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旭

《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是五四时期影响巨大的“四大副刊”之一。陈望道自1920年起参加该刊的编辑工作，在《觉悟》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包括翻译作品、学术作品、散文杂感、诗歌、小说、著作与人物推介等。文章数量多，体裁丰富，内容覆盖面广。这些连续不断发表的文章构成解读20世纪20年代前期陈望道精神世界的宝库。1924年邵力子离开《觉悟》，《觉悟》的办刊倾向发生变化，陈望道也几乎不再为《觉悟》撰稿。

1919年到1924年这五年间，陈望道在《觉悟》上共发表了235篇文章，①连载的文章计一篇，在他人文章后的附记、附言等，未纳入统计数量。约占陈望道作品总数的42%，是了解20年代前期陈望道思想世界的重要窗口。

《觉悟》中发表的陈望道文章为我们建构了青年陈望道的形象，清晰地展示了28—33岁的青年陈望道的精神世界、群体活动和城市印记，为我们理解30年代甚至之后“模糊的”②20世纪40年代之后，陈望道不再书写自我，其形象只能通过具体的活动推测，姑用“模糊的”来概括。陈望道提供了视角和依据。

一

陈望道在《觉悟》上用过的笔名共12个，分别是：陈望道、望道、道、佛突、晓风、晓、春华、平沙、V.D.、一介、一个义乌人、③笔名一个义乌人仅在《国语上一个可以注意的问题》（《觉悟》1921年2月28日）用过一次，“现身说法”地阐释义乌方言的语尾问题。南山。④笔名南山仅在《我很望天气早些冷》（《觉悟》1919年8月27日）用过一次。这些笔名呈现出了不同的作者形象，是陈望道对自我的“分工”和“扮演”，为我们从各个侧面认识陈望道这个复杂人物，解读不同思想倾向的文章提供了路径。最为突出的两组分别是：佛突、⑤佛突是望道两字英文译音第一个字母V.T.的中文转译，陈望道自述“回家乡义乌译《共产党宣言》……在白色恐怖下，我用‘佛突’这个笔名”。见宁树藩、丁淦林：《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陈望道、望道、道，以及晓风、晓。⑥以佛突、陈望道、望道、道署名的文章作者，本文均用望道指代；以晓风、晓署名的文章作者，本文均用晓风指代，下同。以下注释中凡陈望道以各种笔名发表的文章均不再在文章名前标明。

陈望道对社会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积极运用唯物理论描绘理想社会，给出了一系列完整的解决办法，主张阶级斗争：“我们所谓争斗是阶级的争斗……争斗强烈一点，那恶劣性多少也总可格外消除一点。”①《罢工底伦理的评判》，《觉悟》1921年3月6日。“古人只说真、美、善；不说利。可是他们却要衣、要食、要住。‘唯物史观’底动人，决不只是小人底贪利，精神病者底幻象。”②《我们底最高理想：美、真、利、善》，《觉悟》1920年9月20日。他也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为劳工们提出斗争的实际建议：“中国劳动问题第一步的解决，就是振兴正当的‘劳动联合’。”③《劳动问题第一步的解决》，《觉悟》1920年11月22日。“我们谈社会主义，也要作如是想，总要使一般群众引到有理想的一条路，才行！”④《劳动联合》，《觉悟》1920年12月30日。进而提出普通劳动、工业劳动、实业劳动“联合”及与资本家“决斗”的办法，号召每位平民参与社会的改造。

以佛突、陈望道、望道、道署名的文章中，体现的是陈望道作为马克思主义先驱、传播者的一面。这方面的自我建构随着年纪的增长、阅历的增加而不断丰富化、深刻化，成为后来陈望道形象的主体。

