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帮文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中，诞生了一大批歌颂党的领导，歌唱伟大祖国与人民，歌咏革命与奋进时代，凝结着激越磅礴的民族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最终沉淀为国家经典与国家记忆的“主旋律”歌曲。其中，1950 年问世的《歌唱祖国》就是典型的例证。作为当代群众歌曲创作的巅峰之作，《歌唱祖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作用，有“第二国歌”之誉①梁茂春《百年音乐之声》，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 页。。从首次投稿被拒到传唱至今，从限于地方传唱到响遍大江南北乃至五湖四海，从原初版本到相继被“改写”为多种版本，《歌唱祖国》的传播经历了跌宕复杂的过程。歌曲版本的流变本身已经充分表明，国家意志对于这首歌曲的社会传播及其国家经典生成，具有无可置疑的主导与推动作用。

一、版本流变与经典化路径

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而言，《歌唱祖国》是一个共同的国家记忆。这首歌曲的传播具有独特的文化与政治意义，那就是在国家意志的主导下，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多种歌词版本，并由此串联起共和国的历史演变与时代主题的变迁。这首歌曲形成了六个主要版本，最终沉淀为无可置疑的国家文艺经典。

作为在延安解放区成长起来的音乐家，王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立志要写一首歌颂祖国的歌曲，把千百万人民热爱新中国的情感表达出来”②王莘《王莘歌曲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 年版，第220 页。。1950 年国庆节前夕，他创作了《歌唱祖国》③关于《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有不同说法。本文遵循音乐学界“王莘词曲”的主流认知。，并将作品投给了当地的《天津日报》，结果该报以版面紧张为由拒载，这令作者“大失所望”④张道梁《〈歌唱祖国〉的首刊经过》，《百年潮》2007 年第9 期，第71 页。。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年11 月，天津大众书店将这首歌曲的歌词连同曲谱，发表在其下属音乐出版物《大众歌选》第三集的首篇位置。这是《歌唱祖国》的第一个歌词版本（下文称“1950 年版”）。

1951 年9 月15 日，共和国第二个国庆节前夕，《人民日报》刊登了《歌唱祖国》的歌词与曲谱；半个月之后，即国庆节当天，《人民文学》以诗歌的形式在当期首要位置发表了《歌唱祖国》的歌词。⑤《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国庆节唱歌的通知》，《人民日报》1951 年9 月15 日第3 版。这是《歌唱祖国》的第二个歌词版本（下文称“1951年版”）。

“1951 年版”延续了“1950 年版”歌词“一段副歌三段主歌”的结构，只不过发生了五处改动，分别是：“宽广美丽的大地”改为“宽广美丽的土地”；“我们战胜了一切苦难”改为“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太阳升起，万丈光芒”改为“东方太阳，正在升起”；“五千年历史光辉灿烂”改为“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指引着前进的方向”改为“指点着前进的方向”。对于这五处修改，王莘曾解释：前两处修改是《人民文学》时任副主编艾青的意见，而后三处修改的情况已记不清楚。⑥同注④，第72 页。从歌词修辞角度而言，除了“指引”改为“指点”值得商榷之外，其他四处修改都称得上是锦上添花，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整首歌曲的美学水准，深化了歌曲的思想内涵，也更符合“为新中国放声歌唱”的时代主题。之后，其他版本的演变均以“1951 年版”为基础。

“1951 年版”衍生出的版本“支流”，最突出的莫过于1964 年10 月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首演中所“插入”的《歌唱祖国》（下文称“1964 年版”）。在这场重要的演出中，《歌唱祖国》作为尾声之一将这场表演推向高潮。这一版本择取了“1951年版”的副歌和第一段、第三段主歌，并将“谁敢侵犯我们就叫他灭亡”中的“灭亡”改为“死亡”。从整体上说，“1964 年版”和“1951 年版”的情感基调基本一致。

1966 年之后，国家社会生活发生激烈变化，《歌唱祖国》随之改动。1969 年10月1 日，《人民日报》第4 版刊登了《歌唱社会主义祖国》的歌谱。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署名依然是王莘，结构、旋律均与《歌唱祖国》一致，情感基调仍是歌颂祖国，只不过更突出对领袖的歌颂。因此，《歌唱社会主义祖国》是《歌唱祖国》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版本，本文称为“1969 年版”。这一版本的流布也影响较大，如在1971——1972 年间，科学家竺可桢就在日记中多次记述聆听这首歌曲的情景。⑦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20 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第323、338、553 页。

