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复宁

丁山，原名丁增煕，字山父，号山文，又号敬之，1901年生于安徽和县。丁山先生一生致力于甲骨文与金文、商周历史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曾执教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山东大学等院校。丁山先生藏书甚富，而作为学者型藏书家的丁先生往往在藏书之上加以序跋、题记等，王笃堃先生曾汇集整理山东大学图书馆藏丁山先生捐赠图书上所附手书题跋，成《丁山藏书题跋辑考》一文，为后人考论丁山先生的学术取向、学人交游提供了宝贵资料。但丁山先生一生坎坷、辗转多地任职，其藏书多有散佚，部分附有丁氏题跋的藏书未能被山东大学图书馆收藏，因而《丁山藏书题跋辑考》所录题跋仍有进一步补辑的空间。

二零二零岁杪，余于济南中山公园旧书摊购得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一册，此书系潘公展、叶溯中主编“当代中国学术丛书”之一，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由胜利出版公司印行。该书第一页“凡例”左侧有毛笔行书跋语一则，竖排共四行，未署名，亦未钤印。但由跋语中所提及的人物、时间、地点等信息可知系丁山所作。此外，该跋语的书法风格与影印本《丁山日记》中的丁山字体相同，也可为此跋系丁山所作的观点提供佐证。现将跋语过录于下：

卅七年在硖石，以急需泳沂师著《史学方法》，函沪干卿兄代买。宝钧弟遍寻不得，乃以此书寄山，乱时得书之不易可见。两书虽有区别，但亦可以羊代牛也。

卅八年元月十日记。

跋语中提及的“泳沂”，为陆懋德别号。陆懋德(1888-1945)，字咏沂、用仪，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介绍陆氏籍贯时称其为“山东历城人”。但曾经见陆懋德《孙子兵法集释》一部(民国四年商务印书馆天津印刷局印行)，书前署名为“会稽陆懋德集释”，而同样为陆氏著作的《周秦哲学史》，则署名为“济南陆懋德”。陆氏籍贯的龃龉之处，可由其生平经历中找到解释。陆懋德《评梁任公国学入门书目》中曾言及自己的求学经历，其中有“吾师姚先生永朴”的语句，按“姚先生永朴”即桐城姚永朴，由此可知陆氏与姚永朴有师生之谊，但在目前见到的相关材料中难以确论陆懋德究竟在何时何地师从姚永朴问学。姚永朴为桐城派正宗，光绪二十年顺天乡试举人，一生辗转多地授徒，但姚氏一生未曾在浙江境内任教，这与陆懋德所署“会稽”籍贯不合。但值得注意的是，姚永朴曾于光绪二十八至二十九年(1902-1903)执教于山东高等学堂，其时陆懋德约14、15岁，这与陆氏称自己籍贯为“济南”的史实存在着关联。年仅十四五岁的陆氏在山东就读，其来到济南的时间当较此为更早，那么陆氏将济南作为自己的籍贯也就可以解释了。至于会稽，当为陆懋德的祖籍，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地。陆懋德辞官从教后“历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等校教授”，并未正式执教于丁山就读的北京大学。因此丁山称陆懋德为“泳沂师”，很可能是丁山在京期间曾旁听过陆懋德的课程。陆懋德一生著述颇丰，丁山跋语中所谓“《史学方法》”所指当为其《史学方法大纲》。在此书的自序中，陆懋德谓“余昔年在北京清华大学、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均曾主讲史学方法，每于援引吾国旧说之外，多采取西人名著，以为补助”“及余避地西北，仍以是为教。友人杜毅伯先生见而善之，因嘱独立社主人购其讲稿，印行于世”，落款为“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陆懋德记于国立西北大学”，可见此书是在其讲义的基础之上编写而成的。