以晓风、晓署名的文章，主要用于发表感情充沛的文学性作品和杂感，如果说署名望道的文章是陈望道对外部世界、对社会现实的理性思考，那么署名晓风的文章则更多地体现他对社会风俗、妇女问题、⑤1921年8月3日《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创刊，陈望道任主编，他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便开始主要发表在《妇女评论》上，而不再刊在《觉悟》上了。文学和个人生活的感性内省，往往提出问题，却踌躇困惑，不知如何解决。这一方面是由于编辑《觉悟》的需要，“扮演”这样迷惘彷徨的人格来拉近与广大知识青年的距离，另一方面也是他内心柔软的写照。晓风是充满“爱”和“情”的，渴望造就一个“爱”的社会。他在《论爱——答闻天先生》中说：“我相信将来可以有更合理的社会，更幸福的人生……简单说：对于压迫阶级，抵抗便是爱；对于同阶级或更下阶级，协助便是爱。”⑥《论爱——答闻天先生》，《觉悟》1921年7月17日。至于如何既不暴烈地抵抗，又不完全不抵抗，晓风没有给出答案。

让望道与晓风承担不同的形象与文风，是报刊传播的策略，也是陈望道有意识地、主动建构自身形象的一部分。而从他行文附记中、题材选取上，可看出更多不自觉的个人建构。用一个字形容陈望道这时期的内心世界，那就是“痛”。身体上的病痛、身处旧制度的悲痛、反思“一师风潮”的精神苦痛缠绕着他，诉诸笔端，让我们看到一个“多情感”⑦刘大白给晓风的公开回信中写道：“你是个多情感的人。凡是多情感的，总多少有点毗于女性。”见《婚制底罪恶底悲感》，《觉悟》1921年6月28日。的陈望道。

陈望道多次在文中主动提及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他在给读者的回信中提到“因身日多病，竟致忘却”⑧《“作文法讲义”中的一个疑问》，《觉悟》1922年4月25日。“我现在感冒，喉狠干痛”，⑨《怎样做“劳动者底同情”？》，《觉悟》1920年11月29。甚至专门有一篇名为《病了》的文章，言学者多病是因“中国此刻真是人手太缺，这少数的几个人几乎须包办一切的学问”。

然而病痛、忙碌的肉体疼痛对他的折磨远不及精神上的痛苦。陈望道与张六妹是包办婚姻，陈望道长期与妻子分居并以兄妹相称，1921年6月，在娘家分居的妻子张六妹病故，他在与挚友刘大白的通信中悲痛地写道：“你晓得我底泪是不肯轻易流泻的，这次我竟几次啜泣呢！我满身浸着我也在其中的婚制底罪恶底悲感。”1921年六七月间，陈望道关注、思考着婚恋问题，写下大量随感录。“男子几千年来压抑了女性，使女性成了这样的景象，我们每看见我们社会上姊妹们的身理心理的缺陷，常觉着有一种罪恶的耻辱迫来。恨不得化身千万，让女同胞宰割，赎我几千年祖若宗不可洗涤的污浊！”①《男性所偿还的》，《觉悟》1921年6月29日。他将女性的遭遇、困境归因于男性的压迫，这本应属于全体男性的问题，但因其自身悲剧婚姻经历的缘故，而使他对女性怀有强烈的负罪感。这“悲感”②《答〈关于婚制罪恶感〉的两封信》：“我底悲感是现在婚制底罪恶感。”《觉悟》1921年7月4日。是属于个人化的情感体验。

反思“一师风潮”，事业未竞，革新者内部矛盾重重，则给陈望道不幸的婚姻生活之外更添一种理想前途未卜之痛。“一师风潮”后，浙江教育界思想大退步，提倡“读经子”，大谈“君臣之义”，陈望道在发表《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书》《何绍韩反省的时机》等文猛烈抨击之余，不免灰心感慨，在诗歌《送吴先忧女士欧游》中写道：“一年事业付东流，/只此盛情不休！/不休！尽向文化运动史中求！”

