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蚕业科学研究院 宋松 王坤龙 刘中文 赵晓

嫘祖，亦作雷祖、累祖，传说为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因居轩辕之丘而名）正妃。据《史记·五帝本纪》《后汉书·礼仪志》《路史后纪》《轩辕本纪》等书记载，嫘祖为西陵氏之女，是黄帝正妃。传说嫘祖在5000 年以前，出生于西阴之地（今山西省运城市夏县西北），她是古代最早养蚕缫丝的发明创造者。

反映夏代物候情况的《夏小正》中可以看到“三月摄桑，妾子始蚕”，即当时于阳历四月采伐桑叶开始养蚕，表明那时北方的养蚕比现在要早45 d，因为那时的桑树生长发育较现代要早45 d。殷代甲骨文中不仅有蚕、桑、丝、帛等字，还有一些和蚕丝生产有关的完整卜辞。有的卜辞上记载，叫人察看蚕事，要经过九次占卜。可见蚕桑在当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生产事业。甲骨文中还有关于蚕神和祭礼蚕神的记载，当时人们为了养好蚕，用牛或羊等丰厚的祭品祭礼蚕神。据《诗经》《左传》《仪礼》等古书记载，当时蚕不仅已经养在室内，而且已经有专门的蚕室和养蚕的器具。这些器具包括蚕架（“栚”或“槌”）、蚕箔（“曲”）等。由此可见，到殷周时期，我国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栽桑养蚕技术。

从西周墓出土的玉蚕来看，周初到春秋时期养蚕在人们生产生活中已经很普遍。《礼记·月令》载：“季春之月，……省妇使，以劝蚕事”“孟夏之月，……蚕事毕，后妃献茧”。《礼记·祭义》载：“大昕（三月初一，相当于阳历四月初）之朝，奉种浴于川，桑于公桑，风戾以食之。岁既单矣（阳历四月末五月初），世妇卒蚕，奉茧以示于君”。即在五月初就上簇结茧，养蚕时期与夏代看不出多大差别。但《周礼·夏官·马质》载：“禁原蚕者”。即政府明令禁养二化性蚕，多化性蚕已不见记载了，说明此时饲养的蚕主要为一化性蚕，茧为白色。《诗经·召南·羔羊》所载有“素丝五紽”“素丝五緎”“素丝五总”，这反映了南方地区及河南、湖北一带为白色丝。《诗经·豳风·七月》简练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采桑、养蚕、纺织、做衣裳的情景：“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从“载玄载黄”“我朱孔阳”这几句诗句中不难看出，当时人们已应用矿物、植物染料，并出现了彩绘印花丝织品。《诗经·唐风·扬之水》有“素衣朱绣”，说明山西用白丝做成的衣服再绘上红色的图画；《诗经·豳风·七月》有“八月载绩，载玄载黄”，即要把织成的绸染成黑色或黄色，说明该地产的也是白色丝。《管子·轻重》“鲁梁之民俗为绨”，是说山东普遍产粗厚光滑的丝织品。《尚书·禹贡》中记载江苏徐州一带以白色厚绢为名产。《墨子》有“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也很清楚地看出山东一带所产的是白丝。周代已经大面积栽种桑树。《诗经·魏风·十亩之间》中有“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的诗句，意思是十亩桑园绿树间啊，采桑儿多悠闲啊。这说明春秋时期桑树已经成片栽植，而且一块桑田有十亩之大。当时栽种的桑树，大概有灌木式的，也有乔木式的。现在，我们还可以在战国时期铜器上的采桑中看到古代劳动妇女提篮采桑的生动形象。

战国和秦汉时期，养蚕与周代相类似（《吕氏春秋·月令》）。山东饲养的为三眠蚕（荀子《蚕赋》）。荀子《蚕赋》有“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身体柔软婉转，如女性之躯，头则似马首，精妙地描绘出蚕的优雅形态，表明公元前3 世纪的家蚕性状。《史记·李斯传》有“阿缟之衣”，说明秦时山东东阿县的白绸仍很名贵。陕西为当时主要蚕区之一，“秦始皇三品以上，绿袍深衣，庶人白袍，皆以绢为之”（晋·崔豹《古今注》），说明所生产的是白丝。战国时期的《管子·山权数》中说：“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这是说，群众中有精通蚕桑技术，能养好蚕，使蚕不遭病害的，请他介绍经验，并给予黄金和免除兵役的奖励。的确，最有经验、最有知识的是从事生产实践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中有很多蚕桑专家和能手，他们在长期的养蚕生产实践中，不断探索，为我国和世界养蚕业积累了极其丰富和宝贵的经验。

