊实际，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建设道路。西藏作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文化建设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一样，遵循党在不同时期关于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等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然而，在相对特殊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影响下，和平解放时期党在西藏的文化建设也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进程轨迹和特点。

一、和平解放时期党在西藏文化建设面临的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科学研判国内外严峻形势，于1949年12月作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决策。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旧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签订《十七条协议》，标志着西藏和平解放。1951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从西康、云南、新疆、青海四路进军西藏。从进军西藏至西藏民主改革以前，中国共产党为加强西藏文化建设做了一系列打基础、谋长远的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使西藏文化资源由极少数僧侣贵族垄断的局面开始逐渐走向消解，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文化艺术等领域迎来“春天的气息”，奠定了当代西藏文化发展的基础。然而这一时期，党在西藏的文化建设并非一帆风顺，复杂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对其提出了严峻挑战。

（一）旧西藏文化长期处于封闭萎缩状态

旧西藏的文化传统、状态和水平，是和平解放时期党在西藏进行文化建设的实践起点。世界传媒大王默多克曾表示：旧西藏无文化可言，当时那里是一个恐怖的、专制的中世纪社会，没有最基本的服务设施。[1]这真实再现了旧西藏长期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统治笼罩下封闭萎缩、毫无生机活力的文化状态。

从文化主体上来看，旧西藏极少数官家、贵族、寺院上层僧侣垄断文化资源，以文化娱乐消遣“添彩”奢靡生活。普通群众从未享有任何文化资源，针对普通群众的文化活动场所和文化活动均属空白，广大农奴和奴隶连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都难以实现，更别说满足精神文化需求了。教育是文化传承、传播与发展的重要渠道，然而，“西藏过去只有两所正规学校。一所是为僧人办的（成为最高学府），另一所是为俗人办的。它的唯一目的是培养学生到政府里当官。”[2]（P14）从文化内涵上来看，伴随着封建农奴制的旧西藏宗教文化占主体地位，佛教价值观支配控制着西藏人民的世界观，使他们全身心投入转世来生而无心思去对抗改造旧社会。同时，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基本空白，优秀传统文化也不能得到有效传承发展，还充斥着腐朽落后愚昧的文化元素。正如一些西方人看到的：“西藏的医术是个大杂烩，包括放血、驱魔、诊脉、利用草药和‘圣洁’的唾液。他们还认为与圣人接触过的任何东西都有神奇的力量。”从文化发展态势上来看，三大领主仅把文化作为娱乐消遣的工具，使其完全脱离实际生活的土壤和广大人民，呈现出封闭萎缩的发展状态，严重窒息了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二）旧西藏亲帝势力与帝国主义勾结加深民族隔阂

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环伺我国领土西藏。英国殖民者两次发动侵略西藏战争，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一样沦为半殖民地。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美印两国将西藏作为“防共屏障”，无视中国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主权，培植西藏地方分裂势力对抗解放军，粗暴插手干涉西藏事务，企图制造“西藏独立”。在外敌入侵、渗透背景下，从晚清到民国，中央政府均未有效实行对西藏的管辖，加之中央政府长期实行民族压迫政策，致使同属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西藏各族人民与祖国内地兄弟民族生出隔阂。

西藏部分上层分裂分子背历史潮流而行，勾结英美印等帝国主义势力，建立电台，散布解放军会敲诈勒索、强奸妇女和大肆屠杀等谣言，人为制造民族隔阂。梅·戈尔斯坦说：“在西藏统治集团中产生了严重的悲观情绪和忧虑。他们认为，共产党是无神论者，对西藏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产生的威胁远大于国民党。”[3]（P521）针对当时民族隔阂加深的情形，西藏和平解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文化建设就不得不增加消除民族隔阂方面的考量。

（三）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党的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和工作方针

探究和平解放时期党在西藏的文化建设，离不开对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全面廓清，也离不开对这一时期党在西藏全方位方针政策的深刻解读，将其放在党的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大局和西藏工作全局中来理解。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其中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基础比汉族地区更显薄弱。为改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滞后的局面，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在《共同纲领》中提出“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4]（P12）在此方针指导下，反对大汉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全方位帮扶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具体政策方案和规定被制定施行。总之，这一阶段党的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相关政策，是在统筹平衡巩固新生政权、维护地区稳定与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等因素的基础上制定的，体现着实事求是、慎重稳进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基调。

