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南溟

在2020年9月13日的上海戏剧学院“艺术介入社区”工作坊中，我做了一个《作为跨学科的艺术社区理论：社区枢纽站对新美术馆学的再建构》的演讲，包括：一是关键理论讲解。以上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与社区的关系为关纽，来讨论“社区枢纽站”的实践，并且以“艺术社区在上海”在展览中的案例和“艺术社区理论”论坛中的核心观点呈现最新的艺术社区的动态，其中包括艺术家的“动员式艺术”如何形成，社区组织如何创新成为社工策展人，艺术管理学科如何通过进入社区领域的研讨而在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上发挥作用等。二是典型案例分析。具体通过宝山众文空间的案例来分析区级文化政策、管理与上海乡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还通过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和洋泾街道的实践案例来分析社会组织和街镇之间的“艺术社区”合作的过程。当然，除了分享这些案例，从理论上来回顾其出发点更有必要，这些案例都是从2018年以来的社区枢纽站实践出来的案例，尽管理论研讨还刚刚开始，实践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

一、用展览厘清概念：作为新美术馆学的社区美术馆

2020年8月8日我称其为“艺术社区理论”的发布日，“艺术社区在上海：案例与论坛”在刘海粟美术馆开幕的同时，也开始了用八个论坛议题持续讨论其新型概念及其实践，但这些实践连同它的概念一起都是尝试性的，或者说是将我们所要建构的理论引入到现场的实验。因为是现场的理论，其过程中会有很多对我们的检验甚至反馈给我们很多的问题。有关社区美术馆概念形成的实践过程也是一样的，从“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到“致力于平等的美术馆”，但如何让这样的理念进入实践，却仍然属于未来可能性而不是已展案例，像这次“艺术社区在上海”的文献展策划只是提供了概念与实践的讨论。当然其中也可以反过来讨论曾具有争议的“社区美术馆”概念。

美术馆与社区的话题当然不是近年来才提出的，但任何一个概念的形成都有一个逐步显现的过程，所以从“非物质”的角度来看，我们很难认定哪些概念最先是由谁提出的，甚至用文献来佐证——就像人们所习惯的文献考证那样，我们也无法肯定地说，我们看到的文献就是唯一的足以具有排他性的。所以以往所习惯的谁是首次提出某某东西的争论要让位于另一种讨论方式，即当一个概念和命题在现场出现的时候，就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看这个概念，而是要了解它的理论出发点是什么，它是如何组成内容和范围的。使用不一样，其概念的指向也就不一样；或者指向不一样，同样一个概念发展出了引申义。当然，在实践中调整和修改概念的词语结构，也是以内容本身变化为目的，而不只是以词语为目的。

曾经出现的美术馆与社区的关系，或者说社区美术馆提法的争论焦点是，为我们所实践的社区美术馆早就存在还是它才刚刚开始？有人宣称社区美术馆早就存在的理由是，美术馆早就存在于社区区域中并且成为社区的一个实体项目，这种说法没有错，但那是从过去的美术馆学或者直接称其为“老美术馆学”的美术馆主体来说的，它与以社区作为主体来建构社区美术馆的属性是不一样的。准确的区分是，前者只能表述为美术馆在社区中，后者直接称为社区美术馆。通过一个区域的一个大型美术馆的配置来带动它所属的社区，当然是美术馆的公共职能，但这只是老美术馆学所总结出来的理论主张，而社区美术馆的提法却是从新美术馆学中发展出来，它不再固定为地标式的美术馆中心主义，也不是通过美术馆来标志它与社区之间的高与低的文化等级制。如果我们用社会学的“助人自助”原则来引申的话，社区美术馆是“助社区自助”式的美术馆，它是打破了美术馆与社区的边界，用“日常人类学”的方式催生出“艺术社区”，所以在其功能和运作的实践工作中，“艺术社区”才为何为“社区美术馆”提供了最好的注脚。我们无法带着老美术馆学中所有的骄傲去说：美术馆与社区之间本来就是一体的，而事实上新美术馆学恰恰是批判了这样的老美术馆学的基础，在我们的实践中，再也没有像社区美术馆那样构成了对美术馆的批判意义了，它是批判理论在不断地批判美术馆体制的过程中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社区现场，以至于参与社群活动过程中的艺术家现在被称为社工艺术家，策展人现在被称为社工策展人。在社区做非中心化美术馆的内容，有了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沿着前卫艺术理论打出“前卫不死”的标语了，正像“物质痕迹与语境焦点”足以成为更前卫艺术那样，也就如我在中国博物馆公开课《博物馆与美术馆之间：展览策划中的文化遗产与当代批评理论》（2020年7月25日）中作的概要式陈述，它们是从我的“更前卫艺术”理论而来所形成的一系列命题的推论，诸如：（1）新闻即艺术；（2）美术馆是收藏思想的地方；（3）大家的美术馆；（4）社会现场就是美术馆；（5）每个人持续做一次义工，这就是艺术；（6）有社区就是艺术；（7）有社区就有思想；（8）有思想就有光。在这里，社区美术馆就是更前卫的美术馆，所以这里不需要用社区美术馆这个概念本身去争论，那是八股惯性的发作，而是要从更前卫艺术理论而来的更前卫艺术公共管理学来争论，因为这才是用社区美术馆这个概念并付诸实践的原动力。