对这些痛苦，陈望道往往用“美”来消解、排遣。正如他在《美学概论》中写的：“人生，也是无论人生自身及其再现，都可以做美底内容……从最简单的，如个人底心理，或则喜悦、或则愤怒、或则悲哀等……都无不可。”③《美学概论》，《陈望道全集》第3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1页。他本人就极善于从生活日常中发现美，譬如诗歌《花瓣》，只有两句话，是陈望道与邵力子的对话：“伊底花瓣落在你底袖上了/把彼夹在《伦理学底根本问题》中罢！”④《花瓣》，《觉悟》1922年4月16日。诗后的附记讲述了这首诗的本事：陈望道与邵力子一同坐电车，车身震动，一位女士手中花束的花瓣纷纷落下，落在了坐在她身畔的陈望道的衣袖上，便有了这两句对话。这两句诗一语双关，在这段时间发表的一众文章中显得清新可人。⑤这段时间他的文章还有《浙江底空气》《灵和肉》《文学与生活》《看了共学社出版的某书》等，文中负面情绪较多。陈望道关注生活的细节感受，不论是身体上的病痛还是其他琐碎的美，他把对生命的体验放大后写入随感，并将这种体验的视角延伸到他人身上，细腻地观察、描写日常极为细微的片段。如以痛苦的感受反观他人：“现在女人多是家庭奴隶；现今劳工就是工钱俘虏：其拘牵、劳瘁有胜于我。”⑥《随感》，《觉悟》1921年3月22日。又如《小诗一首》，描绘了与友人对话的片段，⑦《觉悟》1923年5月6日。朋友间互相牵挂、熨帖的感情跃然纸上。

陈望道文学性质的作品中，特别注意日常细节的描绘。他寻找记忆中的温暖、美好来暂时忘却眼前的现实，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母亲。1921年夏，陈望道发表了大量关于婚恋、家庭、青年出路的作品，①如：《青年悲哀底原因》《女性底演说》（译作，原著堺利彦）、《记忆》《朋友》《罢了》《东方文坛因青年女作家而起的旋涡》《婚制底罪恶底悲感》《男性所偿还的》《文化与两性关系》（译作，原著岛村民藏）、《知与情》《答〈关于婚制罪恶感〉的两封信》《我底恋爱观》《易白沙在广东蹈海自杀》《“两个心”与“无心”》等。整体基调是晦暗的，他描述了诸多不幸，也饱含了自身经历的痛苦，回忆母亲无疑是这晦暗中的慰藉。

陈望道在外漂泊，孤独、焦虑、痛苦，需要被爱着的时候，往往会想到母亲，他在《慈母》②常特：《慈母》，《觉悟》1921年6月16日。一诗的附记中评论道：“力子先生将这首诗给我看，我读了也泪下如雨了！唉！谁想起慈母底这般神情会不泪下如雨呀！”该诗描绘的“儿已远去：/汽笛声声/泪珠如雨”的情形，想必与自身产生了强烈共鸣。母亲给他心灵的抚慰甚至让他把对母亲的敬爱推及所有女性，把自己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和呼吁归因于对母亲的深厚感情：“我觉得无论甚么人对于父母，如果没有特殊情形，总觉得母亲比父亲格外可爱可敬……因有这关系，所以我们底感情时常催促我们，替一般母性说一点话，就是妇女问题。”③《不能以常理论了！》，《觉悟》1921年1月27日。他寻找记忆中的温暖来暂时忘却眼前的现实，还移情他人，观照他人的生活状态，代入自己，《西泠路上所见》便是如此：“路旁的小弟弟真个别致：他说：‘妈呵，打了我底背，仔细痛了手上的你自己！’”

我们从《觉悟》上的文章中，能清晰地勾勒出陈望道的自我形象建构：理性、冷静，引领青年向前，却也感性、迷惘，不知往何处去；坚定地追寻理想道路，却也不免陷入困境；向生活琐碎处、回忆处排遣消解痛苦，有时也伴随着低回的感伤。