和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工作总基调相对一致，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最主要的也莫过于“慎重稳进”四字，以上层统战为主，不直接发动群众。在毛泽东主席看来，当时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顺乎历史潮流、满足西藏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十七条协议》明确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不变，尊重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在此基础上规定：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民族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仅通过做有利于群众的事间接影响群众。例如，由于统战工作需要，连《白毛女》一类的影片当时都没有公开放映。可以说，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在封建农奴制和西藏地方政府原封未动的特殊情况下，包括文化建设在内的中国共产党打基础、谋长远的各项工作举步维艰、进展缓慢，但日积月累、点滴渗透，对西藏社会变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和平解放时期党在西藏的文化建设实践

西藏和平解放时期，面对封闭萎缩的旧西藏文化发展状态和逐渐加深的民族隔阂，在慎重稳进方针指引下，按照党和国家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政策和总体部署，西藏工委领导各方力量稳步推进文化建设，包括壮大文化艺术工作者队伍、兴办教育、发展现代媒介、尊重风俗习惯、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等。

（一）壮大文化艺术工作者队伍，经常组织文化交流与文艺会演

文化艺术工作者队伍是文化建设的生力军。西藏和平解放时，祖国内地一批文艺人才随解放军进藏，途中吸收了一些民间艺人和热爱艺术的僧俗官员、藏族青少年等，抵达拉萨和西藏其他各地后，相继成立西藏军区文工团、各地文工队和西藏豫剧团、西藏秦剧团等文化艺术团体。1953年1月，拉萨和各地爱国青年成立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组织青年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并组成本土业余演出队，形成了自觉接受并传播先进文化的青年力量。

为加强文化教育管理，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文教处成立，为西藏文化建设提供了组织保证，此后逐步加大力度培养各类文化艺术人才，分批选送前往祖国内地艺术院校学习，并加强各市地文艺宣传队建设。当时古城拉萨群众业余文艺宣传队也如雨后春笋，城关区所辖的南城区、北城区、西城区、东城区的业余文艺宣传队相继成立。[5]（P152）1958年8月，在西藏工委文工团基础上组成的西藏歌舞团成立。这一时期，在西藏工委领导下纷纷组建起各类文化艺术团体，组织专业培训提升业务素质，为西藏文化建设注入了源源不断的专业力量，并创作出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诗歌、小说、舞蹈、音乐等作品。

此外，这一时期文化交流和文艺汇演相对较多，例如1956年4月，全区文工团（队）、藏戏队相聚拉萨，为群众表演精彩节目；1956年10月，自治区筹委会在拉萨举办首届专业文艺会演；1958年1月，西藏秦剧团赴西藏各地和祖国内地巡回演出197场，等等。在当时，观看文艺演出已不再是极少数僧侣贵族的特权，开始进入普通人民视野，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文艺演出不断扩大了党在西藏基层社会的政治影响。

（二）兴办教育，提高人民文化水平

文化教育是传播现代知识、提升人民整体文化水平的重要渠道。西藏现代教育是从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开始起步的。1951年3月，西藏第一所新型学校——昌都小学创办。次年初，西藏工委成立了教育委员会，主要任务是筹建学校。1952年8月，在新式学校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拉萨小学创办，随后各地市掀起小学创办的热潮。截至1957年7月，西藏已建成小学78所，6000多名在读学生。1957年底，西藏工委要求全区小学“调整巩固、提高质量”，经过收缩调整，县以下小学大部分停办，全区公办小学调整为13所。[6]（P9）在中学教育方面，1956年9月创办了西藏历史上第一所现代正规初级中学——拉萨中学。此时的中小学以教授科学知识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主，全部用藏语文进行教学。

要推进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7](P138)1952-1956年，西藏工委在拉萨开办藏文干部训练班、西藏军区干部学校、青年训练班、社会教育班、电影技术训练班等，学习文化、政治、军事、专业知识和技术。1956年10月，自治区筹委会要求各基层办事处要因地因人制宜开办各种干部训练班。1958年9月，西藏公学在陕西咸阳正式开学，当年共招收学生3460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农奴子女，为此后西藏改革建设事业提供了一大批高素质干部人才。