二、当思想成为作品：刘海粟美术馆“艺术社区在上海：案例与论坛”的策划

让文献成为作品和让论坛成为作品是“艺术社区在上海：案例与论坛”在刘海粟美术馆展览中的策划方法，展览通过14项案例（每项案例中包括子案例，所以以项为计算）和八场论坛议题（每个论坛议题中还都包括子论坛，所以以议题来分类），组成了从艺术社区实务而来的“艺术社区理论”。

八个论坛主题分别是：（1）社区与社工艺术家身份：一种艺术生态与一种社会互动；（2）上海乡村与新江南：景观与图像的文化记忆与艺术乡建；（3）公共文化政策与管理的当下性：创新及文化法维度的立法：（4）新美术馆学与艺术社区：中国艺术管理的动态领域；（5）老年社会学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生活创意与艺术；（6）文化志愿者在社会治理中的运作：作为“美好社会”与公共行政的建构；（7）社区微更新与社会建筑：创意的历史在地性与主题多样化；（8）社工策展人与社区设计师：两个专业的对话。

“艺术社区在上海：案例与论坛”项目是通过案例来看上海的“艺术社区理论”思考是如何一点点成型的，也希望通过论坛来对本次项目所设定的八个议题有更深入的讨论。所以本次展览的总序为：

艺术社区是对那些在社区的公共文化生活与艺术项目互动后所形成的社区形态的指称，而本次“艺术社区在上海：案例与论坛”是为同类课题实践内容所作的“启动式”展览，也是以策展人视角选择的案例集成。通过展览对相关诸主题展开研讨，它先以上海为重点，回顾以往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研究和具体实践，更是从当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创新角度对此工作的推进。展览以一系列“艺术社区”案例为对象，包括近几年来在上海的社区美术馆项目、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专业学术的互动项目、文化志愿者与社会的合作，以及城乡社区微更新和各方创意理念等所形成的相关案例。除了在刘海粟美术馆的展览之外，还有在这期间滚动于各街镇的实体展。

正如展览主题所提示的，城乡艺术社区的创新不但作为一个持续的展览计划，而且将通过展览使其成为长期的实践项目。项目实施的同时需要更多艺术家、建筑师、社会工作者参与社区调研，激发更多人针对“艺术社区”的可能性进行社区实践。我们通过展览与论坛连接各个学科的力量，以案例研究为背景，为建构“艺术社区理论”提出新的思考。

展览在刘海粟美术馆的序厅、2号厅、3号厅、4号厅的空间展开，它的内容及分布是：

2号展厅：由“粟上海”的公共艺术与社区营造计划，“社区枢纽站”的专业学术与社会合作项目及参与其中的部分艺术家作品这两部分组成，呈现的是社区美术馆式公共教育与志愿者参与的运营案例，特别是2018年开始的两种方法，一种是依托于美术馆，另一种是依托于策展人而形成的项目实践。

3号展厅：由“专业团队×新浜乡居”“同济学生×上海乡村”和“FA公社/设计师民宿”三个部分组成，从建筑、规划与景观设计的专业来呈现乡村认识及在上海的乡建推动力。

4号展厅：展示了上海各街镇艺术社区活动的九个案例，这九个案例分别代表了：（1）公共文化在行政层面上的创新，如“宝山众文空间”“宝山市民美育大课堂”；（2）策展人、艺术家和设计师的“社工化”转型，如“边跑边艺术小组”“新华路敬老村改建”；（3）社区主体在公共文化中的创新力，如“陆家嘴‘不停车场’”“愚园路故事商店”；（4）艺术乡建在上海乡村的运作，如“崇明乡聚实验田”“金山水库村水库里”“闵行田园众创艺术社区”。