1976 年10 月，“1964 年版”因为历史进程的再次转换而退出历史舞台，《歌唱祖国》回归国家政治生活。据《人民日报》报道，1976 年10 月21——23 日，首都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办了连续三天的群众游行盛大活动，演唱了《歌唱祖国》。⑧参见《人民日报》1976 年10 月24 日第2 版。从《歌唱社会主义祖国》到《歌唱祖国》的转变，是时代主题转换的表征。1983 年6 月，收录《歌唱祖国》歌谱的《王莘歌曲选集》正式出版，标志着这首歌曲的歌词新版本（下文称“1983 年版”）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得以正式确立，歌曲所凝聚的国家记忆得以重构。“1983 年版”基本沿袭了“1951年版”的面貌，仅修改了一处歌词，即“指点着前进的方向”改回“1950 年版”的“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其后各类报刊、出版物刊载的《歌唱祖国》均采用这一版，“1983年版”最终成为标准版本。

“1983 年版”在各种政治与文化情景当中，又衍生出其他版本，最突出的莫过于“简化版”，即仅歌唱“1983 年版”的副歌与第一段主歌，且均是副歌在前、主歌在后，再以副歌结尾。虽然第二段和第三段的主歌被删掉，《歌唱祖国》的意涵有所简化，但歌曲变得简短，与国家政治生活、人民日常生活更加契合。

从“1950 年版”“1951 年版”，到“1964年版”“1969 年版”，再到“1983 年版”以及各种“简化版”，《歌唱祖国》的传唱与共和国历程相伴随，至今已经走过70 余年的历程。在其传播与传唱过程中，歌曲的变迁所蕴涵的国家记忆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中得以强化、改写与重构。从某种意义上说，梳理《歌唱祖国》的传唱与版本流变的路径，可以把握共和国历史演进的脉络，以及时代主题转换的节奏。

二、社会动员：国家媒体的传播机制

从前文的论述可知，《歌唱祖国》的早期传播与传唱过程是颇具戏剧性的，其最终之所以能够传唱成功，主要得益于国家媒体的强势介入，体现出国家意志以社会动员方式主导歌曲传播的特征。

所谓“国家媒体”，一方面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意识形态宣传中占有核心地位的国家级公办媒体，一方面是指国家意志对各类、各级媒体主导与控制的媒介生态。随着中共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媒体迅速被纳入新的国家体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宣传与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经过一系列对各级、各类媒体的改造、调整与充实，中共“建立起一个以北京为中心、遍布全国各地的公营新闻事业网，这个公营新闻事业网，包括以《人民日报》为中心、以党报为主体的公营报刊网，以新华通讯社为主体的国家通讯社网和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国营人民广播电台网”⑨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331 页。。在高度一体化的媒介生态中，《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文学》等国家级媒体，在信息传播、思想教育、舆论导向与文化娱乐等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具体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歌曲传播领域，国家媒体的介入与推广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当时一首歌曲向全国推广，往往只能通过这样一种途径传播：“即先在有影响的报纸、刊物上将歌谱发表出来，尔后再在各个厂矿、农村、部队、学校组织群众集体教唱、学唱，反响甚好的歌曲，再由中央与各省、市的广播电台配合进行教唱、学唱、广播。当时，无数被广大群众所喜爱的歌曲，几乎都是通过如此上上下下、一呼百应的传播手段，才得以走进千家万户。”⑩晨枫《中国当代歌词发展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14 年版，第18 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媒介生态中，歌曲传播受到国家意志强有力的规划与运作，一首歌曲能否在国家媒体发表，对于这首歌曲的传播乃至艺术生命的延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有必要检视第一次发表《歌唱祖国》的《大众歌选》及其上级机构天津大众书店的经营性质与政治立场。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大众书店相继在京津沪等地开办。虽然从所有制与经营权来看，天津大众书店是一家私营出版机构，但无论是其运营方针还是业务操作，都打上了鲜明的“红色”烙印，其所确立的“发扬进步文化”“努力为社会服务”运营方针便是明证。⑪张道梁《天津大众书店》，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总第82 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165——166 页。所以，这家出版机构虽为民营机构，但从政治属性来说属于国家媒体范畴的扩展，它的一个重要出版方向即发表、出版歌颂新时代与新政权的歌曲，曾一度联合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天津分会（天津市音乐家协会前身），把歌谱装订成册，以“大众歌选”为名进行单册发行销售。正是在此背景下，《歌唱祖国》进入天津大众书店的编辑视野，并得以正式发表。