这一时期现代教育的发展，有利于西藏人民思想的启发和心智的提高，标志着现代科学理念对长期形成的因果轮回宗教观念的冲击，意味着对旧西藏政教合一体制、农奴制群众基础的削弱，为西藏将来更广泛深层的变革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三）打造各类媒介，传播先进文化

广播、报纸、电影等媒介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出现的各类传播媒介开辟了西藏文化建设的新领域，开拓了西藏人民的视野。

1953年10月1日，拉萨有线广播站正式播音运行，在拉萨八廓街设置了6个高音喇叭，开头播放《歌唱祖国》，中间用藏语播放国内国际新闻，以《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结束曲。扎西次仁在《西藏是我家》一书中写道：“因为八廓街是市场中心区，所以我们每天都可以听到广播。他们以一种低姿态，很温和的方式做宣传工作，那些汉人不想用很快的速度把他们的理念强迫我们立刻接受。尽管如此，新的观念俯拾即是，令人无法忽视。”[8]（P32）可见当时广播虽然覆盖面有限，但却影响着居住在拉萨的中心人群，对他们思想观念产生着影响。

在解放军进军途中，油印小报《草原新闻》《新闻简讯》出现，积累了报道经验。1952年11月，藏文报纸《新闻简讯》在拉萨创办，同年10月，《新闻简讯》汉文版创刊。1956年4月22日，《西藏日报》正式创刊，注重报道人民群众的生活和诉求，各种各样的知识和信息进入人们的视野，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凝聚了人心。

解放军进藏，同时也把电影这一传播媒介带进西藏，组建电影放映队，为广大人民送去文化盛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藏全区已有121支电影放映队，看电影成了人们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革命题材的红色电影不仅让他们得到了从未接受过的视听体验，也让他们对中国共产党、解放军有了更清晰直观的认知。

（四）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来并在人们的思想意识深处根深蒂固的。中国共产党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遵循民族宗教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在《十七条协议》中明确“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9]（P64）为维护执行好《十七条协议》该项决定，西藏工委和解放军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例如，1954年，西藏工委发出《关于执行宗教政策的指示》，明确指出“任何对宗教感情有直接刺激性的语言、文辞都需绝对避免”，“不得干涉和取笑任何宗教活动”，“对经幡、经文、转经筒、嘛尼堆等宗教设施，无论在城市、乡村或山野，均不得损毁涂污”等，充分赢得了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的拥戴信赖，在群众间树立了良好形象。

（五）注重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西藏文化，丰饶灿烂，独具特色，包括藏族建筑艺术和雕塑、音乐、舞蹈、民族文学、天文历算、藏医药等。与旧西藏统治阶级轻视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截然相反，西藏和平解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保护和传承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及时组织进藏文艺工作者和西藏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基层，在调查收集一批舞蹈、民谣、民间故事、谚语等宝贵文化遗产的基础上，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文化书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以藏戏为例，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工委领导主动看望觉木隆藏戏艺人，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并安排其在重要场合演出。1957年，觉木隆藏戏艺人首次应邀进京演出藏戏，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后来，以觉木隆艺人为主要力量成立了西藏藏戏团，藏戏这一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得到有效传承。