像论坛肯定是通过声音而形成文献，展览中的案例都是通过活动形成文献的，这类活动都在具体的社区现场，而对这些活动的过程所自然生成的思考用记录的方式呈现出来，使得这类展品往往以行动在社区而展览在美术馆的方式被聚集而获得意义，即展览是用来作研讨的，文献是用来引发研讨的。这种让文献成为“作品”，让美术馆展示“思想”的策划意图通过三个展区的前言作了提要。

2号展厅的前言标题是：社会美育与社区营造。

开始于2018年的“粟上海”与蔡元培先生在100年之前所提出的“社会美育”进行了衔接，就像当年蔡元培派刘海粟去欧洲游学，要求他回国后来建设美育那样——“粟上海公共艺术与社区营造计划”作为刘海粟美术馆发起的公共教育项目，以“社区美术馆”建设和运营为载体，打破既有的美术馆场馆教育的边界，拓展其外延，将美术馆汇聚的艺术资源通过有机转化，植入城市建设和社会美育中，探索设计在城市微更新过程中的促进作用，发觉每一处在地属性，构建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活动在社区营建中的积极意义，以期在全民美育体系构建中形成一种新的公共艺术教育范式。从展览展示的“粟上海·愚园”“粟上海·红园”“粟上海·大厦书店”这些案例中，探索社区文化表达的另一种可能性，也希望以此给大家带来更多新的思考。

区别于“粟上海”为社会提供文化生活创新平台，同样也是开始于2018年的社区枢纽站，是以专业学术与社会合作的方式来构成它的公共文化行动。从“边跑边艺术”开始所聚集起来的艺术家、策展人、艺术史论教授和学生团队，他们不但流动于上海的城乡之间，而且在专业视野中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行了创新式合作。这些专业人士原本活动在学院和美术馆范围之内，但因为架起了通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桥梁，使得这样的专家人群能够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体空间中策划当代艺术展览、举办相关论坛研讨班、编辑公共文化杂志、到乡村和街道居委会等地进行美育讲座和为市民举办公益性工作坊，并且在这样的社区美术馆工作方式中，形成了社工策展人、社工艺术家设计师概念和中国的新公共文化艺术管理学专家。

3号展厅的前言标题是：乡村认识、乡村建筑与规划。

3号展厅展示了最为鲜活的“新浜乡居”版块，是来自于上海市建筑学会、松江新浜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一次设计竞赛——“新江南田园乡居设计竞赛”。本次展览囊括了竞赛的一、二、三等奖及入围奖作品。它们从建筑单体、组团模式、环境景观等维度上呈现出对上海乡村记忆的挖掘及对创新设计的探索。竞赛的评审结果是由业内专家、职能部门管理者、村民代表及线上公众共同推举产生的。由于竞赛的部分获奖作品将会在位于上海西南郊的新浜落地建造，它将开启更为广泛的有关区域性与当代性视野、乡村性保持与高密度聚居、建筑环境与文化生态的讨论。

这些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展开乡村认识教学实践，课程分为调研走访、规划设计、乡建实践三个部分，从城市规划转向城乡规划中更为开阔的乡村大地，学生们通过深入的参与，开阔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培养自己的家园情怀。与“新浜乡居”对应的是这些学生们通过课堂上课程和在课堂后竞赛等多种途径，提供规划设计作品，描绘心中的未来乡村，在“全国高等院校大学生乡村规划方案竞赛”“上海市‘美丽乡村’青年创意设计大赛”等活动中获奖。

而展厅的第三版块《FA公社》，是通过FA青年建筑师奖呈现出民间力量推动乡村设计的途径。该奖项于2018年由《FA财富堂》朱旭东在上海发起，著名建筑师俞挺专业支持，但关联着全国的乡村改造项目，让青年设计师的创意设计能够实现落地，称为FA公社/设计师民宿。2018年该奖项发布后有100多名设计师报名参加，2019年评选出12个入围奖，最后从12位入围奖获得中评选出两位设计师获大奖。本次展览将这样的项目中所获得的成果作为一种上海的力量来思考。