其次，更具影响力、更能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媒体，以社会动员的方式对《歌唱祖国》的传播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1951 年9 月12 日，周恩来总理签发中央人民政府令：在全中国广泛传唱《歌唱祖国》。⑫陈艳、张清淼《永远歌唱祖国——追忆人民艺术家王莘》，载《中国新闻奖作品选（2007 年）》，新华出版社2008 年版，第284 页。三天后，《人民日报》便刊登了《歌唱祖国》的歌谱，并在同一版面刊发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国庆节唱歌的通知》。该“通知”明确声明：“在庆祝今年国庆节时，除唱国歌外，兹规定以《歌唱祖国》和《全世界人民心一条》为全国普遍歌唱的基本歌曲。”⑬同注⑤。对于社会动员的对象，该“通知”划定了一个广阔且又具体的范围：“望各地工会组织、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农民协会、农村剧团、文艺工作团、音乐工作者协会、中小学音乐教师、大中学学生会、部队、机关、妇女团体、青年团体、电影院、文化馆、读报组及其他各团体负责推广传授。各地出版社和群众性刊物负责印发和刊载，各地文教机关负责组织上述工作，以求全国人民普遍学会这两首歌曲，在国庆节整齐地热烈地唱出来。”除此之外，该“通知”还详细列举了社会动员的举措，包括歌曲传唱、报刊转载、出版印发等，其目的便是“全国人民普遍学会”，“在国庆节整齐地热烈地唱出来”。为了方便人民学唱《歌唱祖国》，《人民日报》连同刊发了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时任秘书长孙慎特别撰写的《国庆节唱的两首歌曲的唱法》，认为该歌曲“曲调流畅、嘹亮，是宣扬爱国精神的歌曲中较好的一首”⑭孙慎《国庆节唱的两首歌曲的唱法》，《人民日报》1951 年9 月15 日第3 版。。

由上可知，国家意志对这首歌曲的教唱与传播，考虑不可谓不细微，动员不可谓不全面。就在《人民日报》刊登《歌唱祖国》的同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放了这首歌曲，并面向听众教唱。⑮孟建、黄灿《当代广播电视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63 页。由此，《歌唱祖国》凝聚了国家意志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获得了在其他各级、各类报刊和电台传播的“通行证”。

即使在特殊历史时期，对于“1969 年版”的传播而言，国家媒体利用该版所发动的社会动员效应，其重要性同样不言而喻。和“1969 年版”一同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歌曲，还有《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两首赞颂毛泽东的经典歌曲。歌颂“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的“1969 年版”，正是凭借着《人民日报》强大的舆论传播与社会动员能量，立即风靡全国，成为1969 年的三大流行曲之一。⑯《二十世纪中国实录（1900——1996）》，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 年版，第4769 页。除此之外，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广播网，在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里，“把古今中外众多的优秀文艺作品统统加以排斥，在中央台的文艺节目中只能播放八个‘样板戏’、八首历史歌曲和三部电影录音剪辑”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1949——198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 年版，第20 页。。“八首历史歌曲”就包括“1969年版”。1976 年之后，《歌唱祖国》再次唱响于华夏大地，依然离不开国家意志所主导的媒体传播。1980 年5 月19 日，《歌唱祖国》的旋律被选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与“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全国新闻联播”前身）的开始曲，从此，《歌唱祖国》的旋律每天通过电波响遍祖国各地。

可见，《歌唱祖国》能够广泛流布并传唱至今，成为无可置疑的经典歌曲，离不开国家媒体的强有力介入。这种高度一体化的传播机制，映现着社会动员的浓郁色彩，是中国共产党确立并掌握传媒文化领导权的体现。也正是在国家媒体的传播过程中，《歌唱祖国》的歌词版本及其文化政治意义，随着时代主题与政治需求的更迭而发生变动，其所凝结的国家记忆也随之受到改写与重构。

三、典范塑造：国家文艺评价机制的介入

国家意志对《歌唱祖国》传播的主导与经典化的推动，另一重要方式是通过评价机制来实现的。事实上，国家媒体对这首歌曲给予发表、播放，本身就是国家意志对歌曲进行筛选和评价的体现。国家文艺评价机制更显著、更明确、更深刻的介入，主要体现在文艺评奖、争鸣裁定两个方面。在国家文艺评价机制深度介入《歌唱祖国》传播的过程中，这首歌曲被塑造成符合国家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需求的典范，为歌曲意义再生产与传播确立了极强政治性导向的范式。