公元166 年前后，东汉崔寔在洛阳写成的《四民月令》载：“三月清明节，命蚕妾治蚕室，涂隟穴，具槌、㭙、箔、笼，……四月，茧既入簇，趣缲，剖绵”。说明东汉时代在四月即今阳历五月就能上簇、采茧和缫丝，仍比现在北方要早30 d。汉代出现了黄茧，但仍是以白茧为主。汉·王逸《机赋》：“蚕人告讫，舍罢献丝。或黄或白，蜜蜡凝脂”。指出刚刚缫出来的是有光亮的黄、白两色丝，即分别由黄茧、白茧而来。江淹《班婕妤咏扇》诗：“纨扇为圆月，出自机中素”。《梼素赋》：“卷霜帛而下庭”。《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王充《论衡·程材》：“白纱入缁，不染自黑”。史游《玉海·急就篇》：“齐国给献素缯帛”。《汉书·地理志》：齐地从战国、秦、汉以来的名产“织作冰纨”为透明得像薄冰一样的白绸，以上都指白色丝绸。汉初大量饲养二化性蚕，如在公元前10 年，产量曾达50 万担。其中二化性蚕的比例较大，以致二化蚕粪成了重要的肥源。公元前1 世纪，当时十亩瓠田下种前竟要用储藏的干蚕粪200 石。（《氾胜之书辑本》）注二月而接也，有插接、劈接、压接、搭接、换接。谷而接桑也，其叶肥大，说明当时就已经掌握了嫁接技术。姚振宗《后汉艺文志》著录有《王景蚕织法》一书。王景于东汉初年任庐江太守，教民蚕织，此书可能就是他在庐江时为提倡蚕织而写的蚕业专书，原书已佚。此外，《氾胜之书》载“卫尉前上蚕法”，此处所说的“蚕法”，可能也是一篇蚕业专著，时代则早于《王景蚕织法》约半个世纪。《氾胜之书》由西汉后期氾胜之撰，原书已佚，今有辑佚本。书中有直播育苗的桑树繁殖法等记载。《汉书·艺文志》著录，汉代尚有《种树藏果相蚕》一书，原书早已失传。汉初饲养的家蚕，是体形极小的类型，从1973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发掘的丝织物绒圈锦可见，2100 年前织物的单根茧丝纤度仅0.78～0.96 但尼尔，比近代广东多化性种最小的革丝纤度1.02 但尼尔还小，仅为一般二化性品种茧丝纤度的1/3 左右，其体型和茧形的大小可想而知。当时在我国友邻越南义安省饲养的为多化性蚕，汉俞益期《牋》载“日南蚕八熟，茧软而薄”，与上载同时（公元前110 年）于今广东省的海南岛设置儋耳、珠崖两郡。在设郡以前，当地人民已经“男子耕种禾稻麻，女子桑蚕织绩”（《汉书·地理志》），推测那时用当地的多化性野蚕驯化的多化性家蚕。迄至最近，当地仍饲养7～8 次的多化性“轮月种”。

三国时，魏国所产丝仍以白色为主。如“景初二年（238 年）赐倭女王白绢五十匹”（《魏志·倭人传》）。“夏则缣总绡繐，其白如雪；冬则罗纨绮縠，衣叠鲜文”（《魏文帝集》）。当时，南方仍有多化性蚕的饲养。晋·左思《吴都赋》载“乡贡八蚕之绵”，说明当时江苏饲养有多化性蚕。晋·郑缉之《永嘉记》也提到“永嘉有八辈蚕”，即在浙江温州一带一年饲养八批蚕，其中有世代连续关系的4～5 代。西晋张华《博物志》载“蚕三化，先孕而后交”，世代也较现在为多。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八蚕出日南，至秋犹饲以柘，荆楚则早晚二蚕”。即使在北方，公元534 年前后，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有“按今世有三卧一生蚕，四卧再生蚕”“秋母蚕，秋中蛋，老秋儿蚕，秋末老儿蚕”，说明该时北方除有一化性和二化性两种类型外，还有关于多化性的传闻，并最早提到了四眠蚕，且三世纪下半叶西晋·张勃《吴录》也说“南阳郡一岁蚕八绩”，则河南一带仍保留有多化性类型。《林邑记》载“九真郡（今越南北部新和附近）蚕年八熟”，说明当时越南北方的蚕仍是多化性。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在东晋南朝时代也是蚕一年四熟（转引自《历史教学》）。而《魏书高祖本纪》载“承明元年（公元476 年）秋八月甲申，以长安二蚕多死”，这里看到二蚕的饲养期要到阳历的九月，应当至少为第三化蚕，已感到难于饲养，当然有种种原因。但当时的南方，流行在江汉流域的《西曲歌》则说“蚕生春三月”，可见春蚕仍在阳历四月开始饲养。杨泉《蚕赋》载“晞用清明，浴用谷雨”，说明催青日期与现代差不多了。

晋代的茧丝色，杨泉《蚕赋》载“尔乃丝如凝膏，其白伊雪”。傅咸诗“素丝岂不洁，寒女难为容”，郭泰机《答傅咸一首》载“皎皎白素丝，织为寒女衣”，都表明为白色。南朝宋·鲍照《绍古辞》之二：“昔与君别时，蚕妾初献丝。”

隋唐（589—907）时，多化性蚕比较多见，但已偏重于长江流域。如《隋书》“江湖之南，一年蚕四五熟”，《新唐书·地理志》“吴都土贡八蚕丝”“天宝中，益州（在今四川）蚕三熟”，《唐书·尹思贞传》“思贞为青州（在今山东）刺史，治州有绩，蚕至岁四熟”，唐·张文昌《桂州》“有地多生桂，无时不养蚕”。此外，当时北方的野蚕为三化，《唐会要》载“开成二年（837年）十月，陈、许、蔡境内，野蚕自生桑上。三遍成茧，连绵九十里，百姓收拾，并得抽丝，得丝绵并织成䌷绢。代宗（762—779 ）时，太原民韩景晖养冬蚕成茧”，说明北方也偶尔出现多化性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