二

陈望道在《觉悟》上发表的文章可以清晰地对应到他现实的群体活动中去，即《觉悟》作者群体和早期中共党员群体。《觉悟》中的235篇文章反映了陈望道在这两个群体的活动及其交集，前者是明确、公开的，后者则是模糊、隐晦的。在这两个交际网络中定位陈望道，为我们考察陈望道形象的建构提供了更开阔的视野。

邵力子作为《觉悟》的主编，依靠个人的聚合力，凝聚了陈望道、刘大白、施存统等人为其长期撰稿，其办报宗旨立场明确，已有多篇论著研究。④参见员怒华：《五四时期四大副刊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张涛甫：《报纸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张坤：《五四时期邵力子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尹世尤《〈觉悟〉副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湖南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陈望道在《觉悟》中发表的文章的立场，与该刊基本一致，即推动新文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推动新文化方面的群体活动，值得注意的是陈望道的新诗创作实践。陈望道在诗歌领域的关注，几乎仅限于《觉悟》时期，受群体和时代影响显著。他创作的17首新诗，也带有明显的群体交际功能和实用目的，如针对“六二”学潮而发的《为什么》，《觉悟》上连续刊登了五首该题的诗歌，陈望道、叶楚伧、刘大白、苏兆骧、肖舫女士等人的这五首诗歌从揭露本质、同情遇难者、呼唤各界重视等角度声援学潮，立场鲜明。陈望道还在《觉悟》上探讨诗歌形式方面的“韵律”问题，散见于陈望道《旧梦诗序》《谈韵律》《感谢大白君申说补足我底〈谈韵律〉》、刘大白《评论：读晓风君底〈谈韵律〉》《对于晓风君申说“形式律”的一点意见》等文章中。陈望道将其关注的文法修辞、美学与对诗歌形式内容的探讨相结合，提出反对“因袭”旧人旧语的观点。①1924年，陈望道与刘大白等一同编辑《民国日报》另一副刊《黎明》，其中多发表现代诗歌，亦是一证。而此后，尤其是刘大白去世后，陈望道便不再涉足该领域。以平沙为笔名发表的新诗作品后多注明“青年创造社”。②该社团人员、主张、活动等尚不可考。可见，陈望道的诗歌创作受群体尤其是一二好友的影响极大，他的创作实践是诗社活动、群体唱和、公共意见发表的产物。在艺术领域也大体如此，艺术的小群体主要有陈望道、韩端慈、吴庶五、罗正璧、尤韵泉、张世玄等人。③见《韩端慈女士底生涯》，《妇女评论》1923年1月24日。

围绕在主编邵力子周围的作者群体以《觉悟》为平台，发起关于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以此构建公共知识空间。陈望道虽非“意见领袖”，但也积极参与了群体的讨论。譬如1924年，杨贤江发表《国故毒》一文批评澄衷中学国文会考的题目，杨贤江和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双方由此展开了关于整理国故的一系列论战。④论战的详细经过可参朱家英：《新旧文学的易地交锋：“国故毒”论战平议》，《求索》2017年第9期。陈望道作为支持新学、支持白话的一方，在《觉悟》上连续发表了《答曹慕管先生》《“老马”与“复辟”》《自称“研究新文学者”底文气谈》等文章，同杨贤江、邵力子、刘大白一道，与曹聚仁、陈晓钟等人辩论。这些文章大多是意气之争，对于需要怎样的国文教育、如何面对“国故”、如何面对新学和旧学等命题，则几乎没有涉及。

可以说，陈望道参与的社会热点问题讨论，大多呈现出为群体、为“队友”发声的倾向；与之相应地，即反对另一群体、反对“对手”。譬如《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女子剪发问题平议》一文对女性的论调是：“大都浑浑噩噩，头脑的简单，知识的饥荒，简直是和原人时代差不多。”陈望道在《还能看轻女子么？》⑤《觉悟》1921年4月24日。中驳斥了这一观点，反称《学灯》作者是“和原人时代差不多的男子”。又如在《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一文中，⑥《觉悟》1920年11月7日。陈望道逐句批评张东荪“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观点。同一期互相支援的，还有李达《张东荪现原形》一文。邵力子也跟进，发表《再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⑦邵力子：《再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觉悟》1920年11月8日。