早在1952 年9 月27 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时任部长沈雁冰在《人民日报》刊文总结新中国成立三年来的文化艺术创作成就时，就特别提及《歌唱祖国》这首歌曲。⑱沈雁冰《三年来的文化艺术工作》，《人民日报》1952 年9 月27 日第2 版。一年半之后，国家文艺与文化主管部门正式嘉奖这首歌曲。1954 年3 月27 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举办“三年来（1949 年10 月1 日至1952 年10 月1 日）全国群众歌曲评奖”（下文简称“评奖”），评选结果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歌唱祖国》获一等奖。⑲《三年来全国群众歌曲评奖得奖歌曲名单》，《人民日报》1954 年3 月27 日第3 版。从获奖名单可以看出，几乎所有作品都是聚焦于歌颂新祖国、中国共产党和领袖，赞美工农兵，颂扬革命斗争与国家建设。

“评奖”是“第一次全国范围内歌曲创作成果的大检阅、大评比”⑳同注⑩，第24 页。，规格之高、评审之权威、影响之深广自不待言。《关于三年来全国群众歌曲评奖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介绍了这次“评奖”的设立初衷：“为了巩固群众歌曲创作的成绩，提高创作水平，鼓励创作实践。”[21]《关于三年来全国群众歌曲评奖的公告》，《人民日报》1954 年3 月27 日第3 版。简言之，总结过去经验、提升未来创作，是这次歌曲评奖的重要意旨。《公告》尽管对这三年群众歌曲的创作给予了一定的认可，但也直接明确地提出批评，指出歌曲“不能从生活出发来反映各个时期的政治任务”。换言之，群众歌曲创作滞后，不能满足国家发展与意识形态的需要。鉴于此，中央政府文化部与中国文联推出这次歌曲评奖，并树立艺术创作标杆，试图干预并引导歌曲创作。所以，当时国家文化行政部门通过文艺评奖机制介入对《歌唱祖国》的评价及其典范价值的塑造，源于国家意志需要进一步规划音乐的生产与传播。

其实，在这次“评奖”之前的几年时间里，国家意志对群众歌曲创作的批评一直不绝于耳。据统计，当时“各地发表的群众歌曲不下万首”[22]同注[21]。，但是，在国家文艺行政机构的视野中，群众歌曲依然未能满足“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需求。《人民日报》于1951 年2 月11 日刊文批评：“许多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还不能完满地表达群众敬爱领袖的真挚的热情。”[23]周巍峙《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人民日报》1951 年2 月11 日第5 版。同年底，该报再次刊文指出：“现在全国各地每月生产几百首歌曲，可是群众还觉得没有歌唱”的现象，并提出音乐界存在的诸多问题，第一点便是“脱离政治的倾向”[24]瞿希贤《展开音乐战线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人民日报》1951 年12 月15 日第3 版。。

对于群众歌曲创作力与政治倾向不足等问题的反思与批评，在1953 年9 月下旬召开的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得以集中呈现。这次大会是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简称“第二次文代会”）的一部分。“第二次文代会”是中国文艺界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并实施的过程中召开的一次重要文艺工作会议，周恩来强调对过去四年的文艺创作应该“肯定成绩，批评缺点”[25]周恩来《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载《周恩来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版，第52 页。。郭沫若在开幕词中直接指出：“我们的文艺工作，无可讳言，是落在现实的后边了”[26]郭沫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载《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资料》，1953 年版，第3 页。。由此可见，国家意志对新中国成立四年来包括音乐在内的文艺工作存在不满，其核心问题便是不能满足国家的政治需要与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具体到音乐领域，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时任主席吕骥，在音协扩大会议上详细分析了音乐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音乐工作远落后于现实的需要，音乐工作的发展与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不相称”[27]吕骥《为发展和提高人民的音乐文化而努力——在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人民音乐》1953 年12 月号，第7 页。。