跋语中提及的“干卿”，为潘公展之字。潘公展(1894-1975)，原名有猷，字干卿，号公展，以号行，湖州吴兴人。今存《丁山日记》多有阙失，其中未能找到与潘公展有直接关联的内容。由丁山的师友交谊来看，二人之所以建立联系，起到纽带作用的是顾颉刚。丁山1926年在厦门大学与顾颉刚相识，考《顾颉刚日记》中提及丁山的最早记载为1926年8月29日：“与丁山往太古埠头接伏园，同归校，洗浴。到贵定、泽宣处略谈。到子才、楚青处，未晤”。 但顾颉刚与丁山最初产生交集应在此前，1921年顾颉刚便已到北京大学国学门任职，邀请他入职的便是丁山的业师沈兼士。此时丁山已经开始了他在北京大学的旁听生涯，嗣后的1924年更是考入国学门师从沈兼士。由此来看，丁山与顾颉刚在北京便应已相识，此后建立起了较长时间的交谊。《顾颉刚日记》中多有与丁山相关的记载，丁山自己也认为“使余学问上激起变化，而渐入史学研究者，则所受顾颉刚先生影响最深”。顾颉刚与潘公展也多有联系，考《顾颉刚日记》中提及潘公展的最早记载为1941年10月9日，“到实验剧院参加文化界庆祝国庆会。听广播电台音乐组奏国乐。与潘公展谈”。 此后顾、潘二人联系日益密切，特别是在1943年陈立夫主持筹办“中国史学会”及学会成立之后的运作中，顾颉刚与潘公展多有交集。1943年，时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筹办“中国史学会”，于当年3月24日正式成立。据顾颉刚所记，“三时，开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予任主席”，而“中国史学会”实际上便由陈立夫、潘公展在幕后操纵，而以与陈、潘二人关系密切的黎东方为台前傀儡。实际上，黎东方“抢作秘书”的背后便是潘公展的推动。黎东方担任秘书职务后，潘公展拜托顾颉刚“向中国史学会的诸位先生建议，共同编出一部《中国历代名贤传》”。1943年4月6日，顾颉刚“与天挺、循正、从吾同到飞来寺潘宅吃饭，谈编名贤故事集事”，“飞来寺潘宅”即潘公展居处。顾颉刚为这一丛书编写了《秦始皇帝》一书，由潘公展主持的胜利出版公司于1944年9月印行。

跋语中提到的“宝钧”，所指当为郭宝钧。郭宝钧，字子衡，为中国近代著名考古学家，1893年生于河南安阳，192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嗣后任职于河南省教育厅。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首次对殷墟进行发掘，郭宝钧以河南省教育厅代表的身份参与此事，这也是郭氏踏入考古学界之始。1930年，郭宝钧经董作宾推荐，正式转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业从事考古发掘工作。而丁山于1929年8月至1932年7月同样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专任研究员一职，二人产生交集应与这段任职经历有关。

丁山生前藏书甚富，这部分藏书可以作为考察丁山学术活动的重要参考，从中所窥得的丁山知识结构、阅读趣味，为研究丁山学术思想、理解其学术著作提供了依据。与此同时，这些藏书还具有文化史研究的价值，对于考论民国时期学人的藏书活动颇有助益。今见《丁山日记》系以丁山生前日记原件影印而成，其中有相当的阙漏。如此书跋语中记述得书缘由时所称“卅七年在硖石”的史实，在其日记中便未能找到相应记载。这样看来，书前的跋语可以帮助我们考论丁山生前的行迹信息，补出民国三十七年(1948)丁山的活动轨迹。

丁山先生1947年应赵太侔邀请执教山东大学，“于九月十九日，携眷登华联轮，廿一晨登青岛岸。初寓欧阳路山大第二公社，后迁鱼山路第一教授公舍”。 此后丁山再未离开山东大学，最终于1952年1月于青岛归于道山。此条跋文写成于“卅八年元月十日”，也即1949年1月，此时丁山先生恰在青岛，也可以解释此书最终现身于旧书市场的结局。据丁山先生后人回忆，“1957年母亲陶梦云从安徽和县城南郊运了三十二箱书，捐献给了山东大学”。 由跋文落款时间与丁山先生家乡藏书的下落可以推测，该书为丁山先生任职山东大学时随身携带之书，去世后不知因何，最终流落于济南书肆之中。丁山生前藏书多钤有藏书印，仅就山东大学图书馆所藏图书来看，便有“曾在丁山处”“丁山”“丁山之鈢”“丁山之珎”等。其中“曾在丁山处”之语颇为通达，正所谓“书曾经眼即我有”。但这一印文又颇类谶言，似乎预示了丁山旧藏的流散。幸而这部分流散出来的旧藏并未彻底散佚，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丁山先生曾经的跋语手泽尤新。透过斑驳的书页，似乎还能看到丁山当年苦读的身影，而这也是藏书本身所具有的“与前代藏书者对话”的别样魅力。