三、和平解放时期党在西藏文化建设的作用和影响

文化是政治变革的前提。和平解放时期，在中共中央、西藏工委领导下，党在西藏的文化建设取得了不菲成就，对于改变旧西藏封闭萎缩的文化状态、西藏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消解民族隔阂，增进西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政治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为西藏民主革命胜利提供了有利条件，为今后西藏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和平解放时期党在西藏的文化建设，促使西藏社会文化状态发生新变化。具有相对隐蔽性的文化建设，以谨慎尊重的态度方式、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相对高效的现代传播媒介向西藏社会悄然注入党的政策和现代性元素，在潜移默化中推进西藏社会文化出现新气象。1952年2月26日，为庆祝藏历新年，藏族青年们身着节日盛装组成了许多歌舞队在拉萨街头演出，成群的妇女在大街上唱着她们喜爱的《东方红》等新学会的歌曲，人民解放军在驻地演出戏剧、放映电影，和藏胞联欢，成群的藏族群众在看拉萨各机关贴在街头的用藏、汉文字写出的墙报……当时西藏社会上出现的歌舞队、电影、墙报、红色歌曲等文化元素，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进行文化建设所取得丰硕成果的一个缩影，同时也反映出旧西藏封闭萎缩的文化状态开始融解，人民群众有了文化生活且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凸显。正如孟加拉国外交官萨马尔·辛哈对1952年的西藏描述的那样：“新中国的文化渗入西藏社会，无论是在思想意识、音乐、服装还是语言方面，确实显而易见，从前僵化的东西现在突然都变得生动和有活力了。”[10](P106)

在推动西藏社会文化状态发生新变化的同时，和平解放时期党在西藏的文化建设，也潜移默化地推动着西藏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悄然发生变化。长期以来，西藏人民形成了逆来顺受的社会人格，对于乌拉差役和人身依附制度基本上都选择接受，对自己受到的残酷压迫和打击也很少进行积极抗争。而在和平解放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各类文化教育活动影响下，西藏人民见识了很多“新奇”的事，了解到除了受压迫之外还有其他的生活状态，逐渐意识到旧制度的不合理，一直逆来顺受的农奴们初步觉醒，开始了反抗和抵制。例如，1954年，解放军和藏族民工一起在拉萨河上架起了一座桥，藏胞们从此结束了过河要向夏苏家交税的历史。他们喜不自胜，自发编诗歌讽刺夏苏家：“西藏和平得解放，大桥修在拉萨河上。夏苏那个胖大娘啊，牛嘴笼套在了她的嘴上。”同时，西藏人民开始改变长期固有的生活方式，例如很多人剪去长发改为中式发型，戴汉人和蒙古人的那种无沿软帽，供毛主席画像，“以后有病再不找喇嘛”等等。总之，和平解放时期党在西藏的文化建设，使西藏广大人民群众思想观念开始逐渐脱离封建农奴制社会传统思想文化观念的束缚禁锢，有了朦胧的阶级意识，从而引发着这一时期西藏发展的“量变”，为西藏民主改革的“质变”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和平解放时期党在西藏的文化建设还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谣言，改善了军民关系。在当时情况下，西藏人民知识相对匮乏，容易受到欺骗，不少人怀疑解放军政策的真实性，认为解放军住不久，轻信对共产党的许多谣言。由于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艺术性、参与性于一体的文化建设活动，天然易于拉近组织者和参与者的距离，使得和平解放时期党在西藏的文化建设为破除谣言、消除军民隔阂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据十八军文工团成员徐永亮回忆，进藏途中到了一个村庄，家家户户都大门紧闭，文工团就在村里表演节目。一会儿便有老人从自家门缝露出头，还有妇女捂着脸在偷偷观看，又有许多小孩子跑出来，人越来越多，当每个节目演完时，他们都会露出笑容，还不时地说着悄悄话，许多人还竖起大拇指发出赞叹声。窥一斑可见全貌，该场景集中反映了在文化建设活动影响下西藏人民对于解放军从怀疑到认可再到真心拥护的过程。经过文化教育的感化，西藏人民后来普遍唱起了《东方红》《解放区的天》等红色歌曲，一些儿童学会了扭秧歌打腰鼓，这些文化现象有力确证了这一时期在包括文化建设在内的党的统战工作影响下，西藏人民不断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解放军和新中国的认同。

此外，和平解放时期党在西藏的文化建设还发展培育了一大批文化艺术人才，创作了众多反映时代特点的文化艺术作品，有力地保护传承了西藏优秀传统文化，为当代西藏文化事业发展播下了种子、打下了基础。