鉴于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一国家政治主题的体认与服从，结合国家意志对文艺发展做出的新思考、新要求与新期许，文化部与中国文联等机构亟须对已有群众歌曲创作成果给予总结与评估，借此塑造群众歌曲创作的典范，对接下来的歌曲生产与传播给予引导与规约，评奖机制这一有效快捷的创作总结与引导方式，便应时而生。对于歌曲评奖的标准，《公告》明确指出：“以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及在群众中流行的程度为衡量标准。”对作品“思想水平”的规定，意味着歌曲内容要符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指导思想，要配合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需要；对作品“艺术水平”的规定，意味着歌曲创作者要深入生活，反映人民真实且火热的生活情感，同时注重对民族风格的传承与发扬；对“在群众中流行的程度”的规定，意味着歌曲创作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并注重普及的首要价值。“主题思想”“艺术水准”“流行程度”三大标准，恰恰属于国家意志对包括群众歌曲在内的文艺创作所做出的基本要求。《歌唱祖国》符合三大标准，由此成为歌曲创作的标杆。评选公告还特别规划了如何进一步推广、传播《歌唱祖国》等获奖作品的议题：“此项授奖歌曲名单业经本部、会审定，并认为应予推广介绍，现除出版‘评奖群众歌曲集’及推荐灌制唱片外，希各专业及业余音乐团体采用，向群众广为播唱、教唱。”[28]同注[21]。这次音乐评奖的作品选集最终面向全国出版发行（《得奖歌曲集》，艺术出版社1954 年版），成为“很畅销”的歌曲集。[29]王素芳《纪念中国音协成立60 周年——一位音乐老人的历史记忆：访中国音协顾问孙慎》，载《孙慎曲文集》（上），人民音乐出版社2015 年版，第272 页。

国家文艺评价机制对《歌唱祖国》传播的介入，还体现在以无可辩驳的话语力量裁定并平息围绕这首歌曲所发生的争鸣，这进一步确定了《歌唱祖国》的典范价值。

《歌唱祖国》在社会群众中间广泛传播之后，在音乐创作专业领域并没有获得一致好评，甚至曾一度受到质疑。1954 年3月28 日，中国音乐家协会（由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改组）的时任主席吕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谈到《歌唱祖国》受到音乐界专业人士质疑与批评的情况，并以官方权威给予了回应。吕骥认为，《歌唱祖国》受到质疑的核心问题是“音乐语言上的民族风格”，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整首歌曲的创作采用西方进行曲的艺术形式，而不是以某种民间音乐为创作基础，为此，“许多同志不承认《歌唱祖国》这类歌曲具有民族风格”；其二，“有些同志简单地根据农民现有的音乐接受能力作为判断是否有民族风格的标准”，而“许多农民今天还不能唱好这样的歌曲”。新中国成立后，要不要民族风格、如何坚持并发展民族风格、又该怎样处理中西音乐关系，是音乐界无法绕开的论题，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话语交锋与政治批判。对于此类问题，吕骥进行了有力的回应，认为这“是错误的、狭隘的”，甚至是“荒唐可笑”的。他充分肯定了《歌唱祖国》的艺术水准，以及音乐语言中所展现的“民族风格”，表示应该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民族风格”问题，而不是根据以往的音乐经验提炼出几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范，并将此奉为亘古不变的法则与信条。《人民日报》刊发吕骥的文章，其对争议的判定意图不言而喻。[30]吕骥《为创作更多更好的群众歌曲而努力——谈关于群众歌曲创作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54 年3月28 日第3 版。

一体化的国家文艺评价机制，一方面通过评奖方式赋予《歌唱祖国》的歌曲范本意义，一方面通过争鸣裁定的方式平息音乐界对于这首歌曲的不同意见。在这两大举措的影响下，国家意志最终塑造了《歌唱祖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音乐生产与传播生态中的典范地位，确立了音乐创作服务国家建设事业的导向价值。毋庸讳言，《歌唱祖国》被赋予的文艺标杆角色，对于其深度传播与经典化起到了强大的推波助澜作用。

四、仪式生产：歌曲政治化意义的深化

《歌唱祖国》自诞生之日起便打上了国家节日与国家仪式的“胎记”，其创作缘起便来自国庆节。[31]王莘《生活和歌曲》，《河北文学》1962 年第5 期。自此，这首歌曲的社会传播便与国庆、劳动节等国家重大节日活动，天安门广场等国家象征符号，内政、外交等国事活动发生了深密关联，其旋律融入一系列国家仪式当中。正是依凭国家意志所主导的仪式化生产机制，《歌唱祖国》的文化与政治意义再次得以确证、彰显与深化，其经典化建构有了更深层次的话语空间。