4号展厅的前言标题是：公共政策、公共行政与艺术社区。

艺术社区来自于文化艺术专业人士的个体努力，不管是2号展厅的两个板块，还是3号展厅的三个板块，都可以看到专业人士的参与，但它不同于纯专业领域，这些专业人士都能作为个体在力所能及地参与到城乡社区的活动之中。4号展厅中有九个案例：（1）宝山众文空间；（2）宝山市民美育大课堂；（3）边跑边艺术小组；（4）新华路敬老村改建；（5）陆家嘴“不停车场”；（6）愚园路故事商店；（7）金山水库村水库里；（8）崇明乡聚实验田；（9）闵行田园众创艺术社区。与前两个展厅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展厅更广泛地表现出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所带来的艺术家角色的变化，如在宝山众文空间的案例中，它不仅是关于乡镇闲置空间的改造和利用，更重要的是可以直接将公共文化创新的内容送到家门口。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宝山市民美育大课堂的云直播面向全国。而在案例中的上海崇明、金山、闵行等，无论是社区文化商业综合体还是乡村建筑、规划和民宿产业，都包含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属性，而这些综合体正需要艺术专业人士的公益性参与。在乡村社区中，比如空心化乡村如何吸引城市人群的流动或居住？如何展开城乡老年人的公共文化服务？社区艺术的创新点在哪里？从公共文化服务人群上来讲，不同的区域，不同的项目有着不同的目标，如陆家嘴、新华路和愚园路的社区之间又有哪些工作可以展开？专业人士与工作实务如何进行理论分析？到了4号展厅，有关“艺术社区在上海”的方方面面思考呈现给观众的是：这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这是一种社会合作。相关案例还有很多，一次展览无法包含全部，类似的展览还会持续下去，这只是一个开头。

三、艺术家与广告公司的区别：艺术社区中的新公共管理可能性

在刘海粟美术馆“艺术社区在上海：案例与论坛”的第三场论坛《文化志愿者在社会治理中的运作：作为“美好社会”与公共行政的建构》中，我作了《艺术社区与情绪和直觉的劳动：一种艺术家志愿者而来的工作理论》的演讲，这个演讲涉及对工作的重新定义或者对韦伯模型的批判，特别是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管理中，就会更明显地显示出新公共管理的途径及其意义。如果我们确实需要将管理从韦伯模型转到公共人文主义的新公共管理，那么无论如何，“艺术社区”所带来的不只是艺术进社区，或者艺术在社区，而是从根本上在管理上的创新。我们无法说，韦伯模型要全部废除，但至少来说，以艺术带动社区从而显示社区治理的优势，艺术家及其艺术社区的工作（被我们今天的理论称为“社工艺术家”或者“社工策展人”）在这里显然会起到特殊的作用，所以我把“艺术社区”的艺术家行为所达到的艺术形态称为“动员式艺术”，它从根本上是对“参与式艺术”“介入式艺术”“互动式艺术”“对话式艺术”等相类似的新艺术形态在社会学情境关系上的再造，它的针对性在社区，但涉及的是新公共管理学科在这个领域的实践。

2020年我在西安参加一个城市复兴论坛并对我在刘海粟美术馆策划的“艺术社区在上海：案例与论坛”项目作演讲的时候，遇到了与会的一个嘉宾，他以前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还提起十几年前听我的课的情境。他从油画系毕业后就去德国留学，攻读新媒体专业，回国后在参与推动重庆的艺术园区工作，非常投入地在将当代艺术纳入到可纳入的空间。当我问他：你现在自己做作品吗？他回答：我自己的作品不做了，我在把艺术园区本身当作一件作品来做。这个学生就是属于受过前卫艺术理论思维训练、对“何为艺术”这个议题有前卫认知能力的艺术家。其实像这样的观点在当代艺术界早就是一个达成共识的结论，这也是“社工艺术家”“社工策展人”能够形成的艺术理论背景，所以社会学的“社工”关键词经过这样一种艺术实践，也被纳入前卫艺术理论中了，而原来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真正成为平行的艺术社会学。