实际上，1919年陈望道留日归国不久，即在他后来强烈批评的《学灯》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宣传人类平等、解放。时匡僧、俞颂华任《学灯》主编，①匡僧1919年2月—4月25日任《学灯》主编，俞颂华1919年4月25日—1919年7月26日任《学灯》主编，陈望道发表在《学灯》上的文章均处于这一时期。提倡白话文写作，关注新文化中的热点问题。1920年5月起，李石岑、郑振铎先后主编《学灯》，主张文化运动应远离政治运动，②李石岑：《述感》：“一种可疑惧之现象，即借文化运动以扩大政治上之活动范围事业。以政治活动为目的，文化运动为条件，则政治活动成熟之时，文化运动之内容，不堪问矣……从事政治活动之人，固不宜牵动文化运动之分子，而从事文化运动之人，复并有政治活动之色彩者，并非诚意之文化运动家也。”《学灯》1920年7月4日。介绍科学知识，研究到自由之路的方法。③郑振铎：《今后的学灯》：“（一）研究到自由之路的方法，（二）介绍关于哲学、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方面的知识。”《学灯》1921年8月1日。从陈望道为《学灯》撰稿到强烈反对《学灯》这一变化可以看出，陈望道参与文化运动是为了社会改造的政治目的，当走中庸、稳健路线的《学灯》与自己的理念相乖离时，便与其分道扬镳。

在与“对手”辩论的过程中，《觉悟》作者群成员之间不断加强彼此的认同感，联系更加紧密，在更多的领域找到共同话题，在交流与争鸣中不断靠近，成为“战友”。新南社便是一例。据柳亚子回忆，新南社的发起在1923年5月，共八位发起人，“除了我（按，指柳亚子）和十眉外，另外的人都是《民国日报》的份子。所以，也可以说，新南社是以《民国日报》为大本营的”。④柳亚子：《南社纪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0-91页。《新南社成立布告》中明确指出新南社的精神，是“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由此，亦知《觉悟》群体共同发声、反对《时事新报》《学灯》的目的便在于宣传社会主义。这一目的使陈望道既处于《觉悟》作者群体，又处于早期中共党员群体。在早期中共党员群体中，陈望道主要在教育、⑤如在党培养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任教员、在党创立的革命学校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到春晖中学、立达学园等地演讲，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战线上做工作，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之一，便是《觉悟》。

陈望道借《觉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形式是翻译日本进步学者的著作，有《马克斯底唯物史观》《劳动运动通论》《劳工问题底由来》《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四篇，集中在1920年6月至1921年8月。陈望道主持或参与《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等刊物的编辑工作也正在同时，这与他在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活动紧密相关。从内容上看，《新青年》《觉悟》中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文章均较为“温和”且一致，不涉及社会革命的宣传。如前述与张东荪等人的论战，在《觉悟》这个阵地上讨论了之后，时任《新青年》主编的陈望道收录了自己与邵力子的两篇入《新青年》，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8卷第4号。而没有收录李达较为激进的那篇。

相比之下，李达主编的《共产党》中的文章⑦《共产党》1920年11月7日创刊，1921年7月终刊，与《觉悟》中马克思主义倾向译文的发表时间一致。则“激进”得多。《共产党》中的文章不署真名，据陈望道自己的说法：“《共产党》月刊，起初我参加过工作，后来我转到文化教育方面去了，具体情况已记不起。”①宁树藩、丁淦林：《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纪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据此推测，陈望道应没有为《共产党》撰过稿。包惠僧曾回忆：“到1921年1月间……先后吸收了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入党，但是他们都是有职业的人，没有多少力量推动工作。”②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一大回忆录》，北京：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28-29页。李达的说法也与包惠僧一致：“陈望道教书也不管事。”③李达：《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思想斗争情况》，《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第114页。可以看出，陈望道与早期中共党员群体的关系不像与《觉悟》作者群那样联系紧密，他多参与文艺战线上的斗争，而较少参与具体的运动。1922年5月，陈望道脱离党组织之后，与这一群体几乎不再联系。