国家仪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对新生政权而言，一系列的国家仪式与仪式化的国家象征符号，对于国家认同的凝聚与建构、国家信仰的确立与强化、国家记忆的塑造与延续，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价值。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建立一整套的象征符号系统、文本系统与公共活动系统，并通过一系列集体性、神圣性的仪式活动给予确定与强化。在新中国的仪式化象征符号系统中，包括天安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天安门体系”[32]张法《建筑的象征——天安门体系与现代中国象征》，《文艺争鸣》2010 年第10 期。，无疑占据重要地位。

“仪式是以某一事件或某一特定的时间为背景预设的规范化、程序化、周期性、重复性、承续性的象征性活动。”[33]曾楠《试论政治仪式强化国家认同的逻辑演进》，《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8 年第4 期，第112 页。仪式的这一典型特征突出体现在国庆庆典活动。新中国初期，国家每年都会在天安门广场举办隆重的国庆庆典，《人民日报》对每一次国庆庆典都会特别报道。《歌唱祖国》首次出现在1957 年10 月2 日的国庆当日系列活动报道中。据报道，这年国庆当日，“首都五十万人民在《歌唱祖国》乐曲声中开始了国庆节大游行”[34]《五十万人大游行》，《人民日报》1957 年10 月2日第1 版。。其后，在1959——1965 年的国庆庆典中，《歌唱祖国》每年都会在天安门广场响起，均被安排为群众游行的起始曲。由此，《歌唱祖国》和天安门、五星红旗、人民英雄纪念碑、国歌、阅兵、群众游行等一系列集体性、组织性的政治符号交相辉映，形成一整套的国家象征、国家认同与国家记忆建构体系。即便是略显特殊的“1969 年版”，也同样唱响于当年的国庆庆典，可见，这一庄重神圣的国家仪式成为其文本意义传播的重要方式。

改革开放之后，《歌唱祖国》重回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重要标志便是它再次融入国庆庆典和“天安门体系”。1983 年国庆庆典是新时期之后党和国家在天安门广场举办的首次重大庆祝活动，国庆节当天，“当最后一辆军车载着远程战略导弹驶过天安门之后，军乐团奏起了欢快的《歌唱祖国》的乐曲，国庆群众游行开始了。”[35]欧庆林、武培真《奔向二〇〇〇年的伟大洪流——首都国庆群众游行侧记》，《人民日报》1984 年10 月2 日第2 版。此后，1999、2009、2019 年的国庆庆典，《歌唱祖国》的旋律都曾回响在天安门广场。

《歌唱祖国》和“天安门体系”这一高度政治化、仪式化的象征符号系统发生关联的另一重要体现是升旗仪式。1991 年5 月1 日，国务院批准了天安门广场新的升降旗仪式，《歌唱祖国》成为升旗前的序曲。[36]同注⑫，第285 页。2018 年1 月1 日起，《歌唱祖国》在天安门升旗仪式中的演奏次序再次调整：每月第一天升旗仪式结束后，即《义勇军进行曲》演奏完之后，天安门广场便响起《歌唱祖国》。由此来看，这首歌曲确确实实成为“第二国歌”。

国家其他内政外交活动同样启用《歌唱祖国》，给予其合法性与权威性政治身份的确认。例如，1955 年9 月28 日，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在北京闭幕，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等领导人出席活动，“到会的全体青年积极分子起立高唱起《歌唱祖国》”[37]《全国青年积极分子大会闭幕》，《人民日报》1955 年9 月29 日。。这是《人民日报》中最早关于《歌唱祖国》被选用为国家重要会议演奏歌曲的报道。直至今日，诸多外事活动与对外文化交往仪式亦经常使用《歌唱祖国》，事例不胜枚举。

当《歌唱祖国》响彻于一系列具有强大情绪感召力、思想统摄力与政治规约力的国家仪式时，这首歌曲强大的情感共鸣与意识召唤力量充分彰显，其政治合法性与文化权威性得以进一步强化，其经典化价值得以深度确证。

结 语

《歌唱祖国》经典化建构与国家记忆的生成，得益于并受制于国家意志的参与和运作。国家意志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需要，通过国家媒体的社会动员传播机制、国家文艺评价机制、国家仪式化生产机制的介入，主导了《歌唱祖国》的传播与版本流变，由此形成了流动的“声音共同体”与无可辩驳的国家经典。冯骥才曾以朴实的语言谈及《歌唱祖国》的特殊价值：“每当我们心里有一种对国家的激情，充满了对国家情感的时候，或者要表达我们国家的一种自豪感荣誉感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地唱起这首歌来，它就是我们的心声。”[38]同注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