四、和平解放时期党在西藏的文化建设经验

和平解放时期，党在西藏的文化建设伴随着新的生活习惯、新的思想观念、新的军民关系的产生发展，虽然只是一点一滴地向西藏社会渗透，但却蕴含着无限生机和巨大力量。回顾此段文化建设历程，总结出若干经验，以期为新时代西藏文化建设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一）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绝对领导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便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组织领导，成立领导思想文化建设的工作机构。为加强对和平解放时期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西藏工委于1951年12月及时成立西藏工委宣传部，1956年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后又及时下设成立文教处，这两个机构是当时全面领导、统筹管理西藏文化建设的主要领导机关。保持文化建设正确方向，组建文化艺术团体、组织文艺汇演、培养文化艺术工作者队伍、兴办教育、创办新闻媒体、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等，均离不开西藏工委宣传部、自治区筹委会文教处的领导和组织协调。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不仅是西藏和平解放顺利实现的根本保证，还是和平解放时期西藏文化克服各类束缚逐渐迸发活力的根本保证。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把西藏各族人民的利益摆在最高位置，满足西藏各族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和平解放时期党在西藏进行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彰显了党执政为民的价值导向。没有一所现代意义学校的旧西藏文盲率高达95%，故和平解放时期西藏工委加快建设各级各类学校，配备师资，让贫穷人民的孩子也能接受教育，提高文化素质；旧西藏广大农奴毫无文化生活，思想、精神被愚弄、禁锢，故和平解放时期西藏工委通过文艺巡演、放映电影、播放广播等方式，为他们送去以前认为“遥不可及”的文化盛宴。

（三）坚持回应时代之需的重要使命

由于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缺乏变革的物质、群众和上层基础，《十七条协议》决定西藏社会制度和其他各项变革不能急于实施，需要西藏人民与西藏地方政府领导协商着推进。故1952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提出：“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而作为这些“好事”之一，文化建设不仅有助于提高西藏人民的文化水平、不断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通过在文化建设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能进一步强化西藏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拥护，进而助力夯实党在西藏的群众基础。

（四）坚持汇聚文化建设的各方力量

文化建设不能靠单打独斗，汇聚各方面力量、激发各方面的参与热情才能使文化建设实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实效。和平解放时期，党在西藏的文化建设充分发挥西藏广大人民群众和进藏文化艺术工作者的聪明才智，不断调动他们参与文化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西藏工委文工团、西藏军区文工团和各地文工队，由河南流落到四川成都的灾童豫剧学校演职人员组成的十八军政治部文工团棒子队，中共西北西藏工委文工队秦腔分队，西藏歌舞团、青联会、山南乃东蓝面具戏班和扎西雪巴白面具戏班、觉木隆藏戏班，以及民间艺人、酷爱艺术的僧俗官员、在校学生、各族青年等，成为这一时期西藏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均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五）坚持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

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历史进程等原因，各民族国家形成各自的文化心态，它一般要经历从封闭到开放、从狭隘到包容的演变过程。旧西藏的文化心态封闭狭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平解放时期党在西藏进行的文化建设，在横向上注重文化对外交流互鉴，曾组织西藏民间音乐舞蹈节目参加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组织藏戏艺人参加全国文艺汇演等；在纵向上注重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以适应时代需要，既不完全否定传统，又不一味推行新文化。例如，觉木隆藏戏开始根据社会发展实际创作演出了一些现代题材剧目，在保持藏戏原有广场艺术特色的基础上，进行了剧场舞台艺术方面的实践，使藏戏由广场走上舞台，加上灯光、布景和化装、管弦乐伴奏等更与时俱进。

（六）坚持春风化雨，增进文化认同

西藏和平解放时期，随军进藏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和西藏本土的文化艺术工作者一起，以歌曲、舞蹈、诗歌、快板、顺口溜、张贴画、漫画等通俗艺术形式影响西藏群众，将急需传播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观念、价值理念等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形式之中，而非耳提面命地一味灌输，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效果。这一时期，文化艺术作品主要表现各族人民拥护《十七条协议》、藏汉民族团结、解放军为群众办实事等方面主题，其内容与西藏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具有贴近性，易于在群众心里产生强烈共鸣。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关乎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虽然西藏和平解放时期的社会状况与如今不可同日而语，但研究和平解放时期党在西藏的文化建设留下的宝贵经验，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它不仅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而且其包含的文化建设导向、文化内容表达等方面经验，对于新时代西藏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