从陈望道之后脱离党组织、在文艺和教育阵线上战斗的选择上看，这一时期《觉悟》上那些探索、启蒙、唤醒民众的文章更加符合陈望道的实际想法，在思想倾向上，他更加贴近《觉悟》作者群。

还应看到的是，处于群体的陈望道不仅仅同“战友”一道“口诛笔伐”，不仅仅为宣传新文化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做“螺丝钉”“传声筒”，他在《觉悟》里还存在着不少观点较为“调和”的文章。譬如《讨论文学的一封信——整理中国文学和普及文学常识》④《觉悟》1922年11月12日。一文提出应审别伪书、考究版本，整理古书宜分段落、采用新式标点。与前述论战时的一味否定不同，这里对“整理国故”并不完全排斥，而是寻求怎样用新的眼光看待旧的内容。陈望道对传统文化的“暧昧”态度或可用群体主张与个人观点的调和来解释。为了抢占话语高地，抢夺读者资源，扩大影响力，诸多一致的观点持续发声十分必要，这也是为何陈望道的《“老马”与“复辟”》等文章并不就“整理国故”话题本身讨论，而是显得有些“意气之争”。

三

1924年之后，一件件突发政治事件纷至沓来，深刻影响了知识分子的心态，知识界参与社会事件的方式也不断变化，陈望道等早年积极推动新文化运动、热情宣传社会主义者，逐渐转入地下，转入边缘地域。1928年，陈望道在给汪馥泉的信中写道：“现在中国是在动，是在进向大时代去。”⑤陈望道1928年1月31日致汪馥泉的信，转见孔另境：《现代作家书简》，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第163页。“进向大时代去”既是前述陈望道形象建构的推动力，也是陈望道形象因个人心态、地域变迁、时代发展而变化的概括。

1920年，陈望道因“一师风潮”离开杭州来到上海，从闭塞保守的内陆到思潮涌动的口岸，地域的变迁、对比加深了陈望道对上海的认同，譬如他批评杭州过于陈腐、“沉静”的文化氛围：“文化的空气么，谁有闲工夫谈到这些呢？”⑥《浙江底空气》，《觉悟》1922年4月9日。从上海到杭州去，是“暂时告别人的生活”。⑦《往杭州去的路上》，《觉悟》1921年1月24日。上海多元的思想潮流、众多的社团群体，为陈望道提供了实现其抱负的社会环境，也让有相同理想抱负的知识分子聚合在一起，逐渐形成对周围人的“虹吸效应”，通过其群体交往可建构陈望道形象。上海开阔的文化视野从文艺题材、内容方面丰富着陈望道的形象，以“春华”为笔名的《觉悟》作品即为例证，内容涵盖日本诗人介绍、①参见《东方文坛因青年女作家而起的旋涡》，《觉悟》1921年6月15日；《东方文坛两种珍异的诗集》，《觉悟》1921年7月7日；《“文艺讲座”介绍》，《觉悟》1924年9月25日。德国戏剧介绍、②参见《德国表演派戏剧杰作在东京开演》，《觉悟》1921年7月7日。现代诗翻译、③参见《归雁》（民歌，原著霜田史光），《觉悟》1921年7月13日；《大水扬声》（原著贺川丰彦），《觉悟》1921年9月5日。西方文学名词介绍、④参见《文学小辞典》，《觉悟》1921年9月13日、9月15日。文学理论介绍，⑤参见《象征底分析》（翻译），《觉悟》1921年10月23日；《诗与文体》，《觉悟》1922年12月27日。等等。包容开放的城市精神也建构着陈望道的形象。

《觉悟》中从个人、群体、城市地域角度建构的陈望道的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变化甚至“消亡”。