社区作为社区艺术现场，哪怕社区自身没有反应过来，艺术家也需要去尝试，这是社区枢纽站得以启动的动力。尽管这样的说法还不会太容易被理解，就像现在的当代美术馆所展作品在20年之前也缺乏公众理解，甚至被习惯性地断定为不是艺术而加以排斥。这也等于说，今天的一部分艺术家又通过自己对“何为艺术”的反思走进了社区。当然“艺术社区在上海”项目的八场论坛，设定的一场一个议题从跨学科的逻辑关联上确实组成了“艺术社区理论”，艺术社区与新公共管理其实也就不仅仅是管理学所讨论的对象，因为涉及这样的艺术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在这样的艺术理论基础上继续产生出来的新美术馆学中的社区美术馆方向，也使这样的公共管理结合美术馆的艺术管理专业辐射出方方面面的可能性，也使在艺术社区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能得到更广泛的学理上的讨论。我们为什么说社区设立“社工策展人”是重要的，就是因为它涉及社区工作者如何理解艺术家在社区的工作，如果理解不了艺术家的工作属性，也就理解不了艺术家为什么会在社区做志愿者，当然不具备与艺术家合作的各种可能性。因为在艺术进社区工作中，我们面临的障碍是，艺术家的行为通常被混淆为广告公司在接单子，导致的结果是把专业的艺术和学术排除在艺术家的工作范围外，而广告公司为甲方服务成为主办方惯性化的态度。这是所有的有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创新政策一次次地推进不了的原因，尽管在运行上已经实行了社会力量的采购机制（当然不应该是文化公司、广告公司等商业公司，而应该是逐渐形成的各种非营利机构），所以社区枢纽站和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合作时，在这个公益基金会中设了社工策展人岗位，从社区的公共组织出发，进行着“艺术社区”的工作。

由于艺术家进社区（包括城乡社区）是有态度的，就是他首先是做自己所假设的事，这个时候他是艺术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执行者，类似于甲方向广告公司（尤其是小广告公司）提出要求的方式在艺术家那里会碰到困难，除非这个艺术家去接一个与自己的艺术无关的活来干，在专业领域之外的人看不出艺术家接活干和艺术家做自己的作品的区别，但在艺术专业界内部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所以也就有了艺术家在他的专业群体中的自律和工作上的区分，哪怕是不少打着公共艺术名义的地标性的东西，也会直接被专业界归到干了一个“行活”的位置上。所以现在的社区规划与艺术结合如果没有这样的专业分辨，也很容易被搞成以干行活来遮蔽艺术社区的社会美育意义上的现场。比如我在2018年刚开始社区枢纽站工作时，就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小广告公司的小经理来谈商业业务。一个“边跑边艺术”的项目，一开始就被承办方拿出什么图来，要求按照这类东西去做，而不是说让艺术家去做与他人不一样的，或者不要太像以前出现过的那种图像和装置（艺术家很忌讳拿别人的东西做）。面对这样的要求，我当时就很生气地离开了见面现场，并提供了拒绝的理由：“我是美术馆馆长！不是小广告公司的小经理！”像类似这种情况不能怪那些承办方人，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和艺术家合作的经验，而当最后行政主管部门在协调会上说，只要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上签上名字，其他的都尊重艺术家的自由艺术后，我们才总算在项目经费很不充足的情况下和艺术家们一起带着艺术乡建的热情，完成了第一次“边跑边艺术”。这是社区枢纽站启动“边跑边艺术”的第一次经历，尽管现在的边跑边艺术已经形成了一个艺术家志愿者的开放平台。

倪卫华在《文化志愿者在社会中运作：作为“美好社会”与公共行政的建构》论坛中作了《追痕：社会现场主是美术馆》的演讲，提到了他的创作态度与接活干的区别。也可以知道，只听甲方指指点点那样的事不在策展人和艺术家的工作范围内。倪卫华的《追痕》已经做了两年，其间有的地方想让他去画一般的墙绘（他们还以为倪卫华只是在画他们通常以为的墙绘），倪卫华的回答是如果画墙绘要付报酬（这个像广告公司在接活干），但也不会同意去画。而邀请我画《追痕》系列，我可以不要什么费用（倪卫华认为这是他自己的行为过程）。但在持续两年中，在倪卫华《追痕》中参与互动的有来自各个领域的志愿者，有些有出乎人们习惯认识的效果，比如社会上有不少做艺术疗愈的，通常以为什么什么艺术是有疗愈功能的，但不会认为倪卫华的“追痕”行为也会有疗愈功能，而事实上就有参与者体验后，觉得对他是有疗愈价值的。所以，这样的在实践中形成的案例，其实是对所谓标准的一次突破。当人群、情境与交往的兴奋点都是不断地在可能的情况下变化的时候，艺术家的个体实践到了社区，也会让社区成为一种社会实验室。而不是简单的动不动就说我们要引进一个艺术IP那样简单，或者我们要做一个代表什么什么的风貌来，等等，这类做法都是广告公司式的而不是艺术家式的，甚至是广告公司的“山寨版”。有些广告公司的套路其实在“艺术社区”工作中不但不必要照搬，还需要改掉，比如类似于广告公司动不动就提供效果图那样，或者PPT做得很商业化地好看，这类工作能简化就简化。在专业美术馆，除了很大的展览外，一般都不做效果图，而只作为大致的规划。因为作品与墙面、作品与空间的关系是很错综复杂的，它有很多是通过视觉和心理来加以调整的。对一个机构来说，它与策展人的合作都是策展人有专业经验，而且还有在现场变动的可能性。对于小展览，我们在布展之前早已根据经验，把作品的数量与墙面上的距离一看就明白了。要尊重策展人和艺术家的想法，尽管工作中常被提起，但真正进入行政领域的时候，它不是那么地顺畅，特别在社区管理部门中，怕出错是主要的动机，但没有艺术专业背景的管理者无法与艺术家沟通是更重要的原因。