20年代后期，陈望道已在文艺界颇有声望地位，身份、心态的变化促使他从感受者转变为思考者，在其文章中最直观的呈现便是文学性的创作逐渐减少直至完全消失，个人建构中感性的一面隐没下去。身份、心态的变化还促使陈望道在群体中从追随者转变为影响者，30年代的陈望道思想更为成熟，在语言文字领域作为领袖，组织起以自身为中心的群体交际网络。据乐嗣炳回忆大众语运动的发起，是陈望道邀请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等12人讨论决定了运动的方针后，又邀集各报刊编辑和部分著作者会谈，由陈望道主持。⑥乐嗣炳、杨景昭：《怀念陈望道教授》，《陈望道先生纪念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页。此时的陈望道已由《觉悟》时期百家争鸣的一隅走向引领时代思潮的中心。

正如陈望道寄予汪馥泉的信中所说：“我的不想说话只想做事久了的心，现在似乎也常想写一点。”⑦陈望道1928年1月31日致汪馥泉的信，《陈望道全集》第10卷，第202页。这通书信道出陈望道从20年代后期起，开始注重“做”而不是“说”了。他评价《镜花缘》时，明确用了“解决问题”一词，可见其从摸索改造人进而改造世界的道路，转变为结合现实找到可以深耕的“细分领域”，并在这一领域做具体的实事。30年代，陈望道明确提出“中国现在的文学，我以为应该大众化”。⑧《对文学大众化问题的看法》，《北斗》1932年7月20日。1934年，他创刊《太白》，与夏丏尊、叶圣陶、陈子展等人共同发起“大众语运动”。通过一系列有意识的、具体活动的推动，意图把文化从少数的精英层面交到民众手中。

陈望道总结五四运动时期和五卅运动时期时说：五四时期还带有浓重的个人主义倾向，然而到了五卅时期，群众的力量格外大。⑨陈望道：《五卅运动和文学的关系》，《陈望道全集》第6卷，第107页。他的行为也确如他总结的那般随时代而动。从《觉悟》到《太白》，伴随着陈望道身份、心态的变化和时代潮流的影响，他逐渐从文艺界边缘走向中心。在转变中，《觉悟》时期个人建构的陈望道形象之中，理性的那一面不断强化，从发现问题的“说”到解决问题的“做”；而感性的那一面则渐渐模糊，不再主动展示。因婚恋问题、出路问题的痛苦彷徨也随着他的再婚和找到了斗争方向而真正消解，后来标签化、脸谱化、成熟化的陈望道形象逐渐形成。可以说，“《觉悟》时代”作为陈望道形象建构的肇始和生长点，为我们研究之后的陈望道思想做了铺垫。

陈望道形象变化的过程中同样可以看到群体的作用。原先的《觉悟》作者群体由于政治立场分歧、死亡、地域相隔等原因分道扬镳，早期中共党员群体也由于陈望道的脱离组织而基本断绝来往。①能说明30年代陈望道与中共关系的材料极少，参见钱益民：《30年代陈望道与中共的关系》，《世纪》2019年第4期。取而代之的是聚集在鲁迅周围的左翼文艺群体和陈望道在各处任教职时的教师群体。虽然陈望道在《太白》时期的文章远不如《觉悟》时期多，但从实际活动中，能清晰地看到陈望道对群体的引领作用。譬如他在广西师专任教期间，掀起反对“文言复兴”逆流的论战，倡议开展“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等等。

可以说，“《觉悟》时代”是个人、群体甚至城市共同建构陈望道形象，而“《太白》时代”则是陈望道主动隐去自身个性，而以具体的活动影响群体。为了扩大影响力，他把目光甚至放到如何排版编辑这等细微之处，②《论游记要分版发行》，《陈望道全集》第6卷，第98-99页。研究大众的喜好。

回看《觉悟》，它不仅仅是我们了解陈望道20年代思想的窗口，更是全面建构了陈望道的形象，为我们理解其时代选择，理解其今后的活动提供了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