所以“艺术社区”可以通过艺术家和策展人，把工作做出新公共管理的气质来。它至少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去实践，而且现在已经在实践中呈现出需要关注的现象，并且艺术管理需要延伸到社区的研究和实践，包括：（1）情绪劳动与公共部门再造。新公共管理学对工具理性科学管理的批判，导致了它不是以管理部门的职能导向，而是以顾客为导向，以结果为导向，所以它关注市民与社区的关系，尤其关注对市民参与在后现代社会以后的公共服务伦理，在社会行动中所提供的社会价值中的个人道德阐释，这个过程也导向了政府的无缝隙化。（2）公民治理与公共服务职业者。从公共治理的公民、代议者和公民服务职业者三方来说，社工策展人岗位的设立是一个新的公共服务的职业，它可以让社区治理进入艺术社区治理。（3）公共社会组织与志愿行为的动机。这个涉及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与对志愿者的要求，包括志愿者有不同类型，除了为简单生存的，还有满足于外在认同的，和有内心需要等复杂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工艺术家是一群有待于被社会重新认识的艺术家，因为他以一种内在需要为目标而行动。如果我们对志愿者动机有了分类了解，也就有了形成艺术社区理念的基础。

所以说，艺术家参与到艺术社区工作中，不能把艺术家意愿与社区委托广告公司作为第三方服务的习惯做法混淆起来，事实上，艺术家的工作与广告公司行为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性质，社区管理部门对艺术家工作属性的了解，对如何与艺术家志愿者合作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也是艺术社区真正有创意的开始，或者说，如何认识艺术家的志愿者行为，使其成为一种真正的艺术社区工作，是社会管理部门需要从工作理论上作更新的了解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2020年11月16日发布《上海市民政局关于落实“人民城市”理念 加强参与式社区规划的指导意见》后在微信朋友圈中留下这段话的理由：“有了艺术家，才不至于将社区规划变成新一轮工程包工头和商业广告公司在接活干，这个在参与式社区规划政策实施中要留意细辨。”社区枢纽站从2018年初开始，我就用了“更前卫艺术”理论派生出来的“动员式艺术”来参与到社区，我说艺术家是政策的早鸟，现在更可以说，艺术社区是“参与式社区规划”的前提，而且艺术家也是社区规划的最可先行的早鸟。艺术家的行为特点是，他不会一开始就成为形象工程，而且事实上也不会有发生偏差后无法纠正的后果，它是临时的，以提供可调整的和低成本的艺术氛围，并且如果是从景观（应该是社区规划）与教育（应该是更广泛的艺术社区的社会美育）两个部分来说，教育要比景观规划难见效得多，通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当然现在可以改为“一年树木，十年树人”），观景与教育彼此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因为艺术通过互动，更是与市民构成一种美术馆的公共教育，或者说在美育上的互动。所以说，从理念上来说，它不是景观而是教育（或者是蔡元培提出的社会美育）；从主体来说，它不是商业设计师而是艺术家、规划师、建筑师、设计师等做业务的专业人员的一个技能，当他们被要求为首先是个艺术家的时候——这个艺术家其实就是指他首先有这样的意愿把这个活做成自己的一件作品并以此为目的，这样才会有他的主体性和创造力，然后提供给社区的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活”。

理解艺术家和广告公司的区别，对开展社区的艺术项目是至关重要的，艺术家应当作为首选。当然，社会学的引入可以让艺术社区及其规划制订在专业前提下作动员式组合，而对社区差异性的重视，并作出差异式创新，它又是人类学的方向。在这样的前提下，它如果是有助于艺术家的创造力和自我作品的实现，那么就意味着艺术家在实践中本能地在利益面前的获得会降为其次，因为他知道作品的实现即是他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